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四十余天的调停终于因国共两党意见相差太远而被迫结束。梁漱溟等人愈加感到第三方面赤手空拳去劝说拥有各自军队的国共两党实在太难了，他们先前谋划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期望建立一个能与国共两党鼎立为三的第三大政党，以此加强他们调解国共冲突、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筹码。
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想法产生于1940年12月24日，其背景是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参政员名单不太合乎第三方面的要求，使他们觉得有必要改变先前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松散状态，将第三方面的力量整合成一个政党，加强他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后因皖南事变的突然发生，国共冲突加剧，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他们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
1941年2月25日，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李璜、江问渔、罗隆基、罗文干、张澜、冷遹等在张君励住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商谈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具体办法。稍后，他们因集中精力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和调解国共冲突，暂时中断了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
3月10日，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结束。12日，梁漱溟、黄炎培等又在张君劢住所讨论一次，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常务委员五人，并推黄炎培为主席。13日，梁漱溟等人继续讨论相关问题，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十二条。
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讨论的人员并不多，而且相互约定在最初阶段秘密进行，但不知何故，这一消息还是被中共方面所获知。周恩来在3月15日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
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我们现在决定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布置疏散和隐蔽，一面加强统战活动，主要是对外国朋友和小党派解释，以继续揭穿蒋介石。
18日，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仁继续讨论，黄炎培提议在民主政团同盟各项工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但可先发表同仁对时局的主张。于是大家又就梁漱溟起草的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加以修改补充，以备使用。
第二天，即1941年3月19日，下午4时，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梁漱溟等十三人到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及对时局的主张，并成立中央领导机构，推举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商定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五人为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沈钧儒本为民主政团同盟的最早创议人之一，但因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及救国会与中共关系太过密切，所以建议沈钧儒暂时不要加入，以免引起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次日，举行一次常委会议，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算是正式成立。
同盟的筹备及成立一直极为机密，但在成立的第二天即为国民党当局所察觉。3月21日，蒋介石在餐桌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立即用电话询问张君劢，张君劢矢口否认。次日，张群亲访张君励，适张君励外出，张群便对张君劢之弟张嘉墩称，政府已探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每次聚议地点在何处。
张君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黄炎培、梁漱溟等人通报、商量，他们一致认为，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事情暂时仍不能公开，商定在向张群答复时就说每次聚议无非为奔走中共不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事，这是秉承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意志而行事；至于所谓组织，即经蒋介石同意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经蒋介石审查过的同志会之信约；至于宣言，则为秉承蒋介石要他们出来说公道话的责任而拟定的时局宣言。经过这番自圆其说的解释，国民党方面暂时停止了追问。
政府虽然不再迫问，但在同盟内部由于各系势力的利益关系，在同盟的指导思想、办盟原则等方面却发生很大分歧，并对后来的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作为主席，黄炎培对同盟有自己的想法，他在同盟成立之后不久即向左舜生提出几个要点：
一是同盟对政府采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不要作恶意的批评，更不能和政府闹翻；
二是同盟内部各个团体“求充实”，相互之间要理解，要“整个的求团结”，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拆台；
三是对同盟之外的友好团体，维持良好关系，“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件与之合作”；
四是在不违背第一点的前提下，要想方设法与国人及国际相见，使国内外都知道同盟对于国事的主张、苦心与努力。
