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商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贫瘠的黄土地上生产出的粮食却根本难以解决当地人的温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生财。迫于生存的压力，山西人只能出外经商谋生。晋商辉煌500年，出了乔致庸、雷履泰等很多富人，以至于达到了“富甲天下”的地步；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在明清之际，山西既不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海沿江，这些富人凭什么称雄于全国?他们的成功靠的又是什么呢?
1.坚定不移地向着梦想进发
人生必须有梦想，赚钱也必须有目标。在晋商的发迹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非生下来就是豪商大贾，相反有的甚至是一贫如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发财的梦想、致富的宏图。
旅蒙大盛魁商号创始人之一王相卿，祖籍山西太谷武家堡，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到山西右玉县杂虎口为人佣工，后在清军费扬古队伍中服杂役，再往后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军贸易，吃尽辛苦，几度受挫，仍坚持发财信念，三人通力合作，终于创业。
祁县乔家家业创史人乔贵发，开始在一家祁县人开设的旅蒙商号里拉骆驼。拉骆驼作为一种运输职业，都是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归化城有句俗语：“世上三般没奈何，赶车下夜拉骆驼。”每年春秋两季，受老板的指挥，驮运货物，前往外蒙、新疆与内地。每天下午在太阳接近地平线和晚霞照红了草原的时候，他们就登上驼路，缓缓前进，经过一夜的辛勤跋涉，次日中午，必须到达水草丰盛的预定程头。住宿之后，既要编班守夜，又要放牧骆驼，身体疲困，终年也得不到几天的休息。
就这样，乔贵发一年四季餐风露宿，受苦受累，但并未消磨他发财创业当老板的梦想。
有一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钱，带上积蓄，奔蒙古萨拉齐而来。萨拉齐位于土默特川上，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之利。自雍正皇帝号召囤疆恳荒以来，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税赋政策吸引了大批山西农民来这里开荒种地。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里聚集了不少农民。这里又是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所以也有不少专门为旅蒙商队服务的小店铺。萨拉齐气候寒冷，冬季时间长，一到冬天蔬菜奇缺，整日就是土豆和胡萝卜。这里盛产豆类，却没有一家生豆芽做豆腐的！所以乔贵发开始选准了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独家买卖一上市，不仅抢手，而且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一年下来，就把他几年拉骆驼积蓄的本钱翻了几倍。后来不断发展干上了赚大钱的买卖，终于成了掌柜。
一个人贫穷，主要是脑袋贫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个缺乏创业欲望的人，是很难挣大钱的。想过富有的生活，要先有富有的思想。脑袋富有，口袋就能富有，拥有富有的思想，就能远离贫穷。
网易的创办人丁磊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生活就像在大海里航船，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目标都不知道是什么时，任何方向对他来说都是不顺的。”丁磊说，在创业中，他从未丢弃过自己的理想。
丁磊坦言：“今天有网易这样一个公司，与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分不开的。从小我就非常喜欢无线电，初一我组装了自己的第一台六管收音机，在当时那是一种最复杂的收音机，能接受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很大程度上，我也受了父亲的影响，认为自己将来最骄傲的职业是能成为一个电子或者电气工程师。读大学时，我就选择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上大学时，父母担心计算机的长期辐射对人体会造成伤害，不支持丁磊读计算机，他就选择了通讯专业。但丁磊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认为电子或者与电相关的学科都是他感兴趣的东西。
毕业后，丁磊回到家乡，在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从电信局辞职出来，丁磊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去意已定，一心想去南方闯一闯，家人也是无可奈何。当时，外企灵活的制度、奖罚分明、没有官僚习气，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都是心目中的理想所在。
在外企工作了一年，丁磊又发现，天天干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一个技术工程师来说并没有多少乐趣。而且到1995年，公司上下还没有人能够认识到Internet给信息工业带来的突变和飞跃，丁磊也又一次萌发了离开那里和别人一起创立一家与Internet相关的公司的念头。在当时他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Internet，而且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上网用户。
离开Sybase也是丁磊的一个重要选择，因为当时他要去的是一家原先并不存在、小得可怜的公司。但他当时非常有信心，相信它将来对国内的Internet会产生影响，也倾注了他满腔的热情。除了投资方外，公司的技术都是丁磊在做。也许是在1996年丁磊还只有技术背景，缺乏足够的商业经验，最后发现这家公司与他当初的许多想法发生背离时，丁磊只能再次选择离开一手建立起来的公司。撇开管理上的原因之外，丁磊几乎从头到尾目睹了它在中国电信对ISP的巨大挤压下逐渐没落，一年后就变得奄奄一息，无力挽回颓势。1997年5月，丁磊决定创办网易公司。
网易从丁磊一个人创办起，没有向银行或朋友借一分钱。丁磊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中国的Internet公司。走这样一条路，丁磊经历了比别人多的困难。但到今天，他也品尝了别人没有的财富。网易公司成立于1997年5月，现在已是国内当今最有影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一直谋求成为中国数字生活与数字商务的起点。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网易依靠其技术优势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连续创造了若干第一：中国第一家提供中文全文搜索、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虚拟社区，第一次网上新品拍卖，第一个中文个性化服务等等，两次在中国最具权威性的CNNIC网站评比中被评为十佳网站之首，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目前，网易已经抛弃门户站点一贯的“大而全”的概念，围绕数字商务进行大胆尝试，目前已拥有一个成熟的数字商务平台和大量网上交易的人群，数字商务初具规模。
丁磊说：“一个年轻人首先要有理想和目标，虽然每个人的天赋有差别，像我也感觉自己在技术方面爱动脑筋，有一点聪明之处，但如果没有积极进取，没有在技术方面不停摸索，我也不会有熟能生巧的本领和一些创新。尤其一个大学生离开了学校之后，一开始都会感到非常迷茫，到某一家工作单位以为那就是自己的归宿，但重要的是要怀抱理想，找准自己的方向，而且决不放弃努力。”
梦想是成功之源，也是成功的动力，没有梦想就无法理解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不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而所谓的成功就是梦想的实现，没有梦想也就无所谓成功。不管是什么时候，在创业的时候，还是在企业发展的时候，山西人总是不断地思考着自己应该做什么，不断地寻找着更加适合自己的机会。结果，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前进。
2.经商是荣宗耀祖的事业
