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开埠以来，历时不过170年，由于位于东西方交汇的最前沿，加之上海人自身勇于创业的冒险精神，上海很快就上升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造就了一个十里洋场。有句话说的好：两千年的历史看西安，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上海可谓是近代和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1.一代巨商，叱诧风云
提起黄楚九这个人，上海的老一辈人没有不知道的。黄楚九是中国西药业的先驱，中国娱乐业的先驱，一生创业横跨诸多领域，时人称他为“百家经理”。他敢为人先，故创下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企业——龙虎公司(中华制药公司)；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中国第一家综合娱乐场——新世界；远东第一大游乐场——大世界；中国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企业报——《大世界报》；中国第一个医药“托拉斯”——拥有21个医药工商企业的黄氏医药“集团”……他运用的新颖多样的广告手段，是中国广告史中重要而精彩的一页；他表现出的超前的品牌意识，是中国企业经营史上具有前瞻意义的理念；他历经的多次维护企业权益的官司，给中国司法史上留下了有价值的案例……他亦热心于社会工作，曾任上海商会委员、上海红十字会经济委员、上海新药公会主席等职。
黄楚九是浙江余姚人，祖辈行医，16岁那年来上海的时候，包里就揣着祖上传下来的一本药书。
当年，在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前，黄楚九摆起了药摊，按照书里药谱卖起了药丸。城隍庙是老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商贩云集。在这里，黄楚九的药摊生意越来越好。他爱动脑筋，渐渐就悟出了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
随后，黄楚九向人借钱开了第一家中法大药房，兼卖中西药品。32岁那年，他终于推出了第一个本牌药——艾罗补脑汁。黄楚九的高明就在于他看透病家心理，他强调艾罗补脑汁可以长智慧、祛百病，这让很多人怦然心动。黄楚九成功的地方在于把中药西式包装。过去从中药铺买了药自己煎或者药房代煎，而艾罗补脑汁替你煎好了，用瓶子装好，用不着自己拿回来再煎了，这对于推广销路方面是很方便的。艾罗补脑汁卖得出奇的好，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门庭若市，销售额不断攀升，真的是日进斗金。
20世纪初，日本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掠夺国人的钱财。1907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号召开展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商界可谓是一呼百应。然而，只有日本产的仁丹仍然盘踞在中国城乡，到处可见翘着小胡子的仁丹招贴画。黄楚九对这小小仁丹在中国大地横行无忌愤愤不平。1909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反复研制出新的方剂，做成小粒药丸，取名为“人丹”。龙虎人丹上市后，黄楚九大力宣传，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龙虎人丹广告，与其展开竞销。
日本东亚公司眼看龙虎人丹对他们的仁丹构成了威胁，便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直至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1927年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两药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十年诉讼虽令黄楚九损失十万余元，但“人丹”的名声逐渐扩大，销路大增。史家评价：这场官司的胜诉，“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1923年，黄楚九又推出了一款新药：百龄机。对于百龄机，他没有遵循常规的“薄利多销”原则，而利用了顾客的“便宜无好货”的购物心理，把价格定得偏高。凶猛的广告宣传更是令人咋舌。
仿佛一切都在黄楚九的预料之中，广告宣传给他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特制的百龄机广告赠品走进了千家万户;巨幅的广告灯在上海彻夜闪烁。在当年的工商界，黄楚九可谓是广告宣传的大玩家和大赢家。他做广告无孔不入、一掷千金，中法大药房每年的广告费用高达总成本的28%。很快，黄楚九便拥有了本牌药100多个，成为上海民族药业的翘楚，也成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滑头”。
在这个时期，黄楚九的药业成了托拉斯，旗下有21个医药企业，凭借这个庞大的药业集团，黄楚九稳稳地坐住了上海新药业大王的位置，1927年，上海新药业工会成立，黄楚九当选首任主席。
但他不满足于在新药业的成功，他要不断涉足新的领域。开设大众化游乐场在上海滩首开先河的是黄楚九。他选中永安公司的屋顶开设“楼外楼茶座”。逐日一档评弹一档申曲，茶客边饮茶边听戏，又能远眺外滩景色，加上装了电梯(当时电梯是新奇之物)，收洋仅一角，这就近悦远来，趋之若鹜。接着黄楚九又与人合伙在跑马厅一角开设“新世界”，游艺节目更多，分处南北的两部，有地道相通，收洋也只二角。
黄楚九在开办游乐场所的竞争能力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当他的同伙经润三死后，黄楚九因受到经润三的遗孀的排挤，放弃了对“新世界”的经营，又集资80万元，另选择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西藏路口的一块宽广地段，创办了一个比新世界大得多的游乐场，取名“大世界”。进大门处也设有“楼外楼”用过的“哈哈镜”。楼下建筑一座“共和厅”，延聘上海名妓会唱，取名“群芳会唱”，以吸引公子哥儿。楼上有许多场子，分别设有各种戏曲节目，门类繁多，花样新奇。露天空场上装置轮转高空飞船，供儿童玩耍。另有别出心裁的“十大奇景”和“十小胜地”，各取雅名，如“层楼远眺”、“雀屏耀新”、“瀛海探奇”、“飞阁流月”等为“十大奇景”；“大观楼”、“小庐山”等为“十小胜地”。黄又在“大世界”附近开设“日夜银行”，凡存款5元者，赠一张“大世界”门券，入场后又加赠“小囡牌”香烟1包。“大世界”的每个场子周围都贴着黄楚九所兴办的各种厂店的广告，游客凡买一种商品者，加赠“大世界”门券1张。因而，人们进入“大世界”也就进入了黄楚九的“商品世界”。
