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西汉，司马迁等人坚信《春秋》与孔子有关。他说：“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获麟。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51]至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和原因，董仲舒因袭孟子的陈说而又有所发展，他指出，“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子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52]壶遂也指出：“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仪，当一王之法”。[53]
东汉以后，人们也大多相信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动机除孟子等人所说的使“乱臣贼子惧”之外，还有“仲尼思存前圣之业”，因而，“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作《春秋》。
到了西晋，杜预在作《左传集解》时最先提出怀疑。杜预说：“《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54]查今本《公羊传》也没有明言孔子作《春秋》之事，惟晋人孔舒元本《公羊传》有这样一段话：“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也”。[55]其后，孔颖达作《左传正义》引贾逵、服虔、颖容之说，皆以为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就是说孔子作《春秋》在前，致麟在后。
关于获麟在作《春秋》前后的问题，向来争论激烈。杜预认为：“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因此，杜预主张：“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上于所起，为得其实。”[56]而公羊家则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春秋说》具有其文。”[57]
上述争论，虽然激烈，但都建立在孔子作《春秋》的前提下。到了中唐，与对儒家经典怀疑思潮相呼应，刘知几才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春秋》与孔子的关系问题提出怀疑，他虽然未能得出《春秋》非孔子所作的结论，但他对“《春秋》之义，其所未喻”的指责，[58]却开启了近代“古史辨派”对《春秋》作于孔子说怀疑的先河。[59]“至今则疑古之风方炽，《春秋》之非孔子作，多为新学所共识。”[60]钱玄同明说，孔子作《春秋》的话是孟子所伪造的，不是史实。他的理由是，像作《春秋》“这样的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61]即使把它视为历史，那么它也不过是鲁国的“断烂朝报”，不但无所谓“微言大义”等等，并且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62]
钱玄同的意见于事于理都有漏洞[63]，故而难免有疑古太过之嫌。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适时地整理保存了古代文化遗产，他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说他整理过《六经》也是先秦两汉学者的一致看法，要否定孔子与《春秋》之间的关系恐怕是不科学的。但是，孔子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夫子自道在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64]所以，说他老人家在怀才不遇，“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的时候，“思存前圣之业”，退而著述，“因史记作《春秋》”，想必与事实相差不大。这项工作只是将现存档案整理一过，将有关事件系年，因此，说他作《春秋》为使乱臣贼子惧，似乎也太夸大了它的作用。当然，即使是选编一本书，也不能不寓有选编者的主观意图。而且《春秋》也和先秦时留下的其他著述一样，决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代代相传，代有增删。因此，在《左传》所依据的《春秋》中才会书有“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这类令人生疑的说法。这样说并不否认孔子曾一度整理过《春秋》，或许也像有人推测的那样，“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65]但在孔丘的生前，《鲁春秋》并无定本。
现存的《春秋》经文没有单行本而分别系于《公羊》、《谷梁》、《左传》之前。但在古代，《春秋》经确曾单行且有不同的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古经》12篇，《春秋经》11卷。表明是时《春秋经》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且卷数有异。班固在《春秋经》11卷下自注：“《公羊》、《谷梁》二家”。这是否可以说只有《公羊》、《谷梁》才是依据《春秋经》11卷的呢？显然不能这样说。据《艺文志》著录，除齐人公羊子《公羊传》11卷、鲁人谷梁子《谷梁传》11卷之外，尚有《邹氏传》11卷、有录无书的《夹氏传》11卷、《公羊颜氏记》11篇。周予同以为“所谓《古经》，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经》，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66]这个说法本之钱大昕。钱大昕说：“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谷梁》为今文，称《古经》则共知其为《左氏》矣。”那么，为什么《春秋古经》12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左氏传》30卷呢？钱大昕推测为：“《左氏经》传本各单行，故别有《左氏传》。”[67]对这两种本子分卷不同，学者进行了种种猜测。沈钦韩以为，《公羊》、《谷梁》“二家经合闵公于庄公，故十一卷。彼师当缘闵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但是何休则认为：“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对此，王先谦批评道：“其先俗师未见古文，或分或合，犹可言也，休已见古文，不当为此言。”[68]查史事可知，鲁庄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子般立；十月，共仲使图人荦弑子般，立闵公，翌年为滑公元年。二年八月，共仲又使人弑公。是滑公在位仅二年。据此“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的推测较之“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臆测可能更接近事实。
如果仅仅由于滑公篇是否系于庄公之下而造成两种不同的《春秋》经，那么，应该说所谓今古文之争显然是夸大其辞了。