世人有这样的印象：西方人热衷于并善于经商，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像老黄牛一样终身辛勤耕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倡、鼓励经商，而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贬低、压制、摧残经商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既有儒家的重义轻利传统，又有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并且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商人精神和智慧。晋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吃饭穿衣是人之本能要求和人伦物理的道理。在山西商人看来，经商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是生活之需，是平等的职业。
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有这么一段话：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是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此，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与义在给朝廷的一个奏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山右就是山西，刘与义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分析：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读书应试。雍正皇上就在这个奏片上留下御批，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如此重利轻名之念形成于大一统的明清，此时的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慨叹：“近十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道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由此可以看出，晋地重商的风习既浓厚又普遍，“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令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显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山西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余，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练达，颇有才华，弃儒就商，开始创造了侯氏的辉煌。侯培余开设带有“蔚”字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商号。道光初年，侯培余又适应市场变化，把蔚字号均改为票号，又经过其子侯荫昌的大力经营，业务飞速发展，使蔚字号成为国内著名的票号。
生意兴旺的同时，侯培余在旧堡东门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处宅院，个个巍峨华丽，前庭后院，过厅书房，富丽堂皇。新堡新院过厅有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形象地道出了培余读书治家理财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无论是已入国子监就读的监生，还是已在府、州、县学考取的庠生或诸生，皆义无反顾地弃文经商了。那些尚未入学的孩子，也把经商视为成才之路，而非读书做官这一条途径。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常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这种把经商作为一种基业，作为荣宗耀祖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重要思想源泉。
3.忍耐相让，和衷为贵
在商业活动中，讲究一个“和气生财”，天天与顾客吵成一片的，必然是门前冷落，晋商深知这一点，将“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发扬得淋漓尽致。和即“和气、和谐”，衷在这里同“中”，“和衷为贵”即追求和谐，讲究团结，除了前面提到的做买卖时态度要和气：对待顾客要热情，要笑脸相迎，要百问不厌、百挑不烦；遇到不讲理的人，骂不还嘴，打不还手，等等。晋商的和衷为贵的信念还包含有更为深广的内容：如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甚至自己的竞争者，与同行、合股者、管理人员、伙计或工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种祥和的气氛，其主要体现为以下的两个方面：
第一，商帮内部团结。晋商少有因“内争”而两败俱伤的惨局，像前面所说的祁县乔氏家族内，始终能团结一致，共谋“做大”。同样，介休侯氏家族内兄弟分家后，各商号经营就有了差别，兄弟之间没有排挤和兼并，而是过些时间“重新混合而匀拨之”，“以有余补不足”，如此三分三合，在乡里传为佳话。
家族内长期能和睦相处，并不因分家或其他因素而内耗已属不易，商号和商号之间也能同舟共济，友好“相与”，那就更值得称道了。太谷曹家与祁县乔家和渠家都是明末清初崛起的巨商。由于各自发家的“根据地”不同，乔家和渠家在蒙古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在关东也办有许多商号；曹家在关东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垄断地位。三家的票号各发行一种叫“钱帖子”的信用券。有一年，不知为何盛传乔家和渠家在关东发行的“钱帖子”贬值的谣言，一时挤兑成风。乔家和渠家面对被排挤出关东市场的危险，便亲自上门去信誉卓著的曹家求救。
本来，这正是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的天赐良机，曹家如果只表示爱莫能助，乔家和渠家就会被疯狂的挤兑风刮出关东，曹家就可实现独霸关东市场，这应该是曹家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宿愿。但在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与慷慨允诺、鼎力相助之间，曹家老板选择了后者。乔家和渠家渡过了难关，也自然不忘为曹家提供方便，这样以来，曹家与乔家和渠家的“钱帖子”都有了良好的信誉。
晋商重视稳妥经商，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大盛魁凡买大宗货，合价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大盛魁对相与商号每逢账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商号。
晋商一旦建立“相与”关系，则诚心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即使一方出现变故，另一方也要伸手相助、决不可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著名的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互相帮扶，关系密切。一次天亨玉快倒闭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大盛魁慷慨供巨银，使天亨玉得以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已经改组为“天亨永”的王掌柜派人送2万银元，伙计们坚决反对，认为此款借出之后就无法归还，王盛林正电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
蔚丰厚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李宏龄经商不仅考虑本号之利益，而且顾及与本号发生业务关系单位的利益。这样做，可以避免因连锁反应而带来“一损俱损”局面的出现。所以，当与本号发生业务联系的单位发生危机时，李宏龄不仅不“釜底抽薪”，而是设法联合同业，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时，市面因讹言蜂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所谓炉房，即冶铸金银业者，票号及商号都有银存放在炉房。面对京师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认为如不帮助炉房渡过难关，必将产生连锁反应，影响整个市面。便带头出面联合同业以巨款接济炉房，市面乃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光绪帝和西太后两宫先后去世，银市动摇，炉房再次发生危机。李宏龄又一次联合同业给予支持，稳定了银市。于是，京师士农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颂君才贤”，李宏龄“独以任侠、识大体”名震京师。
第二，商号内部和谐。晋商对内通过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如慎用重托(即对商号掌柜任用前慎之又慎，任用后全权委托经营)和人身顶股(给予伙计股俸，让其一起参加利润分配)等，正确处理了财东和伙计的关系，从而使商号内部上下齐心协力，形成了关系协调的和谐局面。如光绪十年，大德通票号中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谅自重，无得放肆”。这种上爱下，下尊上，相互阎宽容体谅，自然会增加票号内部的和谐协调。
