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遍及世界各地，有着蒲公英一样的精神。他们不择地域、环境：不论是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还是人迹罕至的西部边陲；无论是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偏远的小县城；无论是开放的巴黎，还是保守的朝鲜。只要可以生存，只要可以发展，他们就会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福建人这种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坚韧与顽强让人心惊胆战。
1．不怕风险，敢拼敢赢
在闽地人看来，人生在世，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拼搏精神，否则就不可能有“成功”二字。做事要拼到底，许多事你拼了或许也拼不赢，但不拼则更不会赢。其实正是这么一个"拼"字，支撑起了闽人的精神世界。
闽裔华人与其他地区华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虽然同样害怕失败，但他们不会被失败压倒，失败以后仍要拼下去。很多闽裔商人都曾三起三落，屡战屡败，但失败总是无法打倒他们，挫折总是难以吓退他们，他们败而愈奋、挫而弥坚，始终保持着个人对生命的最高要求：用自己的智慧铸造商业的辉煌。所以他们一直在拼，拼了一辈子，拼了几代人，拼了数百年。因而才有人说，看见福建人，你会觉得自己白活了。福建人有一种狠劲，他们可以用全部的生命来追求自己的最高境界，不肯浪费一分一秒，直至不死不休的地步，正如夸父逐日，生命不息，逐而不止。正是这种狠劲，造就了昔日辉煌的闽商群落，当今名传四海的闽裔华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闽裔商群创业者的经历中，有的人竟不止失败过一次，而是好几次，甚至接二连三，但他们最终还是能站起来。
屡战屡败的闽裔商人谢建隆最具代表性。
出生于印尼的谢建隆幼年丧父，12岁就在一家镇上铁匠铺里当学徒。1937年，15岁的谢建隆告别家人，只身来到雅加达，投入到了雅加达的自行车修理业。谢建隆勤快，肯动脑筋，又十分节俭，不久就有了点小家当，便开起了一家店铺，经营农副产品并逐渐扩展经营范围，经营一些低成本日常用品，起早贪黑地做，所得利润分毫不敢浪费，马上投入店铺的经营。五年之后，谢建隆已是一个殷实的闽裔商人，当初的小店也成了附近知名的大店铺。对于有事业心的人来说，钱能长志，谢建隆雄由此雄心勃勃，不断寻找商机，以扩充经营范围。
不幸的是，紧接着却来了灾难。就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印尼，对雅加达开始进行大洗劫。谢建隆的店铺首当其冲。不仅店铺遭到了洗劫，人也被日本军队带走关了半年之久。谢建隆出来后家产已**然无存，此时他的哥哥也已去世了。那段时间里几乎可以说是日月无光、天地变色，谢建隆简直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大哥的去世，使照看四个弟妹的重担落到了年方20的闽裔侨人肩上，责任感使谢建隆挺了过来。不得已之下，做过老板的他只得重操旧业，继续以捡垃圾为生。一直到战争结束后，他还是无法继续做什么生意，最后选择了“出国”这条出路。他到阿姆斯特丹去学习皮革制造并尝试着做了一段生意，准备战后以此为业。1949年，独立后的印尼百废待举，商机无限。谢建隆趁机从荷兰回到了印尼。由于在荷兰待了两年，受到荷兰市场气氛的影响，他先入为主地以荷兰市场形势判断印尼市场，认为全印尼有1亿人口，人们对皮革制品的需求十分巨大，市场前景无限广阔。这个盲目乐观的判断导致了他的失败。他先是把在荷兰赚的一笔钱全投了进去，又举了一些债，信心十足地办了一个皮革加工厂，光是租厂房、买设备、招工人、采购原料几项，就花去了巨额资金。原以为会财源滚滚，谁知却弄了个虎头蛇尾，不仅业务难以开展，两年后更因严重亏损而破产倒闭。不得已之下，他只得卖厂还债。
但闽南人就是闽南人，不知忧愁，只懂拼搏，这一特性使谢建隆很快活跃了起来。1952年，他向亲友们筹借了一笔资金，成立了环球桑卡公司，经营土特产。但仅仅三年，环球桑卡就倒闭了。经历了历次失败的谢建隆病了三个月，身体倒下而意志未倒，他创业之心不改，并回顾了自己历次的失败，正视了自己在经营上所犯下的种种错误。
谢建隆重新振作了起来，从这一刻起他认清了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商人。1957年他与人合股成立了阿斯特拉国际贸易公司。在最初的两三年内，他把业务范围定位在收购出口椰干、香菜油并输出农副产品植物油，部分商品出口到英国、荷兰和原联邦德国上。1960年，他开始经营出口国外的一些机械产品。阿斯特拉公司最初几年的发展虽然并不是很快，但每一步都迈得很稳健，谢建隆当时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步伐稳健。
进入20世纪70年代，阿斯特拉集团公司开始组装汽车，到1981年累计出产汽车173297辆，占印尼市场41．7％的份额。到1991年，公司年生产量已达3．4万辆，占印尼市场的54％。至此，“阿斯特拉”成为印尼人的骄傲，谢建隆也因其创业成功的神话般的经历而成为印尼青年心仪的偶像。
对于以打拼对抗事业的挫折带给人的收获，谢建隆自然体会良多，他多次向印尼青年介绍自己的心得，勉励有志创业的青年：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怕失败，永远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不因成败左右自己，破坏自己的心理防线。从修自行车、捡破烂起步，到成为印尼汽车行业大佬，有不平凡的创业经历和辉煌的业绩作证，谢建隆的经验之谈自然切实可信，令人回味不已。而作为一名闽裔华商，谢建隆的打拼精神也早已深深影响了印尼商界。2000年初，为纪念百年创业历史，《时代周刊》选出全球50位杰出人物，其中印尼6位实业家中就有3位闽裔华人，其中就有汽车大王谢建隆。
敢于打拼才会赢，这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闽裔商人创业经历的总结，是泪水、汗水凝结而成的经验，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成为商界人士永远的座右铭。
2．勤劳务实，知难而上
