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是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迄今算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荣宝斋的书画和长城、全聚德的烤鸭一起被誉为北京三绝。其书画文房珍宝等收藏颇丰，素有“民间故宫”之称。书画家们莫不在此留下墨宝，书画巨匠齐白石、张大千、启功等都与荣宝斋结下了深厚的“翰墨缘”。如今荣宝斋已成了传统文化面向世界的窗口。
若谈荣宝斋，不能不提及琉璃厂。
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大街，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有人把琉璃厂文化街比喻为“一条文化长廊”，还有人把琉璃厂文化街比喻为“一座博物馆”。
漫步琉璃厂文化街，弥望的是字画古籍，笔墨纸砚。商店匾额，许多是历代名家手笔。喜欢书法的人慨叹：“简直是个历代书法展!”
这里不仅有书法。文化街经营的主要内容，包括历代书画、文房四宝、古铜珐琅、彩陶瓷器、竹刻牙雕、古玩珍宝以及复制、修复文物古玩等。概括地说，文化街上经营的东西，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
逛琉璃厂文化街，有人称之为“雅游”。在琉璃厂文化街众多的文化商店中，最富盛名的、经营历史最悠久的老店，便是位于中国书店西边路北的老字号荣宝斋。
字号缘起——以文会友，荣宝斋以荣为宝
北有松柏，南有翠竹
在北京琉璃厂大街的两旁，都是些青砖青瓦建成的、充满中国古代建筑韵味的小楼，朱红色的门窗，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就在路北侧的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中间，有一栋垂拱式屋檐的两层小楼，楼前悬挂着耀眼的金色牌匾，上书三个大字“荣宝斋”，这便是著名的展览、印制名人书画的老字号，被人们称为“民间故宫”、“民间博物馆”的荣宝斋。
若论起荣宝斋的历史，应当追溯到清朝的康熙年间，迄今已有三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了。荣宝斋的前身叫做“松竹斋”，那么“松竹斋”又是何人创办的呢？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初春的一天，天气晴暖，微风拂面。在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的一〇一号大院里，一家人正在忙碌着。在临街的那排房子里，说话的人格外多。只见一个面容清瘦的男子在众人的说话声中，拿出了一块匾。
“先把这块匾挂到外面去。”清瘦男子说。
“对！先把匾挂出去，也好让人知道我们这家南纸店开张了。”清瘦男子的儿子一边说着一边接过父亲手中的匾，推开门来到了街上。
不一会儿，匾就挂好了。匾上的三个大字“松竹斋”苍劲有力，格外引人注目。来往的行人都停下来仔细端详。
原来，这清瘦男子名叫张耀宗，他今天所开的这家南纸店所在的院落，是他最近刚刚置下的产业。院子不是太大，临街的三间房，原本是倒座，经过改善，变成了铺面房。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是家人的住房。西厢房三间，是库房。库房不够，就把东厢房的一间腾出来也当库房。张耀宗为了经营这家南纸店，筹办的时间快一年了。
张耀宗的祖上是浙江绍兴人。它的祖父叫张光，明神宗万历年间考中了进士，被皇上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负责国家的修史、著述、图书管理等工作。张光在工作之余对文房四宝等物颇感兴趣，因此，他收藏了各种各样的笔墨纸砚等物。每当退朝回家，闲暇无事，他总要写上几笔，或画上几画。然后在桌子旁仔细端详，自娱自乐，悠然自得。正因为有这爱好，尽管他全家已经搬到北京，但他还是和南方老家的乡亲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时地让亲戚朋友顺便带过来一些文房四宝，或者专门派人去选购。后来张光的儿子张斗，也就是张耀宗的父亲，也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做了和父亲同样的工作，而且张斗也有他父亲的爱好，也对文房四宝十分精通，并擅长书画。
张耀宗或许是受家中两代人的熏陶吧，从小就对书画及笔墨纸砚等很感兴趣。巧合的是，张耀宗长大后依旧是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张家祖孙三代都在翰林院任职在京城是出了名的，所以有很多人一直都管张耀宗叫张翰林。
不过，可惜的是张耀宗生不逢时，他刚在翰林院干了没几年，明朝的江山就到了尽头。改朝换代之后，张耀宗没有再做官。朋友劝他“官可以不做，但钱要赚”。张耀宗也这么想。不过，他倒不是单单为了赚钱。“自己祖上在朝中为官，三代都和笔墨打交道，认识了不少天下文人。怎么着我也应当为他们做点事啊。”有了这个想法，张耀宗才开办了南纸店。
现代许多人不知道南纸店为何物。其实，所谓南纸店就是以经营笔墨纸砚为主的文具用品商店。因为这些文具用品有许多出产在南方，所以才叫南纸店。
比如宣纸。宣纸产生于唐代，长时间享有盛名，是书画家喜爱的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泾县。泾县在唐朝时属于宣州管辖，所以叫宣纸。宣纸所以成为珍品，与它的制作方法有关。古代宣纸的制作，是以皖南山区出产的青檀树皮为原料，采用发酵制浆法制作纸浆，然后在日光下反复暴晒，纸浆变白。宣纸的特点就是洁白度高，耐光耐热性强，长时间储存不变色，不变质，细密柔软，韧而不脆，抗拉力强，既受墨又显墨，不易虫蛀，便于长期存放。宣纸有生宣和熟宣之分。刚生产出来的宣纸为生宣，吸水性强，宜于书法及写意画。生宣用明矾水浸泡后成为熟宣，宜于精工细描的工笔画。
比如湖笔。从元朝开始，湖州吴兴县的人们就采用嘉兴山羊毛制成羊毫笔，或者用羊毛和兔、鸡、狼毛制成兼毫笔。后来，湖州逐渐成为我国的制笔业中心之一。湖笔的外观特征十分明显，其尖端有透明的锋颖。一支名副其实的湖笔，必须兼备有四个特点：笔锋尖锐，修剪整齐，丰硕圆润，挺健有力。湖笔在制作过程中，挑选笔毛时严格注意长短、粗细、均匀一致，使每支笔头的毛都浑圆饱满，刚柔一致，书写时不散锋，提起笔时自然收拢成锋，不生秃笔。湖笔也有多品，如紫毫、狼毫、羊毫等。羊毫以柔软著称，最宜写连绵草书。狼毫刚健而弹性强，不岔尖，宜写大小不一的字。紫毫以最硬的野兔毛制成，笔锋过硬，耐磨性差。
比如徽墨。宋朝时，歙州的墨匠们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用油烟、松烟、漆烟等多种原料，加上珍贵药材制墨，大大提高了墨的品质。宋朝徽宗时，歙州更名徽州，徽墨的名称也从此流传开来。徽墨书画均宜，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盛誉。用它写字绘画，沾水不洇，可保长新。
比如端砚。它是因为出产于广东肇庆东南斧柯山西麓的端溪而得名。端砚品种繁多，有青花、蕉叶白、金星点、天青、冰纹、鱼脑等，最负盛名的是青花。青花又分微尖青花、蚁脚青花、蝇头青花、玫瑰青花、子母青花等。端砚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到了明朝，创造出更为繁多的样式，有蛋形、金钟形、古鼎形、古琴形、瓜果形等。从雕工上讲，明代以细刻、线刻为主，线条细腻，繁而不乱，构图饱满，形象生动，整体感强。
张耀宗在向别人介绍纸、笔、墨、砚的时候，特别强调说：“这可是我国著名的文房四宝啊!”