晋商秉持“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使的晋商业务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在商界和金融界保持了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的局面。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晋商所选“相与”，既为共同分利，更为危机时互相帮护，所以选择“相与”，对晋商是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必看其实力、信义。而一旦选择，就要以信义相待。
在商业社会，做生意总要有伙伴、有帮手、有朋友。你照顾了别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照顾了自己的利益。因此，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让人家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
晋商人明白“做生意要照顾对方的利益”的道理。“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在晋商的成功经验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制度。“相与”是晋商对生意合作伙伴的通称。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问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计较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选择“相与”，是晋商经营中的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因此，选择时晋商总是慎之又慎，而一旦选定贸易对象，与之建立“相与”关系，就世代交往，永不变更，同舟共济。如祁县乔家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关系，否则均婉言谢绝，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但当看准对象，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相与”商号，若其有难，一定倾力相帮。甚至“相与”所偌巨额债务。也往往一句话就减免了。“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沾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五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而如果生意上有利，一定与“相与”共享，绝不恃财依势，“吃独食”。“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
在长期的市场交易活动中，信用作为一种人为过程，表现为交易双方的共有理念和选择。商人作为交易主体，必然会受到市场信用的约束。如果商人在市场交易中失信，其潜在的交易对象(如客户、原料供应商、资金提供者等)为防范风险而避免与其企业交易，从而4吏-&,Jk失去后续交易机会。显然这一约束力的大小取决于商人在一次失信后带来的净损失程度，是商人在交易中失信而对方守信时所获得净收益与失去未来多次交易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差额。
从长期来看，这种失去更多客户群体的损失是主要的，而一次失信所获得收益是暂时的。“相与”这种信用形式就是在此基础上晋商作为理性的经纪人的自发且行之有效的选择。它把置信威胁加在能够观察到的、打算违约的交易对手上，一旦某一方违约，将在损失巨大市场利益的同时由于信誉贬值而在将来的业务交往中增加交易成本，即违约的机会成本很高。晋商这种长期交易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建立双边声誉机制，而违约交易方的背叛行为会自行受到处罚。
晋商致力于建立信用形象、维护个人声誉，在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偶尔的被欺骗现象，但是长期的合作毕竟利大于弊。这也正是晋商在经营中赊销商品、预付贷款、延期付款得以实施的原因所在。
4.爱国济民，回报社会
“计利当计天下利，留名要留了世名”。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讲究把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所提倡的对天下的责任和使命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并逐步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式。对于商人来说，要挣点小钱容易，要挣大钱，成一世名商则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共谋天下大利。山西长期处于传统文化的腹地，必然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晋商的重义更添了一层重国家民族大义的色彩，更有许多晋商形成了“爱国济民”的价值诉求。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是单纯地谋求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总是力图对社会有所作为。他们不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国家之利。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日渐衰落的时代。由于朝廷腐败，国库空虚，为了抵御外国列强，加强海上防务，清政府向全国各地摊派捐款。
山西商人众多，号称饶富，因此派给山西省的海防捐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山西的三分之一，又作为大头派给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且不是按家捐，而是按商铺捐。每个商铺捐款不得少于50两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山西商人打算联络乔家一起抗捐。重病在床的乔致庸并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弃国家安危于不顾，在他看来，农民种地是为了供天下人吃粮，匠人做工是要供给天下人使用器具，读书人做官是为了治理天下，商人做生意则是为天下流通财物。在外侮犯境、国难当头之际，天下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报效国家。同时，他认为万里海防系国家安危，山河破碎则百姓受苦，捐50两银子太少，因此决定捐1000两。为了给其他商人做出榜样，乔家敲锣打鼓，把银子送到县衙。在乔致庸的带动下，其他商人不再抗捐，也捐了大量银两。
乔致庸一生经商，一生都挂念民族荣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治十三年，乔致庸已经46岁了，这一年阿古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发动叛乱。朝廷派陕甘总督左季高出兵征讨，却筹措不到粮草。左季高与乔致庸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乔致庸心存民族大义，因此亲自到乔家堡求乔致庸筹措粮草。乔致庸义无反顾地接下了为朝廷三路大军筹措粮草的重任，一半用乔家的银子，一半从表妹雪瑛那里借贷，然后亲带辎重队随左大帅出征，为平息新疆叛乱做出了巨大贡献。
乔致庸晚年时期，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丧尽天良的山西巡抚与英商福公司秘密签订了由英国人包办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矿的开采合同。名为包办，实为出卖。
山西百姓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背叛民众的耻辱合同。平定州民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士绅、学会集会反抗，群情激愤。在山西人民迅速觉醒，要求废止福公司合同，维护省民权利的同时，山西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向清政府提出招商筹集股本，设立保晋矿务公司的意见。清政府终于迫于民众的压力同意撤销同英商福公司的合同，赎回自办。但福公司坚持要山西赔偿福公司275万两银子的损失。
年迈的乔致庸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响应，与其他商人共同出资，终于赎回英国人所据晋矿。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成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乔致庸等山西商人的名字也永载史册。