黄炎培老成持重，应该说他的建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同盟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有利无弊。
然而据梁漱溟说，在讨论同盟纲领和组织章则时，黄炎培则表现为一种本位主义倾向和过于谨慎。本来，在黄炎培的主持下，同盟十二条纲领通过众议，其间个别文句的修正皆由他一人涂改在草案原本上，并亲自誊写清楚，由入盟者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但临到集会签名时，黄炎培突然通知张君劢推迟会期，并写信给梁漱溟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及改期聚会，黄炎培又提出纲领十二条分别先后发表，个别重要条款宜暂付保留。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伴江问渔对此做法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这些条款立即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的许多事情必将发生障碍。为了不使职教社的学生失学，工人失业，他们主张应谨慎从事，暂不发表那些对国民党当局过于有刺激性的条款。
黄炎培、江问渔的提议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梁漱溟起而责问他们：“既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写定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璜也说：“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黄炎培承认，他们并非对十二条忽生异议，乃顾虑发表之时机不得其当。结果，与会者达成谅解，决定不到适当时机不发表。此事虽然取得了妥协，但也埋下了裂痕和后来失败的种子。
在讨论同盟组织章则时，原草案规定，凡同盟对内对外的重要言论必须经常务委员会多数通过，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员署名发表。黄炎培提议增加委员有不同意见者可以不署名。对黄炎培的这一提议，梁漱溟表示反对。他认为，在一个组织内少数人理应服从多数人的决议，如果个人单独立异，将无团体行动之可言。黄炎培则强调决不能以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两人争论甚久，最后仍决定采纳黄炎培的意见。
所有这些争论，自然不应从道德上进行评判，而是思想性格、认识程度、利害关系的不同而使然。在梁漱溟，他的性格从来就是认准了的路就一定坚决走下去，无论将有多少困难和危险，他都有一种一往直前的追求精神。从本意上说，梁漱溟此时并不想和国民党闹翻，作为敌对力量。但他又感到，目前的国民党委实令人失望，他的理想与追求如果仍毫无保留地系在国民党身上，将不可能有实现的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所要的效果正是要对国民党有所刺激，使国民党正视他们这些“第三方面”力量的存在，采纳他们的主张，实现他们的理想。一句话，在梁漱溟的意识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他们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的政治砝码。
不论同盟内部有多少分歧，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重庆秘密成立起来了。然而，同盟要想站得住脚，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必须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只是在重庆显然不能实现这一点。
按照同盟筹备之初的既定计划，他们将在香港创办一份同盟的机关报，并内定由宣传部长罗隆基主持。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在同盟成立后，罗隆基并未能及时去香港，而委托梁漱溟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去香港创办报纸，主持言论，宣传民盟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同时决定黄炎培、张君励、罗隆基等人尽快赴香港协助梁漱溟。
离开重庆前，梁漱溟于1941年3月18日专程到曾家岩五十号，拜访中共中央在重庆的负责人，通报将去香港的计划，希望得到中共的谅解和帮助。周恩来对梁漱溟香港之行深表关切，叮嘱他到香港后即找中共在那里的负责人廖承志接头，有什么困难可就近请廖承志帮助解决。
由于不久前邹韬奋不辞而别，逃离重庆，国民党对重庆管理特别严，梁漱溟根本弄不到从重庆直飞香港的机票，只好计划先乘长途汽车经贵阳到桂林，再作打算。3月29日一大早，梁漱溟乘汽车离开重庆。
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九十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
梁漱溟不明底里，随口答道：“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
至此，梁漱溟感到可能出了情况，便不愿下车，表示时间有限，不下去了，谢谢好意。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梁漱溟去喝茶。梁漱溟终于明白过来，他已经遇到了麻烦，看来很难像邹韬奋那样逃离重庆了。
梁漱溟不愿下车，稽查站就不放行，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梁漱溟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陆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
张轸别名翼三，河南罗山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与梁漱溟见过面，也算是老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梁漱溟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梁漱溟一见面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轸回答指挥不了。
当夜梁漱溟就留宿在张轸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陆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就管的是此事。张轸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轸说着竟为之落泪。梁漱溟问他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张轸说他曾向何应钦说过。何应钦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稽查站不愿放梁漱溟走，是因为担心梁漱溟像邹韬奋那样出走，而梁漱溟反复向他们解释说，他的目的地只是到桂林，他是应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的邀请，到那里讲学。