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绝境。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坚持下去的勇气。心不定则事不成，没有了勇气，自然就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遇到困难就没了主意，除了放弃就是逃避，结果一事无成。其实，人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甚至是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只要坚持奋斗，便可以创造转败为胜、起死回生的奇迹。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胡仙就可以说是一个临危不退、迎难而上的高人。胡仙1932年生于仰光，是胡文虎领养的女儿，排行第四。1954年，胡仙女校毕业时胡文虎谢世，《星岛日报》、《星岛晚报》作为遗产留给胡仙，其余在东南亚的所有产业均被其他8个子女瓜分。一代闽商胡文虎的逝世，加上时代的发展和医药工业的进步与普及，使得万金油的昔日风光趋于平淡，有些产业甚至在儿女手中没落，惟一被发扬光大的，只有胡仙继承的《星岛日报》。
年仅22岁的胡仙刚走出校门，几乎完全不熟悉办报，也不懂得经营，而且报业公司已是困难重重。在胡文虎时代，报业与药业是全盘运筹，所以不用担心办报业的经费，报业经费相当一部分取自药业，而当胡文虎去世后，遗产和家族企业由后人刮分，财务各自独立，星岛报业由此断了财援，账面上立即呈负债状态。当时的情况可以说离烂摊子不远。当时报业公司的职员们甚至预感星岛报业要完了，都过一天算一天，但胡仙很快便摸清了公司的现状。
经过调查研究后，胡仙首先改革了报社的管理制度，实现现代企业最流行的事业部制，由总部制定方针和策略，具体由各事业部承包负责，将责任层层下压，做到人人有责，也人人有利。这项改革实施后，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只用了一年时间，报社各部门的利润就翻了一番，至1957年彻底走出低谷，一路上升。胡仙则因此建立起自己的威望，晋升为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对一个刚刚步出校门的女子当时的表现，星岛报业集团的员工们无不“拍案惊奇”。
商场总是瞬息万变的，仅靠一次成功并不能决定终生，要生存发展下去，还要看后来的表现。处于二次创业阶段的星岛报业集团后来又经历了两次巨大冲击，但在胡仙的恰当处理下，都被化解了。
第一个冲击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放出“太平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的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人心浮动，经济开始变得萧条当时。《星岛日报》已增发欧洲航空版，报纸每天销往欧洲各大城市，在台湾也有销售。流言一起，海外代理商纷纷要求取消订货。那时每天都有大堆报纸被代理商退回来，企业立即亏损，而受到双重影响的员工们也无心事业。胡仙闻讯，立即通过多种渠道打听大陆动向，听取观察家们的分析，断定这只是心怀叵测的政治谣言。于是马上向员工转达了从高层探听到的消息，转述观察家们的看法，稳定了员工队伍。紧接着，她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全球各地，与不明内情、心存疑虑的代理商共析时局，说明所知情况，稳住了客户。在所发行的多种报纸上，她也刊出观察家的文章，以理服人，明辨真伪，终于控制了局面。危机过去后，胡仙认识到在港办报的软肋在于香港处于一个特殊的生存状态之下，较为敏感，政治倾向太浓的报纸会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像《星岛日报》这样的私企报纸，首先追求的是销量，这是决定报业集团生存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走大众路线。为此她对报纸的定位做了新一轮调整，坚持办报方向要贴近大众，更关注现实生活。这一改革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星岛日报》也从此开始稳步上升。
第二次冲击是电视业的蓬勃发展带来的。20世纪60年代，电视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开始在港岛普及。香港电视台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的电视节目给报业带来了极大冲击。既然从电视节目中同样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广告文娱，同时又可以看到生动鲜活的图像，何不舍弃报纸呢?如此这般，很多报纸的原有订户在有了电视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再看报，早上起床一边早餐一边收看电视新闻，然后匆匆忙忙再去上班。因而连续有一两年，专家们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报纸最终会不会被电视取代？同处一个屋檐之下，星岛报业当然也受到了冲击，一段时间里销量下滑得厉害，一些职员也跑到电视台去了。
根据实际情况，胡仙再一次对报纸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要求与社会各界近距离接触，多捕捉各界信息，反映各界要求，同时要求文章更具可读性。为此她率先与广播、电视、电影界合作，对影视节目进行预告、介绍和评论，使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传媒的注解。时间印证了胡仙的判断，即使是现在，尽管信息时代已发展出网络阅报，报纸仍具有其不可替代性。但当时能预见这一结果的人并不多，很多报界人士都被突如其来的冲击打懵了，不知如何反应。率先颖悟并积极进行顺应潮流改革的《星岛日报》从此跃出水面，成为香港办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胡仙的成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绝境，无论黑夜多么漫长，黎明总会到来。面对接连不断的困难，永远也不要退缩，要迎难而上，那样定会成功。
3．人和则财通
福建自古出商杰。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铸就了福建人的品质，培育了福建人的商业精神。在福建商人眼中最重视的就是人，而无论这个人在当时能否看得出有何可利用处，他们都一视同仁，待人友善，遇人敬重。“商运”乃通，往往能把生意做大。福建人经商，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个商人在开业以前，相关的人际关系便早已在无形中理顺了，从来不做“现上轿现扎耳朵”和“过河拆桥”的事。
郭鹤年祖籍福州盖山。其父在1909年下南洋，打过杂工，做过咖啡店伙计，后接管兄长创办的东升有限公司，经营大米、大豆、糖等农副产品。由于郭父聪明能干，在南洋，东升公司在其操持下逐渐成为一家有规模的商号，到1924年郭鹤年出生时，郭家在当地已是殷实之家。正缘于此，到了学龄的郭鹤年被父亲送人贵族学校新山英文书院读书。中学毕业后，郭鹤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马来西亚的最高学府——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从李光耀等朋友那里，郭鹤年吸取了不少新思潮，常和朋友们一起组织小型辩论会，探讨国计民生。在这种辩论中，郭鹤年因其商人后裔的天性，对经济产生了兴趣，后来与朋友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拉扎克、侯赛因·奥思先后任马来西亚总理；李光耀成为后来的新加坡总理，跨入政坛；郭鹤年则进入了商业，成为一代糖王，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
