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徽不成镇”的民谚，恐怕是最能体现徽商当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了。这句民谚是徽州人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带着一种自豪，带着一种自信，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正如徽州号称“东南邹鲁”，自诩为儒学的正宗，他们同样在商场上，也自诩是经济的主导。
1．纵横商海，手不释卷
读书是徽州地区的优良传统，也是徽商好儒的表现之一。曾有徽商在自己的门楹上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万世家风唯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明代歙县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
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清代歙县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强了他们的经营能力，促使徽商仕贾结合。因为当时社会行业风气以“仕”为贵。以仕的身份看待商人，是商人莫大的荣耀，表明其社会地位的提升。
好读书也对徽商的成功经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从文化典籍中汲取商业经营理念。歙县商人汪世贤说：“要做好生意，就需要像伊尹、姜子牙那样的谋略，孙武、吴起那样的用兵战略，商鞅那样的坚定不移地推行法治的精神。”又说：“致富没有具体的行业，买卖货物没有固定的主顾，只要你能干，所有这些（指财源）都会源源不断地来临。”若不是读书，汪世贤对商场经营怎能有如此透彻的认识!
第二，帮助徽商借鉴历史上著名商人的经营谋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计然、范蠡、白圭、子贡等便是徽商学习的典范。徽商汪福光，生来就有远大志向，决心要做一番事业。通过读书，他知道春秋越国大臣范蠡放下高官不做，隐居江湖做生意，照样成就一番事业，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于是他便以陶朱公为榜样，潜心学习会计之术。后来他到江淮之间经营盐业，精选人才、善观时变，不久就获得成功，拥有商业资本巨万。
歙县商人黄莹小的时候就喜好读书，长大经商后，一次他读《史记·货殖列传》，心中顿悟，决心模仿书中描写的那些大商人的做法，在经商中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在经营中绝不使用欺诈的手段，而是静观时变，比较市场价格升降变化，揣摩货物销滞及价格走势，果断决策，获取正当的商业利润。此后，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终成大贾。
第三，陶冶了徽商的人文情性修养，丰富了徽商的业余生活。有一位名叫许秩的徽商，他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经营也已有相当的规模，家资累至几十万，在当地俨然首富。他常常读《史记·货殖列传》。一天，他见书中描写四川商民一边做生意，一边享受渔猎游玩之乐，生活得比皇帝还逍遥的情景，不觉怦然心动。于是他当即从浙江包买了些船只，顺长江逆流而上，最后直达四川成都。路上一边观赏四川三峡之美景，一边采购当地物产发往山东地区贩卖。如此往返两趟，所获利润更加丰厚，家产累达百万以上。在做生意的同时又能享受自然之情趣，徽州俗话说得好：“卖糖搭看戏——一带两便”!若没有书本知识的导引，许翁又何能如此!
除古人经典著作之外，当时涌现的与商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商人书和商业书，也是他们经常阅读的。这些商业书包括标准商书、水陆行程书、集商业经营和水陆路程于一体的商书、商业道德与伦理书、防骗类书等等。
如休宁商人手抄本《士商规略》就介绍了商人出门如何注意安全、怎样待人接物以及把握市场行情等知识。《士商十要》总结了作者经商的十条经验，最后说道：以上十条，虽系俗谈乱语，实系少年切要。初出江湖士商，闲时细览，方知商贾经营，非易事也。
不言自明，这些书为徽商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各种商业经验或经营信息。
明清徽商好读书的特色，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一贯视商人只知逐蝇头不识诗书的看法，不仅为明清商业市场增添了新的亮点，而且为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途径。