梁漱溟的解释自有道理，经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他乘坐的汽车在次日被放行。梁漱溟继续前行，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梁漱溟早就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六十里的良丰，此处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梁漱溟就住在那里，并应雷沛鸿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梁漱溟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一部分。
梁漱溟的目的地是香港，他之所以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除了有迷惑重庆的意思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买不到去香港的机票。5月初，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的黄炎培前往南洋募捐，并通知梁漱溟他将在回程途经香港时与梁漱溟相会，商量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办报纸的事情。梁漱溟找到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由李的秘书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梁漱溟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5月20日飞往香港的机票，黄炎培恰好于这一天飞返重庆，二人失之交臂。
5月20日，梁漱溟只身乘飞机离开桂林前往香港，随行没有带一个人，到港后由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驾车到机场迎接，并先暂住于李家。后又迁往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的家中。许地山是有名的作家，笔名落花生，先前主要在北京工作，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也是研究印度哲学思想的专家，很早就与梁漱溟相识。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许地山于1941年8月4日下午2时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梁漱溟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几经迁移，梁漱溟租到一座楼房一层的一间小房间，以此作为报社社址和宿舍，梁漱溟才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室内只能摆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在重庆公推梁漱溟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没有来。黄炎培也在梁漱溟到港的同一天返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梁漱溟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青年党的曾琦、国社党的徐梦岩、宪政党的伍宪子、东北同乡会的周鲸文、第三党即后来农工民主党的张云川、桂系的甘介侯等人。在筹办过程中，梁漱溟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介绍梁漱溟与他联系的。廖承志在与梁漱溟见面时表示尽可能提供方便和帮助，并委托《华商报》社长范长江代表中共常与梁漱溟保持联系。临创刊时，有人又劝梁漱溟出面宴请在港的茅盾、夏衍、金仲华等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
梁漱溟去香港没有带人，所有的办报班子都是到港后筹组的。8月，梁漱溟接到重庆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他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梁漱溟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总编辑是俞颂华，负责新闻版的是羊枣，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报人。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民盟自己的报纸《光明报》终于赶在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创刊。
《光明报》取名得益于范长江的启示。有一天，梁漱溟碰见范长江，他与梁漱溟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范说报贩叫卖时多喊出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梁漱溟与范长江二人共同议论的结果，就取名《光明报》。
梁漱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 （报名题字为梁漱溟墨迹）
民盟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经济上困难不小。在筹备之初，只有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章伯钧每人各拿出国币一万元，梁漱溟除了参政员的津贴外无积蓄，只出了六千元。四川的刘文辉资助了四万元；又通过缪云台的联系，龙云资助六万元。梁家世交李国卿的弟弟在美国成了大富翁，也给梁一笔数目可观的资助。无奈国民政府的法币不值钱，约四元才能兑换一港元。但开办之初，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纸张、印刷等费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见到梁漱溟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梁漱溟回答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范长江来找梁漱溟说：“有南洋某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了。”梁漱溟说：“写收据还不容易。”随后范长江送来四千港元。有了这些钱，特别是有了中共驻港办事处和救国会海外组织提供的帮助，遂使筹备工作逐渐有了眉目，创刊有了可能。
国民党方面对梁漱溟的行踪及《光明报》的创办早有察觉，他们不能容忍第三方面以独立姿态出现，因此曾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赶到香港，与港英当局接头，企图阻止梁漱溟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名义办报。无奈刘维炽还是晚了一步，待他赶到香港时，梁漱溟已办完所有注册手续，并交纳四千元港币的押金，请好了律师，已算是合法报刊，便不能由港英当局任意取缔了。