1947年，年仅23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了第一家自己的公司——利克船务公司，注册经营轮船船运和一般商务。作为一个善于处世、有闽地传统的商家，郭鹤年对顾客诚然相待，服务周到，船务公司因而发展迅速。
郭鹤年本打算在几年内把利克公司发展为大公司，但意外事故使他改变了初衷。他的二哥因参加马来西亚游击队被捕后被枪杀，父亲在一连串的打击后一病不起，溘然长逝。郭鹤年只得放弃发展航运的计划，与其母和三个堂弟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以求发展家族事业，重振家道。1949年，由于郭鹤年既有学识，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经商策略也趋于成熟，因而被家族推举为董事长，成为郭氏家族的掌舵者。
郭氏兄弟公司继承了父辈的传统业务，主要从事大米、面粉、豆类及食糖的进出口生意。由于郭鹤年在东升公司干过，当年父亲也曾对他有意栽培，所以郭鹤年和东升公司的许多老客户都很熟悉。郭氏兄弟公司成立后，他逐一走访这些老客户，表示自己继承父业，请大家能一如既往给予支持。一方面因为原有的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因为大家比较了解郭鹤年，所以这些老客户成了郭氏兄弟公司的支持者，这使郭氏兄弟公司的业务迅速地走上了轨道。
1955年，此时郭氏兄弟公司及利克船务公司的业务由于发展均较顺利，已拥有较雄厚资本。郭鹤年借机又在新加坡创立了明田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商贸。同时，他又与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联手建立了第一家糖厂——马来西亚糖厂，从印度购人粗糖后再加工出口国外。而其明田公司则专事贸易，从古巴购入蔗糖转卖东南亚各国。该公司的成立使他赢得“亚洲唐王”的称号。
原来的家族生意也在郭鹤年的重建和扩展下焕发了新的生机。1962年，他创办联邦面粉厂，为郭氏兄弟公司的米业经营注入了新鲜血液。1966年，他在吉隆坡西部的巴生市新建的面粉厂也在落成当年投入生产，此后由巴生市及新山（柔佛巴鲁）市合营的四家面粉厂相继上马，年产量达到22万吨，控制了马来西亚40％的市场。在新山（柔佛巴鲁），郭鹤年与人合资创办了马来西亚木板厂，为发展木材加工业，还租赁了4000公顷的森林。而他于20世纪40年代创建的利克航运公司也扩大了经营，并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立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
郭鹤年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军房地产业，创办了彩虹有限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在新山市购买了大片土地，建了彩虹花园、拍龄花园等住宅区。1971年，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合资兴建了新加坡第一家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在其高质量经营下，如今，“香格里拉”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资产达数十亿美元。1984年，又在新山市收购了1000余亩的友兴橡胶园作为开发用地。
与此同时，郭鹤年又开始向香港注资，以此来确立在香港的地位。他在这个市场里所用的主要策略就是纵横术。所谓的纵横术实际上来自于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策，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和张仪所提出的战国生存之道——战国时齐秦两霸分据东西，暗地里都在争取他国，以力争孤立对方，而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秦抗齐或联齐抗秦两派。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了“合纵”、“连横”运动的产生。从地域上说，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从策略上说，“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是阻止强国进行兼并之策；“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合纵连横的策略常被后人借鉴，用于政治权力斗争。而在当代社会里，经济市场也同样是一个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领域，尤其是在资本市场，更是优胜劣汰、强存而弱亡，在这样的环境里，纵是参天大树也难免独力难支，要生存发展便要适当地采用“合纵”、“连横”之术。尤其是，凡事必须以利益为先，不争意气，纵使是竞争对手，只要有着共同利益，也可以做合作伙伴。
郭鹤年深明这一策略，充分发挥了他的纵横之道：他曾与香港太占集团合作，在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也曾和印尼首富林绍良联手，建立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还曾与日本八佰伴合作，在日本札幌兴建大型共管共寓及购物中心。此外，他收购《南华早报》则是取得了澳汾大王梅锋的支持；而与李嘉诚的多次联手，更显出其运筹帏幄、幕后操纵的神威。作为一名以高素质著称的商家，郭鹤年靠智慧胜出，多次一击得手，创造了自己生命中的一次次的事业高峰。
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要用善意谦和的态度与人交往。只有保持一团和气，生意才能达成，而财源自然会滚滚而来。
4．审时度势，寻机谋利
