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这里汇聚了中国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也集中了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老板是年轻人，而且文化层次在提高，不少持有硕士、博士学位，甚至是出国留学归来的人。他们一般从事科技、信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这些从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商人，文化层次高，信息灵敏，经营有道。
1．诚实守信，规矩本分
在北京商业的发展历史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适应北京的经营习俗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一些经营理念和手法带到这里，其中有不少内容自然地融入了北京的习俗文化中，从整体上来说，这些内容丰富了北京的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由于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和经营经验，北京商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而无论是什么地方的人，当他们融入北京社会成为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商人以后，他的行事为人以及生意往来中的态度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北京商人的特点。
纵观北京商人的经营活动，我们认为，诚实守信、规矩本分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
所谓特点，总是比较而言的。曾经有人用“北京城、上海滩、广州市”形象地勾画了这三座城市的特色。北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城市仪制规范的完美体现，这里由于长期是中国政治中心，人们对于天地君亲、长幼尊卑的一定之规是非常熟识的，这种文化的世代熏陶，使得人们自然地重视秩序规则。就全国各城市比较而言，北京整个城市的布局处处都表现出一种规矩严谨的风格。北京的商界也是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要在同一个城市里和平共处，就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的商业行为规范。
诚信，是北京商人十分重视的一种基本商业行为规范。比如，在商店和市场中的交易，除了一些特殊行业特殊情况外，货主通常不会漫天要价，他们的开价一般都比较实际，离成交价的差距不大，而且相邻企业竞相杀价的风气不重，少有你死我活的公开争斗。而且一般的北京商人都不会贪图眼前小利，他们往往更重视长远利益。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北京商人的大气。北京商界出现过不少历时逾百年而越来越兴盛的企业，讲求货物品质、诚信待客的经营方针即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宗旨。
随着大量的洋货进入北京，也有大量的洋人随之而来，因此北京也出现了不少为洋人服务的行业店家，这些商家的经营者为了搞好服务，所招的员工必须会讲英语，即使不会英语者，进店后也必须学会。
北京有许多全国驰名的商品，这些经营者为了方便外地顾客的购买携带，他们总会无偿提供各种美观而实用的包装用具。在客人选购商品时，店员们都会态度友好、实事求是地向顾客介绍适合他们的商品，让人充分体会到经营者重义不重利的经营态度。这些在商业活动中尽量多为别人考虑的优点，是京商诚信待客特质的一种表现。
有一次，袁世凯吸雪茄烟，点燃后烟里突然发出噼啪的爆裂声，着实让他受了一惊。其时政敌环伺，局势动**，尤其是袁世凯曾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他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他，因而总统府内事事都严加防范。点烟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最后查出此乃雪茄品质低劣所致，一场风波方才平息。为此，总统府做出决定，凡总统府所用的食品、洋酒、洋烟、杂货等都必须由祥泰义洋酒罐头商行送货。
这家祥泰义洋酒罐头商行是北京一家著名的食品杂货商行。其创办人为韩邦泰，他的经营理念就是做生意必须要有信誉，而商家的信誉来自于所销售商品的品质。一家商店如果具有良好的声誉，他的生意就好做了。也正是祥泰义平时的苦心经营，注重点滴的信誉积累，因此袁世凯的总统府才会将其作为指定供应商。
韩邦泰早年在天津与远房族兄韩邦祥、族弟韩邦义合伙摆个卖烟酒食品的小摊，主要销售对象是那些住天津的外国人。几年下来，他们的手中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便在天津法租界附近租了一处铺面房，开了一家杂货店，专营外国的洋酒罐头食品。店名为祥泰义，是用三个合伙人名字的最后一字组成的。
以后，由于合伙人之间产生了不同意见，韩邦泰，只得另起炉灶。1909年，他以在天津祥泰义分到的一部分商品和2000多块钱，在北京开设了也叫祥泰义的洋酒罐头食品杂货店，店址设在东单大街和东长安街的十字路口东南角。
韩邦泰对于经营洋酒罐头生意很有经验，因此，他对北京祥泰义的选址与经营范围及营销对象都是认真考虑过的。祥泰义仍然以经营欧美的洋酒、罐头、食品等进口食品为主，绝大部分的进货，还是从几家自己原本就熟悉的天津批发商（如德茂恒、大昌和等）那里赊购，小部分从上海购入，这些供货商都是自己多年打交道的，他们批发的商品质量和交货时间有保障。因为在商品的进货源头上把住了关口，为祥泰义的经营奠定了好的基础。
好的商品还要伴以周到的服务，才能赢得最终消费者的信赖。祥泰义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在京的外国使馆、兵营、洋商、大饭店以及北洋政府的官员和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等。为了能更好地服务顾客，对于在营业现场直接接待顾客的店员，韩邦泰要求他们能用英语和外国顾客对话，首先在语言上能满足顾客的需求。
在销售方式上，祥泰义也是灵活多样，如采取赊销、订货、送货和建立购货本等办法，尽量方便顾客，满足顾客的需求。这样做，可以使一些使馆工作人员和大饭店的中外顾客长期与之交易，成为商店的固定客户。
祥泰义非常注重商店的信誉，从不弄虚作假，不卖假货。出售的食品如果不新鲜或稍有变质，祥泰义就会马上将其作废物处置，宁可自己赔钱，也不随便卖给顾客。例如，有一次库房储存的牛油有的出现小雪点，大部分还比较完好，有人建议降价处理以回收部分成本，但考虑到入口食品关系顾客的健康，就全部扔掉了。祥泰义的做法表明了经营者的长远眼光。
祥泰义做生意还特别守信，从不给用货单位误事，这在消费者中具有良好的口碑。为做到这一点，韩邦泰每天在下班后还是会坚持处理各用户当天送来的订货单，并亲自按单配货，以便第二天伙计们能及时准确地送货上门。
信誉往往就是经营的保证，就能带来利益的回报。祥泰义的员工到各外国使馆、兵营、北洋政府的各大机关送货，都持有特别发给的通行证。这在同行业中是很少见的。有个同业商号也想和祥泰义一样打入总统府的供货商队伍，于是通过请客送礼千方百计地挤了进去。结果由于他们的货导致了前述的袁世凯雪茄事件，反而使得总统府做出了更有利于祥泰义的决定。
祥泰义获得此种特别待遇以后，生意就越加地顺畅好做。例如那时由南方进货时在铁路上经常受阻，不管是时间耽搁或货物毁损，商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祥泰义打着“供应总统府”的旗号，一切难题都能顺利解决。
北洋政府时期是祥泰义的鼎盛时期，这期间，祥泰义的生意迅速发展，扩充了商店门面，新建了50多间仓库、15间地下室，商店职工也增加到30多人，在同行中已是数一数二的大商行了。其时，祥泰义除了门市销售之外还增加了批发业务，利润相当可观，仅每年例行发给职工的馈送（年终奖金）就曾将近2000元，几乎相当于祥泰义在京开业时的资本总额。
俗语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对一家商店来说，“青山”仿如信誉，“绿水”好比财源。信誉常在，财源长流，这也是个规律。