好读书，帮助徽商修身养性，帮助徽商汲取前人的经营经验，还帮助徽商了解各地的地理风俗民情，有利于徽商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在商场上。对商人来说，多读书是极其重要的。俗话说：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一本有价值的书写成，无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结晶。读书，是学习前人经验、交流思想和陶冶情操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忍辱负重，不屈不挠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把徽商比作“徽骆驼”和“绩溪牛”。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禀性。
在交通不发达的明清两代，遥远路途中的寂寞，也许更让徽州商人们难以忍耐。“天寒征雁少，阜鹤亦深潜。何事云如我，争忙不养恬。”才离家门，他们就已经在感慨万分了。天气已经寒冷，南飞的大雁稀少了，鹤鸟们也躲避起来了，可是，他们却不能恬静地在家里享受温暖，还得出门奔波。
曾经有一位徽商用诗歌描述着旅途的心情：“登坡越岭步山城，旅店随投暂寄征。长途孤客心凄楚，跋涉奔波了不胜。闷坐舟中意索然，三餐茶饭伴愁眠。曲岸两旁山矗立，河中石卵**溪沿。”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
在中国古代，书生们往往因漂泊而抒发着愁闷，表达着对温暖家园的留恋之情。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就是用“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而赢得了历代游子的共鸣。大多数商人不可能像书生们那样精辟深刻地用诗词抒写内心的那份漂泊感，但从他们留下的刊刻的或者抄录的诗歌里，我们能够读出他们在路途的艰辛，更能够读出他们内心的凄楚和无奈，也让我们对他们的心灵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徽州商人的辉煌源自他们走出徽州、跋山涉水、四海营生的开拓精神。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
早在明代，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大都会如北京和南京，有徽商们活跃的身影；孤村僻壤也有徽商的踪迹，甚至海岛和沙漠，都有他们的足迹。除了都会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徽商的历史资料里寻觅到他们所到之地。
明嘉靖、万历间徽商程汝概北涉山东、河北，南至漳州、泉州，可谓南北都跑遍。明代休宁吴琨贩卖“赫跟”(一种薄小的纸张)却很不成功，但跑的地方却很多，他先到湖北(西楚)，
再到南昌(豫章)，还跑到了陕西(关中)。当然，凭着他的这股劲头，最后他仍然发财了。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县人江才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13岁时，为求糊口，江才不得不与他的哥哥在村里替人杀猪卖肉。后来兄弟二人奔赴杭州，开了一个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二人尽管省吃俭用，努力经营，但还是由于本小利薄，赚的钱不够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
江才于是发愤远游，决心在商业上闯出一条致富之路。他奔走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贩运商品，牟取厚利，果然使资本越积越多。当他40岁时居然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江才发迹后，荣归故里，广置田园，大兴宅第；他的四儿子江珍还考中了进士，跻身于官僚之林。江家遂由一个破落户一跃而为有钱有势的大财主。
明朝中叶，歙县人吴容让8岁丧父，家中只有薄田三四亩，祖父、祖母年事已高，唯母亲一人独任劳作，全家老幼吃不饱、穿不暖。官吏又屡屡登门索要赋税，更使他们难以支应。
为生计所迫，容让很小时就上山打柴，艰苦度日。16岁时，他便跟随亲友远去松江经营小本生意。起初，他的资本少得可怜，但经过数年的努力和积累，终于赚了一笔资金。容让致富后，便在浙江桐庐县买下了大片荒山野岭，招徕农民前往垦植，种植茶、漆、栗等经济作物，获利丰厚。最终，他成为家产巨万的富翁，其宗族子弟前去投奔者不下数十人。
明代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家境窘困，为求生存，他听从母亲的劝告，丢开书本，从事商业。创业之初，资金严重不足，于是他就联合本族志同道合的十个人，每人拿出300缗的本钱，共同前往吴兴新市经商。当时，程氏宗族中已经发家致富的人颇多，那些富商子弟个个挥金如土，竞相奢侈。程锁与同伙盟誓，一定要艰苦创业。三九严寒，他们决不喝酒取暖；盛夏烈日，他们连草帽也舍不得买，只是躲在车子后面避开炙热。大家齐心合力、艰苦创业，后来十个人都发迹致富。