福商百年不衰，可以说是善于审时度势的结果。比如在明代，福建沿海受倭寇侵扰，朝廷下令关闭港口，福建海商并没有因政令限锚而却步，他们审时度势，变政府港口为私人港口，坚持向大海要生存，从而将福建海商推向了全盛期；清代闭关锁国，不断"禁海"，海商的活动常常受到打击，甚至被诬指为盗，他们迫不得已之下便舍舟登陆，出海一变而为过番；近代福建人在南洋建立了众多家族企业，但最终家族企业的制度在事业发展壮大后消失了其积极性，反而成为创业阻力，他们又一改弊制，把企业改组为现代化的有限公司。凡此种种，足可以想见闽裔侨商始终在根据外部环境审时度势、因机而变，因而他们适应了各个时代的环境，累积了足以掌控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巨大财富。
闽裔商人黄鸿年就是因为善于审时度势的，才创造了业界奇迹。
黄鸿年是印尼金光集团总裁黄奕聪的第二个儿子，祖籍为福建泉州，1948年出生于印尼望巴锡。1955年，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与黄奕聪有过一次交谈，对黄奕聪说，应该让孩子回中国受教育，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1960年，黄奕聪果然如约把儿子黄志源和黄鸿年送到北京求学。
黄鸿年时年12岁。虽说他出生在印尼，但在求学的关键时刻却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教育，而且也受到当时国内政治倾向的感染，主动到农村插队，在山西南部农村务过农。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黄鸿年几乎成长为一个典型的中国青年，能吃苦耐劳，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华侨子弟的娇气。
尽管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黄鸿年开始产生困惑，感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和生命，因此也产生了一些破灭感。为此他在1970年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在政治**中他破例被准许重返印尼。然而有趣的是，当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时，黄鸿年又感到自己在中国的10年并没有白过，不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使他产生了沧桑感，而且给了他独特的认识事物的能力，使他在商务经营中颇为受益。回到印尼后，黄鸿年进入父亲的金光集团公司做事，从没有做过生意的黄鸿年对生意经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领悟。他很快便成为黄奕聪的得力助手，在金光集团里管理一家钢铁工厂，一面跟着父亲学习经商，一面思考一些商业上的问题，常常有与众不同的思路。
1978年，年届而立的黄鸿年在新加坡大展拳脚，收购了“联合工业”，从1981年到1991年将“联合工业”的资本由1700万新元增至10亿新元。黄鸿年虽可以说是出手不凡，但他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满足的商人，总是像猎犬一样不停地关注周围的动静，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在改革的大潮中前进了10年，市场经济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一种旧有的情结使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国发展。他在与父亲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感觉我应该去，我熟悉那里，对中国有感情。这个“感情”二字在他这里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
1991年，黄鸿年卖掉了新加坡的“联合工业”股份，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红宝石。他的目的很明确，即要借助香港这个窗口近观中国大陆，伺机向内地进军。为此他在收购了“红宝石”之后，立即将其改名为“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中策”二字意即中国投资策略，由此不难想见，自信了解中国的黄鸿年正踌躇满志地寻找着切入内地经济市场的商机，志在必得。黄鸿年正式进军内地选择了一个极为恰当的时机，就是小平南巡。据他观察，1992年以前中国内地经济搞活虽已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很多方面仍没有放开，尤其是资本市场，还是铁板一块，在内地成立公司，也受诸多限制。但自从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倡“步子再大一些”，他相信中国的市场将日新月异。黄鸿年的行动由此开始。仅1992年一年，他就先后在杭州组建了中策橡胶、啤酒、电缆、低压电器公司；在山西运城组建了工业集团，合营14家国有化工厂；在宁波成立中华造纸公司；在泉州合资成立中侨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又在大连参与101家轻工企业的合资改造。他的动作之大，几乎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全面出击。同年，由于贡献突出，他被杭州市政府授予杭州荣誉市民称号，被聘为杭州经济发展顾问，同时被聘为浙江大学的兼职教授。
在短短一二年间，黄鸿年在中国商界、学界乃至政界均有拓进。这自然是他的中国投资策略的组成部分。他懂得，要想在中国经商，把生意做大，除了商务外还要做好很多别的功课，下所谓功外功夫，这可以说是他以往在国内生活所得的经验。事实上在开放之初的中国也的确如此，完全靠市场经济的办法路走不通、事办不成，因而不得不下些功外的功夫。一些不了解内情的外商看黄鸿年，往往弄不明白他干嘛搞那么多花样，他则会神秘地笑着说，要知道这是在中国，中国是一本无字天书，需要借助时间和脑力才能读懂，浮躁可是不行的，必须学会审时度势，寻机谋利。
俗语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黄鸿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到什么环境里就要了解什么环境，并跟着环境的改变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
5．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企业的竞争，与其说是商品的竞争，不如说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现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所面临的一切决策对象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要发展就必须不断的创新。
