“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在中国虽然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中药老字号，但最有名的被大家公认的只有“两家半”，北京的同仁堂算一家，杭州的胡庆余堂算一家，广东的陈李济算半家。而同仁堂与陈李济的古建筑包括作坊已被全部拆掉，换成新造的房子，没有传统特色，只有胡庆余堂保留了下来。古朴中隐现着几分神秘，优雅里蕴藏有文化积淀。
胡庆余堂是当今著名的老字号之一，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国药字号，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徽派商业古建筑群。胡庆余堂是清末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巨匠、摹江南庭院风格耗白银三十万两所建立，整座建筑犹如仙鹤停驻在吴山脚下。胡庆余堂以宋代皇家的药典为本，选用历朝历代的验方，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一直到今天仍为中外人士所喜用。
在悠久的历史中，胡庆余堂沉淀的丰富独特的文化，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之精华。胡庆余堂承载着时代的风云，从创建到兴盛，从变故到黯然，从新生到繁荣，历经了130多年的历史沧桑。枯海桑田，世事多变，但胡庆余堂的基业没有动摇，它的灵魂没有漂移，它的风采依然如故。它得宠于皇宫，取信于万民，世世代代依旧传播着“江南药王”长盛不衰的故事。
字号缘起——受医之欺，胡雪岩建庆余堂
烜赫商人，投资药业
在杭州秀丽的吴山北麓大井巷，坐落着一片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国药号。
胡庆余堂古建筑群高墙大门，气象凝重；设计别具匠心，通体宛如鹤形，门楼像鹤首，长廊似鹤颈，大厅若鹤身，用材讲究，雕绘精巧，典型古朴。并伴有小憩观赏之方亭、“美人靠”曲桥与喷泉等。
胡庆余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内藏文物160余件，由陈列展厅、中药手工作坊、养生保健门诊、营业厅与药膳厅等五大部分组成。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国药字号，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徽派商业古建筑群。游览者既能博览中医药宝库之精华，又能观赏“江南药府”古建筑之风貌。
那么，这片古建筑群到底是谁建造的呢？他不是别人，正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庆余堂的创建者。
说到胡雪岩，那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小时候他的家里很穷，靠帮人放牛为生。年龄大些后，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后来，东家看胡雪岩聪明能干，就提拔他分管“外场”。所谓外场，俗称“跑街”，相当于业务员，大街小巷去拉存款、放贷款。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结识了患难知交王有龄，也是因王有龄，胡雪岩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当时王有龄用自己所有的钱捐了浙江盐运使，却始终无钱进京。而又身处异乡，无亲无戚，所以身陷困境。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将自己千方百计讨回来的五百两银子送给王有龄，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这五百两银子本是钱庄的死帐，胡雪岩完全可以不声张，但他还是告诉了管帐的伙计，并说以后由他来还。结果老板知道这件事后将胡雪岩给开除了，胡雪岩开始四处流浪。
后来王有龄在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为报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官职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其他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此外，胡雪岩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由于胡雪岩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成为烜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
胡雪岩随着地位的节节攀升，也学会了凡事讲排场，摆阔气。他曾耗资约二三百万两银子建造了一处府邸，被称作是“江南第一豪宅”。他有12房姨太太号称“十二金钗”，府内造十三楼，分别让给12房姨太太和原配夫人居住。
胡雪岩如此巨富，为什么会建造胡庆余堂呢？据说，胡雪岩是“一怒创堂”，而这传说又有两个版本。
版本之一强调胡雪岩孝顺母亲，是大孝子。
某年夏天，胡老太太中暑。胡雪岩是孝子，发了大财后变成了大孝子。母亲中暑，胡雪岩忙请来郎中，开出药方。他反复叮嘱随从，快快把药抓回来。随从去抓药，整整两个时辰才把药抓回来。
胡雪岩大怒，把随从骂了个狗血淋头。随从挨了骂，一肚子火气，便把火气往药店伙计身上泄。他解释暑天病人多，抓药的人多，药铺都排长队。接着便表功，说自己为了尽早把药抓回来，插队往前挤，说明自己是为胡老太太抓药，要快点把药送回去，但药店伙计一点儿不通融。然后，随从挑拨离间，对胡雪岩说：“那药店伙计不知天高地厚。他说谁家没有老太太？要想快，你们胡大爷自己开一家药店不就方便了!”
胡雪岩气得直跺脚：“他欺我开不起药铺么?我就开一家给他看看!”
此为第一种版本的传说。“一怒创堂”传说的第二个版本与美女有关。
据说胡雪岩新纳了一个美貌小妾，十分宠爱。一次，小妾生病，胡雪岩命随从到望仙桥叶种德药号去抓药。胡雪岩非常关心小妾，药抓回来后，先仔细检查，才能让小妾服用，生怕有什么闪失。结果发现其中有一味药属于以次充好，不是上等药。
这原本没有多大关系。只因太宠爱美貌小妾，胡雪岩容不得药有丝毫的质量问题，便命随从去调换。其时药店生意正忙，伙计腾不出手来调换，便打发随从说：“本店就只有这种药，要换好药，你家胡大爷自己开个药铺，什么好药没有!”