万事开头难。对于许多出生寒微，无资无本的徽商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们发财致富的“光辉事迹”不容小觑，他们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精神更是值得钦佩！
3.以众帮众，相互提携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经意间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
宗族观念很重的徽商，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
史书上记载的关于程商与吴商共渡难关的故事，便是其中真实而又典型的一例：
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那时两淮盐业行的是纲法，只有纲策上列有姓名的商人，才有资格买盐卖盐。盐商也不是年年有盐生意可做，要由各个纲册上的商人轮流来做。同一纲册上的盐商便在同一年申请盐引，凭盐引到盐场买盐，然后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出售。
这一年，程商正好轮空，不能去行销食盐，但他又不甘心让银子闲着，于是就用做盐的本钱做起贩米生意来。当年，福建灾荒，米价腾贵。而苏皖一带却是大丰收的年景，程商派了精明的伙计，到芜湖、无锡两个米市，趁新米上市，米价低贱时，购进了大批粮食，雇了几十条大船，从长扛运出，再通过海运，送往福建。估计稳稳有几十万两的进账。谁料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粮船在海上被狂风打翻，一艘不漏地到龙王那里报到去了，白花花的大米全都喂了鱼。程商不仅赔了本，还欠人白银四万两。俗话说，债不过年，除夕之夜债主纷纷登门讨债，程商出于无奈，只得躲进空无一人的鼓楼里避避风头，捱过年关。
夜里，程商在鼓楼上辗转难眠，孤寂无聊，徘徊至深夜。突然他听到登梯声，不由大惊失色，难道讨债的追寻到这里来了?正要躲避，来不及了，黑影已经闪到眼前。
“谁?”程商厉声喝问，来者更是吓了一跳。借着月色，程商定睛一看，原来是同乡、同业的吴商，这才把心放下，忙问：“你怎么也来此地?”吴商反问道：“你怎么先在此地?”程商以实话相告：“我今年欠了四万两银子的债，一时难以还清，所以躲在此地。君财力雄厚，为何也落得如此窘状?，吴商叹息道：“我今年运气不好，欠下十万银子的债，现在东拼西凑也只有五万银子。这五万银子还给哪个债主好呢?还了甲则偏了乙，给了丙则缺了丁，实在没有办法剖分，所以干脆都不给，躲过了年关，等明年再说。”
原来是同病相怜!程商苦笑说：“与君做伴，守岁良佳。”吴商了解程商的为人和才干，沉思片刻后说道：“不必。我有五万两白银在家，自己用也不够，然而借给你用，则绰绰有余，你何不借我银去，还掉债务，回家过年?…“那怎么可以呢?”程商连连推辞，而吴商则坚让不移，立马写了银票交给程商。程生意经过谢，转身匆忙回去。
不多时，程商又返回鼓楼，随行的家童挑着酒食。程商握住吴商的双手，感激地说：“我已嘱咐伙计料理债务，现在真的可以伴君守岁了。”家童摆开酒席，壶里上满美酒，程、吴
相对而坐，畅饮达旦。
第二年，程商正好轮办纲盐，且被官府点为总商。总商是盐政司的帮手，也是普通商人的头目。众商只有取得总商的同意、担保后，才能领到盐引，去做盐生意。因此，谁不来巴结程商?不说别的好处，光盐引程商就多得了二万引。纲盐行销的口岸是有定规的，程氏世世代代转向江西行盐。一年下来，程商不仅自己恢复了元气，而且还帮助吴商摆脱了困境。几年以后程商的名气越来越大，其实力几乎可以与被康熙皇帝封为内阁中书的大盐商江春齐名。而吴商也在程商的支援下，努力经营，他的子孙后代都先后成为巨商，并重新收回了当年失去的一切。
程商穷困潦倒落难时，吴商居然能慷慨解囊为其提供资金，而且是在自己也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这种把他人之难当做自己之难，竭尽全力，急人之难的精神确实感人。很显然，他
们两人如果不能同舟共济、互相帮助，那两人都不能渡过难关，更不用说恢复以前的风光景象了。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4.报孝政府，不利求利
徽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贸易，远途跋涉之劳、餐风宿露之昔、惊涛骇浪之险是难免的．然而这些都可以克服，最令人头痈的足各种恶势力的侵犯：贪官污吏的勒索、地痞流氓的欺诈、土匪盗贼的掠夺等，往往使商人倾家**产。为了寻求政治保护伞，徽商倾心交官，趋炎附势，；而徽商“移家为国”，报孝政府，则是为了以不利求利。
明代万历年间，大兴土术，朝廷资金短缺，徽商吴时佐灵机一动，慷慨捐输几十万银两，报效朝廷。结果天子下诏表彰，吴时佐顿时身价倍增，地方官府再也不敢任意敲诈他了。之后他生意更是一路顺风，那几十万银两自然不在话下。
化被动的被敲诈勒索为主动的捐输“报效”，微商找到了一根理想的攀附、献媚封建势力的救命稻草。所谓捐输就是在朝廷遇到大灾、战争或兴修水利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允许臣民大量地向朝廷捐献，以缓朝廷之急。朝廷为了“奖励”这种“善举”，往往给他们加官进爵。这不仅可以使徽商光宗耀祖，还可以进入官商的行列，从此不再为官府鱼肉。所以很多徽商乐此不疲。