随着商业现代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闽裔商人开始逐步涉人具有超前意识的科学领域。受其带动，闽裔人在科技生产上反而后来居上，学而优则商已成为当今的思维主流。
具有“新加坡多媒体之父”称谓的沈望博，就是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福建人后裔。
沈望博1955年出生于新加坡武志镇一个典型的贫民家庭，这里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经济水平没有多大差别。出身贫寒的沈望博从小内向，言语不多，但善于思考问题，学习能力惊人。此外他还有极佳的乐感和成为一个音乐家的潜在天赋。可惜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系统学习音乐的条件，但通过电脑，他对音乐的电脑化产生了兴趣。他上初中时，新加坡的学校已开设了电脑教学，当时沈望博忽发奇想，这些电脑只能处理数学和文章，太死板了，像一个冷若冰霜的人，倘若电脑能发出美妙的音乐，那该多么有趣。
大胆的构思设想往往能够成就奇才。后来沈望博利用在工厂上班的机会开始操作和研究电脑，并不断扩展当初的构思。他认识到，必须更多地注意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新技术及时地应用在生产经营中。
1980年，沈望博与同伴吴名华、谢广成合伙成立新加坡创新科技公司。初成立时，公司资产仅有1万新元，占用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连桌椅都是破的。就在这样一间简陋粗糙的办公室里，沈望博和同伴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多媒体电脑。这台电脑能处理中英两种文字，能发出声音，显示图像。不过，这台电脑同时也是最粗糙的一台多媒体电脑，产品仍处于幼稚阶段，声音和图像极不稳定，所以在市场上引起喧然大波后又迅速沉寂。痛定思痛，沈望博深深后悔自己过于急切，尚没有推出优秀产品的技术力量就草率行动，反而暴露了目标。幸而这次事件并没有引起美国电脑巨头们足够的注意，这给了沈望博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
沈望博重新调整了自己思路，牵头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从事先期研究开发。历经苦辛，终于在1984年推出了CVBIC99这一新产品，这一产品的最大特点是能够“说”华语，而CVBICPhoner是一套能附加在CVBIC99的电话／答录机、软件／硬件。产品在推向市场后立即获得热烈反响，许多华人公司都购置了这一产品。在此基础上，信心十足的沈望博又加大研究力度，不久又开发出一台使用多种语言的多媒体电脑--CVBICCT，并于1986年3月在新加坡市场推出。
CVBIC99的成功吸引了一大批竞争者蜂涌而来。而此时，沈望博则转身去向多媒体的另一领域攻关。从1987年2月起，沈望博便开始着手研究音乐软件系统。正是在这一年，他和同伴合伙创办的创新公司终于推出了创新音乐系统(CreativeMusicSystem)——一张12复音的立体声音乐合成卡，这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为了将创新的产品推向美国市场，19988年9月，沈望博在旧金山创立了“创新实验室”，拳头产品是创新游戏音乐卡，即今日声霸卡的前身，就当时的情况而论，该产品已是相当成熟完美的多媒体软件。“创新实验室”的名头就此打响。随即，美国电脑巨人Tandy公司大量采用这种游戏音乐卡。“创新”初战告捷，走上康庄大道。
翌年，在美国旧金山，创新公司又推出了FISTM和ViewsTM两种产品，前者是由创新公司研究和发展的人工智能化汉字处理系统，后者是一套辅助PTS的中文文书处理系统兼桌面排版系统，设有7万余词库和无极变倍的曲线字库技术。年底公司又推出SoundBlasterTM。这是一张适用于个人电脑的声音卡，拥有11个复音的FM合成器和文本语音合成，数字化输入输出，一个MIDl接口，一个游戏棒接口和配套软件。这样，声霸卡正式面市，沈望博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电脑声音系统系列产品的研制历程。到1990年，创新声霸卡成为电脑市场中最畅销的声音卡，同时也成为美国两家最大的软件／硬件分销商Ingvam-micv0和Merisel最畅销产品排名榜上的第一名。
不难想像，在1989年至1995年这几年间，创新公司的新产品就像走马灯似地不断发展变化，随时随地总能使人耳目一新。在创新公司，有一句老话始终挂在沈望博嘴边：“创新要发展就得创新，我们永远不会步人家后尘，要始终走在市场前头，成为多媒体的领头羊。”1994年，创新公司推出了在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HansVision(汉神)。它由中文安定部开发，具有更高质的全图像界面、软一件集成中文印刷技术和双语言转换处理性能。作为新颖全面的中文文件处理套件，汉神能有效地工作于Window3．1界面，备有10个很强的应用软件，给中文用户提供了高效实用的处理日常事务的通信交流工具，它的问世使中文电脑再创新姿。沈望博说：“汉神就是以适用于中国市场为研制目标的。”
“创新”迎来了全盛时期。1995年新年伊始，沈望博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了一场塑造品牌形象的声震全球电脑界的宣传活动，以“创新在音乐95”为主题，举办了新加坡的第一个音乐讲座。创新公司的科技人员在讲座中宣传创新的多媒体音乐技术，尤其是MIDl技术，收到了极好的效果。1月，为扩大声霸卡系列产品，沈望博推出了WaveBlasterⅡ，采用了E-Inn公司的专利EMV8000芯片--waveBlasterIl是可升级的声霸卡SoundBanvas和M1．32的声音设置；2月，他又推出新版的流行多媒体升级套件SoundBlasterProrimDiscoverycD；3月创新，设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多媒体竞赛奖；3月下旬又推出VideoSE100产品，该产品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新型视频捕获叠加卡，可提供多种视频接口，如摄像机、录像机、视盘机等。
1995年的高峰期是在8月。在这一月里，创新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综合性娱乐平台。综合Blaster系列家庭电脑的几乎全部技术特性，创新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块可将PC机升级为一个终极游戏平台的三维图形卡3DBlaster，以及可产生比传统脚音乐合成器具备更为丰富的高质声音的CQMTM--CreativeQuadraticModulation；此外，公司自行生产的6倍速CD-ROM驱动器的应用能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至8月末，创新声霸卡在世界范围内的用户已扩大到1700万。随着公司事业的成功，沈望博的个人财富也与日俱增，至1995年已达6亿美元，在当代闽商群落中崭露头角。