自称“知足庐主人”的黄楚九，在发迹之后，仍无法知足。他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项目继续增加。他除了兴办药房、药厂、医院、游乐场所外，还兴办茶馆、戏院、旅社、酒店、地产、营造厂、浴室、银行、交易所，以至公墓等等。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一生所需要的商品，都超不出黄楚九的经营范围，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然而，黄楚九毕竟生不逢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最终也难以逃避破产的命运。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帮会流氓横行的旧上海，黄楚九所经营的各项事业于1931年前后，纷纷破产，他的日夜银行也终于倒闭。他最后在债台高筑的困境中被人活活逼死了。
死后，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大世界”，被青帮大亨黄金荣霸占了。有人在黄楚九葬礼上送了一对挽联：“楚楚大志廿年雄心夺天下，九九归原一双空手渡黄泉”。这正是旧上海一位有才能的工商业者的凄凉结局。
2.海上霸主，举世瞩目
?由于他的贡献，香港航运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航运中心之一；由于他在国际船运中的地位，各国首脑和大企业家对他都要礼让三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级勋章；英国前首相希思曾特别邀请他到自己的别墅赴宴，其间详细询问他的经营方法；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举行就职典礼时，特邀他作为贵宾出席；他的电话可以直通到白宫，方便随时与美国总统对话；他还与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过往甚密，不但可以随时通话，而且还能进入唐宁街首相府直接与首相见面，撒切尔夫人还曾特地为他的船下水主持仪式；不仅如此，他还经常飞抵东京，与裕仁天皇会晤，有时还共进晚餐……他每出访一个国家，该国的首脑或政府要员都要会见他，与他磋商并听取他对该国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他也多次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会见。
???他就是香港船王，又是世界十大船王之一的包玉刚。
在诸多的华人企业家中，从事海运的很少，毕竟中国宽广的陆地让生长于上的子民熟悉了土地那种厚实、沉稳的感觉，大海的变幻莫测，难免让人产生却步的念头。况且商场犹如战场，海上的商战更是充满了变数，其中不光要靠人力的作为，还要看老天的脸色，但这一切都无法抵挡包玉刚的探索。
包玉刚，1918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商人，常年在汉口经商。尽管他事务繁忙，但却对子女非常严格。由于家庭还算富裕，他决定让子女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
13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上海求学。到上海不久他就一头扎进吴淞船舶学校学起了船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作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
1938年，包玉刚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银行里积累的经验，在７年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前面的路途可谓一帆风顺。但在这时，他却辞职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兴趣，亲友对此都迷惑不解。
1949年初，包玉刚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另闯天下。开始的时候做些小生意，积累了点钱，但接下来干什么呢？包玉刚想起了童年对海的向往，于是提出了海运的主意。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父亲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谋求发展。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服工作，一面四处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包玉刚终于可以一圆自己的海上之梦了！虽然这个路程十分艰难，而当时他已经３７岁了。
开始的时候，资金不够，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70多万美元，包玉刚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虽然这艘船很破，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这艘船就是事业的开始。1955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采取长期出租的方式。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策，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与他们都不一样，他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把自己的船为期３年、５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许多人都在嗤笑这个不自量力，不懂规矩的小孩子，但包玉刚自有他的打算，他曾对人说：“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不去冒险。”他谋求的是长期则稳定的收入，这是放眼未来的一种经营方法。而短期出租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事实上，就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让包玉刚区别于其他的船主，最后坐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在海洋上，包玉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他并不满足，７０年代，他决定逐步把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九龙仓”之战。