随从白跑一趟，回来便添油加醋地把药店伙计的话复述一遍。胡雪岩一听，照例是跺着脚骂：“可恶之极！怎能拿人命当儿戏，莫非真的看我胡雪岩开不起药店？”这一怒，使胡雪岩立志要开一家比叶种德堂更大的药店。
清同治十三年（1874），胡雪岩开始筹建庆余堂药号，光绪三年（1877）在大井巷内建造店铺，光绪四年（1878）春，胡庆余堂“雪记”药号正式开张营业。
数年后，胡庆余堂不仅超过叶种德堂，而且与北京同仁堂并驾齐驱，成为南北齐名的国药号。当年叶种德堂的小伙计不过是信口一说而已，他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胡雪岩会真的开起了药店，而且，就在80多年之后的1958年，胡庆余堂居然兼并了叶种德堂。
江南药王，声名远扬
中国人素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传说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一般而言，中国人一旦自己事业有成，不由自主的，便会想到“兼济天下”。
胡岩岩在事业大红大紫之时，他想到的就是如何“兼济天下”。
胡雪岩一生做了许多善事。有些事情都成了定规定例，每逢战乱及荒年，他设粥场、发米票、施药品。天寒地冻之时他施棉衣，直到他破产那年，也没中断过。他做的这些好事，使他在江浙一带得了个响当当的“胡大善人”的名声。光绪《杭州府志》载道：“光墉性好善里中，善举义事，皆力为之。”
胡雪岩曾两次东渡日本，发现我国不少珍贵文物流失到东瀛岛国。他不惜重金购回这些珍贵文物，仅一次就购回古铜钟7口，至今有一口铜钟还放在西湖岳庙内。铜钟上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
胡雪岩为了慈善事业施药治病，也把眼光投向了医药业。药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济世”的行业。胡雪岩所处的年代，战乱频繁，大量难民涌入杭州，贫病交加，胡雪岩心里不好受。左宗棠军队出关征战要胡雪岩购粮备药，胡雪岩派人去叶种德堂药店，叶种德堂没有把刚发迹的胡雪岩放在眼里，应付了事。胡雪岩托人四处采办，方将药买齐。有人劝胡雪岩办药店，他还不断收到索药求医的来信，由此萌动了开药店的心思和兴趣。在以后的十余年中，胡雪岩免费向社会各界施舍防疫药品，还为左宗棠军队研制了“诸葛行军散”等药。
由此看来，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合乎情理。前文所说“一怒创堂”的传说，可能确有其事，也可能是后人杜撰，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没必要去考证其真伪。商人发了财，办药业，既“济世”，又赚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
当然，这两个版本的传说也有价值，说明胡雪岩创建胡庆余堂之时，确实财大气粗。中国自古以来药店都很多，包括许多老字号在内，其初创阶段，总是从点滴积累开始，小本经营，逐渐发展，经过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艰辛努力，终于成了气候。胡雪岩却不用经历这些小本经营的原始积累阶段，从这个角度讲，胡庆余堂很可能算得上是独此一家。胡雪岩有的是银子，胡庆余堂创办开张之初就是大药堂。从小药铺开始做，可以慢慢积累经验，汲取教训，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把生意做大。而开始就干大药店，若没真本事，那就是拿着银子开玩笑。
当然，胡雪岩早就看好了其中的商机，也为此准备了多年。
首先，浙江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优越，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属于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不愁原料。
另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席卷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处于战火之中，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各地瘟疫盛行，对药品的需求量相当大。
还有重要的一点，由于战乱、灾害、瘟疫，在胡雪岩生活的年代，中国人口竟然处于负增长状态。据资料，咸丰元年(1851)，中国人口超过四亿。到光绪元年(1875)，中国人口竟下降到三亿二千万。
处于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有良知的人，只要有能力“济世”，绝对不应该袖手旁观。胡雪岩决计办药店，但他是干钱庄出身的，对药业可谓一窍不通。胡雪岩为创办药店，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掌握了丰富的药学知识。更可贵的是，他还有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这精神贯穿他的一生。
1874年，胡雪岩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间头设立了胡庆余堂雪记药号筹备处。凭着他的财力和名气，很多人都愿意帮忙。众多名医、药商接受邀请，百川灌海，汇聚一起，共商药店大计。
众人提了很多意见，胡雪岩总觉得没跳出一般药号的老套。余天成是江苏松江“余天成药号”的经理，也是胡庆余堂的股东之一。他提出一条建议：开药店属“仁术”。不应该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而是要有长远规划，具备全局眼光。具体地说，不要仿照一般药号，收进药品，再批发出去，赚取利润。应该下大本钱，建药厂，并建立药厂、药号、门市一条老的综合实体。
胡雪岩赞同了这个建议，胡庆余堂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产销一条龙的综合实体。药厂设在杭州涌金门外，占地十亩，下设分厂。营业场所选在杭州吴山脚下大井巷，共购地八亩。该营业场所建筑高大宏伟，自1874年购地，历经四年，至1878年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建成开张，建筑面积约一万二千平方米。
古人相信风水，胡庆余堂建在吴山脚下，这是胡雪岩看中的风水宝地。吴山在西湖南面，相传春秋时此处为吴国的南界，故而得名。吴山上佛寺很多，每年春夏之间，在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善男信女们成群结队，涌入杭州，到各处山上的寺庙烧香还愿，热闹非凡。《杭俗遗风》载：“城中三百六十行生意，一年中敌不过春市一市之多。大街小巷，挨肩擦背，皆香客也……各色生意，诚有不意计者矣。”
在古代，这类因烧香拜佛者聚集而形成的商业性集市称为“香市”。吴山香市规模大，人流多。胡庆余堂所处的大井巷，是人们登吴山的必经之路。胡雪岩，确实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用现代的话来说，大井巷是经商的“黄金路段”，为商家必争之地。
制药方面，胡雪岩广请浙江名医，搜集大量的民间秘方和古方，参照《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整理出四百多个验方，采办各地药材精心研制，推出十四大类独具特色的成药，药效良好。
胡雪岩还非常具有广告意识。胡庆余堂专门制作一批号衣，上面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胡雪岩雇了一批人，穿着号衣，带着避瘟丹、痧药之类的“太平药”，守候在水陆码头，向下车登岸的客商、香客赠送太平药。
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外地人离开杭州，就把胡庆余堂药号的药带回了故乡。在这方面，胡雪岩很舍得花大本钱。据说，在胡庆余堂开张后的三年里，单是施药送药一项，就花了十多万两银子。他还在《申报》等媒体上登广告。印刷了大量的《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