在30年前，电脑在发达国家已开始普及，人们开始惊叹于它的神奇，但那时人们万万不敢想像，它可以有声音，可以代替电视，甚至可以代替电话。而一个多媒体时代的来临，竟然是来自一个无缘于音乐殿堂的闽裔华人少年一次新奇的设想。一切都成功于想像，而商业尤其需要大胆的、创新的、天马行空式的想像力，沈望博的发家史首先印证的就是这一点。
6.抢占先机，一路胜策
绝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包括企业家、明星等都认为在自己成功的路上，机遇相当重要，抓住机遇，就是在向成功的方向迈进。一个良好的机遇，可以让人节约很多年的奋斗时间。
福商认为，要做成生意，就得抢占商机。
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儒商周颖南，1929年出生于闽东仙游鲤鱼镇。鲤鱼镇别名“画乡”，周家又是鲤鱼镇上闻名的书香世家，前清时以举业为本。到了近代，周家出了一位闻名福建的教育家周子溪，在仙游创办新式学校，有“仙游陶行知”之称。而周颖南就是周子溪的儿子。周颖南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接受了周子溪取儒家理论中的进步精神与新思潮结合的新儒家观念。这是周颖南得自于父亲的最宝贵的思想武器和人格力量，被他作为日后从商的行为规范。
周颖南早年也以教书为业。1950年因家境衰落，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教书工作，抛妻别子，远渡重洋，到印度尼西亚泗水（苏腊巴亚，Surabaya）谋生。在这里，他白天在两家公司上班，任会计和内勤，晚上则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工作辛苦，生活困乏，加上人在异乡的孤独感，迫使周颖南急切地渴望融人当地生活。他很快就明白，到异国他乡，目的就是赚钱，如今一无所有，只能靠体力和朴实寻求机会，无所谓清高，无所谓面子，因而放下了自己身上的读书人的酸气。
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刚从荷兰人手中独立不久，整个国家正处在从殖民地经济向民族独立经济的转型期，对于商家来说，这一时期是一个谋求发展的大好时机，周颖南自然看在了眼里。来到印尼几年，他已经学到了足够的管理经验，也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建立了自信，这时他心痒难耐，决定大干一番——与几位朋友合作办起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做进口美国、西欧汽车零件的生意，除了在首都雅加达奋力打开市场外，他还亲自到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开拓市场。
在商务经营中，周颖南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居安思危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凡事提前思考的思维方式，使他避免了创业道路上的冒进和弯路，这也许是他的事业发展一直较平稳顺利的原因。新公司一开始发展就很快，合伙人都雀跃不已，但周颖南却时常向朋友们泼冷水，提醒大家切莫得意忘形，现在汽车零件零售业看起来是热门行业，市场一旦饱和公司就会陷入困境，如果事先没有作好准备，困境一来就只有坐以待毙。因此周颖南主张趁事业发展顺利另辟蹊径，多寻条赚钱门路，互为接应，以免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形。
周颖南发现，金融活动尤其是银行业的兴衰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做银行可以筹集资金，发放贷款，在帮工商各界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自己也可牟利。一向敢做敢为的周颖南于是迅速决定办银行。但自己办一家银行显然要费事得多，周颖南选了条捷径，就是接手经营不景气的银行，购得人家的“现成货”。就这样，周颖南看中了梭罗银行。这家银行在印尼民族金融业中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国家独立之前，该银行就在以民族资本银行的姿态从事金融活动，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时下，一直都面临着经营困境，外人对这家银行也不看好。周颖南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从目前来看，接手梭罗银行是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条件也未成熟但是世界上绝无一帆风顺和无须付出代价的事情，创新就意味着冒风险，我们是不怕冒这个风险的。”在他的力主之下，一群合伙人签约买下了梭罗银行。而后，周颖南便开始对银行进行整改，从人员精选到制度改革、业务拓展，都作了重大调整，并聘请了资深专业人士全面贯彻他的发展计划。梭罗银行日渐兴旺，先后在雅加达、泗水、玛琅开设分行，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贸易公司、经营进出口。梭罗银行改组的成功，使印尼商界初次领略到周颖南出色的经营才华。
20世纪50～60年代，周颖南的事业稳步发展，但由于印尼时局动**，在经营和扩展上始终束手束脚，为了突破瓶颈，他继而把目标转向了新加坡——7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开始突飞猛进，转口贸易、纺织业、服装业、炼油业等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周颖南移居新加坡正当其时。不久，银行适应了新加坡当地的情况，开始投资纺纱厂、油脂工业。也正是在新加坡，周颖南的事业才真正达到了顶峰，而使周颖南一飞冲天的，则是新加坡兴隆的酒店业。
1980年初，一位朋友对周颖南建议应尝试经营一下酒店，因为新加坡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华人是讲究美食主义的，更有着流传几千年的底蕴深厚的华人饮食文化。听了这一建议周颖南顿觉思路一开，当下便决定开一家酒店试试。很快地，他就在胡姬大酒店的底层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场地。经过市场调查，他发现在新加坡的中菜馆中，京菜、粤菜、川菜、沪菜甚至宁波菜都有了，却惟独没有可以和上述几大菜系分庭抗礼的湘菜。周颖南当下决定把酒楼的菜系定位在湖南菜上，立刻开了一家湘菜馆，没过多久就声名大噪。