在当时，“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在李嘉诚的帮助下，包玉刚暗中购入了大量“九龙仓”股票。1980年４月，包玉刚属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宣布，已控制了约30％的“九龙仓”股票。而怡和财团属下的另一个主力置地公司手中才有约20％的“九龙仓”股票，形势对怡和财团明显不利。为了保住“九龙仓”，置地公司气势汹汹地调动了大批资金，以10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想把包玉刚从“九龙仓”中挤出去。包玉刚面对强敌，沉着应战，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只花了两个小时，便使“九龙仓”股份增加到49％，彻底控制了这个企业。一向看不起华人资本的置地公司，不仅没有争得“九龙仓”，还伤了自己的元气。
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港，大涨了华人志气，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了20个亿的事情，也成为一个传奇。
1985年，包玉刚又以５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1986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至此，包玉刚的海上王朝和陆地王国都达到了顶峰。他的财富也多得令人咋舌，有人说他曾经考虑买下一个国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由于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尽管这样，他却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一个勤俭节约的人，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他每年只准许家属在夏威夷度假10天，他的女儿们一次只能买一双鞋，他从不让孩子参加香港“富翁环球游览团”……他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诲：“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
1991年９月23日，包玉刚因病在家中逝世，享年73岁。引起了世界巨大轰动，他的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包玉刚只用短短20年，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跨国航运王国，雄踞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有多大的成功，就会付出多大的辛苦，同一切成功的人一样，包玉刚之所以能够称王于海上，是因为他刻苦钻研、勤奋不已，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3.食品王国，百年传承
2006年8月，中国品牌研究院首次公布了《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强榜》，这是第一次有机构对中华老字型大小品牌价值进行专业的评价和研究。而在这张长长的"百强榜"排行榜单中单单食品行业就占到了四分之一的数量，而在那众多的食品商号中，位居榜首的则是一家名为"冠生园"的企业。
上个世纪初，老上海的报纸上、汽车上、马路招牌上，到处都可见"冠生园"的广告。现在在全国各地还分布着40多家大大小小以“冠生园”命名的食品厂、店，原来都是由上海冠生园食品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衍生出来的，它的创始人就是冼冠生。
冼冠生，15岁时到上海一家名叫“竹生居”的食品店当学徒，由此积累了一些烹调和点心制作的基本技术。三年的学徒满师以后，他就走上了自己创业的道路。但是冼冠生的创业道路并不平坦，他最早开出的“陶陶居”小吃店半年不到就亏本关门了，以后他又开开关关多达七八次，还是没有成功。挫折和失败使冼冠生饱尝了创业的艰辛，也使他渐渐明白了一些经营食品生意的门道，店面应该选择在顾客流量大的热闹地段，经营时间也要灵活机动，要牢牢抓住顾客的流量，对顾客应该热情，要主动推销各种商品等。
1912年，冼冠生在南市新舞台戏院门口再一次设摊，每天晚上把正在日益发展的文明戏的观众吸引并转化成自己的食客，他的食品终于开始打开销路。冼冠生白天在自己的亭子间里制作陈皮梅、果汁牛肉干，晚上就设摊销售。由于他制作的食品风味独特，价格便宜，加上一个“香港、上海冠生园”的商标包装，深受顾客的欢迎，冠生园的食品生意越做越红火，成为文明戏观众的看戏休闲食品。
1915年冼冠生与人合作，在南市终于正式创办了冠生园，并担任了经理。当时，上海的食品业已经有外商“沙利文”的糖果糕点，华商的泰康食品厂和泰丰食品厂，都以出产饼干、罐头为自己的特色。冼冠生看到市场上外商的“麦根太妃糖”销路较旺，就组织力量仿制了国产的“奶油太妃糖”，其口味和质量与外货相同，但价钱却比外货要低，所以国产的“奶油太妃糖”就以价廉物美赢得了市场。对华商的食品厂，冼冠生坚持发展自己的特色食品，把糖果、糕点作为自己的经营重点。为了创出自己的食品品牌，他在杭州的超山建立了青梅原料基地，超山梅子核小肉厚，比一般的核大肉薄的苏州邓尉梅要好，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梅制品的质量，使冠生园的陈皮梅很快就成为食品行业里的名牌产品。
1918年，冼冠生为扩大生产规模，将冠生园增资到15万元，改造成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南市斜桥创建了食品工厂，改变了原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同时，他还扩大了粤菜粤点品种的经营。1928年，冼冠生把冠生园开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他租下了原金城银行的旧址，作为冠生园的总店。店的底层设门市部和饮冰室，供应冠生园的各种食品，还兼销洋酒和土特产；二楼是饮食部，供应粤点粤菜，可以举办大小宴会，还附设了冠真照相部；三楼为餐厅雅座。冠生园的原址则改为冠生园老店，并在市区各地广设分店，使营业额大大提升。
1931年，冼冠生又在漕河边建立起新的厂房，生产饮料、饼干、糖果、面包、糕点和罐头。同时还引进了成套的食品机械设备，使工厂的生产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原来的老厂则改造为专门生产罐头食品的车间，产品有红烧牛肉、红烧鸡、凤尾鱼、果子酱、油焖笋等名牌产品。所以，到1936年时，冠生园在上海就有总店1个，工厂3个，分店10个，成为一个工商联营的食品企业，年产值在食品行业里超过原来的泰康等厂家，居第一位。
推动冠生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冼冠生熟练的广告技巧。冼冠生向来重视广告的宣传，在实践中他总结了有关做广告的“广、大、小、活”的四条原则。广是指广告的宣传面要大、要宽，凡报刊、路牌、电影、电台、车站、码头等都应该是冠生园的广告发布地。大是指要做特大型的广告，冠生园在自己的厂房上竖起过高达6米的“上海冠生园糖果饼干厂”巨型霓虹灯广告，在进出上海的吴淞码头竖立起高达3层楼的“冠生园陈皮梅”广告牌，使进出上海港的旅客无不为巨大的广告所吸引。小是指在报刊上不断地发布活泼的小广告，使冠生园这三个字不断地映入人们的眼帘。活是指广告的手段要灵活新奇。1934年冼冠生请出了著名的当红明星胡蝶做广告，她坐在红地毯上，手搭着一只硕大的月饼，照片的说明写着：“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结果，从未有过的明星效应带动了冠生园月饼的销售，出人意料的广告技巧使企业的营销获得了成功。