刘维炽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他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唆使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对《光明报》多方刁难。为了避免和减少麻烦，梁漱溟在报纸创刊之前听从朋友们的劝告，破天荒地购买一些礼品，十分勉强地去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
东西送了，话也说了，然而等到报纸创刊的那一天，这位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仍然给《光明报》第一天的报纸开了“天窗”，而且是在发刊词上。梁漱溟前去交涉，这位负责人解释道，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待。并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大公报》上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于是，报纸大样天天送检，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文章被删节得文句不通，无法卒读。连梁漱溟在报上连载的长文《我的努力是什么》，也被删节得不成样子。
对外斗争还好说，而同盟内部的纷争最可恨，也更令人心寒和心烦。可以说，梁漱溟在香港办报的这段时间，是其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烦恼痛苦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报纸虽然开始出版了，但经济上仍十分拮据。梁漱溟因单身一人在港，自定月薪一百元；经理萨空了里里外外地忙，又有家眷在港，开支大，梁漱溟为其定月薪二百元，仍入不敷出；出于友情，梁漱溟每月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半资助萨空了。
报纸的经费如此紧张、困难，然青年党的曾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本来报社已任命李炳海为副经理帮助萨空了工作，并使报纸走上了轨道，而曾琦忽然又推荐其党徒陆光荣当副经理。添人就是要增加开支，理所当然地遭到梁漱溟的拒绝。于是曾琦、陆光荣二人邀梁漱溟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最后，平日貌似文雅的曾琦竟对梁漱溟说：“你如此坚持己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将以敌人来对待你！”这自然使梁漱溟感到很寒心。
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梁漱溟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梁漱溟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炎热气候下需穿着的白色西服。不料他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国家社会报》社长徐傅霖。徐见梁漱溟也搭船，首先开口问梁漱溟去南洋干什么。待梁漱溟说明此行目的后，徐傅霖便怒色相向，毫不客气地对梁说：“民盟是由许多政治党派组成，也包括了我徐某所在的国社党，如果民盟去募捐，国社党就无法再募。我们二人同去，捐款者将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梁漱溟去了，我徐某将空手而归。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
徐傅霖态度之强硬，实在出乎梁漱溟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梁漱溟大许多（当时梁漱溟四十八岁，徐傅霖已六七十岁了），梁漱溟只好念其年近古稀，不忍挫败其事，惟有自甘损失，大度相让而已。一个钱没有募到手，还报废了花上百元港币买得的一张头等舱船票。不料事过不几天，日本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梁漱溟也会滞留在东南亚一带，难于回归祖国大陆了。
同盟内部的争斗，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上，而且表现在政治见解的冲突与分歧上。早在重庆拟定同盟政治纲领十二条时，就在是否分别发表问题上有过一番争论，最终达成谅解，迁就黄炎培和职教社的意见，即不到适宜时机不发表。然而，到了7月初，黄炎培又托李政由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主要意见是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对原来纲领十二条发表八条，保留四条，且于发表的八条中对诸条文字亦有删改，如第二条删除“结束党治”四字。保留的四条主要包括反对由国库负担国民党费用、反对特务机关等，这些在梁漱溟看来为人们的衷心要求，因而难以接受黄炎培等人保留的提议。
黄炎培的密函还提出，鉴于职教社的特殊情况，请梁漱溟及在香港的民盟同仁对外间为他和江问渔保守秘密，否认他们参加同盟；对于预定1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黄炎培主张除海外同仁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应出席。
对黄炎培的意见，梁漱溟深不以为然。梁漱溟以为黄炎培旧事重提，徒增分歧，于是在7月10日致电黄炎培：“要事待商，盼即来港。”
不料，黄炎培不仅没有立即前来香港商量，8月3日，梁漱溟又收到罗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的密件，开列在那里召开的非正式会议所商决的二十余项事情，远比黄炎培的信件指示更详。
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只好约集在港的民盟成员于8月12日集会，报告黄炎培、罗隆基先后来信，众人无不愕然，一致认为民盟纲领不能分别发表，而删除最有份量的条文更难同意。民盟一切主张，应认定原先商定的“发表于会（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前，商洽（与当局商洽）于会外”的原则，不必预先作出席或不出席参政会的决定。至于为黄炎培、江问渔二人保守秘密，即奉指示，自当遵守，但事实上黄炎培、江问渔二人参与同盟的事务早已尽人皆知，故意掩盖，徒资笑柄而已。
梁漱溟不仅对在港同盟成员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分别致信内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阐述自己的立扬，认为这些问题涉及根本，在根本问题解决之前，提议报纸筹备工作暂时停止进行。一切留待与内地负责人特别是与黄炎培面谈后，再作决定。