每当国家有军事行动，有自然灾害，或大兴土木时，只要皇帝眉头微蹙，徽商即心领神会，多解囊“报效”、“捐输”朝廷。这是商人在正常交税外自愿为皇帝所作的贡献。
徽商在捐输、报效、结纳官府方面进行巨额投资，所得到的回报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上的回报，给予其垄断利润极高的盐业种种便利之外，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很明显的。明万历年间，徽商汪士明面临矿监税使的敲诈勒索，十分感慨地说：“吾辈守钱虏，不能为官家共缓急，故掾也鱼肉之。与其以是填掾之壑，孰若为太仓增粒米乎!”他明白无权无势想当守钱虏也是不能，与其让那些贪官污吏“鱼肉”，不如报效政府，还能援倒授官，保全自己。于是，汪士明“应诏输粟实边过当，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社会地位陡然大增，贪官污吏也不敢任意“鱼肉’’了。看起来，损失数十万金，是“不利”，但换来了“天子之命”，岂止地位大增，而且光宗耀祖，这又是“大利”。
有些徽商甚至得到了封建官府特予的政治赏赐，因此变成了“红顶商人”。如大盐商江春，乾隆年问因“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更是接驾有功，而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乾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到了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当代徽商与政治结缘有了新的形式。作为商人，再也不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政府鼓励人民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做得好的还会得到政府的保护。中国第一商贩经营“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70年代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九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发展瓜子事业。年广久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
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的结果是，“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想起当年的“壮举”，年广久有些感动。
100万没能够让年广久满足，看到市场需求的旺盛，年广久想到了扩张。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大地回春。年广久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徽商后人看准了一件事，就决定将其做下去。“我相信邓小平，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不会变。”年广久说，“但是如果看准了机会不去抓住，不是亏了么?”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火”一时。“钱都放在家里，要的话就从抽屉里拿，要多少取多少。”
100多人的私人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中国绝对是个异类，风言风语纷至沓来。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于是“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
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点名保护，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从未见过如此巨奖的消费者，欲望一下被激发起来，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了利润100万元。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时隔8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邓小平的讲话再一次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对于邓小平，年广九心中充满感激，但他也认为邓小平讲话事出有因：“要不是我自己做出了贡献，领导人会为我讲话么?他讲‘傻子瓜子’，也不是对我一个人，他是对全国千千万万个‘傻子’讲的!”