2．知书达礼，和气生财
北京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这里汇聚了中国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也集中了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有人戏言：在北京，随意扔一颗石子，砸着的可能就是博士。目前，北京著名的企业家中，柳传志、王选、张朝阳、王志东等等，都是大学教授或出国留洋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说起北京的文化人，从古到今说都说不完，各自呈现出来的都是那么的精彩绝伦。要说这个年代中国文学里的北京人还是首推作家老舍，用地道的京腔京韵开创的北京文学创作，他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据统计，目前北京至少有100万个拥有自己资产和雇工的老板，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迅猛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老板是年轻人，而且文化层次在提高，不少持有硕士、博士学位，甚至是出国留学归来的人。他们一般从事科技、信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这些从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商人，文化层次高，信息灵敏。他们经商经验不丰富，但他们市场经济理论丰富，经过几年的商海浮沉，往往成功者居多。由于知识水平高，又有现代管理经营知识，尤其是他们神通广大，与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北京新一代商人多不同于那些从工厂作坊里走出来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他们或戴着眼镜，西装革履，手提笔记本，或准备把自己的发明产品化，或到某一部门去攻关，或为某一地区或企业进行策划，他们是京派商人中的骄子。
还有一个事实引人注意，就是知书达礼的北京商人极其推崇的信条——和气生财。这既是北京商人的生意经，也是北京社会文明中所具有的礼仪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反映。
和气，今天说来就是优质的服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北京商人们首先是以一种和善、谦恭、自然节制的态度进行人际互动，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他们的经济活动。这种独特的商业文化魅力，曾使得很多著名文化人生出种种感慨。北京商人的独特风格在很多文学作品及电影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话剧《茶馆》中的王掌柜，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的齐掌柜等人的形象已成为某种符号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京的许多商人礼节之周至，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们所经营的是一份礼仪，而不是生意。许多知名的老字号商家，甚至还有自己的一套礼节规矩，有自己的待客之道。这些底蕴深厚的规矩够一个学徒学几年的。老舍先生对这一套曾在《老字号》一文中做过入木三分的刻画。
就是一般的商铺店员往往也能表现出一份知书达理、善于容人的气度，铢庵在1936年《宇宙风》第19期上发表的《北平漫化》一文中写道：
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没有慢客的举动。你买他的书也罢，不买也罢，记账也罢，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筹，无形之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无形之中也就养成了北平的学术空气。他们不仅对主顾如此，即使对学徒，似乎也比南方商人和气得多。
黄宗江笔下描述的北京商人平和、稳重、知礼：
你若和那卖馄饨的攀谈，他必有几车子的学问，你若不想和他说话，他也绝不打扰你。
北京商人“和气生财”的生意经，还常常体现在商家之间的竞争中。北京商人中少有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血腥竞争，他们更推崇的是和平共处、和衷共济。例如同处王府井大街的同升和与盛锡福，毗邻而居，经营内容相仿，却多年来相安无事，对“和为贵”一词做出了现实的诠释，被传为商界佳话。
北京商人除了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外，还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北京的商业与儒家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一些店铺字号、牌匾的讲究，便可以看出儒学文化底蕴的深厚。
要想与北京商人做好生意，适当了解一些北京老字号的知识是相当必要的。在过去的北京，做买卖开店必须起字号、挂牌匾。当年，做买幸的人对于自己店铺起的字号极为重视，每个字都认认真真地仔细琢磨，力图选个使人容易记住又吉利的名字。
店铺的字号含义大致有如下几类：一是企盼买卖兴隆，如“月盛”、“鸿业”等；二是希望吉祥如意，如“东来顺”、“大顺斋”等；三是寓意不断发展。此外，有的店铺字号表示出其行业性质，像经营中草药的“鹤年堂”、“长春堂”，既祝自己买卖长期存在发展，也愿病人吃了他家的药很快痊愈，延年益寿。还有如眼镜店的字号“大明”、“明明”等，表示戴他店的眼镜看东西清楚明亮之类的意思。总之，过去北京商业店铺的字号很有讲究，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
一般店铺的字号定下来以后，请谁来书写同样非常重要。通常都要请一位在社会上有地位，或著名的文人学者来书写，用他们的知名度来增加店铺的文化内涵，并提高自己店铺的品位。像北京现在尚存的老字号牌匾“六必居”(酱园)和“鹤年堂”(药铺)，是明代武英殿大学士严嵩写的。米市胡同“便宜坊”(焖炉烤鸭店)的牌匾，是明代嘉靖年进士、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书写。因此，其字号典雅含蓄，寓意深刻，极富文化特色。
北京商业店铺牌匾的制作都是极为精细的，一般要选择出自江南的贵重木料楠木。这种木料体轻而坚固、耐腐蚀。牌匾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涂上不同颜色的油漆，一般匾底涂黑色，字贴用纯黄金箔，这种金箔永远闪闪发光。
北京的店铺为什么对字号牌匾如此下工夫呢?因为字号牌匾是店铺的生命，顾客相信你这块“金字牌匾”，生意买意就兴旺；要是不相信你这块牌匾，生意买卖就衰败。
当然，做买卖不能只靠字号招牌。他们在经营活动中更懂得要特别注意守信用、讲礼貌，经营管理上同样重视商品质量，讲究信誉，童叟无欺。应赚的钱赚，不应赚的钱不赚。以上这些，完全反映出儒商的深厚文化底蕴。
3．懂得满足顾客的需求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天都离不开这些商品，他们大多就近采购，图的是方便快捷。北京的很多老店铺，深知百姓的要求，用很人性化的理念从事经营活动。大顺米面油盐店就是以此为着眼点发展起来的。
大顺米面油盐店是居住在北京的山东籍人士迟某开设的。开业时间约在20世纪初年，地点在崇文门外。最初规模很小，店中售卖的商品单一，专营粮食，称为大顺粮店。
近代北京的粮食行业多是由山西人经营，且经营者颇众，并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系统。大顺粮店初期投资较少，只有一间门面，从业人员也只有三四个，因为缺少流动资金，所以很少有存粮。遇到急需就不得不到其他山西籍粮商处去调剂，但往往事不遂心。这个山东的迟姓粮商，艰难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为得到稳定的货源，他不辞辛苦地亲自下乡采购粮食，并且自己在店里精心加工，生产出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好商品。由于他们聘请的“磨倌”手艺出众，粮食加工细致．出粮率高，且外观好看，市场销路极好。大顺的粮食是直接从乡下粮农手中购进的，没有中间环节，再加上本店自己加工，成本控制得很低，所以在价格上与其他同行相比很有竞争力。大顺凭此站住脚跟并逐渐发展了起来。