考虑到中餐的正宗源头是在中国，周颖南特地带了一队人马回到祖国考察，从菜肴的色香味到酒店管理，他都认真地与内地同行进行讨教切蹉研究。他走了很多地方。收集了许多名菜名点的菜谱。接着又走访了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在考察途中，周颖南的心中萌发了将中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想法，甚至连酒店装修的风格也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突出地方风俗文化色彩，追求视觉冲击效果。他多年来收集了大量的古玩字画，这一次都拿出来装饰酒店内部，使客人在跨进酒店的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同时在菜色上下功夫，让所有进餐的客人都能享受到最称心的服务。这一预想很快便付诸行动，酒店也几乎立刻风靡狮城。
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祸。”这句话确实不无道理。人生的得得失失就在于机遇的得失，有了一个机遇，抓住它，那么你就会一路胜策；相反，忽略它，远离它，那么就可能一生都陷在平庸之中。
7.打出自己的金字招牌
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脉搏，而对于品牌来说．质量更是重中之重。想要打造品牌效应，就必须打出自己的金字招牌。
福州商人特别注重商品质量，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老字号”招牌。如洪肇奕创的“柒牌”，周少雄创的“七匹狼”，胡文虎的“万金油”……
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极其可耻的奸商行为，福商坚奂反对这样做．不搞商业掺假这一套。这就是福商的“货真价实”的经营原则。明清时期经营茶叶极易获利，当时有些茶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茶叶里掺假，而许多福州茶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福州茶商，绝大多数都能保证茶叶的质量，因此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誉。
晋江有“中国运动鞋都”之称，在这里，集中了3000多家运动鞋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仅以订单形式销往海外的运动鞋就超过1亿双，200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4亿双。晋江运动鞋也是品牌战略的最早受益者之一，这里集中了一批在市场上极具号召力的运动鞋品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361°。
361°的创始人丁建通也是凭借“361°”这一金字招牌打入市场的。
丁建通共有四个孩子，都因为贫穷没能念上书，小小年纪就全都去附近鞋厂当了学徒。
1981年，丁建通看着孩子们都长得稍大了，他的脑子突然跳出一个想法，这四个孩子有的学做帮面，有的学做鞋底，有的学设计，加起来不就是一整套工艺流程吗？何不自己来办个鞋厂呢？为改变贫困命运，转向自己所不熟知的制鞋行业的丁建通没有犹豫，说做就做，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下定决心后，丁建通筹集了2000块钱，买来工具和原料，自己加四个孩子就是一套人马，家里的客厅便是车间，一个小家庭作坊建立了起来。
家庭作坊刚开始一天能生产5双皮鞋，后来是10双，一双可卖20多元。丁建通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将鞋子卖到了泉州、石狮。每次走到繁华的街市，丁建通总要留心观察过往行人脚上穿的鞋子，常常是跟在别人的脚跟后面，一走就是两公里，晚上回来就能把鞋样画出来，第二天照着样做。那几年，丁建通画过几千张鞋图作为鞋样。
过了两年，家庭作坊竟积累了几万元，几个闲游人成了丁建通的第一批工人，工厂取名为“华丰鞋厂”。
1985年，丁建通引进了一次成型的制鞋设备，只要将制鞋原料放进去，出来的就是一双成品鞋，他们都称之为“旅游鞋”。据说，这种旅游鞋能上各种色彩，质量好、防水，但不透气，会发臭，不过东北人却最喜欢。那时销量好，一天至少有一车运到东北。
旅游鞋给丁建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决定扩大规模，向台湾鞋商供应商购买了机台和流水线，每天能生产一万双鞋，那时候华丰厂已改名万事乐。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人们开始更热衷新式的运动鞋，于是从1989年开始，丁建通转向做运动鞋。运动鞋做了几年，丁建通开始有了朦胧的品牌意识，他招集家里几个人商量该有个牌子和商标。当时大家坐在一起，看到美国别克汽车“子弹头”商标图案觉得这个图案好看，于是就到工商部门，顺利地进行了注册。1994年，丁建通带领着自己的家人，成立了别克（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2000年，别克公司为了提高产品档次，开始向品牌经营转化，请了以李永波为首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作为别克品牌的形象代言人。有了李永波及其一帮世界冠军弟子的冠军形象效应，别克运动鞋的知名度在国内迅速提升，
就在1996年，欲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惊讶地发现，中国很少有别克汽车，但遍地却是“别克”运动鞋。于是此后的几年里，美国的别克汽车与中国的别克运动鞋之间难免纠扯不清。丁建通说，“别克鞋类商标我们注册成功了，并没有错误。但是通用汽车是跨国大公司，要到中国投资，从国家大局出发，我们愿意让出这个商标”。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最后丁建通顾全大局，同意换掉了“别克”品牌。但是丁建通很庆幸更改商标，他说：“更改后的‘361°’，比当初‘别克’的市场状况更好！”
在经过2003年这一个过渡年后，2004年“别克”正式改名为361°。把昨日的辉煌记录当做新的起点，360°转一圈后，还有1°等待你重新去挑战，重新去超越。丁建通说这个名字好记，又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走向新品牌的创新的理念和追求。品牌名称的更换，没有让361°销售额下滑，反而比上年有了更大的增长。消费者很快地接受了361°这个新名字。在2001－2004年里，361°运动鞋连续四年蝉联中国运动鞋销售量三甲。
8.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福建北部与西部是山区，山区人比较质朴、直爽，东部与南部是沿海，海边的人显得更精明、刁钻。但在总体上看，福建人的性格还是很有共性的，即柔中有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个道理。