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晋商是深知这一点的，不少晋商发财以后，乐善好施，对于公益事业，他们或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以仁爱之心，救人于水火，送炭于雪中；或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输粟助赈，破一己之财，造福一方百姓；或兴办学校、资助刊印书文等，为家乡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这些“济民”行为在地方志中记载甚多：
清代永济人刘向楠由商致富，于村中办义学贫族子弟多有成就。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岁歉，又输粟数十石，赈村人，各给银两使谋生，赖以全活。
对于乡邻的困难，他们也是尽可能帮助。祁县的另一家财东渠本翘早在1904年就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
榆次常氏积极参与了捐助地方书院、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等。如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捐助榆次书院经费，知县在匾文上写道：“崇文尚义”。
晋商的恩厚待人、好义喜施、赈济灾荒、修建寺庙，筑路修桥等积德行善之举，都是晋商在精神上的一种追求。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全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野无青草，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如果这事发生在其他地区，说不定已经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饿殍遍野，村民易子而食。然而，当继任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临危受命，频频向朝廷告急，并向其他省份发出求救的急函，调集粮款，运往山西之时，在山西本地人中，无论是留在老家的富商，还是旅居外省的富商，纷纷捐献赈灾款。在当时山西的各行业中，山西票号受灾害影响最小，而且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即使是在商界中，也首屈一指。因此，各大票号及股东就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据统计，当时晋中各家票号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
乔致庸急公好义，慷慨解囊，独自捐输3．6万两白银，在山西全省捐献最多。他还在乔家堡大街上设立粥棚，供应灾民。据说每天都要亲自到粥棚检查米粥的稠稀，标准是竹筷能插入粥中而不是浮在粥面上方算合格。
晋商热心于“大义”，绝不局限于捐款救灾之时，在近代救灾的大潮中，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清末民初，国难当头，乔家募捐100多万两白银，赎买矿权，还积极筹办保矿公司，为全国各地纷起的保矿运动带了头。乔家积极参与保矿运动，使得乔家的忠义人格得以载入中华民族御辱自强的辉煌史册。
乔致庸的三子景俨“居恒俭素，却华糜”，曾出资主持修了溥溪河的永和渠，可溉田千余亩，对兴学建校等公益事业也热心襄助。他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赌博强得多。乔家大门口的栓马石上常年拴着三头牛，村子里谁家需用就牵去，傍晚还回来就是。邻里有困难者，如有病无钱求医，人段丧葬困难等，只要上门求助，总可以得到帮助。
乔映霞光绪元年出生，是乔致庸次子景仪的长子，深得祖父器重。一生竭力重振家风．整顿商务，兴建家宅。他思想开放，倾向推翻帝制的革命，在家乡开风气之先，带头剪辫子，动员妇女放脚，革除陋习，多有善举。留在乔家堡村人最深的记忆，是乔映霞持一把剪刀在村里追着人剪辫子的形象。可见他内心激**奔放，对社会殷切的责任心，并没有被自家的深宅大院所囿。他还在当地任过区长、禁烟委员会主任等职，带人奋力铲除鸦片烟苗。不惜发生争斗，引来祸端。
此外，晋商积极输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国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协力御之’”。清初，晋商范氏兄弟又为清王朝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最突出是在清朝末年，晋商票号也已逐渐衰落，但却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与全省人民团结一致，竭尽全力，与企图独霸山西矿权的英国商人展开了激烈抗争，经过持续十多年的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阻力取得了胜利，保护了山西的煤铁资源。
晋商票号齐心协力的保矿行动，称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爱国壮举，这次壮举也被史学家称为“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晋商以爱国济民为己任，从而求得自身价值的最高实现。
晋商所追求的“创家立业”和“爱国济民”的理想，作为一种智慧和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的企业有着极大的启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目标的，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得以发展但是，但这并不是企业的唯一价值目标。作为一个企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因而，他不可避免的要承担各种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取得稳定的高利润，而且要创造社会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可以获得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的承担起对促进社会公正、增加社会福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保护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从而把企业自身的发展融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
企业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亦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为企业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亦认识到了这一点。企业只有“经济力”和“社会力”合二为一，才能使企业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对于社会而言，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文明进步。企业号称“经营之神”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曾指出，“健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和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
5.功不可灭的经理负责制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晋商于商号经理之聘用，用人惟贤，惟才是举。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有无上之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经理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晋商经理负责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明确划分了财东与总经理合作关系上的各自责任与职权。财东的责任主要是对票号的风险负有无限责任，即亏损由财东按银股多寡平均分担。财东的权力主要是：具有总经理的任免权（通常由于聘请时慎重，下属人员均由总经理选定，故罕见其免职之事）、经营范围及其规模的控制权、带有风险性的较大事项的决定权、年终营业报告的审查权、决算期（大德通一般四年一次）依据约定程序处置红利的决定权以及重大赏罚的决定权等等。财东们既能一次性拨足资本，又承担着可能出现的全部风险，因此总经理没有缺资本的困扰，也没有怕赔偿的担心，自然会大胆地放手经营，以报答财东的信任。应该说，晋商之所以兴盛数百年，经理负责制功不可灭，有许多令人称赞的任人唯贤和知人善用的事例。