迟掌柜后来将大顺粮店委托给自己店里的伙计王乐亭经营。王乐亭的经营技巧更胜一筹，他认为，要让顾客在这里花更多的钱，首先就要增加商品的品种，遂将单一门类经营的粮店改为米面油盐店，把与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油、盐、酱、醋、咸菜和青菜等副食品放在了店里售卖。结果，效果很好，人们在买粮食的同时，顺便就带回了自己需要的副食品和蔬菜。吃饭的原料，在这里可以得到基本的满足，而无需往返奔波，于是光顾这里的顾客不断增加。后来除了附近居民以外，许多饭馆和商家的内部食堂等大客户也都乐意到大顺来采购。
尽管生意规模日益扩大，但大顺米面油盐店对附近居民的服务照样热情周到。当时北京许多平民生活水平很低，经常有顾客拿一个大铜子到大顺来想买两三样东西，按当时的兑换率，230个大铜子才兑一元钱，但伙计们对这样的小生意也丝毫不轻视，一样热情接待。大顺要求自己的营业人员，不论什么情况都不允许与顾客发生争吵，对违反者也处理得十分严格，如有经教育不改再犯者则坚决予以辞退，以示店规严明。
大顺米面油盐店由于心系消费者，对各类顾客的需求都琢磨得很细致，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兴隆。到了清末民初时大顺粮店已经扩成具有四间门面、一个大院子、几十间房屋、员工四五十人的大店铺了。
懂得满足顾客的需求，永远是商业经营中的一个成功法则。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商人。烟袋斜街这条昔日清幽的小斜街在民国初期突然繁荣起来，街面上除了原有的几家烟袋铺外，又出现了好几家古玩铺和挂货铺，斜街西头还陆续出现了几家装裱字画的商铺，狭窄的小巷中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生意甚是兴隆。
旧时的北京古玩商人，一般都习惯于在南城开店。此时，这些古玩商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到烟袋斜街来，是因为这里出现了诱人的商机。民国初期，政局动乱，政府对八旗子弟钱粮俸米的发放，因无人过问而废停。其中一些没有谋生技艺的人，生计日益窘迫，就只得变卖家中的古旧珍宝度日。当其时，精明的古玩商们就陆续把自己的商店开到了城北的烟袋斜街一带，因为这里旗人贵族居住较为集中，方便就近收购交易。
古玩铺主要经营的是旧瓷器、历代书画珍品、古代陶器、铜器、石器、玉器、金银首饰和红木家具等，这一行利润甚巨。挂货铺的性质与古玩铺大体相同，不过由于经营者的资本少，因此经营的货物在档次上就低得多了，买卖的物品通常价钱较低，经营的货物也相对广泛，什么旧挂毯、戏衣、戏靴、茶具烟盒、笔架镇尺甚至纸扇、鸟笼、民族乐器等琳琅满目。烟袋斜街上这两种店并存，满足了不同层次的供求需要。成为城市北部一个新兴的古玩交易市场。
烟袋斜街的商业兴盛源于近代北京时局变化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商人们机敏地抓住了这种商机，他们赢得满盆满钵自也合情合理。
隆福寺街则是由于书商的进据，而发展成为北京内城的文化街。
隆福寺街是由隆福寺而得名。隆福寺寺院的规模宏大，寺前的“神路街”直通到马市大街，寺北紧邻钱粮胡同，左边有“东廊下”小巷，右边有“西廊下”小巷。隆福寺庙会在明、清两代都非常兴盛，在北京城内曾以四季鲜花闻名。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隆福寺失火时烧毁了第一层大殿，以后寺庙年久失修日渐残败，但在其门前的隆福寺街却从清末民初日益兴盛起来，成为与外城的琉璃厂和打磨厂两条传统的文化街齐名的内城文化街。
隆福寺街发展成为文化街，主因是他的西面与北京大学毗邻。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并从景山东侧迁移到沙滩。当时中国这种新式的高等教育学府很少，因此在大学附近开办书店，其商机自然难得。那些具有敏锐眼光的商人们，遂相继在与沙滩相距咫尺的隆福寺街上开设书铺，经营书刊或与文教业相关的一些商品。
切近需求，抓住商机固然是商人的本能，然而商人的汇聚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盛市。最盛时在此开业的有三槐堂、聚珍堂、修经堂、修文堂、宝文书局、文殿阁、三友堂、带经堂、宝会斋等20多家书店，占据了隆福寺东段的半条街。这些书铺除买卖经史子集、珍本、善本等古旧书籍外，像三槐堂、聚珍堂等实力较强的书铺还曾刻版印制了大量古书。在课余时，北京大学的师生大多喜欢到隆福寺书铺去寻找和购买书籍，有许多教授和学生与这里的书铺掌柜、员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4．寻找商机，把握商机
近代北京的商界开始逐步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代。处在一个身系市场的时代，所有经营者的成败得失皆取决于市场。
寻找商机、把握商机，是各个行业、诸多企业在这一时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其实，商机是永远存在的。关键在于你如何发现、如何捕捉，甚至是如何创造它。对于社会的理解，对于时势变化的把握，你能从中发现商机；对于人生的感受，对于民众生活的认知，你也能从中找到商机。无论何时何地，商机就在你身边。
北京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城市，纸张业一直比较发达。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的纸张行业有京纸铺、南纸店、纸马铺和纸庄四种类型的企业。纸庄出现得最晚，主要经营当时被称为东西洋纸的进口纸张。
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东西洋纸张的店铺，开业于1881年。最初销售的是毛头纸、草纸、麻呈文纸、原书纸、毛边纸、钢连纸等国产的手工造纸。其经理姜赞堂是山西省人，十几岁时到北京进一家纸店学徒，满徒后从跑街的业务员做起，经过几十年历练成为北京纸业中的行家里手，他对纸业的市场情况极为熟悉。
报刊是用纸大户。近代北京的报刊业发展极为迅速，据统计，1898年后北京先后出现八种刊物，1906年全年新创刊报刊34种，至辛亥革命为止，北京的报刊总数达160多种，1912年北京又新增报刊50多种，成为全国报刊发行中心。随着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纸的使用量剧增，适用于书报印刷的洋纸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洋纸进口主要是进上海、天津港。北京报馆的印刷用纸都是去天津采购。
具有市场眼光的姜赞堂发现这是一个机会，认为经销洋纸肯定会成功，于是他与外国洋行取得了联系，通过洽谈争得了批发经销权和赊账额度，购买报刊用纸、洋宣纸、铜版纸、道林纸、洋高丽纸、复写纸等各种进口纸张，供应给北京的各种纸铺、杂货铺和报馆，以后甚至连民国政府财政部所属白纸坊印刷厂印制钞票、邮票、证券、簿册等所用的各种进口纸都从敬记纸庄进货。由于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从事批发经营进口纸张的企业，所以生意十分兴隆。
当时，北京的一些小的纸店、纸铺在营销中常会弄些小把戏欺蒙顾客，如以次充好、发货不足量等。姜赞堂深知诚信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敬记纸庄一直保持良好的信誉，卖出的商品牌号真实，保质保量，价格也比市价低廉，而且对于老客户还可以通融资金，以助他人度过暂时之难。敬记纸庄最初只做批发，不做零售业务，丧失了不少普通客户。以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在邻近的草厂三条开设了敬胜兴文具纸张店，批零兼售，还卖些文房四宝等文化用品，以方便客户。
敬记纸庄依靠经营进口纸张发达之后，一些同业也随之效仿。清末民初时北京陆续出现了前门外粮食店的永太和纸庄、纸巷子的成记纸庄、打磨厂的福隆纸庄以及西河沿的福生祥纸庄等一批经营洋纸的企业。这些纸庄开业后，敬记纸庄失去独霸洋纸业的优势，北京纸业出现一种竞争的格局。