除了在上海的发展以外，冼冠生还把企业向外埠发展。他在汉口开设了分店，生产各种食品达300多种，使冠生园的牌子在华中地区打响。在抗战时期，冼冠生的汉口分店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又在重庆开设了五六家分店，并在西南的昆明、贵阳、泸州等地发展业务，不仅使自己的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内地的近代食品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冠生园终于成为一个在全国首屈一指的食品企业。
冠生园作为一个著名食品商标，远近闻名，绵延至今百余年。而作为冠生园的主要创办者，冼冠生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的民族资本家。冼冠生自己从早年在上海老城厢九亩地戏院门口的一个小商贩，到成为上海旧时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冠生园”的总经理，这期间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在冠生园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冼冠生在生产、经营、管理、营销各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体现了独到的企业经营才干。冼冠生“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
4.“恒源百货，源发千祥”
位于上海金陵东路的恒源祥商厦的大厅里，伫立着一位老者的半身铜像，他，就是上海滩被称为绒线大王恒源祥的创始人沈莱舟。老人用他那深邃而又慈爱的目光关注着恒源祥近80年的发展，深情地抚摸每一个恒源祥人的心灵，同时，将我们带入了20世纪初叶那波谲云诡的峥嵘岁月……
1927年初夏的一个早上，在一片爆竹声中，位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建路山东路附近）一间在弄堂口搭出来的半开间门面的小店，挂上了一块用黑漆书写的匾额“恒源祥”，老板是一位个子矮小的苏州东山人叫沈莱舟，时年33岁。这块匾额是由著名书法家马公愚题写的，出自于“恒源百货，源发千祥”这副对联。恒，取其恒古长存；源，取其源泉勃涌，源流绵长；祥，自然是吉祥如意。恒源祥批发为主，门售为辅，经营洋杂百货，主要是绒线，以及与绒线相关联的人造丝。以后谁也没有想到，这间毫不起眼的半开间门面的小店，会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绒线大王”。
绒线，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货。1900年一位名叫金永庆的货郎从卖头绳中赚了点小钱，在兴圣街(今永胜路)开了家金源茂毛冷(当时称绒线为毛冷)店，专卖绒线。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家专营绒线的商店。喜欢赶时髦的上海人，对这种既保暖又美观，还可以结了拆、拆了结的绒线情有独钟，使绒线业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兴圣街上的绒线店一家紧挨着一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绒线一条街，销售量占全国的90%以上。以致上海滩当年盛行了这么一段民谣：买呢绒棋盘街，买绒线兴圣街，买假货大兴街。如今，这条总长不超过100米的小马路历经100年的沧桑，旧貌依然，偶尔还能看到一两面墙上用黑漆写着的大字“绒线”，仿佛在提醒人们这条街昔日的繁华。
沈莱舟将自己从当学徒开始积蓄起来的全部家当都拿了出来，开了这家名叫恒源祥的小店，但小店的绒线生意并不好，因为上海的老百姓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买绒线兴圣街。这就使沈莱舟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恒源祥搬到兴圣街去。因为“只有把店开到兴圣街，恒源祥才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绒线专卖店；店开到那里，我才有了一双眼睛。”然而，资金是摆在沈莱舟面前的一大障碍。但机会总会在不经意中产生。
恒源祥创办以后，沈莱舟一直利用英国商人亨特生的德记洋行与意大利人做生意。隔几个月他便会发出一大宗的货单，由意大利人依据货单运来大笔的货。当时唯一的运输方式是船运。原先沈莱舟订货时需先付20%的定金，其余的货款等到货到后付清。几笔买卖做下来，意大利人对沈莱舟深信不疑，发货从不迟疑，而货款可以等到沈莱舟将货全部出清后再付。这就应了沈莱舟“一等商人用别人的钱，二等商人用祖宗的钱，三等商人用自己的钱”这一信条。
沈莱舟当时从意大利进口的最大宗货物是人造丝，由于这项技术是由意大利人发明的，故在意大利本地的人造丝非常便宜。人造丝虽然牢度不强，但由于其色彩艳丽，手感滑腻，加工后的织物非常漂亮，故在上海市场供不应求。从意大利进口人造丝贩卖给成衣制造商，至少能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沈莱舟先后进了3船货，获利丰厚，于是便在1933年底前从意大利进了第4笔货，数量比前三笔的总和还要多，预计货物能在1933年的12月30日左右运抵上海。
但就在货物快要运到上海时，沈莱舟从海关的一个朋友处获得一个信息：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政府准备从1934年1月1日起大幅度地提高几十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人造丝，在原先征收33%关税的基础上，增加到100%。如果船耽误了行期，一旦过了12月31日，沈莱舟的这批货要多付几百万元的税。
沈莱舟忧心如焚，一天要拍好几份电报与船东联系，好话说了一箩筐，船总算在12月31日进了上海的吴淞口。
税率突涨，进口人造丝的价格自然涨得更猛。由于短缺，人造丝依然行销。沈莱舟以新价格卖给各地客户，从中狠赚了一笔，这也称得上是沈莱舟掘得的第一桶金。
有了这笔钱，沈莱舟终于可以实现将恒源祥搬到兴圣街的梦想了。经过多次考察，花了好几根金条，沈莱舟顶下了兴圣街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交汇口的139号至141号整个一幢两开门面的3层楼建筑物。不久，又顶下了法大马路143号，以后还将139号143号房屋的产权都买了下来。1935年初，装饰一新的“恒源祥公记号绒线店”开张了。一连3开间的门面，楼上还有仓库和账房，是同行中门面最大的。将恒源祥开在这里，沈莱舟等于扼住了兴圣街的咽喉。
恒源祥搬到兴圣街，沈莱舟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新店面一开张，他便使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使恒源祥名声大噪，生意日益红火。