宋聚奎，清代票号家。因家境贫寒，少时就放弃读书进蔚泰厚票号做学徒。在号30余年间，机敏智巧，当断则断，尤以善于处理疲账而闻名，为票号同仁所钦服。光绪初年，蔚泰厚湖南分号被一饶姓人欠下了一大笔疲账。因饶某神通广大，暗通藩宪，虽状告省府，仍拒不付账。众皆束手无策。宋有胆有识，认为要想在湖南要回款项，诚恐难乎其难，非到两江总督衙门上诉，历经七年之久，百折不挠，据理力争，终于追回倒账。从此甚为总号青睐，声名大震。后调往汉口，总领南省业务。光绪二十一年(1895)，宋在号中人力股已达九厘，位居副总经理之职。同年，蔚泰厚盛京(今沈阳)分号赵某放出外账20万两，历时两年，无法收回，不敢回总号交待。总号曾三次派人索要，分文未还。无奈之下，总号又派遣时任汉口分庄经理的宋聚奎前去追讨。宋因身体状况不好，恐怕难以胜任。拒绝前往又感对不起东家。正在此时，其昌德总经理宋聚源(聚奎之兄)正好巡视分号到达汉口。征求意见时，其兄道：“号事为重，应尽之忠，不及顾身。”到盛京后，宋不避艰难，多方交涉，使疲账很快收回，带赵某回平遥总号交待，受到盛赞，并为收回疲账搭台唱戏，为之厌祝。
宋聚奎以奇才善理疲账而名声大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连慈禧太后西逃回京后下旨票号复业，都密遣铁路总办冯莘坨找到时在京师的宋聚奎，让其带头。宋以患病难以胜任为由，被恩准回里，休闲五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官办浚川源银号经理乔世杰、四川省布政使许涵度、川边大臣赵尔丰等，筹集白银26万两开办宝丰隆票号。乔世杰请其出任总经理，宋以体弱为由推辞。乔与宋为莫逆之交，直言道：“我们所请者，不独因兄才高。且为老练”，恳请宋成全。宋应允后，招进伙友300余人。对有才能的人，宋不惜重金聘用。在全国各地设庄16处，西南地区远达雅安、康定、西藏拉萨等地都设有分号。业务多来自官方，生意量大，盛极一时。宣统二年(1910年)，清算大账时，每股开红利银2600余两，在当时初账而能开利的票号仅此一号。
总经理承担着向财东和全号人员的利益负责的义务和责任。财东能够把自己视为**的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交给总经理去赚银子，自然是对总经理莫大的信任了。而总经理的一切决策，也首先要在保证财东和全号人员的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考虑。或者说，票号内的一切经营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均是以总经理的责任和义务为出发点制定的。虽然财东负有无限责任，但实际上除受政治上、军事上的突变事件的影响而外，总经理一般都有保证票号不致亏损的得力措施，故通常财东实无亏本之事。至于总经理的职权，除其个人与财东的联系之外，在全号(包括总号和数十个分号)之内，“有无上之权力”。全号的机构设置，人员的配备、选用及其待遇，经营方针，重大决策，人财物的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等等经营管理中的一切较大事情决定权，统归总经理所有。这里由于票号实行“全局统筹，不分畛域”的方针来领导的总号集权制，所以总经理的权限近乎独裁。实际上，这种经理负责制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力地调动了经营管理人才智的发挥。
财东与总经理的合作，除订立合同以人力股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外，主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从票号的合约和有关史料中，我们不仅没有发现财东对总经理除免职之外的制约措施，反而见到了不少双方的信义内容。在财东方面，在疑人莫用的前提下，遵循“用人莫疑”的宗旨，完全信赖总经理的人格与才能，不过问平素的经营管理事宜，只要不是人为所致的损失，财东不仅不会要求总经理赔偿损失，而且还会再次补充资本，鼓励其再做。正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故而经理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
日升昌票号是雷履泰利用平遥县达蒲村李家资本建立的山西第一家票号。雷履泰与李家的关系是从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始的。西裕成既有制作颜料的作坊，又有分布于平遥、北京等地的颜料店铺，雷履泰被东家聘为掌柜，使西裕成成为发展最快的颜料商号。所以东家对雷履泰的才干与忠心深信不疑。当雷履泰在京、晋间货款结算及运现的实践中试行拨兑会票法时，得到了东家的理解与支持。后来雷履泰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改颜料庄为专营汇票的票号这一重大决策时，李东家心领神会，立即注入资金，交由雷履泰去创办，终于成就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票号事业，诞生了中国近代银行的“乡下老祖父”。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进入了它发展历史的鼎盛时期。
而总经理对财东那种近乎无限信任的全权委托，则以个人人格和财东利益为重，竭尽忠义来报答。
这种“信义”原则，实质上是财东与总经理合作关系上的一条负有广义制约意义的原则。它是社会上普遍崇尚“信义”和财东确认所聘总经理尤重“信义”的条件下，财东利用总经理在诚信相托之下必以忠义相报的重名誉的心理特点所采用的一种合作原则。这种合同之外特定条件下的合作原则，在当时山西票号中不仅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原则，而且大都获得了大成功。虽然从其科学性上来考察，财东确实冒有很大的风险(实系风险性的信义合作原则)，然而，确定合作原则时注重对方人格和心理特点，应该说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晋商经理负责制下，一切以经营状况为评价标准，如果经营状况良好，业务壮大，红利增加，那加薪加股、宴请、发红色奖励，自然皆大欢喜；如果生意赔了，那不仅无红利可分，而且连个人和商号的生存也都成了首要问题。所以老板所看到的，就是总经理最终能挣回多少银子，而不是他平时说什么做什么。
6.不惜重金买贤才
当年有位贤人曾在孟尝君家中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意思是“我还是走吧!这家主人只给我粗茶淡饭吃!”接着他又要钱要车，想必是当年孟尝君在物质待遇上并没有能够满足他。但那些受雇于山西商号的人才却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介休县北贾村，出过一户赫赫有名的晋商巨族——侯家。早在康熙年间，侯家就靠贩卖苏杭绸缎发家了。乾隆年间，侯家资产已达百万两白银，故其家长侯兴域，人呼“侯百万”。“侯百万”有六个儿子，把家产分了六份。不料，六兄弟中，老大、老二早死，老四、老六无子嗣，老五虽生过一子，却过早去世了；只有老三侯庆来，精明能干，人才出众，便一手掌握了侯家的全部买卖。他为了纪念父亲，就根据父亲的字蔚观，把侯家的几处生意都改为蔚字当头的字号。侯家虽是介休人，但北贾靠近平遥，他家的好几处字号便都设在乎遥城里。其中，蔚泰厚绸缎店和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只隔着一家烧饼铺。日升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日进斗银，使邻居侯财东看得十分眼馋。侯庆来几次和他儿子侯荫昌商量，想把自家的绸缎店也改为票号，但他们对票号业务一概不懂，社会上也聘不到懂行的掌柜，这可把侯财东难住了!
就在侯财东冥思苦想，一筹莫展之际，忽闻日升昌票号内部起了风波：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发生了权利之争。毛鸿翙不甘心长期排在雷履泰之后，雷履泰也担心毛鸿翙篡夺自己的领导权。两人先暗斗，后明争，一直闹到剑拔弩张。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到了有你无我的地步。毛鸿翙在苏武履泰的压力下不得不辞号。侯荫昌看到这是个机会，便秘密约见毛鸿翙，说明自己想将蔚泰厚改票号的打算，并重金聘请他过来当大掌柜。
毛鸿翙闻侯之言，深谢侯荫昌对他的知遇之恩，当即表示答应受聘，并发誓一定要让蔚泰厚票号超过日升昌。就这样，毛鸿翙刚从日升昌辞去二掌柜，便到蔚泰厚掌管了号事。他按照自己的经验，稳妥地把绸缎生意移交其他支号去办，按照票号规则，把蔚泰厚改组为票号。改组第一年，就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侯荫昌一高兴，索性把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也一律改为票号，全部交给毛鸿翙掌管，并给毛在蔚泰厚已顶了一股生意之外，又给他在新泰厚也顶了一股。
毛鸿翙受宠若惊。万分感激，更加卖力地为侯家服务。他仿照东家拉他出来的办法，将日升昌的两个业务能手。郝名扬、阎永安拉了过来，安插在蔚丰厚任职。后来，侯荫昌、毛鸿翙又把天成亨和蔚长厚也改组成票号。形成了侯家蔚字六联号的格局，在整个票号中形成最大的家族势力，其势力与日升昌不相上下!侯家因开办票号更加富有，毛鸿翙也因在蔚泰厚、新泰厚票号中各顶有身股，及入有银股若干而暴富。到了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当家时，其占两票号的股份近四分之一，实际上与侯家共同在控股。
侯家的用人之道，只是晋商用人之道的一个代表，其他著名的晋商如乔家、曹家，只要看准你是干才，且效忠财东者，就不惜代价，破格提拔，另加身股，授予经营大权，或派驻大城市，负责经管一个商号或几个商号。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号做事，协同庆票号特许顶身股4厘，把他从其昌德拉走；随之派往兰州、凉州分号管事，因经营有方，获利丰厚，账期又加顶身股2厘。后来其昌德资本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来，委以总经理，允顶身股1股。
