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素有“中国犹太人”之称，他们个个精明过人，全民皆商。温州，一个出经验的地方，一个出争论的地方，一个出老板的地方，一个出财富的地方。是温州人引发了争论，用超前的思考掀起了温州现象；是温州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弱小走向强大，用闪光的足迹总结了温州经验；是温州人创造了令人称奇的财富，用雄辩的事实探索了温州模式；是温州人成长为一个又一个老板，用人格的魅力彰显了温州气质。
1．面子事小，赚钱事大
在中国，面子是个大问题，人们常说，人要脸，树要皮。中国人向来是很好面子的。从“君子死，冠不免”，“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关乎面子的警句格言成百上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24年前的抓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林语堂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民族的特征之一，就是重人情、重面子。”对此，德国汉学家马特斯教授的论述最为透辟：“中国人的面子，就是一种角色期待……中国人是作为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人本身而存在的……”能够以某种方式满足自我的角色期待，就是有面子。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中国人气质》一书的第一章就叫《面子》。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面子问题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在中国面子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人往往和自尊、尊严等联系起来，这在无形中就束缚了人的一些正常的思维和行动。由于面子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就业时，走人了一些误区，如怕脏怕累、盲目攀比、清高自负、好高骛远，等等。
但是在温商的观念中，面子不值钱，挣钱才是硬道理。
楚剧演员夏艺，下岗后以替人“哭丧”为生，被人们尊称为“哭丧艺术家”。很多家里亲人去世了以能请到他去“哭”一场为荣，当然，他也以“哭丧”的方式谋生赚了个钵满盆溢，并建立了自己的哭丧队伍。他是怎样把一种风俗习惯变成一项大产业的呢?
夏艺出生在一个贫困农家，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因为生活艰辛，母亲常常爱哼唱楚戏里的哭腔来发泄自己的郁闷。夏艺从小耳濡目染，也能哼唱出一口好哭腔。夏艺高中毕业后被应城市楚剧团招聘为胡琴手。在剧团，他一边学操胡琴一边继续向老演员们学习楚戏哭腔。
1979年，夏艺结婚了，婚后不久生下一对龙风胎。夏艺的母亲那时身体还很健康，他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很幸福。1993年，不幸接连向夏艺袭来：先是妻子下岗了；接着儿子得了心脏病；母亲这时也一病不起，大限将至。为给母亲和儿子治病，家里已是债台高筑。
那一年，夏艺的儿子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了，夏艺痛不欲生。他在为母亲送葬时，不由悲从中来，在母亲的灵前大声痛哭起来。因他平日喜欢唱楚戏里的哭腔，又加之情到深处，所以他哭起来有板有眼，拿腔拿调，让人如同听了一场痛断肝肠的楚戏，催人泪下，来参加丧葬的亲友无不说他哭得好。以至于丧葬过去好几天，还有人津津乐道他的“哭丧”。
后来，夏艺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世了，夏艺前去哀悼。同学的母亲是一个哑巴，他是父母唯一的子女，可他因为丧父过度悲伤，急火攻心，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不能放声大哭。而本地风俗是人去世了要放声哭，否则，死者来生就要变哑巴。同学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见夏艺来了，便想让他来替自己当孝子哭丧。夏艺虽不同意，但经不住同学恳求，又见他确实哭不出来，就勉强同意了。
于是，夏艺穿上孝衣，扎上孝巾哭诉起来。起初，他哭得没感情，但又来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情不自禁，那眼泪就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哭声也就充满了感染力，让在座的宾客都眼泪汪汪的。大家都夸他哭得好，够义气。
那天，夏艺哭完后，一位宾客要留下他的电话号码，说是自己的妈快不行了，到时想请他去哭一场。夏艺连忙拒绝，说自己是正规剧团的专业演员，不是做那种下三流“哭丧”事的人，今天只是特殊情况。夏艺的同学这时候开导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的‘哭丧’技术这么好，丧家又迫切需要，你为什么不能改换脑筋，以‘哭丧’为职业呢?”
晚上回到家，妻子陈华芳听了这事情后却高兴不已。她为丈夫算了一笔账，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人去世，丈夫按一天只哭一场，每场收费200元计算，一个月就可以净赚6000元啊!经妻子这么一算，夏艺也怦然心动：没想到哭中还蕴藏着这样大的商机。但他还是绕不过心中的那道坎，以干这种事为耻，所以迟迟没有行动。
不久，那位宾客的母亲真的去世了，他给夏艺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是陈华芳接的。她毫不犹豫地替丈夫接下了明天去“哭丧”的任务，想趁此机会逼夏艺出道。夏艺回来后得知此事，埋怨了妻子一顿，但事已至此，第二天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哭丧”。但这次因为不了解对方家里的情况，惹怒了其儿媳，并由此引起了现场的骚乱。但是他决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把“哭丧”当个正经事做好。夏艺首先努力掌握了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哭法，后又掌握了定点定时流泪的技巧。妻子陈华芳也跟着他一起学习“哭丧”，终于两人都能够做到流泪收发自如。
1996年春节一过，夏艺、陈华芳决定出山。由于经过精心准备与训练，这一场“哭丧”夏艺夫妇表现得很好，名声一下就传开了，不断有人请他们夫妇去“哭丧”。1996年5月，夏艺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招聘了十几个人办起了一个乐队，妻子陈华芳也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从此，夫妻二人专门从事“哭丧”。
有人问夏艺，你对目前所从事的这种职业有什么看法?夏艺诙谐地说：“社会进步了，经济增长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眼泪流不出来了，‘哭丧’职业就应运而生了；人生有太多的无奈，我现在想开了，看透了，凭本事生存，能赚钱养家就行了。”
在温商的观念中，如果你想在社会上走出一条路来，那么就要放下身份和面子，让自己回归到“普通人”。同时，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批评，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走你认为值得走的路。
舍弃面子比放不下面子的人在竞争上多了几个优势：
舍弃面子的人，他的思考富有高度的弹性，不会有刻板的观念，而能吸收各种资讯，形成一个庞大而多样的资讯库，这将是他的本钱。
舍弃面子的人能比别人早一步抓到好机会，也能比别人抓到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没有面子的顾虑。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那些宁愿吃低保，也要保住面子而不愿努力打拼挣钱的人，温商是最瞧不起的。
你会说，当初温商不也一贫如洗吗?但他们能丢掉面子、顶着压力努力赚钱，“自救者得天救”，温商能赚钱而且赚了钱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赚钱，可以不要面子，但是也要为了面子，拼命赚钱。金钱是人生成功的象征，可以改变你的一生。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著名的《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的魔力有着绝妙的论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金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一句话，拥有了金钱，你就拥有了改变人生的筹码。