问题还不止这些。今存《左传》所附《春秋经》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而《公羊》、《谷梁》所据的本子止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
前面说过，在孔子时代，《春秋经》并无定本，而后也代有增删，即使在西汉以后，《春秋经》文也时有传写脱漏。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69]曹魏时人张晏则说：“《春秋》万八千字。”[70]《春秋说》同之。[71]而南宋初人王观国却说，“今世所传《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余字。”[72]同时代人李焘说：“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误也。今细数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73]据《十三经纪字》，依乾隆甲寅刻本，《春秋》为16512字。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春秋》一直存在几种本子。特别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将这些差异一概归于今古文之争，显然是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我们不能轻信任何一种本子，更不能仅凭感情而怀疑某一种本子，有的学者先入为主地树立《春秋》为孔子手定的观点，因而对《左传》所附经文记有“孔丘卒”，大惑不解，继而断言：“孔丘既卒，岂复能书此？孔子未卒时，岂能预知己之必卒于此日耶？是古文经之可信，不如今文经也。”[74]貌似实事求是，殊不知前提是《春秋》非孔莫属。
罗根泽曾“遍考周秦古书，参以后人议论，知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也。”[75]何止“离事言理”之书，即使《春秋》也是如此。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章学诚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尚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76]《春秋》为先王政典，未必是真，《春秋》非私人著述，可能为是。
但作为一部最早的编年史，它必然形成一定的编写方法或表现形式，用中国史学史上的术语来说即所谓“《春秋》笔法”。从形式上看，《春秋》对春秋二百多年间的史事记载若继若续，作者选择自己认为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自然变异、自然灾害等现象，以年、时、月、日的序列把它们串到一起，但每一条记载都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由于全书仅一万余字，因而《春秋》对事件的记载相当简单甚至不能再简单了，有的事件只有一个字，最长的也不过四十余字。
《春秋》行文口气以鲁国为主，故而记载鲁国的历史特详。但凡涉及列国之事亦均有记载，如列国间的朝聘、会盟与战争。《春秋》对后来历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比如过分重视统治阶层中少数人物的历史活动，而忽视甚至根本不重视一般民众的作用；《春秋》也和后来的正史一样，于政治斗争、军事活动比较重视，而对经济、文化则很少记载。
传统的意见认为，孔子在笔削《春秋》时，是有着自己的义例和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据鲁”、“亲周”，即以记载鲁国历史的内容，来体现尊奉和维护周王朝统治的精神。根据这一原则，孔子又制定了常事不书，详内略外的办法，即所记之事，必须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足以稽考时事之变迁者。如果事情与大局无关，虽大不书；而重点所在，虽小必记。
其实，这个传统的论断大可怀疑。所谓《春秋》笔法、《春秋》义例，只是已然的事实，而决不是《春秋》作者在作《春秋》之前，先定若干书法凡例，而后据之为标准以作《春秋》；更非杜预所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77]朱彝尊指出：“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78]汉儒之前，未曾有人说《春秋》之例，汉代学者尤其是《公羊》学者、《谷梁》学者为了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必于《春秋》文字中求《春秋》之“义”；而要求《春秋》之“义”，又必须“属辞比事”，以寻绎《春秋》书法之异同，而发现所以同异之点，此即所谓“例”。这正如洪兴祖指出的那样：“《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求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引周天之数以为度也。”[79]
所谓“属辞比事”，就是讲究辞句的运用和史料的选择与编排，力求用简单明了的字词区分不同的事态。颜师古说：“比，以例相况也。”[80]这是汉代学者的发明，他们就《春秋》经文、书法之大同小异者，或事似相同而书法则有异者，以相比况，从而发现《春秋》之微言大义。例如，《春秋》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字眼，它们必然表达不同深度、不同情感的含义：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同样杀人，也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者曰弑。汉代今文学者们认为，这些用字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春秋》作者的政治态度、立场和主观好恶。
应该承认，《春秋》所体现的主观好恶是比较明显的。但它决不像后代学者所夸张的那样。一部《春秋》，从整体上看，基本遵循了秉笔直书的原则，开启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作现代史，难于褒贬予夺。”[81]加上《春秋》作者主观意图就在于“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82]构造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因此，《春秋》许多记载只能隐约其辞，尤其对距作者时代最近的定、哀之际的历史事件，更是“多微辞”。[83]其原因很简单。“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贬忌讳之辞也。”[84]“《春秋》所褒贬大人，当时君臣权威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85]
孔子之后，儒学发生了重大分化，“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86]至于子贡、曾子、有若、子游、子夏等人也有别立门户的现象，据说，“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或曰，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87]