对于张耀宗渊博的知识，听介绍的人们都不由得伸出了大拇指。有的了解一些情况的人说：“这南纸店的老板，可是当过大官的啊!”
那么，店名为什么叫“松竹斋”呢?有人问起张耀宗，他回答说：“松、竹、梅，人称岁寒三友。梅花暂且不讲，就说这北方的松柏和南方的翠竹吧，天气暖和的时候它们苍葱青翠，在风雪弥漫的寒冬，它们依然坚定挺拔，郁郁葱葱。它们多么令人佩服啊。”
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张耀宗在以松竹自比，店名起松竹斋，正反映了他的人生志趣。结果，大家对这个新的店铺更加产生了好感。
从此以后，在和平门外的琉璃厂，又增加了一个卖文化用品的新店铺，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光顾这里，它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巧施妙计，改号荣宝
松竹斋的发展是和清王朝的日益兴盛相联系的。清朝满人入关以后，经过顺治和康熙朝前半期，国内大规模的战事基本结束，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上了日程。经济建设有助于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的建设。
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本来就是文人荟萃之地，松竹斋在清初的大环境下得到了发展，自1672年开张以来，生意越来越火，这里成了文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然而，没有哪个老字号会永远一帆风顺发展下去的。
到了光绪年间，松竹斋已经历经了二百多年的历程。虽然二百多年来松竹斋也遇到过一些小坎坷、小波折，但在张家后人的努力经营下，最终还是挺过了一个个难关。
不料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松竹斋的继承人张梦林不幸因病早逝，年仅32岁。抛下了妻子张李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尽管张李氏很能干，也很有经营的才能。但她毕竟是个女子，在过去的封建时代，女人是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尤其是一个寡妇。
孤儿寡母，没有办法，只好将松竹斋交给张梦林的叔叔张次山来经营。张次山对于经营松竹斋非常外行，他的三个儿子更是不成器。结果松竹斋在张次山的手中日益衰败。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一个明媚的春天来到了。和平门外琉璃厂那条街依然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许多店铺生意兴隆，顾客众多。只有松竹斋这个老字号店铺前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光顾。
“可惜了这家老字号，今天竟变成这个样子。”有的过往行人这样说。
“都是子孙不争气，把祖宗留下来的家业给败了。”也有的人这样说。
“松竹斋要完蛋了，这下我们可除去了一个竞争对手。”和松竹斋同行的人们则暗自庆幸。
看到松竹斋的这种情况，张李氏非常难受。她又想起公公和丈夫在世时松竹斋那兴盛的情景，两行热泪不由得滚了下来。
“这样下去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保住这份祖宗留下来的家业。”张李氏暗自下决心。“谁能帮助我呢?”张李氏想到了牛俊臣。
牛俊臣是张梦林和张梦林的父亲张仰山两代人信任的伙计，牛俊臣对松竹斋一向尽心尽责。
张李氏找到牛俊臣，经过商议，决定先向华俄银行借款来维持经营，以松竹斋的财产作为抵押。为了使松竹斋能起死回生，张李氏提议聘请牛俊臣当松竹斋的掌柜，具体负责松竹斋一切业务，张次山父子也同意了。
牛俊臣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又是一个很尽心的人。他当了掌柜以后，没日没夜地干。就是该休假的日子，他也放弃了。但是，松竹斋积累的问题太多了，不是短时间就能理顺的。一年以后，松竹斋的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
牛俊臣再一次来到张李氏的家中，愁眉不展。张李氏让他把张次山父子请来，大家在一起商量对策。这回张李氏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或许只有这个人能够挽救松竹斋了。
张李氏想到的这个人叫庄虎臣，是荣录堂的大伙计。被称为琉璃厂的智多星，是这条街上出了名的能人。他头脑灵活，点子多，跟官府的关系还很密切。有人说，世上没有能难得住他的事情，也没有他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情。
两天以后的晚上，张李氏、张次山父子以及牛俊臣和庄虎臣在松竹斋见面了。最后，庄虎臣同意来松竹斋当掌柜，薪资除免费膳食外，每月薪水十块大洋，另外年终分红利单说。
庄虎臣来到松竹斋以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和张李氏他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一天，大家在张李氏家中详细地讨论起来。
“依我看，要快一点把松竹斋关闭，现在是春天，最晚不能超过夏天。”庄虎臣说。
“为什么？一关闭不都完了吗?”张次山和牛俊臣异口同声地说。
张李氏倒显得很沉静，她示意大家先别着急，听庄虎臣把话说完。
“我是这么想的，不关闭，那才彻底完了。这个道理，我一说大伙儿就懂。你们想，我们借华俄银行的那一大笔款子，很快就要到期了，按照当初借款协定的规定，到期无力偿还，就得拿松竹斋做抵押。关闭了松竹斋，抵押就抵押吧，不就是几间房子吗？”庄虎臣一口气讲完，喝了一口水。
“松竹斋关闭以后怎么办呢？”张次山问。
“关闭以后，我们就用松竹斋现有的款子和一部分库存下来的货，开办一个新的南纸店。”庄虎臣解释说。
“这是一个好办法。请您说得再细一点。”张李氏听得很认真。
“我们在别的地方买一套房子，起个斋号。在松竹斋关闭以后，争取秋天开张。这样，华俄银行打官司，只能拿松竹斋做抵押，不能拿别的任何斋做抵押。于是，我们通过更名改姓的办法，就使松竹斋实际上保存了下来。”庄虎臣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也都很认真。
“这真是个好办法!”张次山夸奖说。
“庄先生不愧是个小诸葛，让人佩服。”牛俊臣说。
随后，大家就一些工作进行了分工。张次山和牛俊臣立刻着手松竹斋关张的事，要尽可能地大造声势，把松竹斋赔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嚷嚷出去。庄虎臣负责购置店铺房。张李氏在家中掌握全局，并通过牛俊臣和庄虎臣联系。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应当说明，就是新的南纸店虽然是由你们张家来办，但是公开的东家必须找一个你们张家信得过的外姓人来挂名。”庄虎臣说。
