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无疑主要在于借助《公羊传》的外在形式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不仅是董仲舒，也是几乎所有《公羊》学者的惯用伎俩。《公羊传》的外在形式是以意解经，而非《谷梁》，特别是《左传》用类似实证的方法讲述《春秋》所载事实的真相和详情。换言之，《谷梁》，特别是《左传》主要是讲清《春秋》所载之事“是什么”，而《公羊》的思维兴趣所在则是《春秋》所载之事“为什么”。《公羊传》这一显著的外在形式便为《公羊》学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余地。
但是，既然是有所依据，那么，《公羊》学者的思维空间说到底仍然受到一定的局限。也就是说，《公羊》学者不可能完全抛开《春秋》及《公羊传》而驰骋自己的思维野马。《公羊》学思维方式的这种局限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教父的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