由于敬记纸庄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很多独到之处，同时它采用的增强竞争力的措施也十分得当，例如在前门外北官园胡同开设了自己的印刷企业，既有效地利用了自身的纸张优势，也扩大了经营范围；选任一批精明强干的跑外人员经常深入各零售店了解各类需求及存底情况并及时反馈回总店，使敬记本身和各零售店都没有长期滞销积压的纸张；敬记纸庄每年盈余除提公积金多打厚成外，东家从不提取应得的红利，使敬记纸庄的自有资金相当充沛，这些措施使敬记纸庄的生意量不仅没有在竞争中下降反而更加增长，并先后在天津、上海、西安、绥远等地开设了分号，成为中国纸业里享誉南北的大型企业。
北京朝阳门外大有油盐粮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善于把握时机采购商品。
大有油盐粮店一度经营得不好，以后进行了改组并由常子久担任经理。当时华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从1935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二三年间，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导致物价的大幅度波动。一般来说，时局动乱从来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精明商人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特别是那些经营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家，如果能够正确研判市场的大局走势，正是上下其手的获利时机。
大有油盐粮店经理常子久肯于动脑筋，借着物价涨涨落落的起伏浪潮，凭着多年积累的“一涨买，二涨买，三涨不买；一落不买，二落不买，三落必买”的交易经验，看准行情，果断下手，大打时间差和价格战。他每天早上派专人到粮食市场了解价格行情，根据市场动态决定取舍，低价买进，高价售出，使库中存粮能够经常保持在一定的数目，得到了可观的利润回报。
由于物资严重缺乏，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北京的物价水平很高。具有敏锐眼光的常子久，了解到日寇将要投降的消息后，根据经验做出物价将会回落的判断，抓紧时间出清库存。结果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后，北京物价的确大幅度回落，这时大有粮店的货物早已售完，粮款落袋为安。
后来，常子久听到国内战争可能再度爆发的传闻，趁低价时大批囤积粮食，这一次又是得胜回朝，以后的物价果真持续上扬。
常子久在1946年担任了北平市粮食业同业公会的第一届会长。这样，大有的生意与常子久的地位更加相得益彰。
当时北京设立粮业现粮市场，地点就选在了朝阳门外大有油盐粮店旁边，不仅大大便利了大有的粮食进货，还有了充分的选择机会。例如大有自己后柜加工香油，所以大有仓库里长期保持有二三十石芝麻的库存，现粮市场上的芝麻早晚价格不同，大有等到晚市价格稍低时就大量收购，如果行情涨起来就出手一部分获取利润，这样，既能谋利于市场，又能确保自己的低价运作。另外，因为大有的资金实力雄厚且交易地点近便，所以东郊一带来京卖粮食的都想把货卖给大有，这样在进货方面，大有比起其他粮号有着更大的优势，为后边的经营环节留下了比较大的利润空间。
如何去捕捉商机，表现的是商人的经营智慧。商机固然无处不在，但并非人人都能发现并且把握住它。有时候，你甚至会在寻找的过程中与其失之交臂。一个成功的经营者不仅能够发现商机，还要懂得如何改变自身以因应商机，发展商机。当我们看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机会最后被发展成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时，你不得不感佩那些成功的商人，他们不仅发展了自身，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5．独辟蹊径，营造时尚
北京商人成功最重要的秘诀之一就是开拓创新。创新就是不与别人往同一条路上挤，而是另谋他路而行之，也许会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这样做事自己觉得也轻松，别人看了也精彩。
消费层面新的需求往往是源于某种时尚。商机就在于寻求满足这种时尚的途径。
北京饮食业一向发达，而且新时尚层出不穷，近代素食的发展就是一例。东安市场南花园的“全素刘”就是近代一家以供应素食品而闻名的食品店，在20世纪50年代改名为“全素斋”，至今犹享盛名。
全素斋的创办人刘海全，14岁起就在清宫的御膳房里从师学习厨艺，掌握了宫廷素菜的制作技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变，清皇室因避难逃到西安，刘海全也就出宫另谋生计了。他经过仔细筹划，决定自立门户，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宫廷素菜技艺来谋生。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其素菜从明代就开始形成流派，分为宫廷素菜、寺院素菜和素菜馆烹制的民间素菜等几类，其中宫廷素菜最为精致。慈禧晚年时，清宫御膳房素局的厨师就有27人，其素菜经过多年的筛选此时已经达到很高的制作水平，不过享用这些素菜一直是少数皇族官僚的特权。刘海全深信自己的制作技术必定会得到市场认可。
1904年他在东安市场内的正街东侧开设了一个摊位，后来迁到南花园一间小商亭内，以全素刘的牌号经营素菜。经营的主要品种是：炸三角、松肉馇合、素什锦、素火腿等，十几种花样的素食，都是他每天在自己家里做好后拿到这里销售。
刘海全出售的素菜许多都加工成为荤菜的形状，还以鸡、鸭、鱼、肘、肚、火腿、肠等荤菜命名，但原料全都是素的。在此之前，北京市场上无人经营宫廷素菜，刘海全的产品新颖，色、香、味、形俱佳而且价钱公道，所以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尽管南花园是东安市场中比较冷背的地方，但全素刘的素菜却几乎是天天供不应求，很多人专程赶来购买，然而毕竟产量有限，扫兴而归的顾客也并不鲜见。
刘海全除了在东安市场出售素食产品以外，还常受邀为人做素菜宴席，特别是去那些寺庙和有钱的宅门比较多。素菜宴席在北京是有传统的。刘海全的手艺比市面上一般的素菜馆高得多，他会制作近200个品种的素菜，不仅味道好，而且样子酷似真的家禽水产的模样，经常令食者拍案叫绝。这些素菜还可以根据需要配套成不同档次的全素宴席，以适应各式人等的需求。因此，有宫廷菜之名的全素刘的素菜是自成体系的。
全素刘的素菜从选料、配方到操作过程都相当讲究，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御膳房的程式标准执行的。这样的素菜自然广受欢迎，不仅在京城市民中风靡一时，当时东交民巷的国际俱乐部也每个月四次向全素刘订购素菜，用以招待外宾。全素刘自此也就真正地成了驰名中外的字号。
在20世纪30年代，素菜一度成为北京的饮食时尚。应该说，全素刘在其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即使不是开风气之先，至少对时尚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素刘的素菜因其本身不同凡响的口味，使那些达官贵人在餍足了鸡鸭鱼肉的浓腻后，对这份素净、清爽的饮食产生一份真心的迷恋。而此时的全素刘也随之发展到自己的鼎盛时期。以后有200多种素菜的制作技术流传了下来，成为北京饮食业中一个颇具特色的代表流派。
“创新者生，墨守者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只有变化才能生存，也只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才能求得发展。
许多人会认为中国近代电影是发端于上海的，事实不然，中国第一批国产电影是由北京商人任庆泰的丰泰照相馆拍摄制作的。
任庆泰，字景丰，1850年出生于辽宁一个缙绅之家。他在近代思潮的影响下，不愿意沿着科举致仕的传统道路发展，于是辍学开始学习木工。