“这个好办，就由我娘家的弟弟李辉挂名吧。”张李氏问张次山，张次山父子没有不同意见，反正就是挂个名。再说，李辉这个人可靠，办事把细，嘴又严实，还懂得点经营之道。
大家又议论起新的店铺叫什么名字的问题。张次山想听听庄虎臣的意见，张李氏等人也都这么想。于是，庄虎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据我考查，这松竹斋的来历，是因为张氏前人既喜欢南方的翠竹，又喜欢北方的松柏，故而得名。我们今天要办的南纸店，实际上是松竹斋的继续，因此也应当起个既雅又吉祥的名字。我想最好起名荣宝斋。一是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二是也想和荣录堂比个高低。”
“这个名字起得好，既雅气又吉祥。”张次山带头表示赞同。张李氏和牛俊臣他们也没有意见。新的店铺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没有几天，琉璃厂就传出了松竹斋倒闭关张的消息，人们议论纷纷。
“一个老字号，说倒闭就倒闭了，真可惜。”有人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当马牛。这句古话真对。你看看，松竹斋不就是个例子吗?祖上辛辛苦苦积累钱财，置下了这份家产，想让儿孙享福，没想到儿孙没有这个福分。”也有人说。
“太不争气了！愧对祖上。”还有人叹息着。
就在人们不知底细说三道四的时候，华俄银行也得到了消息，便立即查封了松竹斋。当然，这又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其实，这时候的松竹斋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只有几间铺面房。因为值钱的东西或者早已被卖掉，或者早已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在松竹斋倒闭几天以后，李辉用他姐姐张李氏给的一千元大洋，在琉璃厂八十六号买下了一座房子。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秋的一天，李辉的店铺在和平门外琉璃厂八十六号开张了。这一天的天气格外的好，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店铺的屋檐下张灯结彩，人们的脸上充满了喜悦。一阵鞭炮声过后，身穿长袍马褂的庄虎臣笑容满面地举起竹竿，轻轻地挑开了蒙在门上方牌匾上的红绸子。顿时，牌匾上“荣宝斋”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呈现在人们面前。
“嘿，好书法!”有人夸奖牌匾上的字写得好。
“那当然了，您也不问问这字是谁写的？这是先科状元、书法家陆润庠的字，能不好吗？”人群中有了解情况的人这样说。原来这块匾是专门请先科状元、书法家陆润庠写的墨宝，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
随后，李辉、庄虎臣带领众伙计，分立店铺两旁，不断弯腰施礼，招呼着前来参加开业庆典的各界人士。在人来人往，热闹喜庆的气氛中，荣宝斋诞生了。
百年历程——君子之交，引来无数金凤凰
重新创业，东山再起
谈起中国的老字号，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东西是什么呢？一提起茅台酒，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个土里土气的酒瓶子。谈到荣宝斋、同仁堂、全聚德等诸多老字号，那一块块古旧的老匾即刻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老匾上那一个个名家书写的名号，每个字都笔力遒劲，结构完美，令人回味。
荣宝斋这块老匾一挂就又是一百多年。当初松竹斋走向没落，张家听取了庄虎臣的妙计另起炉灶，不但躲过了巨额债务，还打赢了与华俄银行的官司。自此，在庄虎臣的领导下，荣宝重整旗鼓，生意日渐兴旺，没用几年便又东山再起。
新掌柜庄虎臣，的确是个能人。他接管荣宝斋之后，想出了许多新名堂。比如印制“缙绅录”。
“缙绅录”，就是清代文官的名录。原来，清朝光绪年间，还保持着前代的一些习惯，就是把全国文武官员变动的情况，定期地在乾清宫门外张榜公布。对于别的人来说，朝廷的这一作法似乎引不起什么兴趣，但是对于庄虎臣来说，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它给荣宝斋的新经营提供了契机。为什么这样说呢？
庄虎臣当初为了办好荣宝斋，决定要和官府搞好关系，于是他便花钱买了个五品官衔。这不是为了显威风，好面子，而是为荣宝斋着想。其实，庄虎臣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他早就想到了印“缙绅录”的问题。
那时候，有钱的人想做官的不在少数，但是怎么能够拿钱买到官呢，却不那么简单。这就需要了解内情。比如说谁是谁的后台，谁和谁有什么关系，谁因为什么事下台了，等等。要了解这些情况，就需要知道朝廷官员变动情况。一般人只能从“缙绅录”中去了解。最初印“缙绅录”的是荣录堂，庄虎臣在荣录堂的时候就管这事，有关技术他都掌握了。现在他到了荣宝斋，当然想在这方面露两手。
怎样才能掌握官员变动情况呢？庄虎臣当然想到了自己是有官衔的人，是可以出入宫廷的。因此，他每天早晨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穿上朝服，和文武官员一起按时进宫。别人人宫是上朝，是议论朝政。他人宫则是专到乾清宫外看朝廷的官员任免名单。虽然这种任免名单并不是天天公布，可是庄虎臣生怕漏掉，所以还是天天去。庄虎臣是个办事极认真细致的人，他每次进宫，只要有官员任免名单，必定一字不漏地抄下来。就这样，日积月累，过一些时候，就抄了一大摞。
庄虎臣估计这些名单可以印成一册的时候，就开始印刷。他挑选刻版能手，精印成册，独家经销。由于这些名单准确无误。靠得住，信得过，具有权威性，所以很受那些想花钱买官的人的欢迎。由于官员任免是经常进行的，花钱买官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随着朝廷“缙绅录”的不断更换，荣宝斋“缙绅录”的不断改印，“缙绅录”不断卖出，白花花的银子也就不断地流入荣宝斋。
在庄虎臣的策划下，荣宝斋经营的第一项业务印制“缙绅录”，一炮打响，成功了。同时，庄虎臣又有了新的点子——印制试卷和奏摺。这试卷，松竹斋早年就印过，并且获得了成功。现在，在庄虎臣的策划下，荣宝斋仍把它当做一项重要的业务。