由于绒线是舶来货，上海滩所有店里的绒线都是由英商洋行，以后陆续还有德商洋行与日商洋行供给的。兴圣街上最大的绒线店如隆兴昌、泰隆、兴源盛等共8家，号称“八大号”，联手向洋行进货，再由他们将绒线批发给其他绒线店。为了办事方便，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联丰办事处。“八大号”从洋行拿货，不需要预付货款，同时，能拿到九二折和九三折的折扣。而其他绒线店从联丰办事处进货，一则需要预付款，二则只能拿到九八折的折扣。
1933年的某一天，沈莱舟的副手、时任恒源祥副经理周红喻到联丰办事处进货，办事处里的人面若冰霜，最后才有一个人出来说：“你们恒源祥店太大了，恒源祥的货我们供不起。”沈莱舟找人细细打听，这才晓得“八大号”已联手通过决议，拒绝向恒源祥供货，封杀恒源祥，达到最终将恒源祥赶出绒线行业的目的。
其实沈莱舟早已对联丰办事处制订的不公平的折扣不满了，“封杀”这一举动反倒让沈莱舟提早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想将绒线业做大，必须自己办厂，这样才能有最稳固最便宜的货源。于是他一边继续从国外进口各种花色的绒线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和同样有办厂意愿的兴申泰绒线店老板刘文藻、义生昌华洋杂货店的老板冯生等商量，集资35万元，以后又陆续增资到60万元，合股集资办厂。
沈莱舟在英租界马白路(今新会路142号)觅得一块地兴建厂房，进口机器设备和进口生产绒线的原料毛条。1936年初，一家专门生产绒线的裕民毛线厂诞生了，职工200余人，生产的绒线起名“地球牌”与“双洋牌”，这是中国最早诞生的绒线厂之一。随后又有几家绒线厂在上海诞生，如生产皇后牌、红美牌、绿美牌的中国毛线厂，生产双猫牌、小囡牌的上海绒线厂等。
1948年初，沈莱舟的事业走到了顶峰。他的恒源祥单单一家总号一天销售的绒线就1000磅以上，被称之为“绒线大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大典，巧的是，恒源祥也在当日发行股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张股票。1950年1月，随着震天的锣鼓，恒丰毛纺织厂建成开工，当日便生产出第一批优质毛线，沈莱舟将它定名为“红福牌”。同日，“红福牌”绒线在恒源祥上柜供应，被顾客一抢而空。
时至今日，恒源祥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还珍藏在恒源祥现任董事长刘瑞旗先生的手里。
5.信用至上，服务社会
中国近现代的百年金融发展史上，真正能称得上是银行家的不多。关系着民生命脉的金融体系，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官商不分，只是一个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
1897年，由李鸿章、盛宣怀主办的中国首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成立，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发端。
此后不久，在金融买办与官商林立的上海滩，崛起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光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有人将之媲美于美国的金融大亨摩根，称之为“中国摩根”。
陈光甫先生（1881-1976）是江苏镇江人，其父陈仲衡曾在家乡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大概由于生意不好做，后来到了汉口，进入一家外国人开的报关行做事。陈光甫那时只有12岁，随父来到汉口，在父亲做事的报关行当学徒，一当就是7年。
旧时的学徒生活非常艰辛，吃饭时你要站在一边端菜，添饭，别人吃完之后才轮到你。如果人家把饭吃光了，你就只好打扫锅底，因此常常要饿肚子。晚上就睡在地板上，夏天则露宿凉台。有客人来时要奉茶敬烟，早晨晚上要负责开门、上锁，大致行内别人不愿做的一切杂役琐屑之事，都是学徒的活儿。学徒生活给陈光甫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曾多次向人提起这段生活，说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劝人在做事时，首先要有不畏艰险，不怕吃苦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可能。
陈光甫是个有心人，7年学徒生涯中始终未放松工余学习英语，同时留心学习报关行的
一般业务和金融知识，这使他在18岁的时候，终于脱离了报关行，顺利考入了汉口海关邮
局，几年后又由于英语出色，转入汉阳兵工厂任英文翻译。这期间他对新知识、新事物充
满向往，尤其对商业金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他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04年，美国举办规模空前的圣路易斯世博会，清政府为振兴国势，决定组团参加，
并由清皇室贝子溥伦率团前往。陈光甫因通晓英文与商务，被湖北省选为参加世博会的工
作人员，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那次世博会历时7个月时间，令陈光甫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电子管收音
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T型汽车以及电动公共汽车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东西。全世界的智慧和物产精华似乎都一下子推到了他的眼前，令他深受震撼。博览会结束后，他决定留
在美国学习。他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岳父景维行（在汉口经营茶叶出口贸易）的支持，向
他提供了部分经费，他本人又申请到了部分官费。留学6年，到1910年，已是满腹经纶的陈光甫，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
陈光甫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当时上海银行的门面是很小的。上海银行创业之初资本只有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元，直到临开业之前，仍未凑足10万元之数。那时庄得之（常州人，信义洋行的买办，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妻弟）投资2万元，就是最大的股东了，因此当上董事长。陈光甫只有5000元股份，其中不少还是借来的，当了总经理，其余股东不是亲戚即是朋友，股资都有限，所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的时候，总共7个股东就都成了董事。
那时一般的银行老板都极力拉拢、靠近外资银行，因为外资银行资金雄厚，一旦发生
金融风潮可借一臂之力，所以汇丰银行和大通银行的大班在上海非常神气，似乎人人都要
拍他们马屁。在吸收存款上，银行家们大多在官僚老爷和军阀身上下功夫，因为他们有钱