2．先赚小钱后赚大钱
在温州人的成功经验中，有一条广为人知的法则：大钱小钱都赚，连赚几分几厘的机会也绝不放过。他们的商业价值观非常独特，响亮地喊出了“赚一厘钱也光荣”的口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他们就这样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在等待、坚持、忍耐中聚集财富，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累积，为其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创业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温州人经营的几乎全是赚小钱的买卖，如皮鞋、裁缝、纽扣、皮衣、打火机、拉链、小家电等等。他们赚小钱的创业精神使得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前仆后继，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一厘利润一根的吸管、一分利润一支的铅笔、二厘利润一只的塑料袋、二分利润一只的鞋跟，很多人嫌钱太小，不值得做，但温州人认为赚小钱是赚大钱的必要步骤。
的确，生意场上的事，看大未必大，似小也未必小。穷乡僻壤也能开出大市场，所以怕的不是“小”，而是不去找，不往“大”处做。
老子有云：“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温州人从不好高骛远，挑肥拣“大”，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小”做”大”。即使后来生意稳步走上正轨，即使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有了足够后劲，他们也会像创业初期那样不弃陋鄙，不计物小，踏踏实实、克勤克俭地经营。温州人纵使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从不轻视那些仍然在从事小本经营的人，甚至还虚心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小商品的行销和小摊位的经营，那些过往的经营不仅让他们赚得过成就大事业的原始资金，而且也让他们练就了了身经商的好功夫。正缘于此，而今他们的生意领域才越来越宽，规模才越来越大。
温州人从小处人手不仅局限在小商品的生产上，而且着眼于商品经销上。正由于经商是温州人的传统，在很小的时候，温州商人方德华身上就表现出一些经商的才能。他五岁时就对买卖东西表现出出奇的热情，对于他来说，世上最好玩的游戏不是摆弄玩具火车，也不是捉迷藏，而是“做买卖”：他经常把自三所有的“家当”都标上价码，向邻居家的孩子出售，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好确定，他就凭想象来定价格。比如他6岁时弄到了一块奇石，竟然标价1万元。他的小姐姐当了真，问他一块石头怎会值这么多，方德华很认真地回答：“小东西也能卖大价钱，因为别人都没有。”
上中学后，从作业本、乒乓球到自行车，方德华对什么小商品都倒腾。其“客户对象”不仅有自己的同学，甚至还有自己的老师。到了专科学校后，他的生意更是不得了，他公开在校园里摆小摊卖书，卖文具，卖邮票，为同学联系家教，成了一名“生意精”。
1984年，方德华在宿舍里不小心撞翻了热水瓶，瓶胆碎了。看着漂亮的热水瓶外壳，他突然间发现了商机：学生宿舍里撞翻热水瓶的事太常见了，男女宿舍里磕磕碰碰的事都少不了。由于校内校外没有一家商店专卖瓶胆，要卖就卖整个的热水瓶，这样一来，同学们的热水瓶爆破了，只好去买新的，而把好端端的瓶壳搁置起来。如果能弄来瓶胆卖给打翻热水瓶的同学们，这个省钱的办法肯定会受欢迎。方德华说干就干，他到附近一家商店订购了50个热水瓶胆带进校园，上完课就在食堂门口摆摊，晚上也在宿舍里等“客户”上门，当天就把50个瓶胆卖光了。
在校三年，方德华可没闲着，他扩大了瓶胆推销范围，到大商店按期大量订购瓶胆，跑遍了全杭州的大中专院校，每所学校都找在校生做瓶胆销售代理。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家教中心，贴出海报作宣传，以宿舍为办公地点，向校外请家教的人推荐家教老师，为同学们找挣外快的工作。1986年方德华毕业时，他的存款已超过1万元，并且有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这样别的同学毕业时都在为自己的出路操心，方德华却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利用自己的资本从商下海，成了一名商人。
虽然由小做大，最终走向了成功，但方德华的经历在温州人中毕竟属于个例。温州的小商品购销队伍绝少科班出身，多数是由其他职业转化而来，其中有农民、工人、教师，有公务员，也有复员退伍军人和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云游四方，足迹遍及都市乡村，推销的不过是一些针头线脑的小商品，但他们由此经历了各种风雨，领略了各地风情，不知不觉间推销的技艺便大有提高，交往沟通、铺设关系等，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说辩劝逗艺艺上乘。而且要在不起眼的小商品上抠利润，故而成本节约意识很强，这些都为他们日后成就大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温州人创业大都经过从“一身薄技”到创下辉煌事业的坚韧、刻苦的过程，补鞋、缝衣是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干过的营生。当今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几家大企业的温州老板都有此番经历，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原是一名小补鞋匠，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曾跟随父亲做裁缝，奥康集团的王振滔曾是一名小木匠。
温州人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从事小商品生产、小作坊、小铺面经营时，他们身上那种传统的“身份”、“面子”等等级观念十分淡薄，他们并不因自己从事了一些在外人看来很“低贱”的小职业、小经营而感到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矮人三分。相反，他们却因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攒钱将来做老板而信心十足、感到自豪。这比起那些宁愿下岗在家受穷，也不愿干他们所谓的“丢面子”生意的人来说，可谓是两种时代两种思维两种人生。
“小”是温州人经商的一个突出特点，温州人做生意特别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他们非常能吃苦，意志非常坚韧。那些看起来没什么钱赚的小生意，他们不仅不会嫌弃，反而特别认真。这其实体现了一种精神，即把小生意当做事业来筹划，无论何时何地都本着从“零”做起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3．睡得地板，当得老板
在温州，广为流传着一句话：“历经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这句话被人们形象地称作温州“四千”精神。能吃苦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于打拼，将这一美德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
温州人能吃苦，也许你们也会说，我也能吃苦，受点累算不了什么。好，我们相信你能做到，可是在艰辛的条件下你能吃苦，当你取得非凡成就之后，还能继续吃得了苦吗?也许这才是温州人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所在。温州人在很穷时能吃苦，富裕起来还能吃苦；在当小老板时能吃苦，当大老板时照样能吃苦；在没有文化时能吃苦，到了知识时代还能吃苦。许多的温州大老板常常是“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