后来，任庆泰对当时中国新出现的照相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于1870年前后到奉天（今沈阳）一家照相馆工作，不久又到上海一家外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打工，凭着自己的聪明，学会了照相技术。1874年，任庆泰自费东渡日本深造照相业务。根椐自己在日本的耳闻目睹，他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照相业在中国前景可观。
1892年，任庆泰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开设了丰泰照相馆。丰泰是北京由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照相馆，有技师、学徒十多人，除了照相业务外还兼营照相器材。丰泰照相馆的经营力求突出特色，其拍摄的合影和“戏装照”闻名京城，特别是该馆发售的戏曲名伶照片，因颇受北京各界的欢迎而成为其经营重点。当然，任庆泰的摄影技术也是第一流的，王公贵族拍照都愿意找他。
除了照相业以外，任庆泰对其他实业也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开办过几家中西药房，如“保和堂”、“庆馀堂”、“老德记”等字号均是其名下的企业；开过桌椅木器店，还因投资汽水厂而获得过荷兰水（汽水初传入中国时称为荷兰水）大王的称号；后来又参与经营东安市场。成为清末民初北京一位颇具影响的实业家。
任庆泰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贡献。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到，电影这种新的文化产品中存在着无限的商机，是一个值得大张旗鼓投入的行业。20世纪初，曾有人从国外带一些无声电影来北京放映。从1906年起北京的一些戏园开始放映电影，但这不是正式的影院。北京第一家电影院是任庆泰于1913年（一说是1905年前）开办的，开业的地点设在前门大街的“大观楼”。
大观楼原来是商场内的一个娱乐场，成为电影院后，任庆泰对原来茶楼式的场地布置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安装了连排式的靠背椅，在观众场地的安排上实行男女分设座席，楼下男观众，楼上专门设置女宾席位。据记载，大观楼虽然“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但“每晚上座常满”。
大观楼电影院的成功开业证明了任庆泰捕捉商机的能力和眼光，但任庆泰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决定自己动手拍摄电影，并斥巨资从德国祁罗福洋行购置了一架手摇木壳摄影机和一批胶片。
任庆泰将拍摄目标锁定在中国戏曲片上，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在此之前的中国近十年的外国电影放映历史中，“脚踏车赛跑”、“戏法”、“风景”等题材屡见不鲜，观众对此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种纯粹是看新鲜的冲动。任庆泰从一开始便选择将镜头对准戏曲这一综合艺术，就是要用观众熟悉的内容来吸引他们的观看热情。
中国戏曲的种类繁多，而丰泰前后几年出品的影片却只有京剧，这是由于当时京剧艺术正处于上升阶段，是流行艺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盛极一时，谭鑫培、俞菊笙等名演员更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明星。其时京剧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的第一大剧种，具有国剧的地位，而且京剧剧目也极为丰富。任庆泰对所拍摄剧目的遴选持一种求实的态度，他先派职员去戏院把受观众欢迎的戏记下来，然后再挑选那些适合用电影手段表现的片断，将其拍摄成影片。
任庆泰主持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片《定军山》，谭鑫培向有“伶界大王”之称，是著名的“谭派”创始人。《定军山》是一出唱念做打俱全的长靠老生戏，演出难度很大，却是谭氏最受观众欢迎的拿手剧目之一。而第一部影片拍摄的是《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武打和舞蹈动作相当丰富的段子。
《定军山》是在丰泰照像馆的院内拍摄的，因为当时的设备和技术都比较原始，摄影机是固定的，演员在摄影机前表演，在胶片置换之间演员必须保持原样不动，等换上新胶片后再接着表演。《定军山》的拍摄前后历时三天，中国第一部国产影片就此诞生了。
从1906年开始，丰泰照相馆陆续拍摄了京剧演员俞菊笙、朱文英、许德义及俞振庭演出的《青石山》、《艳阳楼》、《收关胜》、《白水滩》、《金钱豹》等八部影片，时人夸赞这些戏曲短片：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以后这些影片还送到江苏、上海、福建、香港等地放映，所到之处，惟闻一片赞誉之声。
创意需要冒险，没有冒险的创意是平淡无奇的。只有不畏险境，大胆创意，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6．在市场找准自己的“位置”
在现代市场竞争环境中，同一市场上大量存在着许多同一品种的商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威胁。为了不断生存和发展下去，企业就必须树立一定的形象、培养一定的特色，与众不同，独具魅力，争取目标顾客的注意、接受、认同和喜爱，以期在顾客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占有一定位置，并形成一种特殊的偏爱和行为，这就是市场定位。
民国初年，谦祥益绸布店北号在鼓楼大街上的后门桥北侧开业了。谦祥益是北京著名的大型绸布店，其总店设在前门外廊房头条。
谦祥益北号选址在鼓楼大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鼓楼为中心的北城地区，散布着许多深宅大院，是有钱人聚居的地方。清代鼓楼大街附近是正黄旗和镶黄旗的驻地，后来一些年老出宫的太监也居住在钟楼后边的娘娘庙里，这些人生活水准较高，具有比较强的购买能力。谦祥益为了占领京城北部的市场，特在此开设北号，将销售的主要目标放在了有钱人身上。
既然把自己定位在高档消费场所，谦祥益北号很注意显示自己商店的实力和档次，将门面装饰得极为豪华气派，店堂布置也很讲究，店中特别辟有一间很讲究的屋子作为接待室，专门用来招待上门的官宦富贵客户。就谦祥益北号的规模而言，如放在名店林立的前门地区也许不显眼，但在北城一带，就是数一数二的知名大绸布庄了。由于谦祥益在北京商业中的显赫声誉，加上北号这种外在的精心装潢和布置，优质的商品和良好的购物环境，把附近富有的顾客留了下来。据传说，当时居住在附近的一些政界要人的衣料都是在此采购的。
谦祥益北号精心研究有钱人的购物心态，把购物者当做真正的“客人”接待。每当目标顾客登门时，都会被请到接待室里，享受沏茶敬烟的殷勤招待，先是经理陪着谈天说地，然后由店员送上各种样品，有丰富商品经验的业务人员会详细介绍商品的质地和性能，任随顾客挑选，生意往往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做成了。这些顾客每来一次都会买很多商品，谦祥益北号就对他们实行商品的信用销售。这些人买货多是记在账上，年终时与店里结算、付款。谦祥益北号就是以自己的商品货色高档、品种齐全和资本大，可以大规模做赊账生意的绝对优势，牢牢地占据着北城很大一部分的绸布市场，特别是吸引着一些大客户。
开业于光绪末年的聚茂斋靴鞋铺则是把目光聚焦于平民，定位于低端市场。
清朝末年在鼓楼开办的聚茂斋鞋铺，老板是鞋铺的学徒出身，后来凭着省吃俭用攒下的十几两银子，他自己开了个小小的聚茂斋靴鞋铺。初时，因为他的本钱很少，只得在小店里为自带原料的顾客定做靴鞋，靠自己的手艺挣些加工费糊口。由于他手艺好、做工细、用料实在而得到众多客户的信赖，业务发展得很快，几年后，发展成为了一个有十几人的大鞋铺。
因为鞋是人们的基本消费商品，特别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一般市民来说，结实耐用是首先的要求。聚茂斋的鞋，制作上适合这种需要，不仅结实耐穿，而且价格适中。因此，那些居住在附近的很多收入不高，穿鞋又比较费的人，如练武术的艺人，赶车的把势，商铺店员等都乐意到此买鞋。聚茂斋的主营产品，瞄准的正是普通劳动者这个大众消费市场。