致富后的徽商不仅赢得了世人的瞩目，而且通过权钱交易获得了令世人艳羡的殊荣，就当时而言，可谓获“利”颇多，不利求利！
5.自奉俭约，克勤克俭
人们一谈起徽商，往往艳羡他们的富甲一方，惊奇他们的成功与辉煌，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在成功背后所经历的种种困苦和辛酸。
其实，成功者中大部分都是经历了这样的一条经商之路：家境困顿——立志经营——历经艰险——百折不挠——艰难起家。虽说他们富甲一方，但是在经商路上真正最后走上成功的却是很少数人。
尽管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奢侈骇人听闻，但我们应该看到，奢侈无度只是少数极其富有的大盐商的行为，他们既不能代表盐商的全体，更不能代表整个徽商。无论是积累还是消费，就绝大多数徽商而言，他们深知“勤为开源，俭为节流”的道理，主张“克勤克俭”。
徽商在创业过程中能够坚持克勤克俭。徽商之勤，天下闻名。他们长年累月，跋山涉水，奔波不定，曾被人誉为“徽骆驼”。徽商的勤劳，在创业初期尤为突出。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铢积寸累，攒成一笔资金后才开始经商史的。
明朝末年歙县商人程致和经商，省吃俭用，克勤克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投过几年家境就逐渐宽裕，而程致和艰苦作风一如以前，如此历经20年而商业大振。
据记载，明朝休宁商人汪岩福：务为节约，与家人同艰苦，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脱粟之饭，身自甘之。
清朝绩溪商人汪可越：性节俭，甘淡泊，饮食服御，宁不如人，唯孜孜勤苦干栉风沐雨中炼成一生事业。
婺源人江应革兄弟六人，因为家贫，乃前往扛西景德镇替人打工，工钱是相当微薄的。六人平时宵衣寒食，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资金，于是他们自己便开了一个瓷窑，开始走上成功之路。
在徽商中类似的艰苦创业的事例不胜枚举。明代婺源商人李大鸿曾说过：“常闻由克勤克俭、铢积寸累而发展成为大商人的，很少闻说那些追求豪奢而最终不丧家失业的。”可见，徽商在创业之初，为了达到事业成功目的，是讲求俭约，主张勤劳致富的。
徽商的致富后在守成阶段中能够坚持消费有度，反对奢侈浪费，提倡经济实用。许多徽商在商业有成，“家业隆起”以后，依然坚持俭约，生活虽富犹朴。徽州人认为豪奢好比花瓶里养花——好景不长。
据当时的一些方志记载，不少徽商善于经营，所获利润丰厚，资产比起其他地方商人来不知多了多少倍。然而他们大都表面上雍容风雅，喜好打扮装饰，说起话来温文尔雅，并以善于经营而名扬海内外。可是他们日常生活却是极其俭朴的。
据资料记载，一般情况下，贫家每天只吃两餐，吃的也只是以粥为主。如果有客来，至多改为黍饭而已。一般家里也不畜养马匹，不畜养鹅骛。完全不像苏州富商收获十分却要花掉百分。所以徽商资金积累的速度是惊人的。这些记载自然有些夸张，不过多少反映了不少徽州人致富后依然保持克勤克俭的生活方式的事实。
清朝徽州大商人鲍志道就是这种克勤克俭的典型。鲍志道历经几十年的经商生涯，最后成为两淮盐务总商，可谓是徽商中的拔尖人物了。他身任总商20年，家中资产高达几十万。而且当时扬州盐商生活奢侈成风，一掷千金。然而，鲍志道却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不但自己保持勤俭，而且还严格督促妻儿也要勤于洒扫之事。家里不许添置车马，不许花钱邀请戏班演戏，对生活浮浪的客人，不准留于家中。在他严格督促下，鲍家一直保持勤俭作风。鲍志道毕竟是商人中的头面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也时刻影响着其他人。在他的影响下，扬州商人的奢侈之风大有改变。
微商虽说在日常生活中强调克勤克俭，但是每逢百姓遭遇水涝灾害时，他们要么力所能及地竭诚捐赈，拯救灾民于水火之中；要么出谋划策，力图缓解百姓的苦难；要么坚持以义为利，不发国难财；要么积德行善，不赚黑心钱。
如徽商鲍峻，原先家贫，后来通过经商致富。致富后，他并没有把消费方向投向奢侈浪费上，而是通过捐资捐物捐军饷等形式向国家报效，获得国家的表彰。他的儿子鲍魁也继承父亲的作风，喜好施舍。乾隆年间，家乡发大水田地被淹无数，鲍魁捐资捐粮救活民众不计其数。后来又采石开山修筑道路，为家乡做尽了好事，深受百姓的爱戴。也体现了作为商人回报家乡、社会的一片赤子之心。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是唐代李商隐在《咏史》中对前朝历史进行非常精确的概括和总结，同样适用于当代以及未来万世。
“成”与“破”都由自身决定的，“成”由勤奋和节俭而筑就的，“破”是由奢侈而逐步完成的。勤奋与节俭是不相矛盾的，天道酬勤、天佑奋进，勤奋是财富之源，只有勤奋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的创造出殷实和富足。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不能把创造出来的财富积累下来，就意味着创造无实际意义。节俭会增强勤奋的动力，善于节俭的人定会有一个有光明前途。
6.善捕商机，逐时而变
变化之中有机缘，这说明了机会的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变化之中发现机缘、把握机缘。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所谓时务就是指世事的发展变化态势。识时务，也就是指根据这种发展变化态势去寻找把握机缘，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徽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称雄商界近400年，经营的行业、发展规模、活动区域和资金状况都为一时之冠，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史上的奇迹。徽商发展壮大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徽商对信息的充分掌控是其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40年后却“加故业数倍”。明中叶歙县商人江才年轻时曾随兄长在
钱塘开店铺，售杂物，利润微薄。他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于是