福建人话语不多，外表平和、含蓄，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内在却刚强、坚毅、执着。喝酒是很能反映人的性格的。在酒桌上，福建人劝酒也不那么勤，特别是在城市里，生硬劝酒的做法已经过时，显得温和随意、文质彬彬。能喝的，自觉多喝，不能喝的，别人也不会硬灌。北方那种“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酒风，福建人颇感畏惧．从对酒的态度上，很容易看出福建人缺少豪迈之气。倘若北方人与福建人一起喝酒，也许北方人会觉得喝不痛快，喝不过瘾。但福建人与福建人在一起特别是彼此熟悉的朋友，边喝边聊，能者多喝，不生劝硬灌，却有身心轻松、怡然自得之感。在福建，五六十度的白酒能喝一两斤的人．也是有一批的。尤其是在闽北、闽西山区，能喝的人不少。不过，他们即使能喝，也常含而不露。在酒桌上不张狂，不叫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喝到烂醉如泥。所以．能喝的人也常给人“不会喝”的印象。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北方人与福建人在酒桌上叫板，看福建人温文尔雅的样子，觉得他们不善喝，想把他们灌醉，不料福建人后发制人，待北方人喝得已有几分醉意，才连连进攻。结果，醉倒在地的竟是北方汉子。
福建素有“散文之乡”之称，几十年来出了不少散文家、诗人，比如冰心、林语堂、郭风、何为、舒婷，当今福建的几家文学刊物，如《福建文学》、《散文天地》，每日都能收到不少散文、诗歌投稿。但福建的小说创作不行，缺乏有震撼力的宏篇巨制。福建的闽剧、南音、梨园戏，都曲调柔美、清丽，与北方的京剧、信天游、河北梆子、山东快书，风格大相径庭。“文如其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福建人的气质上确实阴柔占了上风，阳刚之气不足。
福建人谦和而不软弱，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股韧劲。福建出过不少精明能干的商人，比如，厦门的华侨陈嘉庚、永定的华侨胡文虎，都是声名赫赫的巨商。但福建也出过气吞山河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是福建人，抗英禁烟的林则徐也是福建人。在现代史上，福建还出现过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张鼎丞、邓子恢、杨成武。他们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是转战南北、浴血奋斗的结果。据统计，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福建有10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中2万多人参加长征，5000多人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在全省太平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中，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达4万多人；被国民党捣毁的革命基点村计2841个，被摧残致死的群众约38万人，被杀害的革命群众约9万人，真可谓“壮怀激烈”。
闽西素有“山歌之乡”之称，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妇女唱着山歌送儿子、送丈夫、送情郎当红军上前线。比如，《十送郎》即是当时妇女送情郎时唱的一首山歌。十里相送，情意绵绵，依依难别，足见她们柔情似水。然而．毅然决然把情郎送上炮火纷飞、生死难料的前线，义足见她们意志何等顽强。柔与刚，是一对矛盾，而这对矛盾却统一到了福建人的身上。
福建是个颇有文化底蕴的省份。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建的文化也是很发达很有特色的。从唐代起，福建的重要都会建安(今建瓯)就多书肆，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宋、元、明三代，建安的刻书极为盛行，世称“建本”。在福建的许多地方，都有文化古迹。福建有名的自然风景区武夷山，方圆60平方公里，不仅山青水碧，同时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山崖上，溪水边，至今还珍藏若3000多年前古越人的船棺30多具，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船棺葬的主要发源地。还有不少历代的宫、观、寺、庙和摩崖石刻400多处。走进闽西的客家土楼，你能充分感受到客家人朝夕相处、团结友爱、和睦共居、和善好客、刻苦耐劳、怀德重教、读书奋进的民风。土楼往往雕梁画栋．这些绘画和雕塑，无不充满客家文化特征。承启楼有一副堂联，写的是“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人相见，最宜结重人伦”；振成楼的大门楹联写的是“振纲立纪．成德达材”，中门楹联是“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后堂楹联是“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这楹联即便今天读来，也能启人心扉。
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福建人特别重视教育，福建的高考连续数年在全国名列前茅。福建人读书的刻苦、做学问的用功，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那些科学家，克服各种困难，用毕生精力去钻研一个课题，没有顽强的意志力，又怎样支撑得下来呢?
福建人这种独特的性格心理，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可能与福建人口构成及自然环境有关：从人口构成上看，福建有当地土生土长的闽越人，也有大量的北方移民．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这里撞击、交汇、嬗变。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精明、细腻、狡黠，又有着北方人直爽、刚强的一面。两种性格糅台在一起，使得福建人柔中有刚。从自然环境上看，福建山清水秀，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性格趋于温柔、细腻。但福建自古是个荒蛮之地，特别是在山区，山高谷低，交通不便，毒蛇猛兽出投，在这种环境下，意志力不坚强，没有韧劲，也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