没过多久，胡庆余堂就闻名遐迩，誉满天下。于是就有了“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的说法。这些成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胡庆余堂是广告宣传炒作出来的，胡雪岩财大气粗才是不争的事实。胡庆余堂开业以后，因其货真价实门类齐全，故此也被誉为“江南药王”。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从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到明、清两代，清河坊一带形成了一条药铺长廊。其中如南宋的保和堂、明朝的朱养心膏药店；晚清的“六大家”胡庆余堂、叶种德堂、方回春堂等。胡庆余堂全面继承了南宋官方制定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制药技艺和行业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讲，杭州是“古代中医药典”的发迹之地，而胡庆余堂则秉承了这一良好的传统。
胡庆余堂以宋代皇家药典《太平惠民和济药局方》为基础，收集各种古方、验方和秘方，并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精心调制庆余丸、散、膏、丹、胶、露、油、药酒方四百多种，著有专书《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传世。至今仍继承祖传验方和传统制药技术，保留了大批的传统名牌产品。胡雪岩故世后，胡庆余堂曾数次易主，但店名仍冠以“胡”字，“胡庆余堂”信誉声名远扬。
胡庆余堂的字号原作“庆余堂”，后人为纪念胡雪岩而加一“胡”字冠以店名。对于“庆余堂”这个店号和题匾，胡雪岩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庆余堂”三个大字本是南宋宰相秦桧在秦府落成时书写的“余庆堂”手迹。秦桧在宋金对峙的形势下，主张向金称臣纳币，主持和议，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尽忠报国的抗金名将岳飞，结果被后人铸成反剪双手、面对岳墓而跪的铁像，还落得个“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千古骂名。不过，秦桧品德不好，但却是一个大书法家，宋体字的形成有他的苦劳，而且他在北宋末年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两任宰相，前后执政19年。特别是谋杀岳飞一案更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虽是遗臭万年，但几乎家喻户晓。胡雪岩原欲取其名为“余庆堂”，其意取自《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因为秦桧用过余庆堂，所以胡雪岩将“余庆堂”手迹颠倒为“庆余堂”来用，除了欣赏秦桧的字，还隐含从反面利用秦桧的名人效应的因素，实际上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
现在看来，胡庆余堂店名起得着实好。胡——《诗经·周颂·丝衣》有言：“不吴不敖，胡考之休。”这里的胡字意为长寿。庆——《盐铁论．诛秦》日：“初虽劳苦，卒获其庆。”庆，意为福。余——李白《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有诗：“城荒古迹余。”这“余”字便是遗留、遗存的意思。“胡庆余堂”既合胡雪岩之姓氏名份，又与药号的营业特色相称，别出心裁，又很具文化品位。使之一开业就对顾客心理产生巨大影响，因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不过，民间传说“庆余堂”这个字号却是为一个人而起的，那就是胡雪岩当初开店之时的一位姓余的账房先生。
胡雪岩当初决定在杭州开爿药店。因为自己外行，所以需要请一位懂行的账房先生，能帮助他共同经营。经友人推荐，胡雪岩先后请过四位老先生，个个都称得上精明能于、算盘珠子投得噼噼啪啪响，可全都不合胡雪岩的意。有一天来了个余姚人，自称姓余愿应聘为账房。胡雪岩与他谈了之后，余先生冷冷地说：“你在三年内就想赚钱翻本，我办不到，还是另请高明。”
胡雪岩从这几句话里，听出点味道来了，连忙挽留。但他还是故意说：“常言道：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做买卖嘛，能不为了赚钱吗？”
余先生正色地说：“急于赚钱和正当赚钱是两码事，急于赚钱的，见钱眼开，只知道拼命地捞；正当赚钱的，就要重视信誉，细水长流。你看，每家药店门口几乎都写有'道地药材'四个字，这难道是容易办到的吗？”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出一翻道理来：驴皮非囤三年就不能熬成上好的膏；女贞子要经过五蒸五晒；红花要隔年采聚于西藏；茯苓不来自云南的洱海苍山不能算上品；麝香要当门子；鹿茸要血尖；等等。最后余先生说：“药是治病救命的，所以贵到犀角、羚羊，贱到通草、马勃，都必须精选精挑，不能含糊马虎。不在质量上胜过他家，又怎么能打响牌子？再说开药店总得图个百年大计。归根结蒂一句话，你要请我做账房，就要准备先蚀三年本，才能慢慢赢利。周瑜打黄盖——双方自愿！不然，另请高贤。”
胡雪岩听了这番话，觉得句句在理，心服口服，一个正直的生意人，就该有这种精神。他深深一揖道：“今天我总算请到了一位目光远大、经营有方的好账房，余先生，今后一切全仗你啦。”
于是，胡雪岩就取了个“庆余堂”的店名，意思是：胡雪岩请了一位洞明练达的好账房余先生！
胡庆余堂雪记药号，经过精心营造，于光绪四年(1878)在杭州大井巷落成并正式开张营业。翁宝珊为第一任经理。经过苦心经营，在其后的十几年中，成为名闻天下的药店。当时有“天下药店二家半”之说，这“二家半”中，北京的同仁堂与杭州的庆余堂各为一，而粤、闽沿海一带颇有名气的广州陈李济药店，只占了半家。
胡庆余堂能与同仁堂齐名，关键是胡庆余堂始终遵循了一个原则：戒欺。胡庆余堂创办之初，胡雪岩就亲自立下了“戒欺”匾，全文如下：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为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光诸四年四月
雪记主人跋
这块“戒欺”匾文流芳百世，至今仍挂在胡庆余堂的大堂之上。据说，胡庆余堂的匾都是朝外面挂的，惟有这块“戒欺匾”是朝里面挂的，正对着坐堂经理的“办公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员工，绝对不能“欺”顾客。胡雪岩认为：经商首先不能“欺”人，而经营药业更不能“欺”人。胡庆余堂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均以此为准则。
其实，真正要持之以恒地做到不“欺”人，那是很困难的事。然而容易的事大家都能做。试问：诺大个中国，就那么几家老字号，说明了什么？答案很明确：他们都克服过常人根本没法克服的困难。
胡庆余堂有副对联：
修合虽无人见；
诚信自有天知。
此联意在提醒制药之人在配药制药之时要凭良心，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更不能弄虚作假。这也是胡庆余堂在历史长河中存活的立身之本。
在中国的老字号中，胡庆余堂很有特点。胡雪岩本来根本不熟悉药业，他却创建出中国一流的胡庆余堂。
百年历程——取信于民，心系百姓弘医道
沉浮兴衰，几次易主
世事变幻，沉浮难定。
胡雪岩从一个钱庄的学徒，到烜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又从富甲天下到穷困潦倒。沉浮兴衰，其因深刻，其训可鉴。光绪十一年（1885），事业辉煌一时的胡雪岩，终因外受洋商合力挤压，内遭权贵拆台暗算，终于从辉煌走向衰落，并惨遭皇帝通牒，于1885年12月6日忧惧而死。
胡雪岩一生开钱庄、收蚕茧、筹军火、办洋务，在他红极一时的时候，胡庆余堂仅仅是他事业中极小的一部分。可是在他破产之后，他惟一留下的财产，却又仅仅是这个胡庆余堂。
胡庆余堂原本只属于胡雪岩“济世”的产业。而正是这部分“济世”的产业，不仅持了他的家和后代，而且延续不绝，终于成为中国的老字号。这真的是善有善报么？