现任武汉温州商会副会长、武汉万家隆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云远可谓功成名就，但当初16岁的他开始创业时，身上只有几十元钱，曾经因为走投无路而在武汉街头饿了三天三夜。而现在，他参与投资创建了占地1000多亩的武汉温州工业园，首期投资就接近两个亿。正所谓能吃大苦，才能发大财，罗云远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7年的一天，16岁的罗云远随身携带了100多块钱走出了家门，出来闯**了。可是到达武汉后不久，他身上只剩下几十元钱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担忧起自己的生计来，于是只能去吃最便宜的清汤面，接连几天后，连吃面的钱也没了，只好挨了三天的饿。
后来，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向老乡和朋友求助，借钱租了一个门面，又四处找人，从老乡那里借了一部分货物，一间很简陋的小店面开张了。开始几年，生意勉强能糊口。但他觉得做这行不是发财之道，不久又转入五金行业。这次，他有了货源优势：家乡温州龙湾区是生产五金电料的大基地，亲戚朋友很多做这行。1993年，罗云远在清芬路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租下一间30平方米的门面房，他从朋友那里赊货出来做批发。
凭着“亏本买卖”的生意经进的货以低于进价卖，引得客户纷至沓来，销售增长很快。一年过去，高进低出也只亏了两三万元，但厂家“借”给他的货源达到几十万元。罗云远用这些铺货借鸡生蛋，如卖出货款20万元，再进回100万元的货，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
就在1995年的一天，罗云远和朋友吃饭，他随便问一位在电力系统工作的朋友，下一步有什么动作，对方透露：湖北省电网马上要开始改造。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罗云远凭着一种商人的特有敏感，觉察到了这里面的大商机。他想到：一旦改造电网，肯定需要大量的电表、电线、电缆之类的东西。如果每家每户都需要一块电表，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于是，罗云远为了抢占这个商机，第一时间赶赴浙江，找到一家中外合资的五金厂，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得到了该厂电表的湖北地区独家代理权。而那时的湖北市场上，符合国家标准的电表还不多。就这样，湖北的电网改造历时5年，手握大量优质产品的罗云远一下子就获得了两三千万元的销售额。
但是，这时的罗云远越来越不满足于五金电料市场中那点微薄的利润。他在寻求着更大的商机。后来，在一次世界温州人联谊会上，罗云远得知飞利浦国际照明集团想与国内商家合作建厂，开发中国市场，这令罗云远十分心动。于是，通过一个在法国的温州华人牵线搭桥，他和飞利浦签下了合同。
接下来，罗云远来到广东中山古镇这个世界最大的灯饰市场，斥资1000万元，兼并了当地的一家工厂，凭着当地在原材料、贴近市场等各种有利的资源建起了自己的企业。该企业投入生产后，一年就实现产值2000万元。
现在的罗云远正在筹建一个千亩的温州商贸城，力求将温州模式直接带到武汉，这就是那个曾经吃过苦、挨过饿的温州人创下的辉煌。
“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能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就能挣到别人挣不到的钱”，这是温商赚钱的经验之谈。
有人说，小老板靠勤奋吃苦赚钱，中老板靠经营管理赚钱，大老板靠投资决策赚钱。“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温商早期创业的真实写照。正是靠这种精神，他们才能在缺乏资源、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将企业的规模做强做大。创业阶段的吃苦，就是要身体力行，老板自己要多行动、多干活，这样既能节约雇人的成本，又能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市场的行情，更重要的还是能够磨炼自己的意志，使得今后能够以从容不迫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商业挑战。
现在温商在国内及世界各地，仍以“勤劳，能吃苦”为大众所赞誉。无论天南地北，穷乡僻壤，都有温商的足迹，这种能吃苦的精神正是“温州模式”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犹太人般的温州人，零乱或集中地分散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公认的坚韧、刻苦和精到骨子里的聪明，凝聚成温州精神的全部精华，数百年来，散落在各地的温商不断地发扬光大着这种精华。时至今日，温商无比的韧性和超前的思维，已经成为温州最具特色的一个亮点。
在西班牙的华侨中，西班牙三E公司总裁王绍基先生算是闯**商海的佼佼者之一。当年踏人商海时，他曾经历了种种艰难、困惑、迷茫、无奈和挣扎。
生于浙江温州的王绍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曾在杭州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先后专攻指挥和管弦乐器。1985年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到马德里谋生。初到西班牙，身上只有20美元的王绍基做过中餐馆洗碗工、跑堂，还到邻国葡萄牙跑过小买卖。他在一家小小的成衣加工厂里做熨衣工，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期。拥挤的车间非常简陋，白天在这里做工，晚上也在这里睡觉。没有床，就睡在从马路边捡来的破床垫上。马德里的夏天非常炎热，通风不良的车间气温有时高达40℃以上。熨衣工手握滚烫的熨斗，更是热得难以忍受。王绍基负责熨烫裤子，半分钟必须熨烫好一条裤子，这在常人看来，的确是个又苦又累又紧张的工作。但王绍基坚持了下来，而且时常抽空到当地中国人办的西班牙语学校学习。在西班牙，语言不通几乎是所有华侨都遇到过的一个难题。不通当地语言，就等于是个睁眼瞎，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西班牙语用途很广，但却非常难学，尤其是听和说方面。西班牙人语速极快，不经过多年的苦学是听不懂也说不出的。经过苦学苦练，王绍基逐步掌握了西班牙语，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几年的苦心经营，王绍基创办的三E公司已经成为西班牙进口中国商品的主要合作伙伴，而且从2003年起，王绍基又将经商的触角伸展到新闻媒体方面，创办了一家中文报纸《欧华报》，这使他的事业有了更大发展，人生也更加辉煌。
面对今天的巨大成就，王绍基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任何一位成功的商人都清楚，能吃苦只能算是入门的“必修课”，没有吃苦的精神，在生意场上终将一事无成。
4.只有不去做，没有不可能
温州不仅出老板，还是一个出经验、产模式的地方，这源于温州人天**冒险，从来就有“敢为天下先”的超凡勇气和决心，因此温州人创下了很多让人感叹的“全国第一”。
温州容易出两种人：第一种自然是商人，另一种是数学家。
温州素有“数学家之乡”的美誉，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三位当代数学界泰斗均出生于温州。商人和数学家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工于计算。
温州人不仅擅长于算数学，还十分懂政治。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温州苍南县的金乡人却另有盘算：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收新生，每所学校少则数百，多则几千，一下子需要多少校徽啊，这里面又该有多少利润啊!
临近开学，大学校长们的办公室门口几乎都遭遇了同样的场面：一个乃至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乡人鱼贯而人，胸前勋章般挂满了待价而沽的各式校徽。
据说，当年，金乡一个镇的校徽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占了全国总量的50％。小平逝世、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金乡人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这绝不仅仅是个例。
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带子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范鸣强感慨万千，神思遐想。
突然，他来了灵感：在天安门城楼开一家“马列书店”，所售的伟人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不怕没有销路!