聚茂斋的特制产品——双脸鞋和洒鞋，鞋面用的是结实的布料，并用两根皮条加固，鞋底分别用的是千针万线手工纳制的千层布底和山底。这两种鞋尤其结实，外观也受到消费者青睐，加之销售的价格便宜，因此总是求大于供。聚茂斋虽然面向大众市场，薄利经营，但由于销量大，孙老板的经营也一样很红火。
在商业经营中，聪明的经营者总是会根据市场需求与自己的实际能力做出明确的市场定位。定位得当，就是成功经营的开端。
在化妆品市场上，历来各大公司都大力开发高档产品，追求奢侈豪华，把争夺的焦点集中在处于“金字塔”塔尖上的高端消费者，而较少有人将目标锁定在蓝领消费者身上。其实，这一消费阶层的人数众多，他们对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追求，对同类产品不同价格的敏感度较强，对一些高档产品质量感到满意的同时，常常对价格有抱怨情绪。因此，他们追求的购买目标是质价相符，或在心理上对某种满意产品有一个认为合适的价格预期，一旦某一品牌的市场价格超越了原有心理价格的预期值，他们就会放弃这一品牌而选择其他品牌作为替代品。但他们对品牌有着良好的忠诚度，在市场价格差距不是特别悬殊或没有太大波动的情况下，他们会钟情于原来自己所喜欢的品牌。
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实力并不强大的福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化妆品行业中，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从一家小小的福利厂发展到今天，大宝经历了许多。但从一开始，大宝就牢牢地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市场。
大宝化妆品的目标市场是这样定位的：年龄为25—50岁之间的各类职业工作者，有着一定的文化修养，但又属大众消费阶层；他们不求奢侈豪华，但求心理满足，对品牌价值、品牌内涵以及品牌的社会影响有着特定的主见。也就是说，大宝化妆品把目标锁定于蓝领消费者。
国内护肤品行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1982年)：上海品牌垄断国内市场，以上海家化为代表的上海润肤品／护肤品品牌在那时风靡全国。第二阶段(1982—1996年)：跨国公司抢滩中国。这段时期，跨国品牌如欧莱雅、玉兰油、强生、资生堂等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品牌以高定价瞄准高收入的年轻女性。大宝是在第二阶段的后期崭露头角的。当时，白领、金领等个体消费能力强劲的细分市场内已经挤满了国际大品牌。在第一阶段声名显赫的美加净、郁美净、孩儿面、皇后牌珍珠膏等本土品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小护士等新兴军团也在攻城掠地。
到了2003年，在润肤品行业中，大宝的市场份额是17．79％，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但此时，我们已经看不到郁美净、孩儿面、皇后牌的身影。为什么呢?答案也许会有很多，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法否认的：大宝进行了明确的市场细分，而且将市场定位在蓝领消费者，这在当时是被许多比大宝强大的品牌所忽视的。
大宝另一个成功的地方是开发了一块被别人忽视了的市场——男性化妆品市场。调查显示，目前大宝的消费者中，有将近一半是男性消费者。男性的皮肤与女性的皮肤并不一样，一种护肤品不可能同时适合于两类性别的消费者。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化妆品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虽不乏经历过无数营销大战的国际大品牌，而大宝的产品却能在其中纵横驰骋、一路凯歌。
在传播方式上，大宝所走的路子也与其品牌定位保持一致。它的电视广告走的是亲和路线，所有出现的人物都没有西装革履、香车宝马，而是明显的蓝领消费者特征。这与它的竞争对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些与大宝一样定位于蓝领消费者的品牌，虽然在价格和渠道上一样是针对蓝领消费者，但在广告诉求上，给消费者的感觉是针对白领阶层，形象代言人如果不是大牌明星，也是一身白领打扮，让消费者无所适从。由此可见，蓝领定位是大宝成功的唯一秘诀。
一个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经营者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准确分析和企业自己对目标市场的选定。选择得当，便可避开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进入一个竞争相对较少或者是对手实力相对较弱的细分市场，使自己获得一个理想的发展空间。
7．创意思维，从无到有
无中生有，是指“无风起浪，惹是生非”或“造谣生事，兴风作浪”，说的是-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但是从计谋或计策的观点看，“无中生有”则是所谓“创造力的发挥”，它的意义是积极的、正面的，它的用途是至多的、无限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定了条约，在中国各地划出许多租界供其使用。为了满足在华外国人的生活需要，洋行的外国商人就将啤酒进口到了中国，开始只是专供洋人饮用。啤酒自此输入中国，以后逐渐被许多国人接受，成为一种时尚的饮品。
随着市场需求的激增，一些机敏的商人开始考虑自己生产啤酒。张廷阁创建的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就是在那样的情势下诞生的，这是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啤酒厂。
张廷阁，1875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幼年家境十分贫寒。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入山东半岛，战乱、掠夺，使老百姓困苦不堪。为了谋生，张廷阁到海参崴“福长兴”菜床学生意，并学会了俄语。当地杂货铺“双合盛”掌柜郝升堂是其山东同乡，他发现张廷阁颇有经商才干，十分赏识，多次以诚相邀。1898年，张廷阁离开福长兴，入股双合盛，很快就当上了双合盛副经理。
张廷阁经商手段灵活，善于把握机会。日俄战争前夕，他趁大批俄军集结海参崴之机，设法与俄军军需官拉上关系，承揽了俄军日用品供应的大笔生意，赚取了巨额利润。他在与俄军交往中获得了日俄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后，便大量囤积货物，待机出售。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国远东地区的海上运输线被封锁，海参崴的货源断绝，物价飞涨。这时张廷阁将自己战前仅四戈比一斤购进的食盐以50～60戈比一斤的高价抛售，从中获得暴利。
由于张廷阁高超的把握时机的能力，双合盛的实力迅速增长，不仅在海参崴租地建楼，设立分号，扩充营业项目，而且还在莫斯科、大阪、横滨、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驻在员，直接与当地厂商建立进货关系。还同英、德等国的一些厂家签订了长期订货合同，确保其货源广泛、渠道畅通。随着生意的扩展，张廷阁渐渐成为当地商界首富。张廷阁是一位富有正义感、民族感并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商人，1914年被推举为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会长。
辛亥革命以后，张廷阁开始考虑回国兴办实业。1914年，他在北京收买了一家由瑞士人开办的啤酒汽水厂。此后几年里，他陆续收买并创办了双合盛制粉厂、双城堡火磨、双盛泰油坊、大型制革厂、硬化油厂、奉天航业公司、兴记航业公司等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
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共集资五万七千两银元，分为19股，其中张廷阁和郝升堂二人占了15股。厂址设在广安门外旧观音寺的28亩芦苇地上。初期，规模很小。1921年和1930年进行了两次扩建，添置了自动式烤原料设备，更换了大型装酒机两部，扩充酒窖八处，生产规模有了很大发展。1921年到1932年间是双合盛经营的兴旺时期，职工多达500人，啤酒年产量达到10万大箱（约合3000多吨），