当年，胡雪岩经营生丝生意亏本，造成其在上海、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湖南等地的阜康钱庄全部倒闭，胡雪岩宣告破产。为归还清皇族文煜在阜康银号的存款，胡雪岩于光绪十年(1884)将倾注毕生心血经营的胡庆余堂雪记药号抵给了文煜。这是胡庆余堂第一次易主。
文煜是清朝刑部尚书，他搜刮民脂，贪污受贿，积聚百万家财，他和不少王公大臣一样把银钱秘密存入阜康银号。他是胡雪岩在京师的最大股东，他见胡雪岩日讲斗金，财富滚滚而来，十分眼红。文煜接到李鸿章一派向刑部密告函件，乘机暗中加害。当胡雪岩因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挤兑风波，阜康宣布破产后，朝廷内外一片惊慌。文煜开始说自己在阜康的存款仅35万两，这些存款只是历年俸禄的积蓄。其实他在阜康存银达70万两。为追还他在胡雪岩处的存款和股份，他上疏请捐10万两，由胡雪岩付出，先把皇帝嘴堵住。后光绪皇帝下旨：阜康商号闭歇，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雪岩着先革职，严行追究。狠心的文煜欲把胡雪岩住居和胡庆余堂抢到手，派人赶到杭州，和胡雪岩谈判。胡雪岩为归还文煜在阜康存款，将全部家产抵给文煜。文煜巧取豪夺了胡雪岩豪宅和胡庆余堂两大笔丰厚财富，但又想打扮成冠冕堂皇的样子，于是，他把胡庆余堂全部厂店、房地产作价20万，与胡雪岩后代共同经营，并分出18股“招牌股”红利，作为胡氏家人的生活费用。
文煜接办后，聘任张筱浦、许奎圃为驻店代表。另委王文联为经理。除了提取现金及利润外，胡庆余堂照常经营，生意不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浙江军政府没收了满族官僚在浙江的财产，文煜攫取的胡雪岩住居及胡庆余堂首当其冲。胡庆余堂被没收后，登报标卖。胡庆余堂信誉很好，投标的很多。一批鸦片商、丝商、银钱业资本家由施凤翔、应棠春出面，贿通财政部门私拆标箱，得知最高标银为20万元，他们便以20．01万元得标。从此，胡庆余堂由独资经营变为合伙经营。合股资本为36万元，分120股，每股3000元，合股人有施凤翔、王莲舫、陈庆成、俞骏森、徐祖沅、顾竹溪、高志青、黄子华等13人。给胡庆余堂雪记招牌红股18股仍照旧章，归属胡雪岩家人。
民国2年(1913)，孙中山在南京颁布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袁世凯篡权后，宣布“凡属满人财产，应予发还”的命令，文煜长子文志森向袁世凯诉请发还胡庆余堂，袁世凯立即批准。但施凤翔等人以浙江军政府不应失信于商民为由予以抵制，双方各自聘请律师辩护，因政局动**，诉讼几年不见结果，至1915年1月10日，平政院判决为：“产业发还志森，前款给还施。”这样解决，双方均有损失。因浙江军政府已用去标银，无法退还，就要文家付出20．01万元的标银。而施凤翔等虽可收回标银，但要失去能够获利丰厚的胡庆余堂，并损失了许多诉讼费。所以，施凤翔等人又挽请原告律师调解，施等愿意重新出价买进整个企业，经过数次磋商，施凤翔等人增加买价到45万元，于1915年2月8日，双方订立了买卖契约，才得最后解决。文、施两家签订的契约。
1914年，施凤翔等人在与文家进行诉讼的同时，将胡庆余堂的部分细料药材运往上海租界，以防诉讼失败。后经股东们决定，在上海设立胡庆余堂分号。同时，在上海北京路购置地皮造屋。1916年，模仿杭州胡庆余堂格局的上海分号店堂落成，11月5日(农历九月十八日)开张营业。上海分号初办一二年间，没有盈余。以后业务日益开展，盈余逐年增加，以至超过杭州总号。上海分号在上海383家国药店中，其营业额居首位，最多时一天营业额可达l-2万元，成为上海国药店中药业规模最大、信誉最好和销售量最多的一家。上海分号的一切经营管理业务及人事均由杭州掌管。冯挺五任沪杭两店总经理，杨春殊为杭州协理，陈楚香为上海协理。1920年，不再设总经理职务，杨春騋为杭州胡庆余堂经理，陈楚香为上海分店经理。
1921年，施凤翔在上海做黄金生意失败，将其28.5股股份出让给徐斌辉和郭玉堂两人。由此，胡庆余堂第三次进行了改组。徐祖沅和徐斌辉成为胡庆余堂的大股东。改组后的资金总额为79.2万元。
以后几经周折，由旅沪的浙籍银行家、兴业银行董事蒋抑卮以入股形式，同时获得胡庆余堂和胡宅的所有权。
1929年6月6日，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胡庆余堂获得饮片特等奖(获奖饮片主要有茯苓、元参等)。
1935年，俞绣章担任胡庆余堂经理。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从金山卫登陆，杭城形势紧张。胡庆余堂闭业，人员疏散。1938年11月，胡庆余堂复业。1939年，上海胡庆余堂与杭州胡庆余堂正式分开，独立经营，由高志文任经理。
胡庆余堂在风雨飘摇中又走过了承载民族苦难和百姓期盼的艰难岁月，直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当时，胡庆余堂有职工187人，生意萧条，奄奄一息。但由于全体员工的努力，仍以完整的胡庆余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嫡传艺徒，重振雄风
胡庆余堂自清同治十三年胡雪岩创办伊始，由兴到衰，由低谷到再次崛起，几次易主，几经风雨，最后终于走出阴霾，走向辉煌。
再次重振“江南药王”之昔日雄风的不是别人，他就是冯根生——一位中国现代中药行业上的传奇人物，现任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他是全国首批执业药师，高级经济师。他领导着企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也在他人生的历程中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他用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将胡庆余堂这个老字号改造成现代化的中药企业。如今，他已过古稀之年，但依然风尘仆仆、步履矫健地奔忙在他所钟情的事业上。他是胡庆余堂的嫡传艺徒，他和胡庆余堂有着不解之缘。
冯根生与胡庆余堂有着生死与共的因缘。他1935年出生，祖籍宁波。祖父冯云生是胡庆余堂第一批药工，父亲冯芝芳也是胡庆余堂的药工，从事验方核药的工作。冯云生也许不会料到百余年后，他的孙子冯根生会执掌胡庆余堂，并力挽狂澜，重振胡庆余堂昔年的雄风。他更不会想到，冯根生创办的“青春宝”企业集团，会被誉为“中国诸企业之榜样”。
1949年刚过19天，14岁的冯根生，走进了胡庆余堂拜师学艺。临走的那一天，冯根生至今难忘。79岁的祖母含泪叮嘱：“记住，生意是学出来的，本领是做出来的，要诚实，不管今后长多大，干什么，都要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这些话成为冯根生一生的座右铭。
进入胡庆余堂后，师傅口授面命，“戒欺”匾文、“是乃仁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真不二价”，冯根生一一牢记在心。冯根生穿着一身没有兜的长衫开始上岗学艺，不管风霜雨雪，夏热冬寒，每天清晨五时前起床，扫地、打水、伺候师傅吃饭。尔后背药名、记药方、切药、炒药、熬药，直到天黑，送走最后一名顾客，关门打烊。吃过晚饭，作为学徒的冯根生还要再做两小时劳动，干得最多的是包驴皮胶，就是把大块驴皮胶切成火柴盒大小的长方块，一份一份用纸包好，再用石灰“呛”起来，以利保管和销售。有时半夜顾客上门抓药，冯根生往往要熬上一二个小时的药。
依照老规矩，胡庆余堂每年要招一名学徒，这样冯根生可以升为师兄，把打扫院子、伺候师傅吃饭等杂活交给新学徒，可以轻松一些。但随着解放，胡庆余堂沿袭了70多年的规矩被打破，不再招收学徒。冯根生成了胡庆余堂“末代学徒”。从1949年初到1951年底，整整3年，他成了胡庆余堂建店以来最苦最累的一位学徒。枯燥的学徒生活磨练着冯根生，使他尝到了学徒生活的艰辛，也感受到了中药宝库的魅力。
学徒期满，冯根生连续站了两年柜台，配方、撮药，卖丸、散、膏、丹、药酒、花露酒，3年学徒时所学知识开始大显身手。1954年开始，他调到制胶车间，生产制胶用的驴皮，这活又脏又累又臭，最后累倒在车间里。病好后，又调去煎药，每天煎300帖，整整两年，12万贴中药从手下流过。
