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公羊》学，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毋生、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关于胡毋生，我们将在后面论述。而公孙弘，由于其主要是个政治实践家，他虽然对《公羊》学地位的确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建树。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公羊》学，基本上可以界定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公羊》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在董仲舒之前即与其他流派发生过相互吸收与排斥的现象。只是大体说来，它在董仲舒之前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它对其他思想要素的吸收与容受，也只是儒学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但是到了西汉中期，由于社会对理论的需求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因而使得董仲舒的《公羊》学不得不杂糅一些非儒学派的东西。其中最显明的莫过于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批判与继承。
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是中国早已存在并各自独立发展的学说，它们的真正结合大约开始于战国晚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是邹衍。因此，要真正说清《公羊》学说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不能不研究邹衍及其学说。[1]
研究邹衍，首要的困难是资料不足。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但由于其语“闳大不经”，其术“迂大而闳辩”，“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其义，[2]遂使其著作渐渐散失，学说渐渐失传。同时，邹衍的学说虽然在战国末年轰动一时，但由于理论形成相当的社会影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同时代的学者如荀子、庄子、韩非等人的著作都没有关于邹衍学说的记载。因此，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我们主要仍只能依据《史记》以及后人著作中的零星记载加以阐释。
邹衍，齐国人。生卒年都无法确考，据司马迁说，他活动于齐威王、宣王之时，与孟子、公孙龙等人曾有接触。[3]至于其生平事迹，在文献上更是一笔糊涂账，由于涂抹着浓厚的神学色彩，因此难以深究。《淮南子》佚文说他“事燕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4]还有一种说法称：“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生。”[5]这些神话般的描写，显然都增加了理解邹衍学说的难度。
关于邹衍学说的内容，刘向曾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五德说、天地广大说和天论。[6]我们这里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前者。
所谓“五德”，即“五行”。主要是指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所标志、象征的五种德性。它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原始五行说由来已久，司马迁称他读黄帝时的谍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7]似乎黄帝时已有五德之说，未免失之过早。比较可靠的说法，五行意识形成于殷周之际。较为成型的记载见诸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尚书》的《洪范》、《甘誓》、《大禹谟》等篇。不过，此时的五行说，虽然各个要素都已具备，但其相生相克的程序似乎尚不尽完善。“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8]说是五德，实际缺少土德。再迟，《吕氏春秋》十二纪将五行并举，但其次序仍不能有效地表述相生相克的完整过程。显然，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央者土，君官也。”[9]土德所象征的一统帝国的君主形象，只能产生在大一统的社会里，怎能设想产生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呢？因此，只是到了董仲舒的时候，大汉帝国的地位逐步确立，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才有可能逐渐获得解决。
通观董仲舒的全部著作，我们发现在其谈到五行理论时，时而将土德加进去，时而不讲，其躲躲闪闪正表明理论的不成熟。但董仲舒确实是五行理论体系构造的最终完成者，他将土德配给了君主，以生养万物为事，使五行理论的哲学表述体系化，并满足了现实对理论的需求。
阴阳观念的起源并不比五行观念迟，《周易》经、传都保存有大量的阴阳思想。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伯阳甫谈及地震产生的原因，就认为是“阳失其所而填阴”的缘故，并将阴阳学说与社会现象的变迁视为互为因果。
刘向《别录》在概括邹衍的学术范围时，没有提到他的阴阳学说，但从《史记》的《封禅书》、《孟荀列传》等篇中的相关记载，再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相信司马迁的说法，即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迁之变”。[10]其学说中含有阴阳观念的成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邹衍是否将阴阳五行融为一体，是否从阴阳五行的角度对宇宙作一个有系统的全面的说明。
传统的说法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一般总是统而言之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邹衍已将阴阳五行合而为一，建构了一个阴阳五行的完整体系。考诸史事，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由于邹衍学说具有浓厚的神秘特色，特别是其著作的失传，我们确实很难从其思想本身来说明这个问题，而只能另辟蹊径，从其学说在后世发生的实际影响来尽量说明这一点。