清朝的科举考试，在庄虎臣当荣宝斋掌柜的时候还在进行。来京的举人们为了能考中进士，往往在正式考试以前，要反复进行练习。于是，荣宝斋用宣纸印制成的素白考试试卷就成了抢手货，来京的举人们纷纷购买，非常畅销。印制考试试卷，当然是庄虎臣的主意。因为庄虎臣发现，不少考试的举人落第，并不是文章写得不好，而是书写功力不行。不是写出来的试卷不合规范，就是写的字不合规格。这样，即使把试卷交了，也考不上进士。现在，荣宝斋印试卷纸，举人们考前可以练习，正是大家求之不得的，能不购买吗?荣宝斋通过印试卷纸赚了大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荣宝斋除了印试卷纸以外，还印各种摺子。在这些摺子中，首先是奏摺。奏摺是那些取得了可以向皇帝直接反映情况的资格的臣子们的报告书。前面我们说过，奏摺在康熙年间就产生了，雍正年间完善，形成制度。以后清朝的历代皇帝都要求臣下写奏摺报告情况。荣宝斋印出的奏摺，色白质柔，很受官员们的欢迎。北京是清朝中央政府所在地，衙门很多，官员也很多。琉璃厂向来是旧书籍及字画古玩流转的总汇地，许多官员都要到这里购买自己的心爱物品。当他们来到琉璃厂购买自己心爱物品的时候，也必定要到荣宝斋购买奏摺。荣宝斋印出的奏摺质量好，写出的字让人赏心悦目。何况奏摺直接呈给皇帝，这关系到官员们的前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当官的谁又舍不得花钱呢？正因为这样，荣宝斋印制的奏摺，销路很好，又赚了不少钱。
此外，荣宝斋还印其他各种各样的摺子，比如祝贺摺、请安摺等。祝贺摺也称贺摺，用于各种各样的祝贺礼节。中国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文明之邦，这反映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朋友亲戚家有人结婚了，生儿育女了，升官发财了，都要祝贺。祝贺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就是送贺摺。荣宝斋印的贺摺是红颜色的，非常精美，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可以想像，这样的贺摺送到谁家里谁都会高兴的。请安摺也称安摺，用于问安的各种场合，比如朋友亲戚家有人病了，或者赶上生日了，各种节日了，等等，都要问安。问安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送请安摺。荣宝斋印的请安摺是黄颜色的，印得也很精美。试想，这样的请安摺谁不欢迎呢？荣宝斋印的祝贺摺和请安摺，也赚了不少钱。
此外，荣宝斋印的诗笺和信笺也非常精美，销路不错，当然也赚了不少钱。当初松竹斋的时候，也印过诗笺和信笺。庄虎臣当了荣宝斋掌柜以后，这项业务当然也在他的考虑之中。不过，这时候荣宝斋印的诗笺和信笺，比松竹斋的时候，在技术上要进步多了。这时候，荣宝斋在井院胡同二号创办了“荣宝斋帖套作”，不惜工本精心制作各种套色诗笺和信笺。帖套作是一种木版水印技术，靠着这项技术，荣宝斋自己印制各种诗笺和信笺，还有信封、笺纸、册页等文化用品，而且是自产自销。这时候荣宝斋帖套作的代表作品有“七十二候诗笺”、“二十四节气封套”等，古朴典雅，别具一格，在市场上很有销路。
荣宝斋由专营文房四宝一类的商品，进而自印“缙绅录”、试卷、奏摺、信笺、诗笺等，还经销名人字画、古董文玩，眼看着买卖越做越好，一天天地发起来。
“荣宝斋的名字起得好，荣光荣光，能不发吗?”有人说。
“荣宝斋，全是借了宝的光了。宝就是财嘛。”也有人这么说。
不管怎么说，在琉璃厂这条街上，荣宝斋是出了名了。往日名气很大的荣录堂，这时已经是望尘莫及了。荣录堂的掌柜刘会岫多次感慨地说：“这世道说变怎么就变了呢？”
引龙聚凤，名人频顾
荣宝斋的周围，鳞次栉比，一间间古色古香的厅堂清雅俊逸，风格百态千姿，各具特色，韵味无穷。随便走进一家店铺，皆幽静整洁，风格古朴雅致，一座座大书架，一栏栏百宝阁，曲折迂回，布置精妙。
步入琉璃厂文化街，确实有一种浸泡在文化里的感觉。如今流行一种说法：“泡”吧。逛琉璃厂文化街便是“泡文化”。从老字号的文化沉淀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诸多老字号中，荣宝斋得天独厚，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北京是文化中心。进京赶考的各地举子可谓文化精英。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优秀的文化人聚集在琉璃厂附近，当然需要琉璃厂文化街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
许多散布各地的书籍字画、文物古玩、文房四宝源源不断，流入琉璃厂文化街，弄得满街都是宝贝。有人赞叹：九市精华萃一街。如此说来，荣宝斋不但是浸泡在琉璃厂文化街这条文化的河流里，而且一直沐浴着优秀文化精华的雨露甘霖。而荣宝斋本身是经营文化产品的，它又浸泡在琉璃厂文化街这样一条流淌着文化的河流里，它自然也离不开文化名人。
可以这样说，到过荣宝斋的名人，多不胜数。
在张家经营松竹斋的时候，张家人就非常注重结交文人墨客，广纳四海朋友。到庄虎臣经营荣宝斋之后，经营者更是把“以文会友”当作了先人传下来的店规，代代相传。
百余年来，荣宝斋与文人墨客们结下了翰墨情缘，它成了书画家信赖的朋友，成了书画家与收藏家之间的桥梁，更被视为“书画家之家”。
荣宝斋曾吸引来的文人墨客中，仅近现代著名的书画家就有：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陈半丁、潘天寿、傅抱石、溥心畲、于非闇、石鲁、赵望云、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李苦禅、黄胄、王雪涛、徐燕孙、吴光宇、胡佩衡、吴镜汀、谢稚柳、唐云、朱屺瞻、刘海粟、林散之、陆俨少、黎雄才等以及许多当代的著名书画家。
此外，像鲁迅、胡适、郑振铎、郭沫若、林琴南这样的文化界的先驱者，亦是荣宝斋的常客。还有一些政界人士，如沈钧儒、何香凝、李济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邓拓等，也都和荣宝斋结下了水墨情缘。
很多文化名人还为荣宝斋店内外的匾额题过字。将这些人的名字排列起来，荣宝斋简直是星光灿烂。
大师们光顾荣宝斋，他们汲取了荣宝斋的知识营养，更以大师所特有的英才灵秀滋润了荣宝斋。
荣宝斋因为收藏和经销这些名人的书画，使得店里的生意蒸蒸日上，在同行中独占鳌头。例如，在张大千成名之后，他的画早已洛阳纸贵。但有一次，在旧时正月初一至元宵节期间的广甸集市上，荣宝斋一气挂出十五幅张大千的画，让同行们自叹不如。
这全是因为当年荣宝斋的掌柜王仁山和张大千的交情非同一般。
王仁山是个很机敏的人，从小就在荣宝斋做学徒。他接手荣宝斋之时正处在民国初年时局动**之际，此时庄虎臣等老一辈的人早已故去，荣宝斋已经换了几代掌柜。或许是时局不稳之故，也或许是后来的掌柜能力有限，这时的荣宝斋状况竟一日不如一日，再次跌向了低谷。
王仁山临危受命，果然不负众望，他制订了一系列的店规，比如要求店员一律剃短平头，不许店员穿皮鞋，店员对顾客说话要得体等等，对学徒要求严格，却能任人唯贤，他还重视信誉。因此，荣宝斋在他的带领下又重现了辉煌。
王仁山平时不太爱说话，但他聪明机智，善于思索。比如结交书画届的朋友，虽然是前人留下来的经营策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是要煞费苦心的。
一次，王仁山听说张大千离开北京，去了上海。王仁山便借到荣宝斋上海分店办事的机会邀请张大千到店里叙谈，二人谈得十分投机。
王仁山耳闻张大千除了国画画得好之外，还很好吃，是个美食家，而且特别爱吃北京谭家菜馆的菜。
于是便对张大千说：“先生若肯赏脸，我请先生去北京，不光包先生的机票，还请先生吃谭家菜。”
机票其实不重要。“谭家菜”却仿佛能勾住大师的魂。一听谭家菜，张大千顿时眉飞色舞，神采飞扬，说：“谭家菜，周家酒，吃了喝了还不想走!”