8月19日凌晨，因劝募公债及商讨民盟政纲和《光明报》的事情，黄炎培终于抵达香港，一连两天在九龙塘学校与梁漱溟单独“深谈”。黄炎培表示，因个人所处环境，实不容公开列名民盟组织，而留他在盟外，于民盟于大局，未始无用。梁漱溟对此表示无异议。黄炎培既不列名，故对于纲领内容、发表时机等问题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悉听梁漱溟与其他人商量决定。22日，黄炎培与梁漱溟至西南中学，与青年党的曾琦晤谈，黄炎培在谈话中表示待民盟公开后，当亲作一文发表在《国讯》上，以示赞助，此即不久后黄写的《我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
黄炎培既不再过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切事务，则一切问题惟待梁漱溟与内地负责人商定。经过多次信函往还，终于决定由梁漱溟根据原来的十二条，另起草一个十条纲领，于8月21日晚由张君励的朋友、民社党中央委员，又是军统的地下交通员卢广声带往重庆。留在重庆的民盟成员一字不改，完全同意，而在港的民盟成员如国社党的徐梦岩、东北民主运动活动家周鲸文等坚持删去第四条“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执行”，而在第二条“结束党治”下，增加“仍委托国民党执政”等字样。结果在港盟员议论纷纷，最后改为“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字样。
民盟政治纲领上的分歧终于解决，而成立宣言的分歧立即又暴露出来。在成立宣言发表的方式问题上，早在起草宣言之前就出现了分歧。曾琦最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梁漱溟则认为这样重要的文件在发表时应有民盟的负责人具名，以示郑重，并取信于国内外。也有人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因为职教社的负责人是黄炎培，有了职教社的名字，实际上等于黄炎培具名了。于是梁漱溟又提出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的名义发表，或解除他报社社长的职务再发表，结果仍不能得到各方面同意。尤其是曾琦，与梁漱溟相争，蛮不讲理，且以势相迫，别人委曲调解，使梁漱溟陷入无可奈何之窘境。
关于成立宣言的起草，梁漱溟于8月21日建议由内地负责，而过了一个月，民盟在内地的负责人则嘱海外草订，内地事后予以追认，并同意于“双十节”发表。在港民盟成员公推曾琦起草，但曾以不具名的意见尚未谈妥为理由，拒不执笔。万般无奈，梁漱溟再次让步，在临近发表前三天，由自己连夜赶写，经大家讨论通过，以不具名的方式在《光明报》发表。
在香港的这段日子，梁漱溟为了同盟的利益，一直委曲求全。然而，梁漱溟仍然很难得到一些盟员的理解。就在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及政治纲领的前一日，梁漱溟大概拟以他和此时正在香港的黄炎培的名义联名向内地朋友电告准备情况，结果遭到黄炎培的坚决反对，黄当时又电告内地朋友“此电未妥”，并称梁漱溟“方寸乱矣”。
尽管如此，经过梁漱溟的不懈努力，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终于按计划在双十节那天准时在《光明报》广告栏发表。之所以放在广告栏发表，是因为梁漱溟担心这些文件在发表前送检，肯定不能通过，所以这两个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见报，成为一大难题。大家议论再三，想不出什么办法。幸好后来萨空了出一个好主意：将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有报头的一版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规定，广告栏大样无须送检，这样做就可以轻易地避开送检被扣一关。后来即按此意见办理。同时又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特意减收报费，尽力扩大这一期发行量。
1941年10月10日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的《光明报》终于在香港街头各处公开发售，与广大读者见面，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当局见此情况，当然不免大吃一惊，立刻派由英籍警官率领的警务人员来到报社，查问究竟。梁漱溟等人就以广告账目本出示，上面填写有刊登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数目，以表明《光明报》是按广告刊登，并且手续完备。来检查的人抓不住报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账本上写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广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梁漱溟等人事先编造好的，因此港英当局自然是什么也找不到。
民盟成立宣言等文件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称这一事件是抗战期间中国民主运动的新推动。
然而，由于这样重要的文件不具名发表，使其影响力、信任度也有所削弱，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起初多以未具负责人的姓名而不肯接受；后由陈友仁、陈翰笙二人译成英文，并担保此事属实，而后各外国记者乃拍出电报，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而产生怀疑，未能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界更有力的同情。
更有甚者，在执政的国民党方面，也首先借口于此，对民盟进行大肆攻击和谩骂，指示各级报刊一律不准发表报道有关同盟成立的消息和评论，企图将同盟扼杀于襁褓之中。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指责中国民主同盟“招摇撞骗”，称“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绝无其事”，大骂同盟有意变更政权，破坏抗日，是“第五纵队”等。更指使在港的国民党报刊围攻《光明报》，策动港英当局搜查《光明报》社。
那么，梁漱溟究竟在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中说了些什么，引起各界那么多的重视，而又在同盟内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争论呢？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由梁漱溟起草，由在港的民盟成员讨论通过。而政治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由梁漱溟根据原拟的十二条改写，寄回内地，内地同盟成员一字未改退还梁漱溟发表。因此，这两个文件不仅是同盟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研究梁漱溟当时对国事主张的宝贵资料。