据说，邹衍的学说曾被秦朝运用于政治生活，“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传，始皇采用。”[11]那么，让我们看一看秦始皇运用的什么实际内容吧！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德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能。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12]可知秦始皇仅运用了五德的理论，而并未与阴阳学说相配合。即使到了汉初，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汉丞相张苍著《终始五德传》“历谱五德”；[13]鲁人公孙臣称“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14]似乎都未将阴阳与五行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真正将阴阳与五行相配合，完成其体系构造的仍是董仲舒。按照他的设计，“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15]从时间、空间和气的结合完成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真正将阴阳与五行一体化。
董仲舒之所以将阴阳五行合一，决非其最终目的，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将阴阳五行学说与《春秋公羊》学合流，重建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以满足西汉皇权政治的需求。换言之，董仲舒的《公羊》学已非先前之旧，而是为现实的需要，吸收了一些阴阳五行的说法。“《春秋繁露》中《五行相胜》篇据五行相胜之义，推《春秋》某灾为某事之应，汉儒说《春秋》者多用之，然《春秋传》中遇灾异，每曰何以书？记灾也。何以书？记异也。不言某灾应某事，致某祸，如何与五行相胜合，则董生之说，非《公羊》家所本有者矣。又，战国之世，孟、荀大儒皆不言五行灾异之应，则独非为《公羊》家所无，亦儒者所不道也。”[16]显而易见，正是董仲舒真正使阴阳五行与《公羊》学合流。
董仲舒认为，儒家六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每部经典各有分工和所用，而只有《春秋》具有总纲性的意义。“《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不可或缺。《诗》言志，故长于本质的剖析；《礼》主要规定人们形式（文）；《乐》主要用来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其所长在于讽谏规劝；《书》作为古代档案文件，其所重在于对事实的清理与陈述上；《易》主要论述了自然界的现象以及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数的分析。而“《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17]要言之，董仲舒将《春秋》视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主干，因而将之作为政治、哲学教科书而不是作为历史书来研究。
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董仲舒强调指出，君主的政治欲求，不是凭个人一己所好，而是要求之于天即仿之于自然。他认为，君主行为处世的这一根本原则是儒家精神，也是《春秋》政治论的最起码的要求。他说：“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18]
应该说明，董仲舒这里的“天”，虽然带有“上帝”（God）的浓厚神学气味，但仔细考量，也不难觉察其根本不过是神化了的自然而已。而且，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对天子的基本要求，每每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博爱众生，施仁政、行礼乐而已。由此，我们看到，董仲舒立足于《公羊》学的立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吸收，实际上是囿于汉代宗教神学的文化氛围，顽强地继承原始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曲折地表达了儒家伦理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
在对君主行为范式的设计中，董仲舒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绝对规律在于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阴是次要方面，但不论是主要方面还是次要方面，二者都是必要方面，既是矛盾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又是可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他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任德不任刑也。”[19]在这里，董仲舒引进阴阳概念以表述天的两大特征，其意在于告诫君主，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任何偏激都无补于治，政治路线的最佳选择在于依据儒家的中庸原则，以阳（德）为主，以阴（刑）为辅，阴阳合济合用。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在这一系统的某一时刻或某一方面，君主可以采取刑杀的手段，但刑杀决不是目的，而只有天下大治、人民富庶、国家强盛才是君主的根本追求，因此，在更多的时刻或更多的方面，君主应该采用教化养育的手段。应当承认，董仲舒这些杂糅阴阳学说的《公羊》学理论，既克服了早期儒家一味重视德教，盲目反对刑杀的仁政主张，又克服法家与刑名之学只知用民，不知恤民，一味妄杀的野蛮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这一理论只有建立在对历史主体——人的价值的充分尊重上才有可能实现。
[1]参阅马勇：《邹衍与阴阳五行学说》，《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
[2]《史记·孟荀列传》。
[3]《史记·封禅书》。
[4]《后汉书·刘瑜传》注引。
[5]《列子·汤问》张湛注。
[6]《史记·孟荀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
[7]《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
[8]《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
[9]《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10]《史记·孟荀列传》。
[11]《汉书·郊祀志》。
[12]《史记·秦始皇本纪》。
[13]《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索隐案。
[14]《史记·历书》。
[15]《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16]徐哲东：《公羊榷论·董学》。
[17]《春秋繁露·玉杯》。
[18]《汉书·董仲舒传》。
[19]《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