两人乘飞机飞回北京，王仁山便忙着在谭家菜馆订好菜。
三天后，张大千携一帮好友来到谭家菜馆，品尝谭家菜。谭家菜，果然名不虚传。张大千吃得高兴，忘形之际，竟把鞋脱了下来。他才不管周围全是官宦名流富豪呢。这是大师风范。
张大千吃得高兴，全然不顾自己的脚不雅观。王仁山却在动脑筋。他看见墙上所挂名画中，有一幅张大千画的荷花，便与张大千谈荷花。
此谓一举两得：其一，谈荷花，可以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不再关注大师一副赤脚大仙相。其二，谈荷花，当然是想得大师的荷花真迹。
王仁山指着墙上的荷花说：“张先生这荷花画得太好！让人见了就不愿意走。荣宝斋有许多名人字画，其中不乏荷花。依我看来，荷花还是张先生画得最好，只有张先生把‘风吹荷花十八变’的种种妙趣画得淋漓尽致。”
赤脚大仙爽朗一笑，说：“王老板过奖了。是不是要我为贵宝号画些荷花？”
王仁山心花怒放，忙说：“如果先生方便，那再好不过了。”
只要愿意，当然方便。张大千为荣宝斋画了荷花。
王仁山管理荣宝斋，其实是在经营字画等文化产品。他深谙其道，明白想要做好生意，必须与画家交朋友。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话可以包含一层意思：山有了神仙，山本身也就沾
了点仙气。
中国老百姓过日子，讲究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中国文化人要舞文弄墨，在乎文房四宝：纸、笔、墨、砚。荣宝斋经营文化产品，它本身就浸泡在琉璃厂文化街这一派文化的汪洋里，又与诸多顶级的文化人结下过如此多的渊缘，虽然没沾上仙气，却沾了这许多文化名人的光。
前进途中，祸兮福兮
荣宝斋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八年抗战，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国穷民也穷，这就决定了荣宝斋这样的店铺将要面临厄运。果然，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又开始了。国家和社会的不安定，使琉璃厂许多经营上百年的店铺纷纷破产倒闭。荣宝斋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到40年代中期，荣宝斋开始走下坡路。
1948年，荣宝斋门前已经是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了。其实，还是在1947年年底，荣宝斋就已经支不出年终红利了。大掌柜、二掌柜，还有伙计们，都不能分红。到1949年，荣宝斋的处境更加困难，连店员的工钱都发不出。到了这种状况，荣宝斋人人垂头丧气，走投无路。
1950年，荣宝斋公私合营，荣宝斋改称“荣宝斋新记”，由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题写了牌匾。新中国五十年来，北京荣宝斋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创造并积累了难以计数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了各项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这期间，北京荣宝斋在发展传统业务基础上，拓宽了经营领域和业务渠道，在山东、浙江、四川辽宁、山西、陕西、湖北、吉林等地设立了经销处，加强了国内的商业和文化活动。
荣宝斋的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几十年来，随着国家改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荣宝斋几经变迁，随着国家的命运经历了兴发昌盛，也遭遇过困难厄运。
例如：1966年夏天，中国爆发“**”。和所有的文化单位一样，荣宝斋也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1966年8月19日，荣宝斋被红卫兵列为大黑店。它的大门上被糊上了大幅对联：“臭黄胄骑驴常来访，叶浅予等群魔乱舞”，横批是：“鬼居堂”。
大字报接连不断，批斗会一场连一场，怎么办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墙上的古今字画都摘下来了，荣宝斋成了新华书店。
这时期，外国朋友不再买荣宝斋的东西了。据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个外国人到荣宝斋来买字画，他看到所有的山水画上面都有红旗、工厂，工厂的烟囱上还冒着浓烟。有的山水画上，还有武装的民兵和军人。外国朋友提出，有没有画面上只有山水的画，再有些小动物更好。回答是没有。外国朋友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这就是“**”中荣宝斋的经营状况。这样的经营状况，荣宝斋能不陷入困境吗？能不走向深渊吗？
不过，在“**”中，由于荣宝斋人的识大体，顾大局，坚决抗住了社会上造反派的冲击，荣宝斋价值连城的资料室居然完好无损，一件东西都没有丢失。就在荣宝斋像全国的新华书店那样经营的时候，1971年，有人做出决定：撤销荣宝斋，撤消荣宝斋王府井门市部，营业部交北京市新华书店，装裱车间交北京市工艺美术部，王府井门市部也交北京市工艺美术部。
荣宝斋人当时惊异异常，就在决定荣宝斋命运的关键时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人提出荣宝斋是四旧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我觉得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是一门很好的技术，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再说用石料刻图章也是废物利用，把它保留下来有什么不好呢？我看荣宝斋牌子不能变，应该保留。”周恩来还提出：“我们要是把琉璃厂文化街也消减，以后怎么向后人交代呢？”就这样，琉璃厂文化街保留下来了，荣宝斋也保留下来了。可是，由于周恩来讲话中没有提到王府井门市部，结果，荣宝斋王府井门市部被撤掉了。
经历了一场浩劫的荣宝斋，后来的命运又怎么样呢？
20世纪7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荣宝斋又逢发展传统文化的春天，逐步明确了坚持“以传统业务为核心，开拓传统文化的多元业务，稳步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战略。近二十年来，荣宝斋的传统主营业务在发展，经济效益在持续增长，先后在外阜开设了多家分店或经销处，并相继成立了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所属公司。在此期间，荣宝斋拓宽了经营领域和业务渠道，增进了国内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业务往来。
尽管前进的路途中有坎坷有磨难，但无论在什么样艰苦的环境下，荣宝斋都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竭诚为书画家服务，为顾客服务，童叟无欺。如今，荣宝斋被誉为“书画家之家”，已经成为了一个繁荣中国传统书画的艺苑，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窗口。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荣宝斋更是拓宽了市场，以新的姿态走向了世界。
1979年10月，荣宝斋在日本举办了大规模的书画文房四宝展销会。在这次展销会上，著名画家李可染、吴作人、范曾的画，出售的价钱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准，它反映了中国的艺术品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1989年5月，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拍卖行之一的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举行了中国艺术品拍卖活动。结果，中国近代名画掀起了拍卖**。参加竞投的买家很多，既有经常出现于各国拍卖会的大收藏家，也有平时很少露面的私人收藏家，人们对中国的艺术作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就在这次拍卖会上，当代中国画家吴冠中的《高昌遗址》图，竟以187万港元成交。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满园春色，中国画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
在荣宝斋走向世界的过程里，荣宝斋的经理也换了人。我们前面说过，1949以后，侯恺是荣宝斋的第一任经理。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34年。34年来，他马不停蹄，付出了许多心血，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他年纪大了，蔡金鹏接了他的班。蔡金鹏富有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从小就喜欢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正是以蔡金鹏为首的一班人，在新的形势下，带领荣宝斋走向了世界，走向了未来。
