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于没有建立起正式的组织系统，过于松散，多数时候只是以一种聚餐的方式座谈时局，参加者各有各的事业和组织，故而对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事情亦都不太起劲。
1940年12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正式公布。这个名单总额上虽有所扩充，然对上届在选的非国民党人士或敢言之士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反而被排斥在外，所增加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人。
梁漱溟仍在这个名单上，但当他在第二天（24日）早上看到报纸上发布的这个名单后，使他由先前对国民党略感失望变得更加失望。他认为，国民参政会只不过是一个战时民意机关，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非国民党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而执政的国民党偏偏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使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真算没出息到了家。这不能不使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梁漱溟深深失望。
郁闷中梁漱溟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的住处，遂进去与张君劢就此事交换看法。稍后，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到来。在对新公布的参政员名单问题上，他们似乎有着共同的感觉与看法。
四人相谈，感慨同深，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在相互敦勉的气氛中，他们共同感到应该提出一个方案以促进问题的解决。黄炎培激动地站起来说：大家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
梁漱溟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局促内地，深受执政党钳束，不容有所表现。张君励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形态太过松散，很难起到第三者的作用，各中间党派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另外组织一个组织比较严密，比较有力量的统一组织。鉴于重庆的政治环境，张君劢还建议，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在最初阶段应该秘密进行，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他们所要讲的话，然后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不必取得政府当局的同意。
张君励的意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一致同意张君劢的意见和提议，因为想来想去，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所谓加强组织，从内部说，要矫正散漫无中心之弊；从外面说，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第一天的讨论至晚饭后结束。
当梁漱溟等人正在会商的时候，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等亦正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政治同盟。于是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第二天上午在张君劢家继续昨日的讨论，有了大致眉目后，遂于午后约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周恩来到章伯钧家继续会商。27日，黄炎培又约冷遹、江问渔一同参加讨论。梁漱溟根据谈话记录，提议将拟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此次谈话已届年底，大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左舜生要到成都，张君劢要回大理，梁漱溟也要返回璧山县来凤驿。于是他们相约，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暂不活动，待来年3月他们回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时再说。
在梁漱溟、张君劢等人都离开重庆的那些日子里，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于1941年初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军长被俘、政委被杀，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件复见扩大，党派冲突达到空前高峰。
在国共冲突非常严重的日子里，第三方面又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不是说他们有能力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而是国共两党处于高度对立的时候，都希望向第三方面申说各自的是非曲直，进而争取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第三方面的这些人，在这种特殊时期也格外关心大局，亦极愿意听取双方的情况，所以集会较多，虽依然无补于时艰，却好像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中间派之存在。
1941年1月31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原本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正式成立等问题与各方面进行磋商，然而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遂使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积极与各党派洽商调解办法。而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预定于3月1日召开，中共希望在会议召开前对皖南事变能够有一个“说法”，而国民党希望待到会议召开时在会议上提出和解决。国共关于皖南事变善后的纷争将严重影响国民参政会能否顺利举行。
2月15日，毛泽东等中共七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表示在政府未予采纳，未予裁夺之前，他们七位参政员“碍难出席”将要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形势高度紧张，大有国共两党完全决裂，触发内战的危险，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人士自然无法坐视不管，他们义不容辞地奔走于国共之间调和。