宋聚源弟弟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做事，位至副总经理，顶身股9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介休洪山乔英甫新开宝丰隆票号，聘宋聚奎为总经理，特允顶身股1股2厘。所以有人说：今昔票号总经理顶身股皆以1俸为满，唯独宋聚奎破例。
山西票号业兴起时，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他却因缺乏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暗暗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就在这时，蔚长厚票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祁县籍人阎维藩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并准备查处阎维藩。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将擢升汉口将军，以后给票号带来的好处自在不言中，总号查处阎维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维藩从此心中不快，决心离开蔚长厚，另谋高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一位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当他千方百计获悉阎维藩有离开蔚长厚的心事时，就拿定主意要将阎维藩拉过来为己所用。恰在这时，阎维藩要返乡。乔致庸认为时机已到，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地点定在子洪口，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维藩返乡必经之地。
乔景仪等人在子洪口一连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阎维藩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先是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维藩感动不已。心想：“自己在蔚长厚受到冷遇，乔家财势赫赫，富名远扬，能如此待己，可谓三生有幸”。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子的，16人轿夫换抬一空轿，抬起轿来如脚下生风。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时，更是赞不绝口。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
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任何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请到高明的人才，你在竞争中才能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的人才一般都有傲骨，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屈尊于人的，他们也在选择能够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明主”。因此，能识人，还要会请人，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对待才行。慧眼识人才，还要给人才以很高的礼遇才行。乔致庸做到这点请到了阎维藩，就像当年刘备请到了诸葛亮。
毋庸置疑，各大商号之间的竞争，最主要的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对贤能之才，晋商不惜重金聘用。任用贤者，就要给贤者以应有的物质利益，贤者才乐意为财东服务。如果只使用而不关心贤者的物质利益，或者论资排辈压制贤者，贤者就可能辞退出号、另谋他事。因此，晋商采用人力顶身殷制度，用以留住人才，创造效益，并取得了让人惊叹的成功。
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需求是不会消失的，晋商紧紧地抓住了这点。如在对商号伙计的酬薪分配上，首创人力顶身股制度，以工作业绩与工作年限为依据，以人力顶股，与资本股(银股)同样分红。这种股份制使伙计与财东的利益有机地结合，商号成为伙计与财东命运的共同体。此制度充分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主动性，激励职工团结协作，无疑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对商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晋商的成功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把写在纸上的承诺真真实实地兑现了而已。
7.借他人的“钱袋”发自己的财
犹太经济学家威廉立格逊说：一切都是可以靠借的，借资金、借人才、借技术、借智慧。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所需要的资源，你所要做的仅仅是把它收集起来，运用智慧把它有机地组合起来，再合理地运用。
人们常说的“借鸡生蛋”，指的就是在不付出或付出很少代价的情况下，去利用他人有形的或无形的资源来获取利益的行为。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必须在“借”字上下功夫。
“借”有会借、善借、巧借之分。会借者，使人心甘情愿；不会借者，使人心生厌恶。不过，会借者须用巧、善，才能“毕其智为己所用”，从而达到心想事成。另外，只靠去借也是不行的，借要有度，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借别人的手帮自己干活，就等于自己在干活。”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想要在商场上干出一番成就，仅仅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学会“借力”，从而让别人去替自己赚钱。
人类“借”力的一项伟大发明是——杠杆原理，之后滑车原理也相继被发现了。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知道把大小不同的滑车组合到一起，对于那些更重的物体能够用更小的力量把它举起。如今，一个人只要坐在起重机的坐垫上，几十万斤的钢架或者是货柜就可被轻而易举地操动起来。依靠头脑的作用，人们的力量被更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
晋商翘楚乔致庸就是一位典型巧于借助别人钱发财的高手。在历史上，乔家有一次因为投资失误，曾险些破产，幸亏乔致庸多方筹集资金方转危为安。
乔家在包头争做高粱霸盘生意时，为了争夺高梁霸盘，乔邱两家明争暗斗，各自倾力收购高粱。邱家计高一筹，待乔家银子全部收购成高梁之后，又将自家收购的高梁抛出，让乔家继续收购，由于乔致广一次次从祁县拉到包头的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堆在库里，无法变现。同时由于乔致广为了满足资金的需要大量举债，结果由于没有及时供应资金，造成资金供应链断裂，导致乔家无力还本付息，债台高筑，濒临破产，乔家的生意面临崩盘的财务危险。按照商规，复字号三个月内不能拿出一大笔银子清账，就要破产还债!
在这种危机情形下，为了化解家族财务危机，乔致庸利用大哥乔致广新葬四七时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不会逼门要债的风俗习惯，拿出全部库银厚葬大哥，给外界一个乔家并非像外面所说的那样已经没有钱的假象，这样乔致庸就有时间去筹集盘活家族在包头生意所需的银两。
为了给高粱霸盘生意解套，乔致庸使用欲擒故纵之术：一方面散布朝廷将要出兵打仗的谣言；一方面利用从他岳父那里筹集到的巨额资金，大肆收购高粱和粮草，造成朝廷真要出兵的假象。一来二去，引诱竞争对手邱老东家上当，决定跟着高价收购起高梁来，使邱家资金链断裂陷入高粱霸盘危机中。此时，刚刚解脱危机的乔致庸并没有趁机致邱家于死地，他深知“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道理，为了化解此种危机的再次发生，使家族再次走向辉煌的成功，乔家主动登门，诚恳地与邱家言和，并约定双方今后要联手重建商业秩序，相互扶持，不再做霸盘生意，更不进行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
在乔致庸的带领下，乔家终于摆脱了危机，但毕竟元气大伤，如果像祖先那样光凭积累去恢复祖业，必然是遥遥无期。为此，乔致庸吸取大哥乔致广的教训，大胆借贷不断扩大新的产业。一次，乔致庸决定南下做茶叶生意和北上疏通俄罗斯的商贸，但手头银两短缺。乔致庸决定向各大商家筹措银子，总号曹掌柜却极力反对这个风险极大的项目。认为“从武夷山到恰克图有万余里之遥，南有大江，北有沙漠戈壁，江南眼下又被长毛占着，你真有能耐，能把它重新疏通?”乔致庸点头。水长清问他赔了怎么办，乔致庸以乔家的生意做抵押执意做这笔生意。元家老东家对乔致庸的勇气和胸怀十分赞赏，答应和自己的孙子商量借银子的事。乔致庸离去后，水长清和元家少东家很快见了面。二人一致认定乔致庸去江南贩茶不会成功，彼此正好利用这一机会一举吃掉乔家的生意。刚刚和乔家打过擂台的邱家东家邱天峻听到消息，却主动拿出三十万银子助乔致庸南下贩茶。乔致庸大喜，和他们三家顺利地签了约，拿到了一百三十万两银子。经过半年的艰辛，终于把武夷山的新茶贩运回来，由于太平军在长江上的封锁，造成北方茶叶的短缺，乔致庸贩卖回来的茶叶在北方卖了个好价钱，狠狠地赚了一笔!