为了使荣宝斋更好地走向世界，蔡金鹏首先对内部进行了改革。他成立了荣宝斋咨询委员会，委员会包括离退休的、有丰富经验的管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方面的各种人才。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办好荣宝斋出主意，当参谋，献计献策。
蔡金鹏还带领荣宝斋全体人员制订了荣宝斋五年发展规划。规划中提出，要正确估计目前情况，稳定掌握发展方向，切实搞好体制改革，大力开发优质商品，抓紧培养各类专门人才，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加快基建进程，从根本上转变斋风。
1987年，荣宝斋在新加坡举办了中国荣宝斋木版水印书画展，展出品种一百多个。其中，有《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等古代名家巨作，还有郑板桥、任伯年、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李可染等清朝和当代大师的作品，此外还展出了90位当代著名画家的两百件原作。这次画展，轰动了新加坡，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地的一家报纸发表评论说：木版水印是中国传统的印刷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不同于一般的印刷术，它印制的国画，能保持原作的笔墨、色彩和气韵，成为一件比原作毫无愧色的艺术品，人们常常把木版水印画当做原画来欣赏。这次画展以后，荣宝斋在新加坡建立了经销处，宣传中国
文化，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荣宝斋还在日本举办了画展，展出的明清字画和文房四宝，总计有两百多件，都是荣宝斋珍藏多年的精品。其中包括明仇英的《松溪高士图》、徐渭的《墨笔花卉卷》，清华岔的《红鲤图》、石涛的《山麓听泉图》，还有明代古墨，清代宫廷毛笔，红、黑、白三色的鸡血石章，以及各家铭文的名砚和瓷、竹、铜、象牙等各种材料制作的名贵的文房四宝。这次展览轰动了日本，日本的文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荣宝斋。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荣宝斋对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书画艺术展览的基础上，荣宝斋又和香港的博雅艺术公司合资，成立了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该公司坐落在香港繁华中心九龙加连威老道十八号。开业以来，深得香港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并以藏家云集而成为知名的艺术中心。公司成立以后，举办了大规模的书画展览，推出了更多的名家名作。齐白石先生的一尺见方八张山水册页就以一百多万元港币售出。
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除了举办画展外，还进行了拍卖中国画的活动，它产生的轰动效应更大。在这次拍卖活动中，263幅由清朝光绪年间到近代名家的珍品，吸引了很多人竞投，一天拍卖的成交额就达到了两千万港元。齐白石先生的一幅《一帆风顺》图，以65万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最高的纪录。张大千先生的《墨荷》图，成交额也高达55万元。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举办的这次中国近代书画拍卖会，是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中国书画艺术品的大型拍卖会，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买家争相竞投，反映了中国画在国际艺坛上越来越受到重视。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荣宝斋不断地把中国当代著名画家推向世界，先后在海外举办了程十发、白雪石、宋文治、范曾、费新我、启功、董寿平、吴冠中等人的书画展览，在香港举办了杨延文、贾又福、白雪石的个人画展。这些书画展览，增强了世界对中国画和中国画家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画在国际画坛的声誉，有利于中国画艺术更好地走向世界。
荣宝斋，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经营智慧——技艺高超，生意方能万年青
挖掘人才，赢取人心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信息就是资源，人才就是资本。”其实社会上的竞争，无论是技术竞争、市场竞争、信息竞争、资源竞争，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广泛地拥有各方面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人才问题关系到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的生存发展，也关系到一个老字号的盛衰存亡。
松竹斋更名荣宝斋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庄虎臣的时代。庄虎臣在当荣宝斋掌柜的十多年时间里，荣宝斋蒸蒸日上。那时的荣宝斋，不仅在琉璃厂，在整个北京城都是出了名的。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荣宝斋的新经营中，庄虎臣不仅开辟了许多新的业务领域，而且他还非常注重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他的这种管理智慧使荣宝斋的发展有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庄虎臣这个掌柜手下，除了牛俊臣这样的能人外，还有其他一些能人。这些能人，有的是庄虎臣用重金延揽来的，也有的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
在这些能人中，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张仲儒和郭次久。这两个人都是琉璃厂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不仅善于经营，而且心术正，能和庄虎臣团结在一起，行动在一起。他们经常给庄虎臣出谋划策，为荣宝斋的兴旺发达付出了不少心血。
庄虎臣离世后，张仲儒和郭次久出任荣宝斋掌柜。二人经过细细考虑，认为像庄虎臣这样的人才对荣宝斋的贡献太大了，荣宝斋应当嘉奖才行。他们和东家商量后决定，为了报答庄虎臣对荣宝斋的贡献，报答他为拯救张氏家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在庄虎臣死后十年，每月薪水照发，年终照分红利。
这个决定很快就在琉璃厂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
人死后还拿薪水这件事，给了荣宝斋的伙计们很大鼓舞。“人心齐，泰山移”，荣宝斋的生意照样红火。仅宣纸一项，就经销有一百多种，其中包括生宣、熟宣、玉版宣，还有荣宝斋自己加工的烫金宣、素染宣等。
意义不仅于此。给死人发薪水这件事，还使人产生了向庄虎臣学习的劲头。“人家可以办到，我怎么不能办到？”也有的人真是这么想，这些人开始仔细琢磨庄虎臣的经历。
庄虎臣确实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当了荣宝斋的掌柜以后，仍然是苦学不止，治店有方，出纳不苟，办事始终如一。他除了培养张、郭二人以外，还有挖掘到了雕版高手戴广斋，木印巨将王月轩。
戴广斋、王月轩两个人，都是身怀绝技的人。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帖套作的各种产品，靠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起初都不是荣宝斋的人，是庄虎臣不惜高薪聘请来的。就是这两个人，不仅使荣宝斋的生意日益兴旺，而且使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后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庄虎臣当荣宝斋掌柜期间，荣宝斋有了长足的进展，资金由原来的三千元增长到数万元。
在庄虎臣培养的人中，有一个叫王仁山的。他最初只是个学徒，后来成为伙计，再后来成了掌柜，为荣宝斋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仁山当了荣宝斋的掌柜以后，继承了庄虎臣重视人才的观念。在管理店铺方面，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正因为这样，荣宝斋才一天天红火起来。
那么，他又是怎样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网罗人才。这里有这样一件事儿，很能说明问题。