他毅然告别兄长，“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复还钱塘时已挟重赀，为
大贾”。其“观时变、察低昂”既反映出对信息的态度，也说明了商业经营中要关注的信息
内容。
明末歙县商人潘侃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因此，他在荆扬吴楚间长途贩运，“遂致不赀”。歙县商人程季公在行贾之前，“东出吴会尽淞江，遵海走维扬
，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在把握、吃准万货之情后，他再采取针对性的对
策，“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吾郡瘠薄，则有子钱。”数年后，
不仅自己“加故业数倍”，而且还带动同族一大批人共同致富。
所以说，掌握行情信息是获利的保障。以粮食为例，在当时盛产稻米的湖广地区粮价颇贱，而粮食需求量较大的苏浙地区则粮价极贵，两者经常保持着较大的差额，了解这种信息的徽商利用长江水运之便从事贩运活动自是大获其利。当时不仅湖广江浙有这种差价，其他地方也往往如此，这就为善于把握信息的徽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乾隆时，汉阳歉收，徽商吴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
做生意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对商人生意的内容、方向等都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如果经商从时势的大局出发，按它的走向来运作，则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丰厚利润。
胡雪岩高明之处是善于捕捉商机为自己的生意谋利。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纵价格的目的，胡雪岩在湖州收购的生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有脱手。而这时出现了几个情况：一是由于上海小刀会的活动，朝廷明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与洋人交易；二是外国使馆联合起来，各自布告本国侨民，不得接济、帮助小刀会；三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联合抗议，已经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
这些情况对于胡雪岩正在进行的生丝销洋庄生意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而且其中有些情况是他事先“算计”过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丝、茶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人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洋人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格局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应该说不是太难。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雪岩出人意料地突然决定将自己的存丝按洋人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人。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从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之中，看出了整个局势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人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来看，洋人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人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肯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禁令也必会解除。按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人做生意还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正是从这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蛛丝马迹中，胡雪岩看出了一个不会更改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人长期合作做生意。
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儿们从来不会体恤为商的艰难，不能指望他们会为商人的利益与洋人去论斤争两。因此，与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顺利进行，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的运作。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留个见面与合作的余地。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暂时无法实现控制洋庄市场的目标，也在所不惜了。
这就是胡雪岩眼光精明之所在。这一票生意做下来，他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确实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通途。事实上，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卖”给洋人的交情，马上就为他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洋庄生意，为他借洋债发展国际金融业，总之为他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纵观徽商的发展史，徽商所形成的四大行业盐、典、茶、木以及粮、布等行业除典商外无一不是转毂四方，长途贩运的。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可以说，徽商的成功首先是对信息重视与把握的成功。