当然这种项目融资中带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在急需资金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个上上之策。在这里，乔致庸动用了在现阶段中国通用的项目融资手段、亲情和关系的筹资、企业之间的拆借业务，还有股东的投资。正是这些筹资手段使得乔家生意的扩张和发展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援，这些都对当时乔家生意的繁荣兴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人认为：“在商圈，如果不是为了消费，为什么不可以贷一万元或许更多一点钱呢?你看准的项目用贷来的钱投资，一年或二年之后，你把本息还清了，虽然贷款利息要高得很，然而，最终你还是赚了钱，这笔钱是如何赚来的呢?因为贷款的利息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它是强迫你加紧干的有效动力。如果你不使资金周转起来并创造利润，你可能连贷款的利息都还不上。”但是，成功的创业者们却会常常这样说，好的赢利手段并不是借债，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善于运用它就会使你致富，如果你没有运用好，就会使你掉人深渊，甚至还会家破人亡。借债的失败，造成的损失很大，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你借的是什么债。如果是用来消费的，那么的确应该避免贷款，俗话说：有多大的财，就用多大的力，应根据自身财产的多少而进行消费。但要做投资用，借贷款就会产生别的状况。事实上，借债是每个白手起家的富翁都经历过的。因为他们深谙借钱、贷款的力量，加上他们善于经营，善于运用这笔钱进行投资，从而获取成功。
这样的东风被借用，就会很自然地把赢利的渠道打开，但有些人却不愿意借贷银行的钱，因为银行的利息高，因为他们不愿意负这个债，只是“保守”地守着现有的摊子。
世界著名的犹太商人丹尼尔·洛维洛，在其创业之初也是一无所有，但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终于筹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为自己成为“世界船王”奠定了基础。
1897年6月，丹尼尔·洛维洛出生在密西根州的兰海芬。小时候的丹尼尔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惟一的兴趣就是船，经常划船也就让他不再那么寂寞。他常常梦想着自己家里拥有好多好多的船，而这些船能够到达任何他想到的地方。
九岁那年，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船主”。一天，他发现一艘沉下的小汽艇，便毫不犹豫地向父亲借了25美元，将它买了下来。打捞汽艇并将船修好，花了整整一冬的时间。不过，令他高兴的是第二年夏天，就顺利地将船租了出去，丹尼尔就这样赚取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个50美元。除去父亲的25美元，他净赚25美元。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当一个拥有数百条船的船主。但是，直到40岁时，这一美梦才实现。
1937年，丹尼尔·洛维洛来到纽约，他总是匆匆地在几家银行之间穿梭，做着与儿时相同的事——借钱买船。他想向银行贷款把一艘船买下来，改装成油轮，因为当时载油比载货赚钱多得多。
当银行的人问起他有什么可做相应抵押的时，他说，他有一艘老油轮在水上，正在跑运输。接着，丹尼尔将自己的打算告诉对方，他把油轮租给了一家石油公司。他每个月收到的租金，正好可每月分期地还他要借的这笔款子。所以，他决定把租契交给银行，由银行定期向那家石油公司收租金，这样也就可以分期还款了。
这种做法让人无法理解，许多银行都对他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叫他不要痴心妄想。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对银行是相对保险的。丹尼尔·洛维洛本身的信用或许非万无一失，但那家石油公司却是可靠的。银行可以假定石油公司按月支付贷款，除非有预料不到的重大经济灾祸发生。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如果丹尼尔把货轮改装成油轮的做法失败了，但只要那艘老油轮和石油公司存在，银行还是能够收回贷款的。最后，银行终于同意借钱给丹尼尔。
丹尼尔·洛维洛用这笔钱买了他要的旧货轮，改为油轮租了出去，然后再利用它去借另一笔款子去买一艘船。如此反复，每当一笔债付清了，丹尼尔就成了某条船的主人。租金不再被银行拿去，而是由他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于是，丹尼尔·洛维洛没掏一分钱，便轻松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并赢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不久，丹尼尔脑海里又形成了一个利用借钱来赚钱的方法。他自己设计一艘油轮，或做其他用途的船，在还没有开工建造时，他就设法去找客户，在船造完后把它租凭出去，于是拿着租契约，他又可以到一家银行去借钱造船。这种借款的还款方式是延期分摊，银行要在船下水之后，才开始收回贷款。只要船下水，租费就可转让给银行。于是这项贷款就这样分期付清了，当最后一期贷款付清的时候，丹尼尔·洛维洛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又一艘船的船主，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分钱都没有花。
银行听说了他的这个计划后都大为震惊。当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觉得他的计划简直就是天衣无缝。此时丹尼尔的信用已没有问题，何况，还与从前一样，有租船人的信用加强还款的保证。
就这样，丹尼尔·洛维洛的造船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超级富豪了。丹尼尔·洛维洛拥有的私人船只吨位，是全世界第一，连奥纳西斯和尼亚斯两位大名鼎鼎的希腊船王也甘拜下风。
借钱赚钱是无本经营者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毕竟两手空空，身五分文，不论办什么事都举步维艰，所以只有靠借才能有出路。
8.牢牢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
晋商的兴起，始于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晋商获得了发展契机，于是抓住机遇借势而起，逐步走向辉煌。