五星啤酒问世后，面临英、美、日等国产品的激烈竞争。由于五星啤酒具有口感醇厚、“杀口”力强及浓郁的麦芽香等特点，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追捧，因此不仅没有被挤垮，反而大涨。1937年还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
五星啤酒一向以选料精细、生产工艺水平高著称。同时它使用的水是属于玉泉山水系的水，非常难得。玉泉山水因水轻、质甘、味美，号称‘天下第一泉’，曾是清宫御用水。使用这种含矿物质较多的玉泉水酿酒，酒味醇厚，入口清爽，而且泡沫洁白丰厚。五星啤酒在质量管理上很严格。制酒所用的大麦选自浙江、河北徐水一带的金粒大麦，关键原料酒花是挑选捷克的，酵母则来自丹麦。从双合盛建厂始到1945年，一直是由捷克技师尧西夫格负责技术管理。每天尧西夫格都要巡视检查各道工序，要求严守操作规程。对于酵母菌的培养和增殖这一啤酒发酵的关键工序他总是亲自秘密操作。啤酒灌装之前，也要经过他亲自品尝的重要一关，只有他点头同意，才准许灌瓶包装。
洋人技师尧西夫格，对啤酒的制做技术管理严格，对卫生标准更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例如，发酵车间的工人由于有不好的卫生习惯，把流出的鼻涕抹在了发酵啤酒花的桶上，他看见后二话不说，立即把六吨多重的一桶啤酒全部倒掉了。从此全厂职工在工艺操作上都是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
双合盛啤酒厂是采用新式经营方法管理的。啤酒厂工人多从山东、河北等地招收而来，厂方为职工修建了宿舍、食堂，生活上照顾得很好。工厂还注意技术力量的培训，各项技术性较强的工序，都设有专职工人为骨干，使他们在实践中掌握操作要领，严格把好质量关。工厂不断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从国外聘请专门技师掌握和指导生产。工厂每个生产管理部门，都选用熟悉业务、有技术知识的人来担任。经理每天查看账目，掌握生产情况和市场销售信息，遇有设备管理中的问题及时解决，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经理还要随时对职员进行考核决定升降。这样人尽其才，大家都肯尽心工作，使企业得到了持续发展。
市场是可以开发出来的。高明的商人往往可以“无中生有”，从被人们忽略的某些盲点中开拓出新的市场来。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例，有时候一种奇特的创新、一个独到的产品设计甚至一种与众不同的经营思路都有可能成为经营中一个新的市场发展方向，甚至成为一个新的经营门类。真正的创意，永远是经营者的点金石。北京一家专营婚庆服饰用品的商店——紫房子，就是这样凭着创意发展起来的。
紫房子创办于1934年9月，创办人郁炽昌是江苏无锡人，他早年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做学徒，1930年被派到北京王府井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分号工作。
郁炽昌精明强干，长于观察分析，很有进取精神。上海是近代最早的开埠城市，那里的人观念比较开放，社会风气也比较新潮。来自于上海的郁炽昌见多识广，初到北京，时时会去比较两个城市的异同，时时在寻找北京尚未开发的市场。经过几年的观察对比，他发现，北京还没有一家专营新式结婚服饰用品的商店。与风气开放的上海等城市不同，北京社会中仍然盛行着封建时代留下来的婚礼习俗，不仅规矩繁多，礼仪琐碎而且费用很高，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既不方便，负担又重。
郁炽昌决定要发掘北京的婚礼市场。于是，他根据外国电影和在上海见到的“洋派”人的婚礼场景，结合中国民间婚礼妁传统设计了新式的服饰与礼仪：新郎新娘用时尚的西式礼服与婚纱代替旧式服装，婚礼时用小乐队奏乐摈弃庞大的迎亲队五，新娘坐彩车，新人行鞠躬礼等等。郁炽昌依据上海的经验，认为这种时髦浪漫的设计对于厌烦了传统礼仪的新青年来说，是一定能够接受的。
郁炽昌很有魄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筹集资金，于1934年9月在西单开办起了紫房子商店，他用“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寓意新人办婚事的喜庆吉祥。
为了进一步烘托商店的喜庆气氛，他还特意把门面涂成紫色，使人一看见店门就融入到婚礼的场景之中。紫房子商店销售的产品全部与结婚有关，可以说婚礼的所有用品和置办新家的日常所需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如服饰、**用品、房间的装饰用品等，还提供各种相关服务，特别是操办婚礼仪式更是他们的主营项目。
但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京城毕竟不同于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早的上海，对于这种全新的婚礼程序，人们一时并不适应。因此，紫房子开始经营时生意清淡，入不敷出。郁炽昌及时检讨，分析原委，他认为是两方面因素牵制了业务开展，一是店内商品的品种单调，缺乏对顾客的吸引力；而真正阻碍经营开展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传衍多年的习俗一时不易改变，新式的结婚礼仪在北京还没有被众人认识。
有鉴于此，郁炽昌决心改变现状。商品不丰富的情况比较容易改变，他亲自到沪、苏、杭等地采购了各种新型华丽的首饰、婚礼用品和食品，制作了极为考究的婚礼请帖、年历、贺年卡，还为自己的商店印制了广告卡片。紫房子这些新增加的商品都具有形式新颖别致、物美价廉的特点，且在北京城是独家经营，因此顾客纷至沓来，争相在此购物。
经过改变商品结构，紫房子的新店、新品被京城的消费者认可了。后来，作为官方机构的北平市社会局也委托紫房子独家发售北京的市民结婚证书，这为该店的大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郁炽昌在经营中特别善于利用各种手段为企业做宣传。初期，他经常在报刊上做广告，一般所占版面不大，但经常变换式样，题材新颖，设计活泼，不光重视推销自己商品的内容，还从各种角度来宣讲新式婚礼的益处。由于对新理念的极力宣传倡导，使紫房子逐渐得到许多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的理解和接受。紫房子的经营效益越来越好。
郁炽昌在经营中不放过任何一个可利用的机会来炒做紫房子。当时他利用承办名人及其家属婚礼的绝好机会，以某人举行婚礼的报道形式出现在主要媒体上，实则是为紫房子抬高身价，做宣传推广。如曾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的宋哲元，聘闺女时委托紫房子承办婚礼，紫房子就在北京很有影响的《世界日报》上进行报道。这一笔生意操作很成功，紫房子不仅获利颇丰，而且名声大振，真是名利双收。以后北京社会的中上层和知名人士也多愿意采用紫房子的结婚用品。
郁炽昌在经营中发现，他的顾客中很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教育工作者。这些人结婚时都选择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知名人士作为自己的主婚人、证婚人。郁炽昌就主动与这些人结识，还请他们题词、写字，达到借名人的效应抬高身份和扩大业务的目的。当时曾为紫房子题词的有教育总长李书华，北京大学前后任校长蒋梦麟、胡适，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以及政界的许修直，新闻界的成合我、管翼贤，金融界的俞涵清等各界名人。
大的机会要利用，小的地方也不轻易放过。紫房子的商品及其包装也是郁炽昌自我宣传的机会。他出售的商品上都印着紫房子的字样，而美观的包装用品上则印着紫房子的经营内容与理念。另外他还印制了一些有关文明结婚与夫妇之道的小册子，赠送给年轻的新婚夫妇。