在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他们特别注重捕捉信息，“与时逐”。在他的商业活动中，十有八九是围绕取时用时而展开的，他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取时用时的机会，从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张扬自己的势力。
7.背靠大树好乘凉
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常常会遇到各种恶势力的侵犯。不论是朝代更替还是朝中权势的变化都会波及经济，商人再怎么有钱，也难以摆脱政治对他的干预。因此，只有依附封建政治势力，才是保全身家之计。徽商不得不借官吏手中的“势”来袒护自己，形成了商人与官员之间的“钱势之交”。这种官与商的关系的实质是：“官以商之富而护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
在商场上的得心应手，首先必须建立在官场上的游刃自如。对于这个大趋势，徽商认识得十分清楚。世人形容徽州人从商风格有这么一段话：“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其中，“其权无所不握”，是说徽商在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注意权力在商场的重要性，只有“官商”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
朝中有人和无人，对于要想获得特权的商业行业的垄断和控制权，同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缘纽带和宗族血缘纽带的作用，徽籍官员网络也就成为营建徽商商帮网络的最有效的资源之一。从史实来看，徽商对这种资源的利用是充分而不遗余力的。
例如，徽州木商在徽商子弟吴云卿的帮助下，取得了采办“皇木”的特权。采办“皇木”则可以享受种种特权，比如免税、“磕碰官民船只”而不用赔偿；还可以预支购买术材的款项，甚至央带私木，有了如此之多的优惠条件，赚取巨额利润也就不在话下了。
徽籍官员网络的存在无疑为徽商撑开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凡有关乡间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他们对徽商在外地的利益，更是着力维护。
康熙初年徽州人为在汉口建新安会馆的事，和当地人打了六年的官司。因为徽州人在汉口的势力太大了，就嫌原先出入的路径不够宽敞。几个有钱有势的徽州同乡一商量，决定拿出银子，扩充路面，开辟码头，并把巷子命名为新安巷。当地人不愿意，最后闹到了官府，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徽州人终于借助在汉口做官的同乡的帮助下如愿以偿。
由此可以看出徽人重视培养宗族子弟业儒的传统，是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常能成功的原因。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力克山陕商人，而操商界之牛耳，主要也是因为徽商与政权攀上密切关系的缘故。“官商互济”，两者相得益彰。正如出生于徽州的汪道昆所指出：
“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
汪道昆的这段话，比较精到、全面而且准确地指出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官与商，相互为用的关系。
从明中叶到清成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徽商奉行“朝里有人好发财”的商业模式，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雄霸中国商业舞台三百余年，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和资金之雄厚，都为当时商界一时之冠。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观是很强的，他们非常注重“官商”的结合。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主要靠着这一点。
封建统治本来与自由贸易在本质上就是互相抵触的，要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就必须顺从这种社会制度。徽商们依附于封建势力的荫庇，从而获得巨额垄断利润，这样的做法也许在今天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在封建时代，却是一个无奈但又明智的选择。事实也证明，徽商正是依靠这个秘诀，取得了成功。
我们都知道，胡雪岩的成功非常大程度上得益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清朝政府鳓鱼对外开放。因为这两者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乱哄哄的局面。而在这之中，胡雪岩善于应对，认得准方向，把握得准秩序。他对洋场势力的借取，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种宏观把握的能力。
在胡雪岩第一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在他主管了左宗棠所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非常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
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因此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