奔走连日，各方面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建议，但根本不见成效。2月22日，梁漱溟和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冷遹、章伯钧、张申府等十五人集会商谈，期望再以第三者的立场劝说国共。商谈结果，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三人负责起草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依据。当晚，梁、左、罗三人交换意见，并委托梁执笔。23日晚，梁漱溟起草这样四条意见：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梁漱溟写好这四条后，通知各位于翌日（24日）下午三时集会，大家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便以年齿为序签名。第一名张澜，第二为褚辅成。褚辅成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签名。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
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为一封信的方式，待转呈蒋介石。
对于中共方面，梁漱溟等人则约与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中共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第三方面提出的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亦即不成问题。这是25日的事。
27日上午11时，蒋介石指定与黄炎培、张君劢、张澜、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见面相谈，诸位除了向蒋介石面呈梁漱溟手书的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第三方面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要求给第三方面监督兑现的权力。
对于梁漱溟等人的两点说明，蒋介石皆表示甚以为然。总体来说，就是接受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梁漱溟等人去劝说中共方面，并约第二天再见面。
从蒋介石官邸退出后，梁漱溟等人将蒋介石的谈话大意即刻转告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黄炎培、梁漱溟、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等人与周恩来、董必武切实商讨，请中共撤回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恩来、董必武始终没有答应，仅允电延安请示，谈至夜半始归。
第二天28日，梁漱溟等人再见蒋介石，即以昨晚周恩来已电延安为告，接续商量组织委员会事，甚为顺畅。临末，蒋介石追问中共出席不成问题否，无人敢负责答复。于是蒋介石严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们出席，即当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之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惟有根本决裂，他们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蒋介石请梁漱溟等第三方面将此意尽快转告周恩来。
蒋介石的态度对第三方面震动很大，那时只剩半天工夫，时间非常迫促，所以梁漱溟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人顾不得吃饭，立即前往曾家岩五十号，向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转达蒋介石的话，并表示这可能是国共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重大历史关头，请中共从大局考虑，能够决定出席，勿负各方面的殷切期望。
梁漱溟等人既转达了蒋介石的谈话，又表达了第三方面的期望和要求，周恩来等人似亦无甚固执之点，仅谓必须候取延安复电。他们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所以周恩来对梁漱溟他们说，至迟夜晚必有复电。收得复电，马上通知梁漱溟等人。
有此答复，梁漱溟等人颇感满意。政府中关心此事者向梁漱溟等人打听，他们亦都以此作乐观的答复，因当晚的政治空气确实不像有问题。下午6时5分，黄炎培电话询问中共方面的消息，周恩来在电话中说延安方面尚无回电指示。8时后，黄炎培、梁漱溟等人会集在张君劢家，一方面起草委员会要点及拟定人选，一方面静候周恩来的消息。但不料梁漱溟、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周恩来；周恩来亦在山上坐候收电，到底不得复音。梁漱溟遂与黄炎培同室小睡了一会。
3月1日晨七时，周恩来、董必武两位匆匆赶来，向梁漱溟、黄炎培等人亲自解释因电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因此仍不便出席将要开幕的参政会。经梁漱溟、黄炎培等人再三恳谈，终无法相强。
此时，开会时间将到，蒋介石用电话通知黄炎培，嘱黄炎培、梁漱溟代表他再次敦劝董必武、邓颖超两参政员速即出席（因七位参政员中实只有董必武、邓颖超在渝）。有了蒋介石的指示，梁漱溟、黄炎培只得再跑去劝驾。董必武、邓颖超自然不肯来，周恩来写了一封抱歉的信，称没有中共中央命令，个人不便自主。
梁漱溟、黄炎培等人赶到浮图关国民大会堂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会场，将此信回复蒋介石，并代为解释，说他们只因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介石闻言当即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位参政员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以便等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后，便可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的原则，选出中共参政员参加主席团。
不料，第二天（3月2日）形势急转直下。是日黎明，梁漱溟、黄炎培又用电话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们，延安的电报来了。梁漱溟、黄炎培正色然而喜，却不料周恩来接着告诉他们：延安的电报不是指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而是提出新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主要内容有：
一、在全国范围立即停止向中共的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迫害，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迫害。