1958年，行行业业“大跃进”，公私合营后的胡庆余堂规模扩大。冯根生调到当时任务最重的整炮车间。冯根生一干就是3年。20世纪60年代初，冯根生调到供销科，独自一人跑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采购药材，后来又当上了车间副主任。1968年后，来到远离市区、远离厂部的桃花岭车间，当了车间主任。
“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徒生活的磨难和种种生活艰辛，为冯根生担当大任、开创大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他所积累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常常令人折服。日本汉药代表团来访问，带来一瓶刚研制的新药，冯根生向对方打听药的成分，那位专家一字不答，只打开葫芦形的小瓷瓶，倒出几粒芝麻大小的药丸。冯根生用指尖拈起一粒放到舌尖，品味一下说：“你这丹里少不得麝香、犀黄、熊胆、蟾酥这四味药，还有冰片，这药是救心用的”日本专家惊叹：“冯先生，你这舌头比药检仪器还厉害。”一次，一个新加坡代表团来访，其中一位华裔老者突然发问：“你们有用人的小便做中药的吗?”年轻的接待员以为老者有挑衅的意思，气氛顿时紧张。冯根生恰巧经过，侃侃对答：“小便做药民间还有，过去中药作坊有用小便间接熬的药，这味药叫‘人中黄’……”老人激动地握住了冯根生的手。原来他也是中药世家出身，小时跟父亲做过这味药，他就是想看看中药的学问在中国失传没有。久而久之，在海外冯根生便有了“药王”的美誉。
1972年7月，杭州胡庆余堂一分为二，位于市区的母厂更名为杭州中药厂，总资产只有37万元。时任制胶车间主任的冯根生被任命为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在冯根生的领导下，企业经营状况开始好转。1979年，“青春恢复片”（后改名为“青春宝抗衰老片”）成功投产后，立即畅销国内外，“青春宝片”的配方随即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绝密级”。随后，该集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1996年，企业年利税已超过2亿元。
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的经营普遍陷入低谷。对以保健品为拳头产品、出口占销售很大比重的杭州中药二厂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冯根生认为，国企经营状况不佳的关键在于机制，只有改变机制，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于是，冯根生决定与外商合资，解决机制弊端。消息传开，上门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大跨国公司，合资的条件也如出一辙：按帐面净资产入股，原有品牌一起加盟。冯根生坚决拒绝了这样的合资。他认为，合资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决机制问题，不仅不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还要通过合资使其升值，否则，所谓“合资”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人沦落为外方的“小伙计”。几经思索，他决定：在杭州中药二厂之上成立青春宝集团公司。参与合资的是杭州中药二厂，而非集团公司，这样合资后，作为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仍然具有品牌、秘方的所有权，同时确保了中方资产所带来的利润仍可以归拢到国家手中。
1992年9月，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与泰国正大集团暨正大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约，合资经营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冯根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至此，经营了20年的杭州第二中药厂改为中外合资的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它的中方“母体”——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仍为国有企业。
正当冯根生主持的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不断发展的时候，胡庆余堂制药厂却因经营不善而每况愈下。为寻求新的发展路子，1996年，由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胡庆余堂制药厂加入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加盟后的胡庆余堂作为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由青春宝集团公司实行统一管理，保留“胡庆余堂制药厂”的牌子，将“青春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功管理经验与“胡庆余堂”的知名度结合在一起，以更好地发挥“名牌、名厂、名人”效应，使之真正成为杭州中药支柱企业。
改革时代的崇高使命，嫡传艺徒的感情渊源，让冯根生重返胡庆余堂，成为这个百年老店新的掌门人。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冯根生有了使这个百年老店重振雄风的“妙方”：“擦亮牌子，转换机制，理清摊子。”他大胆启用年仅38岁的刘俊担任总经理，自己则作为法人代表。胡庆余堂借鉴“青春宝”的管理经验，在美化厂容厂貌、严格进货进料制度、调整产品品种、实行人员聘任、建立销售渠道等方面下了功夫。经过一番整顿，胡庆余堂“返老还童”。1997年企业实现三大突破，利税达到1152万。之后，胡庆余堂又一鼓作气，利税年年创新高，1998年达1950万，1999年达3000万元，2000年达到4600万元，4年跃进四大步。4年前的亏损大户变成了纳税大户，企业职工福利也有了很大改善，人人脸上挂着笑容，胡庆余堂变成了第二个“青春宝”。
2002年，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额突破14．14亿元，利税达4．45亿元。一个起步时只有二三十万资产的国有企业，组建30年来没有国家一元钱的投资，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这简直是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领头人——冯根生，经浙江省资产评估事务所的评估，他对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1972年至1999年企业利税贡献价值达2．8亿元。
2003年10月23日，冯根生向亲临胡庆余堂视察的江泽民汇报了青春宝集团与胡庆余堂的发展历程，江泽民高兴地说：“你工作得很好！”
冯根生是我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国有企业领导之一，至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冯根生也从业也60年。他创造了一段中国企业的传奇故事：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把总资产只有37万元的作坊式中药工场，变成了总资产18亿元、销售收入20亿元、全国最大最先进的中成药制造企业之一，创利水平多年稳居浙江省医药行业之首。
冯根生使“江南药王”重振雄风，冯根生使传统国药走向世界，他无愧为现代中药事业的卓越开拓者。
经营智慧——为医行仁，诚信驶得万年船
是乃仁术，存心济世