，只要应酬得当，有时一张支票就是几万、几十万，存款积累既快又省事。而陈光甫则选
择了一条艰苦的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道路，提出“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原则，在全国率先面向大众，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头），想方设法汇聚中小企业和社会上的闲散小额资金，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名目繁多的、有利于市民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各大中学校还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校代收学费；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在教会中也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等。他认为这么做，银行的工作人员虽辛苦些，但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走人弃我取之路，同时他认为小额资金的稳定性好，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为区区之数反复折腾。
果然，一元钱储蓄存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原先与银行素无缘份的普通市民也成了银行的储户，每天前来储蓄的人在柜台前挤成了团。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国内要求民族自强的爱国思潮已蔚成风气，青年人和有识之士往中资银行跑的越来越多，所以上海银行开办之初，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那时有个无聊的人，为了试探上海银行服务的虚实，曾拿了100元钱来要开100个银行
户头。银行职员明知其开玩笑，但为了维护银行的信誉也照开不误。此事固然是麻烦的，但效果却出人意料，传开后竟成了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笑话，无形中为银行作了大广告，前来存款的市民更多了。几年下来，几乎无人不知上海银行了。
上海银行从办储蓄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从1915年的存款为一万八千八百余元，到1921年即达一百十七万元，1933年达三千三百三十万元。该行储户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储户。这是一笔非常稳定的存款，可供银行投资运用，准备金也远比活期存款的为小。陈光甫曾经说过，"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就是说，银行仅凭信用，就可以聚积社会不少资金，以供工商行业使用。我国各银行所收储蓄存款之数，无怪乎当推该行为第一。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地应推‘光甫先生’。”
6.“天上人间，佛手为鲜”
“天上人间，佛手为鲜”这句佛手牌味精历久弥新的广告语，至今仍令不少上海人回味无穷。只是人们没有想到，佛手牌味精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获得世博会大奖的工业产品呢。
笔者最近从冠生园集团的历史档案中发现，“味精”、“天厨”、“佛手”这三个看似互不搭界实际互有联系的词汇，其实均与一个人紧密相连，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化学家，并有“中国味精之父”美誉的吴蕴初。
吴蕴初，字葆元，1891年9月29日生于上海市。10岁入学，后入上海广方言馆学外语一年，因家贫辍学，回嘉定第一小学当英文教师养家湖口。15岁时考入陆军部上海兵工学堂半工半读学化学，以刻苦好学成为德藉教师杜博赏识的高才生。1911年毕业，到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后，回学堂当助教，同时在杜博所办上海化验室做一些化验工作。1913年经杜博举荐到汉阳铁厂任化验师。在该厂试制矽砖和锰砖获成功，被升任砖厂厂长。不久，汉阳兵工厂聘他担任理化课和制药(炸药)课课长。
本世纪20年代初，十里洋场上海滩，外货倾销，到处是日商“味の素”的巨幅广告。吴蕴初发出了为何我们中国不能制造的感叹，便买了一瓶回去仔细分析研究，发现“味の素”就是谷氨酸钠，1866年德国人曾从植物蛋白质中提炼过。吴蕴初就在自家小亭子间里着手试制。没有现成资料，他四处搜集，并托人在国外寻找文献资料。没有实验设备，他拿出炽昌新牛皮胶厂支付他担任厂长的工资，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验、分析设备。他凭着在兵工学堂学得的化学知识，走南闯北试制耐火砖、火柴、牛皮胶等积累的化学实践经验，认识到从蛋白质中提炼谷氨酸，关键在于水解过程。他白天上班，夜间埋头做实验。人手不够，拉着夫人吴戴仪作助手，经常通宵达旦。试制中，盐酸的酸气和硫化氢的臭气，迷漫四溢，邻居意见纷纷。吴戴仪只好向人家说好话、赔不是。经过一年多的试验，终于制成了几十克成品，并找到了廉价的、批量生产的方法。
1921年春，吴蕴初结识了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王东园，并经他举荐得到酱园老板、前清举人张逸云支持，愿意出资5000元，由吴蕴初出技术合伙试办。很快，首批产品问世。吴蕴初将这种产品取名“味精”；为了宣传其珍奇美味来自天上庖厨，再冠以“天厨”二字。他们打出“天厨味精，完全国货”的大旗，味美、价廉、国货，大得人心，销路一下就打开了。他们进一步扩资5万元于1923年8月成立天厨味精公司。在盘得新桥路房屋10间作为粗制工场，菜市路(今顺昌路)三北烟草公司旧址作为精制工场和办公室，正式定名为“上海天厨味精厂”的当年，产量达3000吨，获北洋政府农商部发明奖。
天厨味精行销后，与日货“味の素”激烈竞争，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促进下，销路日广，尤其在南洋一带的爱国华侨中更是大受欢迎。1926—1927年间，为了进一步保障味精的产销，天厨在中国驻英、法、美三国使馆协助下，先后取得这些国家政府给予的产品出口专利保护权，开中国轻化产品获得国际专利之先声。继而又办妥了进入这些国家的食品入境卫生检验手续。吴蕴初由此成为闻名遐迩的“味精大王”。