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1999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结果是在范鸣强预料之中，许多人预料之外。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分文租金。
还有更绝的。2000年7月中旬，国内几家著名网站的首页上摆了这么一条新闻：中国温州某企业向白宫发了封Email，出价200万美金邀请克林顿总统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后来，白宫还真的有了回音，尽管那只是封千篇一律的拒绝函。
这家想让克林顿为自己打工的“中国某企业”其实是组建仅几年的温州法派服饰。对法派的举动，媒体和业界只用脚指头想想就简单地断定为“纯属炒作”。而法派服饰却郑重其事地解释道，克林顿缺钱，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总统共欠下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到现在还有500万没买单。后来有则报道称，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同意考虑这一邀请。热烈欢迎克林顿同志到温州打工，这是温州人聪明而富有想象的创意。
有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穷二白的普通人一样能够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对于创业，周成建是坚持“先做后说”的，对这点，他说道：“如果说，一个企业家刚刚起步的时候是属于吃苦创业的话，那么到了一个适当的阶段就应该转化为大胆创业，这个大胆不是李逵黑旋风的斧头，不管三七二十一，扔出去就是，而是要有创新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家在刚刚起步的时候，资金、学历、经历甚至是经验都差不多，但在三五年之后却有的倒下了，有的原地踏步走，有的却是一日千里。”
周成建是美特斯·邦威品牌的创建者，在当初为自己的产品命名时，他提到：“我们先推出了美特斯·邦威的牌子，然后联合身边的一些摆摊的朋友，一起做专卖店。自创品牌之后，有限的资金成为企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启动资金只有几百万，满足市场需求需要成倍购买机器，扩大生产，但如果把钱用于建立工厂，其他工作就做不了了，更别说创什么品牌。“刚开始也没想到有国际化这一天，只是想起个洋气点的名字。”
形成自己的品牌之后，接下来，周成建关心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借力打力的路子来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周成建先后投入上千万元，与广东、上海等地肋多家服装加工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采取“借鸡下蛋”和“借网捕鱼”的服装产业供应链，1995年5月第一家专卖店开业后，美特斯·邦威的加盟店数量每年以几何级数增长。随后，周成建一鼓作气，又把借助外力的模式也用到销售环节，采取特许连锁经营策略，“共担风险、实现双赢”的加盟商根据区域不同，每年分别向美特斯，邦威交纳5万至35万元的特许费，所有加盟店实行“复制式”管理。就这样一无厂房、二无设备，总部只有几间业务洽谈室和几台电脑的美特斯·邦威，在短短数年中实现了产品市场的快速扩张。有了年产系列休闲服1000多万件的强大产能之后，周成建接下来就可以专心经营美特斯·邦威品牌。当美特斯·邦威品牌形成国际大气候后，他逢人便阐释美特斯·邦威的含义：“创造美丽独特的产品、品牌、企业文化，扬国邦之威。”如今人们印象最深的涵义恐怕就是周成建大力宣传的这个品牌吧。
在经商思维方面，周成建是“大胆”的，不仅仅体现在他的经营策略上，更是鲜明地透露在创建“虚拟经营”管理模式上。在周成建的倡导下，美特斯·邦威集团用2阗多人的管理团队代替数千人也难以完成的服装工厂化大制作，在服装行业首次完成了“虚拟经营”管理模式。周成建曾经笑谈这一点说道：“当时这条路也没有现在这么清楚，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想换一个做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在不断地适应、不断地变化，从而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虚拟经营”管理模式是美特斯·邦威发展历史上最精明、也最为重要的“一步棋”，这是在前无古人和无可借鉴的路上，第一个成功实施虚拟经营的企业。
有记者曾问周成建：“虚拟经营”管理模式到底是偶然的成功还是必然的成功呢?”
周成健回答说：“我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必然就没有偶然，所以作为任何一个企业，作为任何一个人，你不管运作什么模式，只要你是认真做事的，我认为你就有机会成为状元。”
不仅如此，他还把美特斯·邦威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空间归结于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一个人要生存，必须要不断地回顾、总结自己，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思想观念，不断创造赚钱或者生存的机会。这段积累的过程，一方面是建立在前面失败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自己也要不断去学习人家成功的经验。”
难道不是吗?只有无所畏惧地去想、去做，才能赢得最后的成功。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这样说过，“如果问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那么回答则是：第一，无所畏惧；第二，无所畏惧；第三，还是无所畏惧。”
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也许经过自身的努力，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只要我们做了，我们就不会有遗憾。而有些人尽管不时想到一些好点子，但是，他总是瞻前顾后，不敢放开去做，结果，留给他的永远是遗憾。曾无数次听人叹息：“其实我也想到了，只可惜我没有像他那样去做，要不，我也会成功的。”胆识是经商的第一关键，看到了机遇，就应该立即行动，没有行动，只能证明你缺乏胆识，缺乏勇气，也就选择了与成功擦肩而过，留下的是终身的遗憾与无尽的叹息。
5.脚踏实地，务实苦干
大家公认，温州商人非常能吃苦，意志非常坚韧。即使是生意已经铺得比较大，温州商人仍会像初创时期一样拼命工作。看起来没什么钱赚的小生意，温州商人也不会嫌弃。几分钱的螺丝螺帽，几角钱的小元件，他们都会认真对待，把小生意当作事业来筹划。
不过，最近人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温州商人几乎都不炒股。在几次股市热潮中，温州商人集体“缺席”，作壁上观。一向头脑灵活的温州商人竟然“放过”了暴富的机会，一时成为上海报纸的“新闻”。温州人敢闯，但不乱闯。温州商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非常有耐心，不妄想一夜暴富。一旦看准某项业务，就会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地做事、赚钱。这就是温州人的一大特色。
素有中国“电缆大王”之称的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文荣，多年来一直坚持稳妥的经营之道，从来不求一夜之间暴富，他觉得一步一步累积做大才是最可靠的。为此他说起了一次看中医时的经历，“一次我去检查身体，一位老中医对我说，人的病不是一天之间得的，而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逐日累积才导致了大病；同样，要治病也不能寄希望于一针见效，也要靠一天一天的调养。我认为这个道理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那种一夜之间暴富的资本玩家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想当。”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谨慎的态度，张文荣一直坚持以实业为本，并且以自身积累发展为主。他曾自豪地说，在亚龙集团投资房产之前，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至今，企业的负债率仍保持在30％以内。
关于张文荣的这种踏踏实实的经商之道，有两个小故事最能充分说明。