百舸争流，大浪淘沙。翻开胡庆余堂自强不息的历史画卷，胡庆余堂，这个江南最负盛名的百年老字号，所以能够历经沧桑，长存兴盛，成为迄今全国重点中成药企业，固然有地利及建筑方面之优势，但从根本上来透视，胡庆余堂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的根脉在搏动，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在传承。胡庆余堂的发展得益于其深邃的经营谋略和严谨的内部管理，终成方园。这是胡庆余堂的真本事、硬功夫，也是胡庆余堂国药号的灵魂和风貌，当然更是源远流长的祖国中药文化瑰宝的生动体现。
创业伊始，胡雪岩即在营业大厅门楣上镌刻上“是乃仁术”四个大字。此时的胡雪岩正处在事业的鼎盛时期，产业遍及钱庄、当铺、丝绸、茶叶、军火各业，他不缺钱，开药店为的是施行“仁术”，“俾寿而康”。胡雪岩在自题的“戒欺”匾中表露心迹：“余存心济世。”开药业，非为利也，而为济世惠民，是行善积德之举。他将“是乃仁术”4字深深地刻在壁上，把施药治病、救死扶伤当成“仁术”来施行。“以仁立业、存心济世”，这是胡庆余堂的宗旨和魂灵。
胡雪岩立此宗旨开办药业，源于他一贯的处世人格。胡雪岩以善行天下，他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有口皆碑，是个响当当的“胡大善人”。“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是他的口头禅。在乱世之中开药店，是一系列善举中之大举。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战**替，百姓流离，或水土不服，以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要药。然而乱世流离，几人身上有银两?故造成医者不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胡雪岩念及天下黎民百姓的艰辛，纵然赔本，他也乐意。于是胡雪岩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邀请浙江名医研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免费向各界施送，寄送左宗棠军营，以及灾区陕、甘、豫各省之用。为便于各地患者能上门索药，他在每味药品的份单上除印有功效、服法外，还印上何人何地施送。因而，胡雪岩收到许多来信素药或登门求医。为“广救于人”，他决定花巨资开办药号。
胡雪岩立此宗旨开办药业，基于他财大气粗的实力。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之时已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做靠山，又与朝廷各级官吏关系密切，且有地产万亩，拥资二三千万两以上，被世人恭为“胡财神”。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后盾和实力雄厚的经济基础，才使胡雪岩有能力创办胡庆余堂。可见，他开办药号并非为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件慈善事业来办。由于善名远播，无形中也得到了回报。胡庆余堂雪记药号不是胡雪岩最大的企业，但却是带有慈善性质的最成功的实业。
胡雪岩立此宗旨开办药业，赖于他有一批同心协力的伙计。胡雪岩深知，要行善天下，非他一人可为。因此，他在“戒欺”匾中语重心长地说：“余存心济世”，“唯愿诸君心余之心。”胡雪岩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带出了一个好店风，带出了一支好队伍。他们同心同德，重义轻利，长年累月，施药行善，支撑起了胡庆余堂的仁业嘉誉。因此胡庆余堂的伙计们都有一致议论：“胡雪岩种下了善因，必然会结出善果。”当胡庆余堂变故易主之时，所有店员都一如既往，正常到店里上班，维持店铺的正常运行。胡庆余堂有一个为急诊病人现熬鲜竹沥的店规。鲜竹沥是化痰止咳的特效药。冬天，正是气管炎、支气管炎及咳嗽病的多发季节。半夜三更，常有病人敲门求药，这时候，值班的药工总会赶紧起来把病人让进店里，当即拿出新鲜淡竹，劈开后在炭炉上用文火慢慢地烘烤，使竹沥慢慢地从中渗出，再用草纸沥过后，让被痰塞得痛苦不堪的病人喝下。这样熬一剂竹沥要两个钟头，有时有两三个病人接踵而至，这一夜，值班的药工就彻夜不眠了。药工们天天如此，无怨无悔。
关于制药，胡庆余堂还有这样一则事迹：
相传，杭州有一读书人，家道贫寒，发奋读书，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终于中了举人。出榜那天，此人一看自己金榜题名，高兴过度，当场就疯了。众人都惋惜，为他请了名医，开出药方，要用“龙虎丸”方能治愈。疯举人的家人拿着药方四处找药店配药，可是谁都不敢帮他配制龙虎丸。
所谓龙虎丸，是一种含有砒霜剧毒的药，必须搅拌得极其均匀，使砒霜在药中的含量分布平均到极点才行，稍不均匀，某些部分的砒霜含量稍微高了一点，便会闹出人命来。
当时搅拌成药，全凭人工。药工们当然不敢接这活。胡雪岩心怀仁义，不忍看那疯举人疯癫下去。他答应疯举人的家人，半月之内交给他龙虎丸。胡雪岩亲自指导几位药工，搅拌配制龙虎丸。十天后，胡雪岩宣布龙虎丸配制成功。
疯举人吃了龙虎丸，疯病没了，高高兴兴做官去了。
大家都惊奇，问胡雪岩如何能搅拌配制成功龙虎丸。胡雪岩故作神秘，说是桐君神仙托梦给他，交给他秘法，天机不可泄露。
天机却终于泄漏出来。一次，胡雪岩喝醉了酒，酒后吐真言。桐君老爷根本没托梦给他。他只是命令几个药工将掺有砒霜的药粉均匀地摊在筻上，再用搅拌药粉的棍子在药粉上写“龙”“虎”二字，反反复复地写，颠来倒去地写，一共写了九百九十九遍!
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仁义的精神。中国的老字号，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字号，无不具备这样的精神。胡庆余堂能够享誉全国，又终于发展成为中国的老字号，靠的正是这种精神。
胡雪岩以仁立业，济世惠民，成了胡庆余堂的“根”和“魂”。如今的胡庆余堂，继承了当年创办时的优良传统，始终把济世惠民作为开店的宗旨。2003年，“非典”侵袭祖国大地，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胡庆余堂国药号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委派职工到处奔波，采购有关药材，日夜煎熬，价值50万元的药物及时地送到杭城居民的手中，为抗击“非典”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诚信戒欺，真不二价
红顶商人胡岩创建过辉煌的事业，令当今的老板们羡慕不已。有关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商谋略，很多的书籍里已经讲了很多。有人还为他归纳出“三十六计”、“七十二招”。许多人还纷纷效法。诚然，胡雪岩诸多具体的经商谋略可以作为当今商人必读的宝鉴，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根本，在胡岩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招式背后，根基仍是“诚信”。
经商的根本，其实是诚信二字。诚信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当年的胡庆余堂顾客盈门，门庭若市，顾客们便是冲着“诚信”二字来的。胡雪岩破产后，胡庆余堂由外姓接办，业主把招牌上的“雪记”二字除去，顾客就怀疑药的真假。业主无奈，只得照旧恢复使用“雪记”字号。这就是诚信的威力。
不单是胡庆余堂，“诚信”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深地沉淀在所有中国老字号的文化底蕴里。
胡雪岩开钱庄时，有个名叫罗尚全的清兵在阜康钱庄存一万两银子。后来，罗尚全战死沙场。临死前，罗尚全托附两位同乡，到阜康钱庄取出银子，转交给老家的老丈人。
胡雪岩当然知道罗尚全存钱的事。但此时罗尚全死了，死无对证，要赖还不容易么？可胡雪岩对这一万两银子却态度坚决。他没赖账，而是连本带利，将一万五千两银子交给了罗尚全的同乡。这就是诚信。
胡雪岩把一万五千两银子交给罗尚全的两位同乡，根本没指望罗尚全的同乡能给他什么经济方面的回报。而他却明白一点，诸如此类的做法，积少成多，便能凝聚成两个字：诚信。