“开中制”与长城有关。山西北依万里长城，而长城则是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每年花在驻守长城方面的银子就上千万两，对于支出这笔银子的皇室，自然是心痛至极。于是，山西行省本着为主子排忧解难的原则上奏名为“开中法”的奏议，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运输到边地，然后给这些商人若干“盐引”(贩运、出售盐的凭证)作为回报，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运粮费用以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这样，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笔的雪花白银来巩固边防，而商人又可以获得厚利。
军粮改为民运，为晋商的发财创造了历史机遇。当时，晋商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西邻陕西商人，而东邻北直隶商人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在利用“开中法”做“盐引”生意中，晋商独占鳌头也就不足为奇了。晋商借势而起，最终发展为与徽商抗衡的大商帮。
晋商在“开中法”实施后，经营盐业的规模更大了。在此以前，只能经营自己家乡生产的河东盐，现在遍及各产盐区，尤以两淮、长芦居多。晋商的足迹遍天下，寄籍扬州、天津的晋商与时俱增。产盐区的晋商会馆触目可见，他们已暴发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成为当时财富的象征。可以说，“开中法”造就了晋商的辉煌。“非数十万不称富”，家财达数十万、数百万两白银者比比皆是，上千万两的也不算稀罕，贫瘠的山西也因为崛起了晋商商帮而成为最富足的地区。
到了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晋商借势而起的例子。以山西长治的澳瑞特健康产业集团为例，它是由做过矿工的郭瑞平在一个破产的小自行车厂基础上组建，时间只有短短十来年，年产值现在已超过上亿元。郭瑞平发财的秘诀是什么?是抓住商机顺势而为。
本来山西长治地区是个穷地方，一些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心思搞什么健身。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将创业定位于在本地毫无市场的健身器材，在当地许多人看来等于找死。但是郭瑞平有一个很好用的头脑，他利用了当时国家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大势，将创业目标定位于“群众喜欢用群众乐用的健身器材”，避开了与国内众多专业竞技体育器材生产厂的竞争；又利用国家发行体育彩票，其中一部分收入指定用于群众健身器材投资的机会；利用一直以来精心与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建立并保持的良好关系，首先将一整套“群众性体育健身器材”安装在了国家体育总局龙潭湖家属院，然后又从这个家属院走向了中国。现在你走到北京街头看一看，都是这种刷成黄色、红色、橙色的健身器，一组下来少的也有十来件，上面都标着“澳瑞特”的字样，仅这一单生意，就让郭瑞平赚了个盆满钵满。
晋商素以善于预测行情，敏于掌握时机而著称于世。农民种田，靠的是辛勤劳作；手工业者使用多种器械，靠的是心灵手巧。而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人们靠什么赚钱呢?靠的是一个“察”字。这个“察”字，就是耳聪目明，观四海，听八方，勤思考，善判断，对市场行情有准确而及时的预测。商业上的预测就是对商品的生产、市场的需求、价格的变化所作的预先推断。它是通过市场上商品的生产条件的变化，人们消费方式及癖好的变化以至社会风气和时局的变化来进行观察，从中发现征兆，捕捉信息，估计出供求变化的走势，以便于经营者抓住时机，适应变化，组织好商品的经营。
晋商在预测市场行情的基础上，何时该取何种商品，何时又须抛弃何种商品，总是运用得恰到好处。晋商精明强干，经营商品善于“在贱中看贵”，“人弃我取”，收购那些为别的商人积存很多，但一时售不出去的商品，因为通过预测，推断哪种商品经过一定时间价格会上升，可获取厚利。“涨跌先知，称为惯手，壅通预识，可谓智人。”不了解商品的供求变化的趋势与价格贵贱走向，是搞不好商业经营的，所以古人说“能料货之行与不行，逆知价之长跌，而预有定见，是为真老成也。”
太谷曹家在沈阳开设的富生峻钱庄中有一位精明强干的掌柜，他平时尽心号事，十分忙碌，很少回太谷老家。光绪年间某日，这位掌柜因家中有事，乘铁轮车由沈阳急返太谷。晓行夜宿赶了两天路程后大车在东北平原上疾驶，掌柜忽觉腹中难受，急令车夫停车，要找地方解大手。
此时正值中秋季节，车道两旁的庄稼正是上浆成穗的时候。那高粱杆粗叶壮黑压压一片，长势十分喜人，丰收在望。掌柜钻进高粱地出恭，一边还思忖着钱庄的生意如何进一步拓展。他无意间顺手折断了一株高粱，忽然发现粗壮的高粱内爬满虫子。他立即提裤起身，连续折断高粱杆观察，果然都是如此。他心中暗惊，脸上却不露声色。上车后，即令车夫拨转车头返回沈阳。车夫十分纳闷，本来是急着南下，怎么大便了一下突然又北返呢!真不知掌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掌柜返回沈阳后，立即派出伙计们到粮食市场上大量购买高粱。当时本是新粮即将登场的季节，各粮店都在大量出售陈粮腾库。富生峻此时购粮，人们都不明底里。有的粮贩子甚至暗中笑话富生峻是搞钱庄的，不懂粮行的行情。可是，没过了一个月，秋粮收获时，高粱因虫害大幅度减产，价格一个劲的往上涨，粮商们个个叫苦不迭，可富生峻却在那里高价出售高梁。一里一外，富生峻大大赢利了一笔。事后，掌柜才向人们透露出真情——高粱生虫的情报是在高粱地里出恭时获取的。人们闻知，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这位掌柜是个肯动脑筋有心机，且忠心号事，又善于把握机遇的人。
商业中商情变化多端，而变化又意味着机会，机会常在变化中出现，而它又是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中，这就需要智慧的分析。发现在变化中潜伏着的机会，机会就意味着财富了，所以发现机会，就等于发现了金矿。
但是机会的存在又是稍纵即逝的。稍一犹豫就可能错失良机，这就需要一种勇、一种魄力。找到或把握了市场行情变化的趋势或规律性之后，就要在经商活动中加以利用。不会变化的人，也是做不好生意的。而能够不断地变化自己的生意术，左右逢源，把每一招都用得恰到好处，可以讲是一个善于在变化中找机会的高手，正因为如此，晋商成功了，超过了许多同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