儒学在孔子之后发生严重分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视后来者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以及继承者个人的才、学、识诸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何况“孔子教人，各因其材”，[88]参照学生的能力和特点，因材施教。而且孔子的教学，最能结合受教育者的特点及当时的具体环境而联系实际。因此，孔子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因为提问者的情况不同、回答的时间、地点不同而结论相异。如关于“仁”的解说，《论语》中凡见109次而绝少相同。
所以，儒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在孔子生前，孔门内部矛盾即露端倪。至于孔子死后，没有任何一个弟子能起而代之，一部分弟子如子夏、子张、子游虽曾企图推出有若作为“盟主”，但由于曾子的反对也只好不了了之。而曾子由于与子张、子夏有深刻的意见分歧，[89]再加上他本来就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规而绝不自标宗旨的慎重态度，故而也难以举起孔门“帅旗”。
在孔门后学中，无一人具有统领整个学派之资格，因此“取舍相反不同”而又都自谓为真孔子、真儒学。其实，认真考查他们的思想内容和发展线索，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在假借圣人的旗号而兜售自己的货色，他们之间除了相互攻击、辩难外，也有相互吸收和改造的一面。
儒学在孔子之后所发生的分化必然反映在对待儒家的重要经典——《春秋》的态度上。孔子晚年，取鲁国《春秋》参照百国史书，选择自己以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春秋二百余年间的史事记于竹简，作为授课提纲以教弟子。但由于弟子们的才、学、识的不同，或者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出现不同的讲课记录。
这些不同的记录，现存的惟《公羊》、《谷梁》、《左传》三种本子。其实，在当时决不止于此。“获麟成编，西河能传旧史。当时环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岖戎马之间，展转纵横之际，惜年代绵邈，姓氏湮沦；如《公羊》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谷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独抱遗经，有功于后学者。”[90]据周予同先生考证，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子盖皆传授《公羊》之经师，其详今已不能考见。”[91]至于沈子、尸子又当为《谷梁》之传人。
年代久远，史阙有间，古之学《春秋》而又可考者有如下诸人：
子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史记·儒林传》又指出：“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子夏作为孔子晚年“文学科”高足，得以参与《春秋》的整理和编纂。《公羊传疏》引闵因序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何休在《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的注中引谶纬，几乎以神话的口吻道出子夏与《春秋》、与孔子的关系。何休说：“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但书飞为赤马，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史记·索隐》也指出：“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洪迈《容斋随笔》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因而“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亦皆源于子夏也。”[92]
左丘明，此人传《春秋》，作《左传》，史有明文。但历来怀疑者也不乏其人。[93]
孟子。《史记·儒林传》：“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者，以学显于当世。”他自认为孔子的忠实信徒，“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94]而实际上，孟子的思想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都不合于孔子，他们只是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宗派。[95]但在形式上，孟子确实全面继承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96]“今考其书，实于《春秋》之学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其义则丘窃取’之类，皆微言大义。惜孟子《春秋》之学不传。”[97]然而，汉人一般都视《孟子》为儒家六经的传记，赵歧《孟子题辞》说：“《论语》者，《五经》之馆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王充也指出：“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98]至于《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也都称“传曰”。
乐正子。陶潜《圣贤群辅录》说“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周予同根据《四库总目》认为《圣贤群辅录》虽相传为陶潜撰，其实系晚出伪书，不足凭信。[99]皮锡瑞怀疑“不知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否。其学亦无可考。”[100]《孟子·梁惠王下》赵歧注曰：“乐正，姓也，……孟子弟子也，为鲁臣。……克，乐正子名也。”
公羊高。公羊子名高，见于《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子夏弟子。徐彦《春秋公羊传疏》何休《序》下说：“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中有“子公羊子曰”之文，盖为公羊高后学称述公羊高之言，也可证《公羊传》非公羊高所自作而为代代口耳相传。罗璧《识遗》认为：“称公羊、谷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而《四库总目》认为，“案邹为邾娄、披为勃□，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音。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元人）程端学《春秋本义》竟以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辞，更不足与辨矣。”皮锡瑞根据《礼记·檀弓》：“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从而“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从子夏受经。古读明如芒。《诗》‘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为韵，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说虽未见其必然，而据《礼记》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谷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101]蔡元培又以公、谷为双声，羊、梁为叠韵，疑公羊、谷梁同出一人。或以为公羊、谷梁皆“卜商”之转音者也。