天厨是以国货起家发展壮大的，然而制造味精的化工原料盐酸却多年依赖日本进口。对此，吴蕴初深以为疚。再加时局影响，盐酸供应时断时续，促使他燃起自己生产盐酸的念头。1927年起他就积极收集世界各种电解槽、发电机、整流器等资料，想创办中国自己的氯碱工厂。1928年秋他获悉法商设在越南海防的远东化学公司因经营不善，正待出售，便亲赴海防考察，以8万元购进远东厂全部设备，包括120只爱伦摩尔式电解槽、蒸发器、氢气燃烧器和滚动式漂粉机等。但办盐酸厂要比办味精厂困难得多，特别是电力和原料盐的供应难以保证。然而吴蕴初决心既定，排除一切干扰，又有从电解生产氯酸钾的经验，终于1929年10月成立了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吴蕴初任总经理，集资20万元在上海周家桥开始建设。取名天原，即为天厨提供原料的意思。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于1930年11月10日举行隆重开工典礼，吴蕴初亲自开车。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到会并致词，称赞吴蕴初:“独创此厂，开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
天原电化厂开创之初，日产盐酸4吨，烧碱、漂白粉各2吨，产品采用“太极”商标。由于吴蕴初重视提高产品质量，一时间，太极牌产品风靡市场。盐酸完全能满足天厨味精的原料自给，烧碱和漂白粉则影响了英日商人垄断中国市场的既得利益。外商压价倾销，吴蕴初采用降低包装费用等办法顽强抗衡。经过半年多角逐，天原取得了初步胜利，产品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以后，他又赴英考察，并派专人赴美学习，回国后将国外技术消化吸收，逐渐改进技术和扩大规模。他绞尽脑汁依靠本国的工业力量，参照外国的图纸资料，以平均500元/只造价仿制了90只爱伦摩尔式电解槽。这样做不仅节约了大量资金，而且也拓宽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至1937年，天原厂烧碱日产量已达10吨，资产逾百万元，成为我国实力雄厚的少数厂家之一。
吴蕴初自从人上海兵工学堂学化学开始，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他从事一系列实业救国活动中，总是把科学技术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总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才。1928年，吴蕴初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进行分析化验及科学实验。1929年，原设在北平的中华化学工业会因北方政局动**，学会活动被迫中断两年多。吴蕴初甚为关切，热情欢迎该会南迁上海。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提供部分房屋并与该会合址办公，与该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协助该会迅速恢复了学会活动。天厨味精厂和天原化工厂积极加入该会为团体会员。1937年，吴蕴初还捐赠了上海市南昌路的一栋房产作为该会会所，这对于该会以及后来的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蕴初是位值得称道与世人尊敬的中国人，是位对中华民族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先后创办了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天山五厂。如果说他是位资本农，毋宁说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与著名的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时人以“南吴（蕴初）北范（天津范旭东）”合称，被誉为化学工业上足堪领袖群伦的两大巨子之一，在我国化学工业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7.提倡国货，生产救国?
方液仙是上海著名的实业家，他独立筹设的重活化学工业社，是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品业之滥觞。他因为爱国而兴办实业，抵制洋货，也因为爱国而遭敌伪绑架，最后为敌所害，方液仙是爱国实业家的典范，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方液仙，名傅沆，1893年12月生于上海，是近代著名的镇海方氏子弟。方家世代为商，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经营钱庄、典当、银楼、南北货等业，仅钱庄就设有二十多家。方液仙少年时就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和近代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书院，接受了良好的西学教育。他尤其喜爱研究化学，曾师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柏烈学习，其同学中还有后来著名的“味精大王”吴蕴初。他在家里设立简易的实验室，购阅有关制造日用化学品的书籍，苦心钻研，学会制造多种化工产品。
1910—1911年，上海发生钱庄倒闭风潮，方家大多钱庄亦未能幸免，仅存3家。方液仙之父方选青不擅经营，打算让方液仙继承家业，但他对经营钱庄并无半点兴趣，令父亲非常失望。鉴于当时外货化妆品，如欧美夏士莲雪花膏、劳氏白玉霜及日本金刚牌牙粉等充斥市场，方液仙决计自己研制化妆品。
1912年，19岁的方液仙开始筹设中国化学工业社（简称中化社），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并不气馁，多方奔走筹款，最终说服母亲方李氏，拿出私蓄1万元给他作启动资金。他在圆明园路安仁里家中设厂，购置一些简单设备，亲自率几个工人和学徒，生产三星牌雪花膏、白玉霜、生发油、花露水、牙粉等化妆品。当时因外货泛滥，中华社产品销量极微，连年亏损。家人、亲友见此情形，都力劝其停手，可他仍不改其志。他还和友人合伙开办了龙华制革厂、鼎丰搪瓷厂以及橡胶制品厂、硫酸厂等，多为国人首创的化轻工厂。在洋货大行其道的近代中国市场，本土产品几乎没有销路，最终都无奈停产了。
1915年，在1万元全部蚀本后，他又设法自筹3.5万元，并争取其舅父李云书投资1.5万元，在重庆路租了三间厂房，增加设备，聘请经理、推销员等，增加果子露、皮鞋油等产品。这时，中化社因大量资金注入，初具规模，但营业仍是年年亏损，不见起色。1919年初，中化社又亏损殆尽，濒临倒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中化社从而绝处逢生。中化社的产品质量并不亚于洋货，因此深受消费者欢迎，纷纷购买，三星牌各类化妆品、日用品迅速打开销路，生产迅速发展，不久转亏为盈,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1920年，方液仙请求上海钱业巨擘、四叔方季扬投资，方季扬同意入股，却有个条件：要求李云书撤资。方液仙左右为难，一位是舅父，一位是叔父，两位长辈都不好得罪。他权衡利弊，思虑再三，最终决定苦口婆心劝服舅父李云书退股。这样，中化社重组资金5万元，方液仙自认七成股份，方季扬认三成，中化社改组为无限公司，方季扬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自从方季扬入股后，中化社得到金融界支持，有了稳固的后盾，在河南路设立总公司，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扩大了生产规模，企业焕然一新，先后推出四大名牌产品。