著名的老字号同仁堂极讲信义，炮制“紫雪”没有金锅，便凑集女眷们的金首饰放在锅里煮。胡雪岩也讲信义。胡庆余堂炮制“紫雪”，胡雪岩专门请了能工巧匠，花费黄金一百三十克，白银一千八百三十五克，铸成一套金锅银铲，专门用来炮制“紫雪”。当时，此举在全国药号中实属罕见。为的还是那两个字：诚信！
胡雪岩开药店，开宗明义提出要诚信戒欺。他亲自写就的“戒欺”匾额，就悬挂于营业大厅背后。在胡庆余堂，众多的匾额、对联都是面向顾客公众的，而唯独“戒欺”匾额，藏而不露，是专让自家员工看的，而且是视为牢不可破的堂规。胡雪岩明白，要实现造福于民的志向，必须要坚守取信于民的道德。靠诚信做人，靠诚信立业，靠诚信交友，靠诚信走天下。胡庆余堂正是靠诚信立起“胡庆余堂”这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胡雪岩把“戒欺”作为堂规，源自“药关性命”的理念和对生灵的敬畏。“戒欺”匾中戒训寥寥百字，却字字千钧。世道上、商海中，一个“欺”字坑害了多少性命！奸商重利，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不择手段，丧天害命。胡雪岩反其道而行之，要在药业界打扫出一片净土。自觉“戒欺”的胡雪岩更视“顾客为养命之源”。每月的初一、十五日，远近香客涌入杭城，赶庙烧香。胡庆余堂便降价出售药品。暑热天，流行病多发，胡庆余堂便免费供应清凉解毒的中草药汤和各种治痧药。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的序言中，胡雪岩写道：“大凡药之真伪难辨，至丸散膏丹更不易辨。要之，药之真伪视乎心之真伪而已……莫谓人不及，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可不敬乎！可不惧乎！”由此可见胡雪岩在诚信戒欺上的用心良苦。
胡庆余堂坚守“戒欺”的堂规，坚持从“采办务真”做起。胡雪岩说：“说真方，卖假药最要不得。”世人皆知，药材好，药才好。他要求胡庆余堂卖出的药必须是真方实料，坚持采办务真、药材地道。胡庆余堂开业初期，胡雪岩亲自接待顾客。有一次，一位购药的香客对药片稍有不满，胡雪岩即刻表示真诚的歉意，收回原药，并保证在一两天内赶制出好药，调换给顾客。为此，胡雪岩还想出一招：在店堂里放置一只大香炉，一旦顾客对所配之药不满意，即刻便将那药扔入大香炉，付之一炬。然后另配新药。
胡雪岩还要求，制药时要让主顾看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相信，胡庆余堂药店卖出的药的确货真价实。为此，他提议每次炮制一种特殊的成药之前，比如修合“十全大补丸”之类，可以贴出告示，让人来参观。同时，为了让顾客知道本药店选料实在，决不瞒骗顾客，不妨在药店摆出取料的来源。胡雪岩还在胡庆余堂里边开设了大井巷鹿苑，圈养了不少梅花鹿，让前来买药的顾客参观。这样，顾客也就自然相信本药店的药了。胡雪岩还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牌子，公开告示胡庆余堂雪记药号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杀鹿，让公众观看。让世人公开看到了胡庆余堂药品的货真价实。为防止伪劣药品的混入，胡庆余堂历来就有派人去全国各地药材产区坐庄办货，并由进货阿大把关验收的规矩。至今“采办务真”的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为控制进厂药材的质量，全厂的原料仓库、细料仓库、半成品仓库等各主要部门都要安排经验丰富的老药工分兵把口，同时集中全厂经验丰富的老药工和技师，组成鉴定组，对一些真伪难辨的药材进行甄别，并决定能否投料，牢牢把住药品的质量关。为防止药材在保管储藏过程中霉烂变质，胡庆余堂购地4亩，建造了东、西、南三个药材仓库，作为原料储藏仓库和原细药储藏仓库。另外，建了一个设计独特、阴凉通风、温度适宜的胶库，在这里储藏的驴皮胶，经百年依然不变质。
胡雪岩用这种办法来证明：胡庆余堂的药是有质量保证的，质量不好的药，可以付之一炬。说到底，还是为了竖立诚信的形象。胡雪岩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的机灵、圆滑乃至诡作，令当今的人们眼花缭乱。然而，透过他那五光十色的经营招数，深藏在底蕴里的东西，仍然是诚信。
胡庆余堂牢记“戒欺”的堂规，始终坚守“真不二价”。经商做生意，同行之间的竞争总是免不了的，商战竞争中，胡雪岩坚持诚实信用，以“真不二价”应对。胡庆余堂开办之初，就遇到了杭州城里“叶种德堂”药号明里暗里与之展开的竞争。叶种德堂是由曾在户部任过职的宁波人叶谱山，离职定居杭州后于1808年在望仙桥购地7亩多创办的，由于前店后场，规模大设备全，资金雄厚，在清道光、成丰年间与许广和、碧苏斋同为杭州城药店中“生意极盛者”，同业无人敢与它竞争。胡庆余堂崛起后，生意兴隆。叶种德堂生意自然清
淡许多。叶种德堂老板联合许广和药店与胡庆余堂打一场价格战，期望通过压价销售挤垮胡庆余堂。叶种德堂老板率先降价，胡庆余堂高丽参每两二钱银子，叶种德堂只卖一钱七，胡庆余堂的淮山药每两五厘纹银，叶种德堂只卖四厘，如此等等。顾客只捡便宜买，于是叶种德堂拉回了一批顾客。面对竞争对手的价格战，胡雪岩挂出“真不二价”的匾牌，也就是向顾客做出承诺：胡庆余堂卖出的药决没有半点掺假。胡雪岩知道，压价销售，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不可能长久。做生意总不能为挤垮对方而让自己一直亏本经营，长期亏本经营，先垮掉的却是自己，而要压价又不亏本，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次充好，以劣代优。药是治病的，卖出的药药效不好，药号名声就跟着垮掉了。胡庆余堂不但不降价，而且还做到足秤足量。当时别的药店出售的人参即使不短斤缺两，也会因人参中的水份儿使顾客感到有损耗，而胡庆
余堂购进人参后，必先在生石灰中放一下，让石灰吸干参中的水份，这样做对胡庆余堂来说，虽然损失了一部分利润，但这种参出售时份量足，成色好，顾客买的是“干货”，放几天吸收了空气中水份，重量还会“增加”。靠货真价实，顾客放心又开心，胡庆余堂赢得了人心，营业额自然上升。
建立在货真价实基础上的“真不二价”，为胡庆余堂立起了闪亮的品牌形象，大大提高了药号信誉度。商场有句老话：“顾客心中有杆秤。”“真不二价”正是胡庆余堂饮誉海内外而经久不衰的奥秘。
广结善缘，和气生财
胡雪岩以仁立业，以药救人，通过广结善缘，达到和气生财之效应。
一是与平民百姓结善缘。胡庆余堂刚开始筹建，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字样的号衣，在水陆码头向下船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宣传药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据说3年内光施送药品一项，就化去10多万两银子。同时胡庆余堂在《申报》上登广告，并印制大批《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人们的嘴巴是流动的广告，胡雪岩的善举，通过受其惠、见其事的人们口口相传而闻名遐迩，终使其营业开始时就名扬四海。胡雪岩在钱塘江边修建义渡码头，所有旅客过渡全部免费，四方百姓无不拍手称好。过往的人群从江边过鼓楼入城，鼓楼离胡庆余堂近，胡庆余堂的生意也越来越旺了。
二是与科举考生结善缘。每当京城举行科举考试，士子云集，胡雪岩就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当科举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日夜兼程，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雪岩送药，当然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胡雪岩派人答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家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此尽绵薄之力。”士子多来自四面八方，口口相传，人人赞誉，良好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就是最好的广告!