谷梁子。《汉书·艺文志》著录《谷梁传》11卷。班固自注：“谷梁子，鲁人。”颜师古曰名喜。王先谦《汉书补注》说钱大昭曰喜，闽本作嘉，朱一新曰汪本作嘉，周寿昌曰桓谭《新论》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是谷梁名赤。应劭《风俗通》、蔡邕《正交论》同。《论衡·案书篇》作谷梁寘，阮孝绪《七录》云名假，字元始。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引范宁《序》作“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淑，则字之误。皆与颜氏名喜之说异。叶德辉曰《释文叙录》引麋信云谷梁赤。《元和姓纂》谷梁姓下引《尸子》云谷梁假传《春秋》15卷。案尸子为六国时人，见闻较广，则以为名假者是也。[102]至其时代，桓谭以为在《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麋信以为与秦孝公同时；应劭及杨士勋并云子夏弟子。郑玄《起废疾》谓谷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是谓谷梁在公羊之前；《释文叙录》谓公羊高受经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则又谓谷梁在公羊之后，晁说之认为《谷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而正之；刘原父《春秋传衡》以为庄公二年公子庆父帅师条，隐公二年无骇帅师条，八年无骇卒条，《谷梁传》皆存二说，似系见《公羊》之说，采而附益之；陈澧《东塾读书记》引文公十二年子叔姬本条，《谷梁传》所云“其一传曰……”，明是引《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冬□生一条，《谷梁传》曰：“□，非灾也；其曰□，非税亩之灾也”，乃引《公羊传》而□之。盖《谷梁传》不知何人始著竹帛，其成书或在公羊寿之后，但不能遽谓谷梁子在公羊子之后也。其实，啖助早指出，公羊、谷梁均得子夏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103]
沈子。《公羊传》引沈子之言，详见隐公十一年、庄公十一年及定公元年传文。《谷梁传》引沈子之言，详见定公元年传文。盖沈子既为《公羊》，又为《谷梁》之经师。
尸子。《谷梁传》隐公五年传文引“尸子曰”。此尸子或以为即尸佼。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
司马子。《公羊传》庄公三十年传文引“子司马子曰”，此司马子当为《公羊》经师，唯详情不甚可考。
北宫子。《公羊传》哀公四年传文引“子北宫子曰”，当为《公羊》学者。
鲁子。《公羊传》引鲁子之言颇多，详见庄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传文。
高子。《公羊传》文公四年传文引高子之言。
女子。《公羊传》闵公元年引“子女子”之言。
荀子。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104]，后客居楚之兰陵。“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105]儒家经典，盖均经荀子传授。于《春秋》经传，其传授之迹，亦历历可考。于《左传》，《释文序录》说：“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于《谷梁传》，《汉书·儒林传》说：“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范宁《序》题下曰：“谷梁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而事实上鲁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则《谷梁春秋》亦荀子所传。
吴起。曾传曾申与子夏《左传》。姚鼐《左传补注序》：“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汉书·儒林传》说子夏晚年居西河时，“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吴起从子夏那里学到什么，这里没有说，然而吴起所传《左氏传》或许也曾得之于子夏。
[1]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见《宋史·王安石传》。也有人认为这是宋代反对变法者诬蔑王安石之词，详见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十一。但无论如何，有人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则是事实。
[3]《孝经纬·钩命决》。
[4]《孟子·滕文公下》引孔子曰。
[5]何休在《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下注曰：“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见《十三经注疏》第2354页，中华书局1980年。
[6]《汉书·董仲舒传》。
[7]《史记·儒林传》。
[8]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19页，中华书局1984年。
[9]《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10]《汉书·霍光传》。
[11]《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12]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清光绪三十三年顺德简氏刻本。
[13]徐哲东：《公羊榷论·原传》。
[14]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1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5]刘歆：《别录》。引文见《汉书·艺文志》。
[16]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9—494页，中华书局1977年。
[17]《吕氏春秋·勿躬》。陈奇猷说：“《说文》‘巫’字下云：‘巫威作巫’，疑‘作筮’之诈。”见陈著《吕氏春秋校释》第1084页，学林出版社1984年。
[18]《史记·天官书》。
[19]《尚书·君奭》。见《十三经注疏》第223页。
[2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21]《左传》昭公十八年。见《十三经注疏》第2086页。
[22]《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23]《吕氏春秋·尊师篇》。