1923年，方液仙的同学吴蕴初试制调味粉成功，由张崇新酱园老板出资投产。起初，方液仙见调味粉市场前景不错，打算投资参与，但张崇新老板坚持独资，因此方液仙决定中化社自己生产。他责成徒弟王修荫按照公开发表的制造方法试制，但生产环节繁多，整个生产过程需要2个月，而且质量也不稳定。方液仙遂偕王修荫同赴日本，通过郭永康介绍，参观了日本“味の素”厂，并取回一些半成品，回国后经过进一步仔细分析研究，终于解决了生产技术问题，生产出“观音粉”和“味生”。观音粉质量不如天厨味精，销路不好，味生售价比天厨味精低30%，颇受欢迎。中化社调味料品的副产品酱油精、酱色的销路也不错。中化社与天厨味精厂作为同业有竞争，同时也有共同利益，在质量与价格方面形成互补，最终将日货“味の素”挤出了中国市场。
20世纪初，产自日本的“野猪”牌蚊香倾销中国，几乎独霸了上海及东南沿海市场。方液仙决计研制国产蚊香，与日货一较高下，经过钻研，成功研制出蚊香。随即，他派职员赴日本学习用机器制造盘型蚊香的技术，拨款建厂房、置机器，进行机制蚊香试造，终于获得成功。产品取名为“福禄寿三星”蚊香，打破了日货垄断的局面。方液仙打出“国人爱国，请用国货三星蚊香”的广告语，通过报纸、招贴等形式广为宣传。在民众爱国热情支持下，“三星”生意日渐兴隆，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南洋各埠。从此，市场上三星蚊香基本取代了野猪牌。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生产的狮子牌金刚石牙粉在中国市场倾销。1912年，方液仙瞅准时机，开始生产牙粉，取名“三星”牌，为最早的国产洁齿剂。最初的几年中，三星牌牙粉在国产牙粉市场上可谓独领**。但短短几年后，随着其他品牌牙粉的相继出现，三星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境况大不如前。这些新品牌各有所长，如无敌牌香味宜人，嫦娥牌包装精美，都是三星牙粉的劲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牙粉市场遭遇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方液仙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与其苦苦支撑，不如另辟蹊径。
当时的国际市场，牙膏作为新生代，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牙粉的替代品。但在中国市场上，却只有洋货，最著名的是美国产的丝带牌牙膏。方液仙灵机一动，何不仿照丝带牌的配方和包装，试制牙膏呢？功夫不负有心人，牙膏研制成功了，但却遇到一个问题，牙膏管怎么办呢？几经周折，方液仙决定从薛路登洋行进口软管。终于，最早的国产牙膏于1923年诞生了，也叫三星牌。
当时，丝带牌牙膏每支卖7角5分钱，平民百姓都觉得是奢侈品。而三星牌最初定价2角5分，后降为2角，大家认为绝对是物美价廉，因此甫一问世，便风靡一时。很快，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抵制洋货，三星牙膏更是供不应求，方液仙大大赚了一笔。
相对于蚊香来说，牙膏虽利润不高，但其优势在于产量大，不受季节限制，资金周转快。由于三星牙膏的先锋效应，一时之间，其他各种品牌的牙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比较著名的有黑人牙膏、留兰香等，但三星牙膏却一直遥遥领先，成为同业中的领头羊。
三星牙膏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东南亚，甚至连非洲都有售。直至太平洋战事爆发，迫于无奈才停止了国外市场的销售。以后同业中纷纷继起生产牙膏，但中化社的三星、白玉牙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49年后各种牙膏集中在中化成产，改名为上海牙膏厂，当时品种有30多种，产量占全国牙膏生产的70%。
1931至1940年的十年间，是中化社的全盛时期。中国化学工业社从初创时的一个小作坊，20多年间发展成为业中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是与方液仙知人善任、注重科技、严格管理分不开的。方液仙非常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进，数度派人并亲自去日本、美国考察，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先进设备。如中化社30年代引进的德国全套精炼甘油设备，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液仙深知建立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保证。1930年，他聘请留美回国的表弟李祖范为中化社经理，引入西方科学管理方法，规范管理制度，使中化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广泛开展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1932年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之际，方液仙联合了华生电器厂、美亚织绸厂等9家国货工厂，选出18种主要商品，在南京路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此后，又投资支持李康年筹设中国国货公司。1933年2月，该公司在南京路开业，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任经理。国货公司大力宣传“中国人应用国货”，专销国货，并为各国货厂设专柜展销商品。1937年5月，方液仙联合吴蕴初、蔡声白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还成立联销机构，并在南京、郑州、桂林、汉口等地设立中国国货公司，积极推销国货。抗战期间，中化与国货公司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加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抗战时，方液仙先后两次在厂内及胶州路申园举办伤兵医院，救助抗日伤员，还积极支持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益友社”，并担任名誉理事，日军对其恨之入骨。
1940年7月25日上午，方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寓所驾车出门，突遭预伏的暴徒枪击，后被劫至汪伪“76号”魔窟，因伤重殒命，遇害时年仅47岁。
方液仙不仅是有成就的实业家，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中国人。他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作出很大贡献。由于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又被誉为“国货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