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传至汉代，据说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记录和解说，即《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和《夹氏》。五家之中，“《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1]实际上，有影响的也仅是另外三家。
关于《谷梁》、《左氏》的情况，我们在此无意讨论。[2]而关于《公羊传》的传授情况，一般认为由孔子高足子夏传其弟子齐人公羊高，公羊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公羊氏家族内部传授，到西汉景帝时，由公羊高四世孙公羊寿与寿之弟子齐人胡毋生著于竹帛。后由胡毋生、董仲舒等人的共同努力，使《公羊》学成为两汉时期的显学。
确实，在儒术独尊之前，《春秋》学包括《公羊》学只不过是作为百家之一而存在，只是到了儒术独尊之后，《公羊》学的地位才凸显出来。然而《公羊》学地位在汉代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欲明了其变迁的真实意义，必须将其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我们知道，汉代《春秋》学的变迁，是遵循着一条由《公羊》学到《谷梁》学，再由《谷梁》学到《左氏》学，最后到《春秋》诸家合流的过程，它前后经历了约三百年的时间。这一方面是汉代统治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及互动作用。
这些外在条件，表现在《公羊》学地位的变动方面，概括而言，有如下诸端：首先，汉代《春秋》诸家的此伏彼起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连续不断地社会危机需要不断寻求更合乎社会需要的新统治学说，以取代旧的学说。《春秋公羊》学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糅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诸如大一统、正名分、别尊卑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它适应了当时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解决文景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危及中央政权，以及调整和稳定社会秩序显然具有实际作用。于是乎，随着儒术独尊，《春秋公羊》学轻而易举地登上统治学说的宝座。
其次，把《公羊》学地位的变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考察，它也决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的地位的任何变动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当时学风、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动趋势。从文风上说，由《公羊》到《谷梁》，再到《左传》的嬗递过程，正是一个由预言假设逐步走向实证的过程。这个过程正与汉代诗赋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变化在实质上起着一种互动作用。汉武时代，词赋文章大兴，但“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美者，歌功颂德；刺者，讽刺谏诤。这种基于专制主义制度而产生的文学特色，在表现手法上显然与《公羊》学者借《春秋》“微言大义”以褒善贬恶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与《公羊》学的这种为文风气有互助互动作用。公孙弘治《公羊》位为丞相列侯，这个事实本身在文人学士中引起的震动不啻是一声春雷，故而“天下学士靡然风向矣。”[4]不论这些文学士是否真正信服《公羊》学的理论，但《公羊》学的实用功利以及思想表现手法的灵活性不能不对当时的文风起到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反过来，这种影响又会促使《公羊》学地位的变动。
再次，《公羊》学异军突起与汉代文化的区域分布以各个文化区域及其代表的人物在中央政权中势力变迁不无关系。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构造，不仅先秦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区域性特色，即使在秦汉统一王朝的版图里，中国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依然存在。这些区域文化一方面相互吸收和融合，另一方面又相互攻击和排斥。汉初以来，随着黄老政治的日趋衰败，各家学说纷纷兴起以回应时代的挑战，然而由于它们各自内在的条件和原因，或被其他学说所容纳，或被历史所淘汰，最后至少是在形式上，仅留下儒家学说一枝独秀。
当时的儒学，虽没有孔子之后、韩非之时派别林立的复杂现象，但其内部至少涵盖齐学、鲁学两大分支。有汉一代，齐鲁文化最为发达，这不仅因为齐鲁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与齐鲁之地的文人学士在政治上、学术上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
儒学作为一个派别，在对付各个非儒学派的斗争中，齐学与鲁学携手共进，少有相互攻击若仇雠的现象。但就文化传统和思想内涵而言，齐学与鲁学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特别是在他们携手共进，打败各个非儒学派，使儒家学说获得至尊地位之后，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便充分暴露，几近相互水火、互为冰炭之势。
鲁为周公之故国，建国伊始，就享有较高的文化特权，因而，春秋末年，孔子据鲁创立儒家学派，即使在孔子之后，鲁学传统也“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5]到了秦季，焚书坑儒，儒家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但如本书前述由于历史文化残余的惯性作用，儒学在鲁国所受影响甚小，仍保持有相当的势力，以至陈涉揭竿起义，“鲁之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子八世孙孔甲竞以陈王博士殉难于农民起义事业。楚汉之争，烽火连天，而“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6]
至于齐文化，其历史传统也相当悠久。早在威、宣之际，就以稷下之学名扬天下，像孟子、荀子、邹衍、田骈、淳于髡、公孙龙等著名学者，都曾出入于稷下学宫之门。不过，就其学术特征而言，齐学远比鲁学庞杂，除变体的儒学之外，尚有阴阳五行乃至方士之术，在风格上明显不似鲁学的纯朴、保守而较为开放、清新，在许多方面与燕文化相似，盖滨海之地使然。
齐学的势力在汉代有很大的影响，正如皮锡瑞所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之占，《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7]其愿望良好，用心良苦，只是原始儒学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传统经过这番改造之后几乎完全丧失。
然而，正是对儒家传统的这番改造，使齐学在与鲁学的较量中最终取胜，独占鳌头。
汉兴之后，学术逐渐开放，诸儒得以修其经义，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其间，齐鲁文化恢复最快，“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8]此为齐鲁士人进入汉代中央政权之始。不过，由于势单力薄，旧的势力影响太大，叔孙通等人并未能对以“布衣将相”为主体的汉初中央政权的人才结构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后来随着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周边危机的逐步减少，“狡兔死，猎狗烹”，汉代中央政权的人才结构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逐步地由以“布衣将相”为主体向以文人学士、“技术官僚”为主体的缓慢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受齐鲁文化影响的文人学士曾经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汉武即位之初，“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隆重恭迎德高望重的鲁学大师申公以为国策顾问。[9]这一重大的政治举措之所以出现，除了当时拥有中央大权的窦婴、田蚡“俱好儒术”外，[10]显然也应与曾在齐鲁之地受过儒家学说系统训练的申公弟子代人赵绾、兰陵人王臧得武帝信任不无关系。
按理说，当此时有汉武帝的全力支持，鲁学极有可能取黄老之学而代之，独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拥有政治上最终裁决权的窦太后，虽然容许锐意进取、年轻有为的汉武帝从事改革，但在她尚未瞑目之时，她无法容忍从根本上反对她毕生坚信不渝的黄老学说。于是，当鲁学即将取黄老之学而代之的关键时刻，窦太后运用政治手段轻轻一击，便使呈上升趋势的鲁学几乎全线崩溃，全军覆没。申公引退，绾、臧被杀。鲁学依然回到在野的地位。
六年后，窦太后死，制约汉武帝行为的政治因素已不复存在。于是，武帝下令重新选拔文学贤良，重新萌发以儒学取黄老而代之的决心。无奈鲁学在六年前损失惨重，已不复担此重任。由此，齐学代表公孙弘却以机缘巧合，“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11]以此为契机，齐学在中央政权中的势力逐步膨胀，于是乎，齐学的主体《公羊》学上升为统治学说便顺理成章，由理想变为现实。
[1]《汉书·艺文志》。
[2]有意者可参见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的有关章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3]程廷祚：《诗论》十三。
[4]《汉书·懦林传》。
[5]《史记·孔子世家》。
[6]《史记·儒林传》。
[7]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6页，中华书局1959年。
[8]《汉书·武帝纪》。
[9]《汉书·武帝纪》。
[10]《汉书·窦婴田蚡传》。
[11]《史记·懦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