在琉璃厂这条街上，离荣宝斋不远，有个店铺叫清秘阁。清秘阁有个伙计叫王润生，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王仁山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想把王润生弄到荣宝斋来。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了解到另一个店铺文雅斋的掌柜张福仙是王润生的好朋友，王润生对张福仙的话是言听计从，而张福山和王仁山又是好朋友。于是，王仁山先做张福山的工作，通过张福仙去做王润生的工作。
“我和王润生都是昌平人，从小就在一起。让他到你那里去，没问题。只是，他到你那里去以后，待遇怎么讲呢?”虽说是朋友，张福仙还是要为王润生考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您可以转告王先生，请他完全放心。只要他的腿迈进了荣宝斋的大门，我王仁山绝不会亏待他。”王仁山语气坚定地说。
后来，经过张福仙做工作，王润生答应到荣宝斋来。王仁山非常高兴，破例在丰泽园饭庄请王润生吃饭，说好薪水每月比清秘阁多两块大洋。王仁山这一招，既抽去了清秘阁的顶梁柱，又加强了荣宝斋的骨干力量，从而增加了荣宝斋的竞争实力。
对能干的人，王仁山给予重用。对不能干的人，则想方设法把他请走。这里有这样一件事情。
那还是王仁山没有当掌柜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当上了荣宝斋的二掌柜。王仁山当了荣宝斋的掌柜以后，那个人继续当荣宝斋的二掌柜。可是这个人整天叼着大烟袋，就是不管事。大家很有意见，都看王仁山采取什么办法。王仁山这个朋友呢，还挺得意，认为王仁山是自己的朋友，对自己不会怎么样。不料，王仁山找到了东家，建议把这个人辞掉。
“我们荣宝斋不是白养人的地方，要都像他那样，店铺就该垮了。”王仁山向东家解释说。
后来，王仁山把他的这个朋友真的辞掉了，并安排了一个既能干又和自己一条心的人当上了二掌柜。
“王仁山真不是东西，连朋友乡亲的面子都不给了。”那个朋友气得大骂。原来，他和王仁山还是同乡，都是顺义人。
荣宝斋由于招揽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人才，因此在同行业的竞争中稳稳地立于不败之地，一百多年来而不衰。
货真价实，信誉第一
荣宝斋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把“货真价实，宁缺勿滥，客户至上，信誉第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光绪二十年（1894年），荣宝斋开张不久，大学士翁同龢下早朝后来琉璃厂，走进路北的荣宝斋。荣宝斋掌柜庄虎臣侍候。他见荣宝斋的陈设没清秘阁那样古朴肃穆，而是书画满堂，四壁生辉。翁夫子浏览近代书画家的作品，偶然见到一幅《陋室铭》中堂，落款是翁同龢，便仔细看了看，又想了想：我没抄录过刘禹锡《陋室铭》呀，怎么这字像是我写的上面书款印章也都像是我的。他坐下沉思良久，一语不发。
庄虎臣见翁夫子皱眉不悦，联想到是不是他不愿将自己的作品在商店陈列出售，有失“帝师”之体统故而言道：这是韩懿轩买古旧纸时，夹带来您的墨宝，在我这里只陈列不出售。
翁同龢说：这幅中堂很像是我写的，可我从未抄录过《陋室铭》。此乃俗人鱼目混珠之作，摹仿得很相像，功底不浅。乾隆爷的御笔好多是别人代劳，今日难于分晓。我翁同龢从不请人代笔，今却有人摹仿我的笔迹，在你们荣宝斋这里冒充我写的。
庄虎臣听翁夫子这么一讲，忙将《陋室铭》摘下，拱手称谢说：多亏夫子指教，不然我们卖了假字画，自己还不知道呢，此后，我们要慎重展出名人字画，决不展出仿作。翁夫子点头一笑。
后来，庄虎臣去找韩懿轩询问这幅仿作的来路，这才知道，原来这幅中堂是韩懿轩自己模仿翁同龢的笔墨，居然能够以假乱真。
后来王仁山当上了荣宝斋的掌柜以后，在经营店铺方面，也非常讲究信誉。他曾对全店铺的人说，信誉是一个店铺的生命，不讲信誉，店铺迟早要垮台。
为了在信誉上赢得顾客，王仁山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他自己认为这是三件法宝。第一件法宝是狠抓质量不放松。为了保证质量，王仁山规定，凡是荣宝斋卖出去的货物，都要有“荣宝斋监制”这样的字样，以让顾客放心。怎样才能保证质量呢？王仁山充分和琉璃厂的各店铺合作。比如诚顺斋装裱字画好，荣宝斋的字画就由诚顺斋负责装裱。义聚斋制作小器好，荣宝斋的小器就由义聚斋承作。益珍斋锦盒做得好，荣宝斋的锦盒就由益珍斋制作。当然，由这些店铺制作出来的东西，都要刻上或印制上“荣宝斋监制”这样的字样。这样，琉璃厂那些有名的店铺，就都成了荣宝斋的加工点，荣宝斋的货物的质量也就有了保障。
今天的荣宝斋依然严守古训，坚决保证货真价实，信誉第一。
尽管今天来荣宝斋买东西的尽管大多是外国人，但是，他们大都是行家。他们所以花很多钱买荣宝斋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信任荣宝斋，认为荣宝斋靠得住。
有一年，一位外国朋友从荣宝斋买了一幅画，花了3600元。买完后，他到了另外一家画店，看到一幅相同的画，只卖1200元。他感到自己吃亏了。当然，他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于是，他又回到了荣宝斋，问可不可以把画退掉。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很客气地给他办理了退画手续。
这位外国朋友高兴地来到了那一家画店，花了1200元买了刚才他想买的那幅画。回到宾馆，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朋友。他的朋友是个懂行的收藏家，立刻对他说：“要买中国画，最好到荣宝斋去买。因为那是一家非常讲信誉的老店，从不出售次画，名家字画也是货真价实，从不骗人。”他的朋友劝他把画退掉，还是到荣宝斋去买真正的中国画。
这位外国友人第三次走进了荣宝斋，花了3600元买了刚才自己退掉的画，并一个劲地表示对不起。可是，当他到另一家画店想退画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这时候，他才感到荣宝斋信誉的可贵，也感到自己上了那家画店的当。
荣宝斋讲究货真价实是一贯的。有这样一件事。著名画家潘天寿先生创作了一幅画，因为纸厚，用墨浓重，装裱老师傅在进行装裱时，意外地一张揭成了两张。这两张画裱完以后，潘先生都加盖了印章。背面的那张，其实也和真的一样。这时候，有人说，可否把那张背面的画也当成原作卖。但是，荣宝斋的人没有这样做，他们把那张背面揭裱的画按照复制品的价钱出售了。
为了保证货真价实，信誉第一，现今的荣宝斋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有一个措施是，对某些画家的作品实行独家经营，售出的作品都附有出售作品目录和真伪证书。真伪证书上有画家签字和荣宝斋经理签字，还盖有荣宝斋的钢印。著名画家范曾就和荣宝斋有这样的协定。因为荣宝斋值得画家信任，买画的顾客也可以完全放心了。除了范曾以外，还有不少画家和荣宝斋签订了这样的协定。
荣宝斋的这种作法，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减少了赝品在市场上的流动，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为了保证货真价实，信誉第一，荣宝斋还成立了有领导、专家、鉴定人员参加的把关小组，严把书画和文房四宝的质量，荣宝斋这样做，更加赢得了国内外顾客的信赖。正因为如此，中国外贸部门出口的文房四宝，大多由荣宝斋监制，并打上“中国荣宝斋”字样。结果，许多国家都接受这样的货物。
荣宝斋的货真价实，信誉第一，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荣宝斋卖的字画，顾客一时反悔了，可以退。荣宝斋收购的字画，价钱低了可以补。有一年，荣宝斋收购了齐白石的一张小画，花了90元，后来发现收购价钱低了，就又给补了100元。这件事在书画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荣宝斋的货真价实，信誉第一，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荣宝斋被海外人士誉为东方文化艺术的橱窗。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访问，都要到荣宝斋来参观。甚至还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等等。他们说：“到北京不去荣宝斋，就等于去比萨而不去看斜塔，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啊。”
前民主德国的总理格罗提渥曾经先后四次访问中国，他也四次来到了荣宝斋。他特别喜欢中国字画。有一次他来到荣宝斋，对一幅盈尺小画产生了兴趣，看了又看，不断称赞。他买了一些碑帖、拓片、字画，以及木版水印的艺术作品。根据外交部的意见，荣宝斋还送给了他一些礼品。
荣宝斋因为货真价实，信誉第一，在国外有很好的反响。有一年，中国的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在联邦德国的一位艺术家家中，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许多中国荣宝斋印制的木版水印画册。这位德国艺术家告诉中国客人说：“我喜欢中国的艺术品，尤其对中国荣宝斋的木版水印艺术感兴趣。所以，我每次访问中国，都要到荣宝斋去，买些木版水印画。每当我打开这些从中国带回来的出版物，不仅看到了中国的绘匦艺术，同时也欣赏到了其他任何印刷无法相比的木版水印艺术。中国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是最美的木版画，我每看一遍都是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