紫房子的名声打响了，经营业绩增长了，经营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短短几年间，紫房子就因经营需要而两次迁址。1944年8月，再迁至东安门大街东口南侧，购置了三间门面的新式楼房，店面装修仍保持紫房子原有门面特征，一律用漆涂为紫色。此时的紫房子已是一家气派不凡的名店了。
创意，要求你独具匠心地“悟”，别出心裁地“悟”，独树一帜地“悟”，推陈出新地“悟”。“悟”出超越自己、超越他人的东西，“悟”出自己没有、他人也没有的东西。
现代的企业经营，事实上就是创造力的竞赛和战争。企业的经营者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创造力做恰当的运用，就可能从“无”中生出“有”来，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
8．靠品牌创造奇迹
产品是船，品牌是帆，营销是风。有风没帆，船不动；虽有风但帆破，其船也难行千里。
随着社会商品生产总量的激增，商品短缺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即便是新产品，也只能独领数日**，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无数企业群起仿效，甚至创制出更新的产品。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文化消费已逐步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一般消费者已不满足于以往物关价廉的追求，而是转向对服务性消费和商品自身附加价值的更高要求。于是，名牌消费日趋成为一种时尚。
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唯一选择就是品牌。拥有品牌，就意味着拥有市场，拥有效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形象竞争，而企业形象竞争的核心，则是品牌竞争。
北京人早就意识道了品牌的巨大价值。北京著名的“刻刀张”是一家生产刻刀、镊子等手工产品的家庭作坊。由于张家几代人善于根据需求推出新产品，不断填补市场空白，其产品选料精良，做工精细，质优价廉，100多年以来深得用户的欢迎，齐白石等著名金石篆刻家对刻刀张都赞许不已。
张家祖籍河北冀县，世辈务农。1847年，因当地出现大灾荒，刻刀张的第一代张正新经亲戚介绍到北京一家小铁铺学徒。这家小铁铺是专做各种小刀、镊子的手工业作坊，张正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出师时已掌握了制作铁活的技术。后来，他决定自立门户，就四处求人帮忙，筹措了一些开业的资金，在前门外的打磨厂，租了房子，置办了一些简单工具，招了两名徒弟就自己开起了小铁匠作坊。
张正新的小作坊开始时因为规模小、没有任何名气，只得将自己的产品送到京城的各处刀剪铺代为出售。但是，由于他们做的修脚刀和镊子质量高于其他同类产品，所以在市场上很畅销，特别是旧时年轻女性出嫁时开脸用的小镊子尤其好用，有特色，因此很多人将张正新称为“镊子张”。张正新作坊产的镊子如此受欢迎，一些人就开始仿冒其名，做假销售。当时张正新作坊所在的那条街上，竟然就出现了四五家同名的“镊子张”作坊。一时间，弄得人云里雾里，难辨真假。
在这种情势下，张正新的对策是凭着商品的真材实料和自己的高超制作技术，不断做出新产品，靠创新立足。张正新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找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缺口——刻刀的生产和销售。
近代中国还是用传统的刻版方法印制书籍，制版时要用专用的刻刀；中国人一直有制印章的习惯，印章有广泛的用途，制一块印章就要用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几把刀子刻；商铺制作的牌匾楹联和各种石雕碑刻等等，都是刻刀的消费市场，而且在北京这种需求较其他地方更大。
因为做刻刀的工料成本开支大，而收益少，所以一般的铁铺都不愿生产。当时北京虽有少数几家做，只投入较小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但由于粗制滥造，产品的质量很差，简直就不能用。一些需求者，曾经求助张正新制作刻刀。张正新决定一试身手，遂开始动手研制。
张正新在试制刻刀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丝毫不气馁，而是勇气十足地向前走。他先是几经周折找到了刻刀用的优质好钢材——库钢，后又苦心钻研几个关键工序的制作工艺，并反复进行试制，最后终于成功地打造出优质刻刀。这种刀使用起来不易锛卷，投入市场后很受欢迎。
张正新以前都是通过其他商号代销产品，由于使用刻刀的用户不断增加，张正新决定开始自售产品。于是，在1880年正式启用了“张顺兴刻刀铺”的字号，并且在自家生产的刻刀上打上“不”字牌号，以示天下的人，张顺兴的产品不骗人，不欺人。有了这种正确的理念，张正新生产的刻刀、镊子等产品很快取得了各地用户的信任，销售量与日俱增，尤其是批量购货者迅速增加。很快，刻刀张生产的“不”字刻刀就传遍了东北、华东等地区。
刻刀张的第二代张德山接手企业时，张顺兴刻刀铺的生意已经非常兴旺。刻刀张的老产品小刀、镊子等虽然继续经营，但企业的主要产品已经是刻刀了。此时的店铺已经成为北京刻刀的主要供应商，那些刻刀的专业用户，把刻刀张的产品作为首选。北京地区的法源寺、老二酉堂和荣宝斋等用户都是大批定货的主顾。法源寺用来刻版印制经卷；老二酉堂刻版印刷各种书籍；荣宝斋用于刻版彩印。除了这几家大户的定单外，北京的金石篆刻家、象牙雕刻艺人等刻刀的用量也不少。
刻刀张的产品做工认真，工艺考究，是市场上的畅销货，仅北京的需求量都不能完全满足订货，外埠的客商就更是应接不暇。张德山掌管期间扩大了刻刀铺的生产经营规模，营业用房从过去的一间半小房扩充为三间，雇员也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但就是如此，产品往往还是供不应求。
刻刀张的第三代传人张凤鸣从15岁就开始学习制作技艺，刻刀铺在张凤鸣掌管时期又有了发展，买下了七八间房子的整个院落，人数比张德山时期又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张凤鸣又研究制作出刻瓷钻子、木刻刀等许多新产品。
与以前的金石刻刀相比，刻瓷钻子的研制难度要大得多。以前中国自己不能生产刻瓷钻子，都是用高价购买外国产品，有时还不能及时买到。琉璃厂师古斋的著名刻瓷家朱友麟知道张顺兴刻刀铺为金石家解决了刻刀的锛刃卷刃问题后，亲自登门请求张凤鸣研制刻瓷钻子。刻瓷钻子与刻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产品，制作刻瓷钻子的原料与刻刀也不一样。张凤鸣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废铁铺找到了一些外国的旧钢锉，解决了刻瓷钻子的原料问题。而试制的难度更大。张凤鸣与技师们不怕麻烦地反复进行试验，最后终于制出了硬度合适的刻瓷钻子。朱友鳞拿到产品进行试用后，感到质量非同一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此张顺兴又增加了一个拳头产品。
后来张凤鸣又研制出一种新型的木刻刀，这是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请求制作的，这同样赢得了木刻界的一致赞扬，当时著名的木刻家李桦、刘砚、郑野夫等人都改用张顺兴的这种木刻刀。
由于能够不断研究创造出新的产品，张顺兴刻刀铺后来的产品内容十分丰富，能够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因此拥有一批忠实的用户。由于张家的刻刀为篆刻家们提供了称心如意的工具，因此受到了全国各地很多篆刻家的喜爱。
1932年，齐白石的女弟子刘淑度特意给张凤鸣刻了一枚寿山石名印，在印的侧面刻有“张君善制刀，刻石如泥，不亚昆吴。乃用君家刀为刻名印”几行字。
1933年，白石老人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时告诉学生：“如欲刻好金石，张顺兴刻刀为最理想之工具。”如此推崇“刻刀张”的刻刀，实乃产品优异之故。1934年，白石老人送给张凤鸣一副亲笔书写的对联，写的是：我有钳锤成利器，君由雕刻出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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