曾经有一个酒店要出售给张文荣，评估价是1．6亿元，而酒店老板卖给他只要7000万元。按照评估价，张文荣可以向银行贷款1亿元，相当于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拥有这家酒店，但是他没有要这家酒店。因为他作了一些调查，觉得酒店以后的租金收益率可能抵不过银行的利息。
还有一次就是要向市场公开出售由亚龙集团投资开发的四星级酒店公寓——亚龙酒店公寓，这个位于浦东的房地产项目从品质和地段来说，均可卖到每平方米8000元，但是张文荣坚持售价7000元，他的这一举动招致了来自小股东方面的责怪。张文荣对此表示，该处房产面市仅五六天就销售一空，资金早些回笼便可投入下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在保证足够利润的基础上，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亚龙开发的房子质量好而价不贵，为集团未来房产经营做了免费广告。
“赚钱不要赚到尽”，张文荣此话背后反映出他作为商人难能可贵的平和心态，而他本人也意识到，这正是亚龙在上海几年打拼下来一直稳步发展的主要原因。“退一步海阔天空，做生意和做人都一样，要从长远利益着眼，而不要盯着眼前的一点得失。”他说。
有许多人认为他这套实业为本的思路太过落后，张文荣说：“他们说我傻，我是挺傻的，但是我做生意要对我下面所有的员工负责，对我的家人负责。”温州人做生意的务实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做任何一项生意，在经营之初，从小做大，脚踏实地，积累经验，逐渐壮大，是温商的成功之谈。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挣钱，这就是温商做生意的态度。
“要想创造未来，首先要直面现实。”说这话的，是温州商人王鹏，如今他是吉林省长春市眼镜行业的龙头老大。他16岁闯关东白手起家，硬是靠着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在东北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今年40岁刚出头的王鹏，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创办的吉林王鹏眼镜公司现在是吉林省最大的眼镜连锁机构，还建立起了多店连锁、局域电脑网络销售为一体的销售体系。谈到自己成功的经验，王鹏说，最重要的是认清现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千万不能好高骛远。
1979年，年仅16岁的王鹏口袋里装着有限的一点钱来到长春，在长春市西四马路胡同口摆了个眼镜摊。他还清晰地记得刚到长春时，只穿了一条单裤，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北方的寒冷，而这种辛苦比起创业的艰难来却又显得微不足道。王鹏用了一句在温州人中非常流行的顺口溜来形容创业的艰辛：“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干言万语，走遍干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搞好市场经济。”
1983年，王鹏开了一家正规眼镜店，看到当时顾客到国营眼镜店配眼镜要排队，还得一个月后才能取镜的情况时，他打出了“配镜高效率”的王牌：半天之内一定让客户满意，并建立起当时很少有企业顾及的售后服务，每天有2～4名专业人员分乘两辆专车，随时到客户家上门验光和免费维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眼镜行业处于上升趋势，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986年，王鹏花费昂贵学费到重庆眼镜职业学校就读，学习现代化的眼镜制作技术知识，使自己成为验光配镜的专家。到90年代，由当初的小店发展到后来的多家连锁店，由当初的验光配镜员发展成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新的现实面前，王鹏又一次选择了迎接挑战，自修了企业管理课程，并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理念。
大多数温州人都有着和王鹏类似的经历。温州人在长春闯**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擦皮鞋、弹棉花；80年代末沿街叫卖纽扣等小商品；90年代初开始租柜台经营；90年代中期有了品牌意识，着手经营自己的产品；如今走上了多元化经营道路。正是凭着脚踏实地的精神，才有了温州人今天的成就。
温州人从来不幻想一步登天，干事业从现实出发，讲究脚踏实地，每一个“现在”叠加起来，于是成就了“未来”。
6.眼光决定你的财富
“机会是上帝的别名”，机会对于人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样，商机对于赚钱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世界上并不缺乏商机，缺乏的是发现商机的眼睛。这正如艺术家所说，世界不是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发现并把握商机对于经商尤为重要，有时候，一个机会就足以让人摇身一变，成为有钱人。所以说，是否具有预见市场发展规律的眼光，敢于并善于把握商机，决定着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在商战中取胜。
有100个温州人，便会有100个发现和创造商机的故事。刘世明走到了大街上，他的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就业、如何拥有自己真正人生的很现实的问题。时值温州服装业鼎盛时期，既然亲戚朋友都在经营服装，这就为自己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稍许优势。但令刘世明着急的是，自己对服装业一窍不通，比如款式、色泽，价格，他都是门外汉。刘世明觉得自己的脑筋在这方面玩不转，因而很发愁。
无事可做的时候，刘世明和朋友一起到北京考察市场。也就在此时，他留意到街头上有人穿着皮夹克，既漂亮又时髦。接下来他也发现，偌大的北京城，人流滚滚，很少有人穿这种皮夹克。他也想去买一件，但在热闹非凡的王府井，仅有两处卖皮夹克，而且总是缺货：他从这里了解到，皮夹克货源很缺，商场里常常进不来货，一旦购进，便会被对皮夹克情有独钟的顾客一购而空。
在王府井，刘世明亲眼见到了那种蜂拥争购的场面。这个场面使刘世明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独创自己最感兴趣的皮夹克生意。
当时市场上的皮夹克只有黑色，款式也很少，生产工艺也不复杂，对于技艺娴熟的温州裁缝而言一看便会做，就这样，刘世明很快就设计出了第一批产品，面世后很快告罄，于是他又组织生产第二批、第三批，很快便卖光了。久而久之，刘世明成了王府井商场的供货商，几个市场都喜欢进他的货。卖皮夹克不仅使刘世明赚了大钱，还使他名声大噪，享誉京城。回顾自己成为皮夹克供货商的历程，刘世明也为自己当年从街头“嗅”到商机而感到欣慰。
同样身为温州人的钟文龙，他的生意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一双眼睛在上海街头抓到商机，进而步入千万富翁行列的。
钟文龙初到上海时，口袋里已经没有了一分钱，万般无奈之下，他到某家工厂打工。工人工作很辛苦，又挣不到什么钱，以致于钟文龙合同期满后连回乡的路费也没有挣到。有天中午，钟文龙在书店里看了半天书，感到饥肠辘辘，便走出书店去买包子充饥。正在此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载着一车旧书从书店后院里出来，询问得知这车书是书店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废品。在钟文龙看来，这哪里是废品，不过是一些旧书罢了。爱书如命的钟文龙不忍心看到好端端的书只卖废纸价，于是叫住收废品的老汉，用仅有的钱把这些书全部买下来。
钟文龙从一车旧书中看到了商机，他以此为开端做起买卖旧货品的生意。起初只是试探，不知道这种生意是否能在上海做下去。结果他扛着一箱旧书到农贸市场摆摊卖了一天，居然挣得了15元钱的纯利。这件事让钟文龙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卖完了这车旧书，又到处收购旧书刊，收收卖卖，赚得的钱比打工强上数十倍。生意越做越大，钟文龙开始雇人、租房，专门从事旧货买卖，旧书刊、旧电器、旧家具，只要有利的旧货翻新生意，他都要试上一番。
上海人生活水平高，收入也高，因而他们总喜欢跟着时尚走，不断地更换家中的电器、家具以及其他装饰品。这种习惯让钟文龙找到了旧货贸易的市场潜力，于是他把自己专营旧货的店面生意升格为公司，在市内各个角落都设置了专营店。就这样，钟文龙以上海为基地，生意不断拓展到周围的省份，安徽、山东、湖南等省都有他的业务，这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旧货大王”。
温州人的目光敏锐，目里有“针”。可以从细微的风吹草动中刺探出商机，并能在第一时间转化成财富。所以温州人有时候被人称作“经济动物”。