三是与军队官兵结善缘。胡庆余堂有专治军队行军打仗容易发生瘟疫的“诸葛行军散”祖传秘方，配料与众不同，其效如神。胡雪岩还与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配成辟瘟、治创之类药物，送到军中。曾国藩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这样，胡庆余堂的药就在军队用上了，这一步一走通，药店生意就如滚雪球般地兴旺起来。
胡雪岩广行善举，不但给胡庆余堂带来了滚滚财富，而且使他赢得了身后之名。到1880年，胡庆余堂的资金已达280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终于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占重头，而药业仅占极小一部分。可到后来，他破产身亡后，其家人维持生活靠的却是胡庆余堂的招牌股。在时局多变的近代，有多少巨商，万贯家财毁于一旦后名淹姓没。如果没有胡庆余堂，很难说胡雪岩的声名能流传至今。这也可说是他办药业、行仁术、广结善缘的善报吧!
如今的胡庆余堂继承传统，奉扬仁风，公益社会，赞誉连连。胡庆余堂国药号自2003年1月1日与浙江省慈善总会共同创办浙江省慈善总会门诊部以来，一直把困难群众的健康放在心头，千方百计为困难患者服务，他们出资100多万元，给这些患者送药品和补品。他们成立爱心诊室，免费为l万人次的农村和社区困难患者进行医疗服务。2005年，胡庆余堂国药号在第二门诊部开馆之日，请来了急需帮助的200位肿瘤患者和肝病患者，向他们赠送了价值45万的野生灵芝和价值10万元的铁皮枫斗晶，同时请多位国家级、省级名老中医为
病人义诊。胡庆余堂的善举，给病人战胜病痛增强了信心。
聚才用才，以才生财
万事成于人，人才乃事业之基，财富之源。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便是一切企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成功企业家的最大本事。胡庆余堂经营之道的要诀在用人，胡雪岩用人用才自有其独到之处。
以财买才，以财揽才，花大价钱揽有用之才，这是胡雪岩一贯的用人之法。他筹办阜康钱庄之初，急需一个得力的档手，经过考察，他决定让原大源钱庄的一般伙计刘庆生担当此任。钱庄还没开业，周转资金都没有到位，胡雪岩就决定给刘庆生一年200两银子的薪水，这还不包括年终的‘‘花红”。而且一经决定，他就预付刘庆生一年的薪水。当时住在杭州，保持每顿荤素都有，冬棉夏绸皆备的生活水准，一个8口之家一个月吃穿住的全部花销也不过10两银子出头。不用说一年200两银子，实在是高薪延聘。胡庆余堂筹建之初，胡雪岩就遍寻各地名医药工，且高薪聘请，厚礼相待。这些名医药工怀着感恩之情，心无旁鹜，一心扑在收集整理古方验方的工作上，并在宋代皇家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基础上，整理收集应验有效的丸、散、膏、丹、胶、油、露432种，编成((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从而为发掘中华传统药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胡雪岩在用人上从来不吝啬钱财。他说，用人先要解除人的后顾之忧。他在胡庆余堂设有“阳俸”、“阴俸”两种规矩。“阳俸”类似今天的退休金。胡庆余堂的“阿大”、档手下到采买、药工以及站柜台的伙计，只要不是中途辞职或者被辞退，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后，仍由胡庆余堂发放原薪，直至去世。而所谓“阴俸”，则是胡庆余堂的雇员去世以后给他们家属的抚恤金。这当然是针对那些为胡庆余堂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雇员。胡雪岩还规定，这一部分雇员去世以后，他们在世时的薪金，以折扣的方式继续发放给他们的家属，直至这些家属有能力维持与雇员在世时相同的生活水平为止。如此厚待，对雇员们的影响也就不问可知了。
胡雪岩对有功者特设“功劳股”。这是从盈利中抽取的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励对胡庆余堂有贡献的人。“功劳股”是永久的，一直可以拿到本人去世为止。有位叫孙永康的年轻药工曾获此奖。一次，胡庆余堂对面一排商店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眼看就要危及胡庆余堂门前的两块金字招牌，孙永康毫不犹豫地用一桶冷水将全身淋湿，迅速冲进火场，抢回招牌，头发眉毛都烧掉了。胡雪岩闻讯，立即当众宣布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由“功劳股”而激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所产生和转化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所支出的金额。
用人之长、容人之短，搭好英才用武的平台，这是胡雪岩用人的高明之处。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协理(俗称“阿二”)千里迢迢到东北采购药材。当他风尘仆仆将货运到杭州后，药号经理(俗称“阿大”)见人参质量不如往年，价格却比过去高，埋怨他不会办
事。阿二以边境有战事为由而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胡雪岩了解情况后，留他们吃饭，并特意向“阿二”敬酒，感谢他千里奔波，克服困难，购回药材。胡雪岩的举动也打动了“阿大”，觉得自己错怪了“阿二”，也向“阿二”敬酒，以表歉意。胡雪岩为鼓励“阿二”独立自主地在外采办，任命“阿二”为“进货阿大”。这样既调和了经理(“阿大”)和“阿二”的关系，又给“阿二”以高度的信任。又有一次，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骨当虎骨买进，数量还不少。“进货阿大”对这个采购人员很信任，没有仔细检查就进了库。有个新提拔的副档手(副经理)得知此事，以为晋升的机会到了，就向胡雪岩打了小报告。胡雪岩认为不能以劣品坑害顾客，便到库房查看，发现情况属实，就下令全部销毁，“进货阿大”为此羞愧地递了辞呈。胡雪岩便挽留他，说出错难免，要吸取教训。胡雪岩仍留他当“进货阿大”，却将那个因心术不正而打小报告的副档手辞退了。叶种德堂有个切药工，业务上功夫过硬，人称“石板刨”，但常常因脾气耿直火爆而得罪人，在叶种德堂呆不下去。经人介绍来到胡庆余堂，胡雪岩不但没有因他有“牛脾气”而另眼相看，反而按能定赏，给“石板刨”以高工资，还提拔他当了大料房的头儿。“石板刨”见驰名朝野的“红顶商人”如此器重自己这个在叶种德堂受气的小人物，感其知遇之恩而加倍效力。从叶种德堂到胡庆余堂门下后，从22岁一直干到77岁，为胡庆余堂整整效劳了55年。
如今的胡庆余堂人才济济，他们以主人翁的精神，各显其能，为振兴祖国医药事业而奉献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