[24]关于懦的起源及其演化，请参见《中国儒学》第一卷（马勇著）第6—1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25]《孟子·离娄下》。
[26]梁启超曾说：《春秋》像“流水帐簿”。见《古史辩》第1册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7]《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28]顾炎武：《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条。
[29]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31]《荀子·懦效》。
[32]《吕氏春秋·观世》。
[33]《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引，今本《墨子》无此文，孙诒让《墨子闲诂》辑入《佚文》中。
[34]刘知几：《史通·六家篇》。
[35]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页，中华书局1981年。按《殷本纪》有两个太丁，一个是汤之子，一个是纣之祖父。这两个人据王国维说，在卜辞中都能得到证明。然而，《后汉书·西羌传》注及《通鉴外纪》引太丁时并无《殷夏春秋》之名：
[36]叶玉森：《股契钩沈》。
[37]参见商承祚：《殷商无四时说》；孙海波：《卜辞历法小记》。
[38]陈梦家：《殷墟卜亦辞综述》。
[39]《左传》文公二年引有此语。
[40]《左传》僖公十年。
[41]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见《十三经注疏》第1703页。
[42]《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贾逵、服虔皆主此说。见《十三经注疏》第2195页。
[43]魏源：《孔子年表》，见《魏源集》第273页，中华书局1976年。
[44]当然，也发现过西周卜辞，但从整个文化形态的变迁说，商亡而“卜辞文化”似乎也就消失了。
[45]皮锡瑞：《经学历史》第27页，中华书局1959年。
[46]《孟子·滕文公下》：
[47]《庄子·天下》。
[48]《庄子·寓言》。
[49]《韩非子·内储说上》：“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四……’。”
[50]《荀子·非十二子》。
[51]《史记·孔子世家》。
[52]《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
[53]《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
[54]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见《十三经注疏》第1708页。
[55]今本《公羊传》为何休解诂本。《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谓西汉传《公羊》者有颜安乐、严彭祖二家；何休所用为颜本、孔舒元《春秋公羊传集解》盖用严本而与何本不同。此引文为臧琳所引，孔氏书见《隋书·经籍志》
[5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见《十三经注疏》第1708—1709页。
[57]《公羊传疏》。见《十三经注疏》第2195页。
[58]刘知几：《史通·惑经》。
[59]顾颉刚说：“看刘知几的《感经》，《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岂非太不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吗。”见《古史辨》第1册第42页。
[60]陈柱：《公羊家哲学·传述考》，中华书局1929年。
[61]《古史辨》第1册第73—74页。
[62]《古史辨》第1册第276页。
[63]对钱玄同意见的批评以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有关章节最为有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64]《论语·述而》。
[6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8页。
[66]《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254页。
[67]见王先谦：《汉书补注》第872页，中华书局1983年。
[68]见王先谦：《汉书补注》第872页。
[69]《史记·太史公自序》引。
[70]《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
[71]《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徐彦疏引《春秋说》。
[72]王观国：《学林》。
[73]李焘为谢畴作《春秋古经序》。
[74]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4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5]《古史辨》第4册第14页。
[76]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77]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见《十三经注疏》第1705页。
[78]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条。
[79]转引自《十三经概论》第463页。
[80]《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
[81]胡应麟：《史书占华一》。
[82]《汉书·儒林传序》。
[83]《公羊传》定公元年。
[84]《史记·匈奴传赞》。
[85]《汉书·艺文志》。
[86]《韩非子·显学》。
[87]《孟子·滕文公上》。
[88]朱熹：《四书集注》。
[89]《论语·子张》记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礼记·檀弓》、《论衡·祸虚》又记有曾子指责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拟）女于夫子，尔罪一也。”
[90]皮锡瑞：《经学历史》第58页。
[91]皮锡瑞：《经学历史》第61—62页周予同注，本《四库总目》“春秋公羊传”条。
[92]皮锡瑞：《经学历史》第61页周予同注。
[93]参见马勇：《儒学兴衰史》第1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94]《孟子·离娄下》：
[95]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1章“思孟学派及其唯心主义的儒学思想”。
[96]赵歧：《孟子题辞》。见《全上古三国六朝文》第814页，中华书局1958年。
[97]皮锡瑞：《经学历史》第55页。
[98]王充：《论衡·对作》。
[99]见《经学历史》第49页注。
[100]《经学历史》第55页。
[101]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第18页，中华书局1954年。
[102]王先谦：《汉书补注》第872页。
[103]见《三传得失议》。
[104]《史记·荀孟列传》。
[105]汪中：《荀卿子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