温州人的目光有时简直匪夷所思，他们往往在普通的地方发现不普通的东西。2002年1月1日，欧元在欧盟各国开始正式流通，中国报纸刊登了一张欧元的照片。这张普普通通的照片，温州人却发现了无限的商机：新版欧元比欧盟各国以前所使用纸币尺寸都要稍微大一点。这就意味着，现在的皮夹肯定就装不下新币了。于是，温州人很快抓住商机，生产出大批的适合新币大小的皮夹，并且从温州出口到欧洲，并且大受欢迎。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作为温州第二代创业者的代表人物，王招富在审视度势，灵活转变经营策略上面显得尤为娴熟，尽管此前他也曾遭受过失败的打击。
中学毕业后，王招富就进入了乐清白龙山林场工作，那时他只有17岁。两年后王招富开始到外地另谋出路。后来，几经摸打探索，王招富和妻子在郑州振兴商场租了一个柜台，经营服装生意。但是出师不利，一年下来，生意亏损不少。夫妻俩没有气馁，他们仔细分析自己亏损的原因，发现原因在于没有进行细致的成本预算和及时捕捉到郑州消费市场动态等诸多因素。于是，第二年就大胆采用自产自销的方式，自办了服装加工厂，夫妻俩起早摸黑，省吃俭用，最后终于积累了一部分资金。
但是，王招富不满足于这一点，他把眼光放在更远的地方。经过多次考察，王招富发现敦睦路一带商业基础很差，没有商店，但是这一块的人流量却非常大，他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发展潜力，就租用了这些地，合资建起了几间店面，开始经营他最得心应手的服装生意。事实证明了王招富眼光的独到。不久，这一带发展成为郑州最大的服装市场。王招富抓住商机，继续将服装销售扩展到周边的几个省份。回忆起这段经历，王招富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做生意，眼光要准，看准了就要大胆去做。”
前面我们谈到过“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我们那时候谈论的主要是作为“包机大王”的王均瑶，由于王均瑶具有非同一般的胆魄，使得他独开包机事业新天地，并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其实，王均瑶在事业上的成功除了胆子大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眼光”。有一天，王均瑶偶尔看报时读到一条消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王均瑶预感到，牛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牛奶的好处，这是必然的趋势。l995年春，王均瑶得知国有无锡乳品公司因亏损陷入重重困境。王均瑶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商机。他果断的与之合资，将企业改组为无锡均瑶乳品有限责任公司，大力发展制奶规模经济，在1998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频频播出均瑶牛奶的广告镜头，一时间，北京、上海等60多个大中城市的超市，均瑶牛奶铺天盖地。眨眼之间，王均瑶从“包机大王”变成了“牛奶大王”。毫无疑问，王均瑶不但使无锡乳品公司起死回生，而且带来了制奶产业的新天地。
经营眼光往往决定你的生意能够做多大，同时也决定了你用怎样的方式赚钱。曾有人这样说：“瑞士人卖的是智慧和技术，美国人卖的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日本人卖的是手里做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卖的则是地里种出来的东西。”虽说这话有点不恰当，但也说明了卓越的眼光在人的经商中的重要性。
《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拥有一县的眼光，那你可以做一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省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天下的生意。”要想笑傲商场，首先要炼就威力强大的“火眼金睛”。
温州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很大程度上在于温州商人独到的眼光。他们善于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商机，尤其是善于把握住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及时引导产业转型，并且敢于做出自我扬弃，这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不失败，创造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7.什么都可以丢，惟有信誉不能丢
曾有一段时间，“温州”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给了温商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要想生存、发展就得狠抓质量，重建信誉。
在吉尔达鞋业公司，亲眼目睹了温州鞋业的发展过程之后，继承父业的余进华对“诚信”二字有着更深的理解，他深知商业精神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他也清楚地记得，温州曾出现过早晨穿晚上坏的“晨昏鞋”和7天就坏的“星期鞋”，这是温州人对鞋业生产一哄而起的恶果。一时，这些都成了温州皮鞋的代名词，使得早在明朝时期就成了贡品的温州皮鞋，变得臭名远扬。为此，1987年8月8日，愤怒的消费者在杭州武林门广场放起了一把火，烧掉了堆积如山的温州伪劣皮鞋。也不仅是在浙江省会，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开始拒绝温州货的登场。
正缘于对“诚信”二字的再认识，温州人开始痛定思痛特地做出了一尊火烧皮鞋的雕塑。正是这个雕塑使温州人知耻而后勇，进而图强发奋，崛起了一个“中国鞋都”。市场经济初期信用缺失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州商人检讨痛悔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这一忏悔使温州走向觉醒，找回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二字，同时也找回了应有的商业精神。从这一点来说，温州企业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觉醒，比其他地区要早，他们清楚了凭什么从市场中得到真正的回报和长远的财富的道理。
在吉尔达鞋业，正值华年的余进华清楚地记得，正是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温州大多数企业老板才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的事理。尤其在温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也正缘于此，1994到1995年，余进华在中央台做广告，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牌子。余氏父子开创的温州“吉尔达”鞋业如今已是响当当的名牌，在全国拥有1000多家专卖店。回忆起当年的创业路，两代掌门人余阿寿、余进华父子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两个字：诚信。
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是个老鞋工，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中国鞋业的时代变化。12岁就开始做鞋的余阿寿，1973年凭着租赁鞋摊起家，为人处世厚道诚实，由于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在温州拥有很高的声誉，被人尊称为“皮鞋寿”。
回顾往事，一些温州鞋商感觉到“往事不堪回首”，而更多的鞋商则时时谈论，警钟在耳。作为一位主张警钟长鸣的资深鞋商，“皮鞋寿”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初赁鞋摊时温州皮鞋畅销，许多温州老板一哄而上都做起了皮鞋生意，就连一些从来不懂皮鞋生产工艺的人也操起了锤子剪刀。个别人带头，大家一哄而上，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次充好，使得温州皮鞋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日毁，消费者对温州鞋无不深恶痛绝。一些本来信誉很好的鞋商也跟着背上了黑锅，奥康鞋业的王振滔是如此，吉尔达的余氏父子更是如此。当时对温州鞋的声讨之声四起，就连温州皮鞋真品当时销售情况最好的武汉商场，也不得不将温州皮鞋一股脑儿清除下柜。余氏父子无辜受累，虽经反复央求，武汉商场负责人同意让没有注明“产地温州”的皮鞋上柜，但余氏父子内心的沉痛是不言而喻的。