宣言指出，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为近年来所少有的好转，首先是国人团结抗敌，使各国人士刮目相看，承认中国不可征服，遂使民族自信心大增，中国民族摆脱外国侵略的枷锁似乎为期不远；其次，国人同仇敌忾，捐弃前嫌：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景象，为民国成立以来所未有。
但是，在这番景象的背后，也存在着深刻的危机。面对将要取得的胜利，各党派不仅不能协力以制敌，反而内力相削，坐失时机。宣言称，瞻望徘徊，可忧实大，深惧国不亡于暴政，功不败于寡助，而自丧其前途：“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非统一。”
对于执政的国民党，宣言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而是寄予厚望，希望国民党能像抗战初期那样，广泛延揽各界贤达、在野人士，组织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这样的民意机构，团结各方，集中意志，挽回大局，与各在野党彼此应互以理性相见而视大众趋向为依归。宣言强调，现在的大众趋向，就是军队必须国家化，国家政治必须民主化，反对军队中成立党团组织，反对利用武力从事党争。结束党治，实行法治，实现民主精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自由，尊重思想学术自由，保障合法言论及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这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基本前提，也是抗战建国之本。所有各在野党派都应及时调整与执政党不相妥协的政策，督促和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宣言的这些主张，除个别提法不甚合乎梁漱溟的一贯用语外，基本上代表了他以及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理想期望。很显然，这些期望是一种超前意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主张虽然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推行，但实际作用甚微。不要说执政的国民党不能接受，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在野党也难以全部承认。但宣言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确实体现了现代政治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力主将行政化的政府与政治化的政党、军队加以区分，这不仅是医治东方专制主义弊病的良药，而且无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精神。如军队国家化，要求军人忠于政府，不得参与国内政党政治，简化了军队的职能。果能如此，或许可以防止军人利用武力扰乱政治。无奈，政治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国民党倒可以利用这些口号推行军令政令统一，借机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然而，正如张群曾当面奚落梁漱溟时所说的那样，国民党的生命在军队，蒋介石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梁漱溟真是个书呆子。书生议政，纸上谈兵，梁漱溟这班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确实充分体现了上层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一厢情愿的迂腐、软弱性格。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的纲领》与成立宣言的精神基本一致，是把宣言中表现的思想条理化。但个别内容如第四条，梁漱溟起草的原稿有“拥护国民党执政”的明文，后被改为“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因此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恼怒，并出现民盟“有意变更政权”的说法。
按照梁漱溟的本意，他决不想得罪国民党，他只希望国民党能更有些“出息”，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梁漱溟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乃至蒋介石本人都关系融洽，国民党对梁漱溟“想要拉拢之意甚殷”：1938年同意他访问延安，1939年赞助他巡视华北、华东游击区域，1940年梁继邹韬奋之后去香港，国民党方面也并未加以“阻断”。但是当国民党得知梁漱溟参与组织同盟，来港办报，隐然与国民党相抗后，不仅蒋介石本人多次动怒，而且不断有人迎合国民党的旨意给梁漱溟添麻烦，最终导致梁漱溟与国民党彻底闹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在香港的这段日子，是其一生政治生涯的关键时期，他因国民党对他的不信任和越来越多的钳制、捣乱而极为恼火，开始由与国民党疏远而逐步过渡到与国民党相抗进而倾向中共的道路上。
在同盟成立宣言等文件发表后，旅港的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秉承国民党的旨意，邀梁漱溟与他们同去重庆参加11月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被梁漱溟拒绝。接着，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自重庆来香港，带来蒋介石盼梁漱溟回重庆一谈的口信，李石曾甚至对梁漱溟说：“介公之于先生，亦犹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并通知梁机票已由吴铁城的弟弟备好。结果，梁漱溟再次辞谢，拒不赴会。最后只好由正在香港的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两次亲自出面，邀梁饮茶于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劝梁漱溟去重庆会晤蒋介石。杜月笙对梁漱溟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去重庆，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并表示他杜月笙愿陪梁同去同回，意即担保梁不会被扣在重庆。梁仍表示感谢，并答称他的言论主张不外是民盟大家共同的主张，民盟总部现在重庆，有张君劢、左舜生诸人为代表，因此无需他梁漱溟去重庆，而且他受民盟委托驻港，自应留此。
这个答复显然不合乎梁漱溟的一贯思想和行为方式，我们不会忘记几个月前他是怎样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谈总比不谈好。很清楚，梁漱溟此时内心深处相当明白：他和国民党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弥合了，因而他不愿做这种无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