势力一旦形成，别人就不易进入。就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在保护区内是保护的动物的天下，外类不能涉足。
想涉入也是不大可能，因为洋人认定了胡雪岩，不大相信不相干的来头。
江南制造总局曾有一位买办，满心欢喜中接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笔军火生意，却被洋人告知，枪支的底价早已开给了胡雪岩，不论谁来做都需要给胡雪岩留折扣。
胡雪岩在商场上的得心应手来自于他在官场上的游刃有余，只有打开“官门”，才能进入商场大显身手。
徽商是一个精明的团体，为了减轻权力对自身的不利影响，甚至得到政府的保护，他们就只能和政府打成一片，以便更快更准确地获得政治信息，再以此为依据调整自己的商业策略。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优势，最大限度地影响着政府决策，不仅有效保护自身，而且获取了更大的利润。
8.粮业棉布，制造巨富
粮业是徽商最早涉足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起初，徽州粮商是外采内销，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暑夏，黟县乃至整个皖南山区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精明的胡贯三几年前就想到了“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问题，在鄱阳湖四周产粮地区，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囤购大米的粮仓；在阊江流域，租下了一条条运粮船队；在黟县关麓的西武岭古道上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为做好这个庞大的运输队伍服务的茶馆饭店也相应发展起来，从江西贩粮到祁门、黟县、太平等地去出售，形成收购、运输、服务、出售一条龙。
这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胡贯三的经商观念和理财经验也日趋成熟和老练。这时，通过他人的举荐，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万安镇先去江西景德镇，而后又到鱼米之乡的鄱阳湖去闯**天下。从江西贩运大米来，又把皖南的土特产品运往江西出售，如此循环交流，薄利多销，资金运转快，效益也颇好。胡贯三一贯讲究商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至上。”居商无狡诈之心，秤平斗满，价格公道。丰年不压价伤农，灾年也能平价出售。
他很快赢得了声誉，为以后做更大的生意打下了基础。
到了明朝中叶，徽商的贩粮业开始是外采外销。当时湖广地区成为当时产粮大户，俗称“湖广熟，天下足”；而当时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地区，侧重于桑蚕的养殖，粮食主要靠外地贩入。西粮东运就成为当时的经济现象，徽商在这支运粮队伍中异常活跃，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徽商一方面继续把粮食运回徽州销售，另一方面更多地参与沿江粮食贸易，从四川、湖广、江西等沿江区域采购大米运到江浙一带销售。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徽州的粮商信誉很好，获得了许多当地地方官的信任，每逢灾年，地方官常常委托徽商到外地采购粮食。
徽州粮商在贸易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
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海布业巨头汪宽也。
少年汪宽也能诗擅文，才识过人。但是等他年龄少长时，他的父亲却以“生齿日繁，家计日迫，不货殖不足以济贫”为由，而命其赴上海在叔祖汪厚庄开设的祥泰布店当学徒，由此，便开始了成就他一世功名的徽商生涯。
在汪宽也学徒期间，谨慎谦恭、恪尽职守，虽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但却不乏轩昂之气，后来因店中缺乏管理人才，被店主慧眼看中，委聘为“祥泰布庄”管事。后正式担任布庄经理。汪宽也凭着平日学成的本领和天资，悉心打理布店，不久即利市三倍。没过几年，就在沪南、沪北分别创办振大、鸿济典当，后又营造房屋无数。
为了能使祥泰布庄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号，汪宽也倾注了全部精力，他精心筹划，在上海附近的川沙、奉贤、南汇、青浦、松江、金沙等县，专门设立“庄口”，用略高于同行的价格收购当地农民自纺自织的土布，在收购时他还严把质量关，布匹的经缔纱支数、幅度、长度、紧密度等，均有一定规格。另外他还从自己的老家休宁聘请名染匠，从江西采购各色染布颜料，在市郊自设染坊，创造出了以祥泰布庄命名的“祥泰牌”毛蓝棉布，并独具匠心地选用了特型商标作标记。结果没有让汪宽也失望。
由于“祥泰”毛蓝布质地细密耐用，色泽鲜艳，而且日晒、洗涤不褪色，穿在身上又收汗、凉爽、舒适，所以无论长衫、短褂、背心、学生装、筒裙，都能广泛适用。
由于其质优价廉，祥泰牌毛蓝棉布除了行销全国，还远销至东南亚和法国等地，祥泰布庄也因此而一跃成为上海棉布业主首，誉满民间。汪宽也更是就势打造出毛蓝布头巾、被单、青花蓝布帐等系翻庐品，为祥泰布庄带来了滚滚财源。
汪宽也经营“祥泰”成功后，由于资金雄厚，先后在上海开设聚生、祥生两大钱庄，开展各种经营业务，主持大宗存放。当时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无锡人荣宗敬，办实业缺乏资金，他就一次性贷给荣氏纹银10万两，使荣氏家族得以大展宏图。除了钱庄，他还主持开设了振大典当铺和鸿济典当铺。
唯利是图是一切商人的本质，徽州粮商、布商当然也不例外。在湖广地区，徽商低价收购粮食，高价出售食盐，加重了湖广人民的经济负担。在苏、浙地区，徽商从事换布以米换布的交易，也是贵卖贱买，盘剥手工业者。嘉兴府嘉善县的陈正龙描述说“吾邑以纺织为业，妇女每织布一匹，持至城市，易米阻归。荒年米贵，则布愈贱，各贾乘农夫之急，闭门不
收，虽有布，无可卖处。”微州商人就是这样“乘农夫之急”，拼命抬高粮价，压低布价，使得徽商从中牟取了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