当年温州鞋业的四面楚歌，令“皮鞋寿”痛定思痛。在温州市有关部门的联络下，余阿寿铁肩担道义，毅然筹建起鞋业协会，历任四届会长。其间，他与370多家鞋厂厂长联合发出倡议：确保温州皮鞋质量，不赚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信用。任职8年间，余阿寿半天时间在自家厂里上班，半天时间则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经历了失信之痛的温州鞋业，终于依靠诚信重新赢回了市场。从失信到立信，温州人整整用了14年。
1991年，尚未到而立之年的余进华接替父亲执掌“吉尔达”，他率先在中央电视台打出“温州制造”的吉尔达鞋业广告，成功创出令人信服的品牌。如今，“吉尔达”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已超过2亿元。
“信用温州”带来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订单，而且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根本保障。就“吉尔达”而论，从创办企业的那天起，他们始终坚持“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的传统理念。在余进华看来，这一理念的形成，正是父辈留给自己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正是这一商业精神，使吉尔达鞋业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得以迅速发展。
在父辈敬业守信精神的教诲下，余进华认识到：如果说全面质量管理使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了根本保证，那么产品信用的管理则会使企业的信用价值和品牌价格得到更大的提升。为此他身体力行，重在落实，在企业产品的信用管理上狠下功夫，毫不松劲，终于有了显著的实效。现在温州的银行给“吉尔达”的资信品级很高，用余进华自己的话说：“很多银行是排队要和‘吉尔达’做业务，在温州我们要贷款，不用担保，不要抵押，只有信用就可以了。”
温州人如今已经认识到“诚信是商业精神的精髓”这一至理。正缘于此，“质量温州”、“品牌温州”这两个口号如今已能在温州开花结果。尤其是“信用温州”的提出能在温州“一呼百应”，说明了温州人对商业中诚信精神的崇尚。操守商德，使温州人重新受到了世人的尊重——由于体会到诚信与自身的利益休戚相关，著名鞋商王振滔也到杭州武林门广场去放了一把火，烧掉了2000多双别人假冒，温州品牌的皮鞋。
从温州的事例，中国企业终于认识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商贸舞台上，一旦戴上“不讲诚信”帽子的严重性。作为社会资源的组织者、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可能是诚信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可以成为不讲诚信的最大受害者。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诚信是一个人乃至一家企业生存的根本。诚信的意义不仅在于一笔交易的成败赚赔，而在于它标志着一个企业的品质。正缘于此，他把诚信共享作为联想文化的根本，而把“诚实做人，注重信誉；坦诚相待，开诚布公”作为联想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使诚信成为联想集团制度规范、流程透明的最佳土壤，借以滋养宽宏刚健的企业文化品格。把“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作为企业的使命，员工也“把个人追求融人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爱立信集团中方经理张醒生认为：诚信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公司长期发展的基石，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应该成为一个企业长期战略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守诚倌也许可“赢一时之利”，但一定会“失长久之利”。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他认为诚信对于爱立信集团尤为重要，因为电信行业的特点是高新科技，高速发展，风险也特别高，因此实现自己的承诺，取得客户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北京金色世纪网络订房公司董事长李梓正体会到：“诚信”，顾名思义是诚实和守信，诚信乃做人之原则，做企业之必须，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不讲诚信的人，无人愿与之打交道：不讲诚信的企业，没有人和组织愿意与它共事。成为孤家寡人，还做什么生意?
在当今的温州，许多企业家都有一种共识：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法宝，它不是严格制度规范下的一种简单的观念。虽然建立监督及风险管理机制对保证质量也有作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观念深入到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这种认识使许多温商都自觉地将“质量”二字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
8．微利是途，薄利多销
温商在服装、皮鞋、眼镜、打火机等轻工产品方面，**，牢牢地占领了广大城乡市场。许多在这些领域经营多年的本地专业大户，在潮水般涌人的温商面前，都纷纷败下阵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温州商品在同档次的商品中，价格最便宜。
价廉物美，是温商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的一大法宝。同样是—条腰带，别人卖15欧元，温商只卖10欧元，价格低廉、薄利多销是温商的一大经商诀窍。
是追求1根牙签赚1元钱，还是100根牙签赚1分钱?
义乌商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原因是，如果一根能赚1元，因为利润丰厚，大家会抢着卖牙签，经销商和消费者也不会千里迢迢到义乌来。而100根赚1分钱的生意，却不是谁都能经营下去的，因为没有相当大的销售量，卖牙签恐怕连摊位的租金都赚不回来。因此，在所有环节上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并且靠良好的信誉吸引“回头客”，这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做大的关键。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为自己找到广阔的“无人地带”，让“薄利”与“多销”良性互动，成就了一方市场。
经济学家称义乌商人是小商品的整合大师，义乌商人生意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低价策略。据说，同类同品牌同质量的商品，这里的批零价仅为一般商场零售价格的1／3，甚至比厂家的出厂价格还低。为什么呢?因为厂家一般要给经营商一定折扣，而义乌商人将这折扣也全部让利给了客户。义乌商人这种精明的经营策略，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向无敌。
在上海七铺路10元买3双的白色棉运动袜，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卖7角；100支装的双头棉花签在上海家乐福大卖场卖1．2元，那里卖0．19元；牙刷，最新保健型、窄头、牙刷毛带波浪形的，100支外配一个很好看的塑料手提包，15元；护疮膏、拜迪牌和邦迪牌的形状一样，马路上有巨幅广告，100片一盒，2．7元。一个在上海要卖到100多元的洋娃娃，在这里只卖20元!十几元的玩具手枪这里只要3元!至于各种女孩子喜欢的漂亮饰品和工艺品，50元可以买一大堆。
卖100根牙签只赚1分钱，一个姓王的商贩每天批发牙签10吨，按100根赚1分钱计算，他每天销售约1亿根牙签，稳稳进账1万元。有个摊位卖的是缝衣针，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一应俱全，平均1分钱2枚，这个小商贩一年卖针也能挣到80万元。
在义乌，靠做只赚1分钱生意起家的老板不计其数，人称“蚂。蚁商人”。“蚂蚁商人”赚钱的秘诀是：家家自己开工厂，把成本拉到最低，每件商品只赚一分钱就卖!他们算账：一双袜子赚一分钱，一个普通摊位每个月要销出70万到80万双袜子，也就有7000元到8000元利润，一年下来将近10万元。租10个摊位，就是100万!