热爱中国荣宝斋艺术品的，又何止以上这些人呢?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柬埔寨的苏哈努克亲王，都是荣宝斋的老朋友，他们每次到中国来，都要到荣宝斋走走，或者欣赏书画艺术，或者买些文房四宝。
荣宝斋，这个以货真价实，信誉第一为宗旨的艺术殿堂，在过去的岁月里，赢得了大量的国内外顾客，在未来的年代里，它也一定会征服更多人的心。
技艺精湛，鹤立鸡群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拥有万贯家财不如拥有一技之长”。这句话说明了技术的重要性。荣宝斋也因技艺精湛绝伦而与同行业之中鹤立鸡群。
经过了“**”的厄运之后，中国开始了万象更新的时期。荣宝斋也是一样，它在木版水印技术方面有了新的提高，临摹仿制取得了新成果，鉴赏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准，装裱技术更加完美。这一切，都是荣宝斋的立世之本，为荣宝斋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荣宝斋以经营木板水印而闻名中外。所印字画，与原作惟妙惟肖，功夫发挥到极致时，甚至能透出许多原作的神韵。
据说，齐白石在世时，有时几乎辨认不出哪幅是他的原作，哪幅是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复制品。
齐白石是否在开玩笑，不清楚。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确实是绝活。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极难复制。所用宣纸，渗水性能非常强。笔法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一般可以先蘸满淡墨，再在笔尖点一点浓墨；或是先蘸满浓墨，再在笔尖上点一点清水；甚至把几种颜色都蘸在笔上。如此一支毛笔，或中锋或侧锋或逆锋或中锋侧锋逆锋混合交替，游走于渗水性能非常强的宣纸之上，墨色、颜色于宣纸上纵横四溢，浓淡渗透，自然调和，浑然天成。
如此画成的中国画，非常美。而要高质量地复制如此这般画出来的中国画，特别困难。所以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是绝活。鲁迅和郑振铎都称赞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为琉璃厂诸笺肆中之“白眉”。
为了提高木版水印技术和保护古代书画，荣宝斋在临摹仿制方面也取得了新成果。一般在木版水印之前，要对原作的复制品进行勾描，这复制品就是临摹仿制的产物，它和真作一模一样。所以说，临摹仿制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木版水印的水平。正因为这样，荣宝斋对临摹仿制是非常重视的。
荣宝斋前后临摹仿制了多少古代绘画珍品呢？有人统计，大约有一百多件。为了让社会更多地了解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以及临摹仿制艺术，在一年秋天，荣宝斋在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品就是荣宝斋的古代绘画临摹仿制品和木版水印画。参观的人很多，有的是内行人，也有的是外行人。不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许多人都把临摹仿制品和木版水印画当成了原作。这个展览在北京引起了轰动。一些文物专家认为，荣宝斋临摹仿制古画，给人们找到了一条保存古代绘画珍品的道路。也有人认为，这些古画临摹仿制品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这些临摹仿制者也是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的名字应当写在临摹仿制的古画上。
荣宝斋还有一批鉴赏古今字画的专家，这也使这个百年老字号长久不衰，并在新时期焕发出更亮的光彩。
荣宝斋被人称为没挂牌的美术博物馆，因为它保存着历代许多书画精品，特别是珍贵的古字画。这些加起来大概有两千多件。荣宝斋在古字画珍品的收藏方面，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
荣宝斋为什么要收藏这么多珍贵的古字画呢？在以前，荣宝斋收购古字画是为了做生意，随买随卖。1949年以后，荣宝斋收购古字画和文房四宝，主要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保护文物和制作木版水印制品的需要。
荣宝斋的丰富收藏表现了荣宝斋的鉴赏能力的高水准。有一年，荣宝斋的鉴赏专家王大山去香港参加“荣宝斋藏品展”。美国一家很有名望的古董拍卖公司，花两万美金买了一幅齐白石的《残荷图》。王大山看到这幅画以后，认为它是赝品，不过字是真的。为什么呢？王大山说：画角上的题字是齐白石手笔，而画却用笔无力，和白石先生的苍劲画风不相称。白石先生的题字中有这么几个字：“一日不见，刮目相看。”由此可以断定，这是白石老人给他弟子作品的题字和签名，后来被人裁去了原作者题字的上款，企图鱼目混珠。王大山先生的一番见解，令香港文物界的人士非常佩服。
此外，荣宝斋还继承了我国优良的装裱技术，不仅吸收了外地的装裱技术，而且还直接吸收了北京琉璃厂的装裱工人到荣宝斋来，成立了装裱车间。
荣宝斋的装裱大师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敬业精神，主要体现在精、严、新、顺四字方针上。首先是精。它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所用装裱材料要精，以保证质量。绢用苏绢，绫用杭绫，纸用绵纸，绝不含糊。用这样好的材料装裱字画，质地柔软，颜色滋润，外表美观，保存长久。二是工艺精益求精。哪怕是微小的地方也不能马虎，正如有人所说的心细如发。
其次是严。就是严格按照多年形成的并且逐渐完善的操作程式办事。装裱字画也要按照程式办事，这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以托画心为例。先要观察画的繁简，颜色的浓淡，以及纸张吃水的性能，然后再动手装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装裱以后画的效果。在装裱古字画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原作的色泽，尽量使用同一时代的同一品种的旧纸绢，以求不露任何痕迹。这以后，还要给画面的残缺不全部分接笔、全色，进行修复。荣宝斋装裱大师们的操作程式，前后总计有二十余道，每一道程式都是不可忽略的。
第三是新。就是不断地创新，既包括开拓精神，也包括技艺方面的不断探索，例如装裱形式、风格和技法等。下面的这件事情可以表现出荣宝斋在装裱方面不断创新的精神。有一年，毛泽东送友人的一条横幅，被中央的一位领导人送到荣宝斋装裱。荣宝斋的师傅们都是有经验的，他们一看，就觉得毛泽东用的纸和笔的质量都不好。这样的纸和笔，如果用正常的办法装裱，肯定会出现跑墨现象，字迹会一塌糊涂。后来，荣宝斋的师傅们经过试验，找到了一种飞托的办法，解决了跑墨问题。什么是飞托呢?就是在托纸上刷浆糊，然后再粘贴在原作上。这种办法不容易掌握，稍不留神就会失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荣宝斋不断创新的探索精神。
第四是顺。就是尊重客户，客户的要求和喜好尽量满足。比如用纸还是用绢，什么颜色，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对著名的画家，比如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他们的要求和喜好，荣宝斋的装裱大师们都熟悉，所以装裱出来的字画没有他们不满意的。
荣宝斋的装裱技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一致的赞扬。张大千先生成名以后，他的字画在北京就只由荣宝斋装裱，其他的装裱店他是不给的。吴作人和关山月的画也是只给荣宝斋装裱。吴先生说：“我的画要请荣宝斋裱，别的地方裱我不放心。”关山月先生也说：“荣宝斋对我们书画界的支援是多方面的。我有三张长卷，包括《漓江百里图》和《江峡图卷》，就是由荣宝斋的张贵桐师傅装裱的。张师傅裱工精湛，使画卷增辉不少。”
台湾的文物艺术收藏家叶启忠先生，在台湾收藏界很有影响，藏品丰富。荣宝斋师傅们的装裱技艺叶先生最欣赏。有一年，他特意带上自己珍藏多年的元代和明代两张绢本大幅绘画珍品，来到北京荣宝斋，请这里的装裱艺术家们为他揭裱这两幅古代绘画名作。叶先生说：“荣宝斋揭裱的古代字画，装裱的当代名家字画，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流的水准。”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荣宝斋装裱艺术家们也是这样。现在，老一代的装裱艺术家们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因为年事过高而离开了工作岗位。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带出来的新人已经成长起来了。崔玉海、赵德增、刘学勇、蒋福顺等人，就是后起之秀中的杰出代表。
荣宝斋各项高超技艺代代相传，长盛不衰，这也是荣宝斋这个老字号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