在用几间民房改装的车间里，李老板有条不紊地安排着40多个工人生产时尚的无顶太阳帽。这个开足马力的作坊，一天可以生产出20万个太阳帽，它们经过贸易商的中转后，全部挂进沃尔玛的卖场里。
李老板知道，自己这个看起来工序简单的太阳帽，一旦挂进“天天低价”的沃尔玛在欧美的超市里，身价将几倍甚至十几倍地飙升，但是李老板的定位却是一个帽子只赚一分钱，这就是他能跟世界五百强的沃尔玛做成生意的关键。
义乌有一家其貌不扬的企业——双童吸管公司，它是全球吸管的最大供货商。公司副总经理张国俊说：公司5年前从事出口，现在90％以上的吸管外销，一年的产量占了全球吸管需求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世界各地都在用“双童”的吸管。
这家企业的产品，就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的喝饮料的那种塑料吸管。一根细细的吸管能卖多少钱?张国俊算了一笔账：“平均销售价在每支8—8．5厘钱，其中原料成本50％，劳动力成本15—20％，设备折旧等费用15％多，纯利润约10％。也就是说，一支吸管的利润在8—8．5毫钱之间。”
为了节约成本，公司一切都“丝入人扣”：夜里的电费成本低，公司就把耗电高的流水线调到夜里生产；吸管制作工艺中需要冷却，生产线上就设计了自来水冷却法……当然，产品的最终质量必须是过硬的。吸管要耐热，所采用的塑料就必须符合安全标准；不同国家的客户对吸管的颜色、形状有不同的需求，有的甚至只需要黑色的吸管，公司就要及时开发。张国俊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精打细算，我们就保不住微利。”正因为产品不起眼，别人不屑于生产，“双童”反而做到了最大!如今，公司每天有两个集装箱约8吨重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
8吨的产量相当于多少吸管?大约是1500多万支。张国俊测算，小吸管给公司带来的利润每月40万元，而且市场非常稳定。现在“双童”又在向塑料口杯等不起眼的领域扩展，同样很顺利。
一厘利润一根的吸管、一分利润一支的铅笔、二厘利润一个的塑料袋，在很多人眼里，认为这样的生意不值得做。然而，义乌的企业家和经营户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地干下去，一年也能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或许有人会问，温州的商品为什么比别处的商品便宜?道理很简单，温州人大都采取“前店后厂”的方式，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除此之外，还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大降低了成本。
规模经营，薄利多销，在温商的经商法则中，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却是最有力的武器。温州早期的十大专业市场，莫不是以价格低廉而形成的。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温州商品在价格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优势。比如在欧洲，过去打火机市场一直是日本人的天下，而现在绝大多数是“温州制造”。因为温州打火机的生产成本，在日本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商业的目的在于牟利，如果将产品价格降至成本以下赔本甩卖，当然是不行的。因此无论是谁做生意，即使将产品价格定得再低也总有个最低限度。而温商的最低限度却总能在别人的最低限度之下，这就是他们在价格竞争中取胜的原因。但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却是极为复杂的，温商要生产出成本最低而又保证质量的产品，所花费的努力是方方面面的。
其实，从温商一开始涉足市场，就已经具备了价格竞争的优势。改革开放后，数不清的温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从小商品做起。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之所以极低，一是在于他们以家为厂，厂就是家，因而不用把厂房的投资计算在内。二是在于用工成本低。温州人从小着手做生意，靠的是家庭和家族成员，一个家庭一个厂，哥哥或父亲是老板，弟弟或儿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做下属，从“老板”到“下属”都是一样地做活。正是因为是给自己干活，所以他们不会偷懒，不会磨洋工，而是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再辛苦也会坚持下去的。为了使厂子进一步发展甚至从不要收入，平时有吃有穿就行了，不到生老婚丧等重大事务从不谈用钱。这样一来，单单计算某一周、某一月的生产成本，所体现出来的数字寥寥无几。
正由于温商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好大喜功。钮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他们都做。同时本着“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的经营意识，温州的这些多如牛毛的小商品遍及全国，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后来他们发展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形态中超脱出来，办起了像样的企业。但纵然是在此时，他们也不追求大气派、大产品，盖大厂房，大摸大样地招收工人，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同样是靠着家族、家庭成员逐步创业，节俭了再节俭，勤奋了更勤奋。
因此，在商场价格竞争当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温商。在他们心中，小钱也是钱，他们经商从来不嫌钱小，再小的生意只要赚钱他们都干，难怪有位富翁说过“小钱是大家的祖宗”。现实中好多百万富翁都是由赚小钱起步的。
对于“薄利多销”、“小钱是大钱”的道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从小就有深刻的体会。
施振荣3岁丧父。为了谋生，他曾经帮着妈妈在店里同时卖鸭蛋和文具。鸭蛋3元1斤，只能赚3角，差不多是10％的利润，而且容易变质，没有及时卖出就会坏掉，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文具的利润高，做10元的生意至少可以赚4元，利润超过40％，而且文具摆着不会坏。看起来卖文具比卖鸭蛋好。但其实，施振荣讲述经验时说，卖鸭蛋远比卖文具赚得多。鸭蛋利润薄；但最多两天就周转一次；文具利润高，但有时半年一年都卖不掉，不但积压成本，利润更早被利息吃光。
施振荣后来将卖鸭蛋的经验运用到宏基，建立了“薄利多销”的模式，即产品售价定得比同行低。虽然利润低，但客户量增加，资金周转快，库存少，经营成本大为降低，实际获利大于同行业。
前几年，在浙江绍兴的一次“发展经营经济经验交流会”上，一家生产高档精纺袜的厂家，标价3．5元一双袜子，只赚一分钱的利润!然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分钱利润，培育出了数不清的百万富翁。他们给与会者算了一笔账：一双袜子赚一分钱，一个普通摊位每个月要销出70万—80万双袜子，也就有7000—8000元的利润，一年下来就有将近10万元。
如今，在诸暨大唐镇，大唐袜业市场拥有1600间摊位。这里曾经一年内销出了超过70亿双袜子。
诚然，要打市场、拓销路，单靠低价闯关是不行的，产品质量、企业信誉、售后服务、宣传力度、营销方式等因素同样都很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的产品，谁卖得便宜，谁就卖得多。价格战是当前形势下一种很重要的竞争手段。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打价格战，因此一般的企业在产品降价之前总要左思右想，不敢轻易用低价位向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挑衅。能不能降价，能降价多少才不致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准备不足，就会适得其反。而面对温州出产的低价位产品时也必须心平气和，因为温商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低价位销售商品，也并不是容易的事，不仅需要对从生产到销售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精打细算，而且需要一个成熟的生产经营模式为后盾才可以做到。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值得别人惊奇的秘诀，那归根结底还应该说是温商经营观念的灵活，别人认为行的，他们却未必会这么认为，而是从长远打算，计算将来可以取得的效益。
同样在绍兴市，惟一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浙江某集团，除了在全国各地的大商场内和商业街上开柜台和专卖店外，还做着一项鲜为人知的生意：在超市里卖三四十元一条的西裤。面对疑问，该集团董事长解释：“尽管超市西裤价格比较低，利润不大，但是3个月就结一次款，资金可以马上回笼，没有积压的风险。你不要看不起那一点点的利润，积少成多，去年我们在上海几个大超市，一年就做了1000多万元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