四、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
五、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
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
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辖有六个军。
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
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随这十二条致函参政会，表示假如这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他们中共参政员届时必可报到出席，此点已得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与此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致函各党派领导人黄炎培、张澜、江问渔、张君励、梁漱溟、左舜生、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等，表示今天提出的这个提案，已力求容忍，假如能够得到正面结果，并获有明确保证，董必武、邓颖超两参政员必亲往参政会报到。信中说，“考其形，容或有负诸先生之望；察其心，又知诸先生之必能见谅。方命事小，国家事大，惟求诸先生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办法早有结果，斯真国家民族之福。”
对于中共新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黄炎培认为“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否则条件亦已优厚，在往时求之不得了”。而在梁漱溟则认为，中共这十二条与前此十二条相比，条件降低了甚多。但他认为，不论条件高低，他们第三方面从来不预闻讨价还价的事情，他们是以国民立场过问国事，本着他们的主张和信念而奔走努力。他们并非做和事佬、调停的人。何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他们第三方面所要求的国家统一的精神根本不合。
其实，中共提出的这新的十二条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们相当清楚国民党不可能答应这些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照常举行，3月2日选出主席团，根据国民党的提议以吴贻芳代替周恩来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中午十二时，梁漱溟与民主党派的一些朋友聚于一心饭店，商决他们今后将如何协调行动。梁漱溟提出意见说：对中共的十二条实在不愿加以讨论，况且逐条磋商，必致延过参政会期。要当局一口答应，也断无此理。基于此，梁漱溟建议第三方面向中共提出新的三原则：
一、原提之第十二条，已成过去，不必再议。
二、原提之第十一条，似相当于第三方面所主张的那个各党派联合的委员会，请按照第三方面所提的四条继续进行商量。
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条都暂不讨论，待那个委员会成立时，交委员会裁决。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三原则在国共两党异中求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即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而委员会如何组织，梁漱溟建议请周恩来和张群直接见面，较易解决，更加上张君劢、左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请蒋介石核定，一经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员会，而一面中共出席参政会。若能在此届大会内终得圆满出席，尚足以安慰国内人心及国际友邦之望。
然而，第三方面各民主党派领袖对梁漱溟的新建议都很消极，不愿采纳。结论是梁漱溟可以个人单独进行，不与大家相关。黄炎培、张君劢、张澜等人还劝梁漱溟在努力之前先争取张群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张君劢对梁漱溟说：你欲晤张群，我可替你向他约个时间。张澜也对梁漱溟的想法给予积极的鼓励。梁漱溟接受了几位先生的美意，自愿试一试看。
3月4日，梁漱溟乘张群过访，相谈甚畅。张群还提到1939年秋间，梁漱溟从华北回来，力主军队应属于国家之说，当时不过一空想，而今则居然得到两党的承认，何等可喜！又说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国之道更无余义矣！但梁漱溟提议请他们与周恩来直接商谈委员会事情，张群却说且待请示最高当局再说。于是梁漱溟再三叮咛，一旦最高当局有什么指示，务必不要忘了通知、告知第三方面。
翌日晨，梁漱溟往访张君劢，恰与张群相遇。张群告诉梁漱溟说，今晚蒋介石在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他亦被邀陪坐，届时定可答复。而在张群走了之后，张君劢又竭力劝说梁漱溟不必等张群的消息，尽可先访周恩来。梁漱溟亦认为与周恩来谈谈并无碍，于是就去拜访周恩来，只是未谈眼前具体的事情，而从根本大端有所讨论，如军队统一于国家等。到了晚上，嘉陵宾馆散席后，张群招梁漱溟于一旁，问梁漱溟曾否进行，若未进行，过了明天再说。梁漱溟转问何故。张群答道：蒋介石将于明天（6日）亲自代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并希望参政会对此问题有所表示。所以张群说要看了明天的形势之后再进行。言罢，匆匆分手。
梁漱溟闻言，急忙找张君劢商量办法。梁漱溟说，不知蒋介石明天将作何种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作何种表示？假如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之宣布，参政会之表示，做一转圜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圜。基于这样的担忧，梁漱溟表示愿尽今夜再作一度努力，并请张君励约张群明早等候他的消息，希望在蒋介石明天下午出席参政会大会之前，能够洽商一个结果。
张君劢答应了梁漱溟的请求，梁漱溟即刻往访周恩来倾谈，当夜宿于周处。
梁漱溟诚恳爽直地向周恩来说出这样两层紧要意思：
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梁漱溟嘱托张群候我消息。我们都是爱护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梁漱溟来请教你周恩来，要赶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俾大局从此转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商量时最好请你周恩来与张群直接谈，而第三者参加讨论。委员会事确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员会解决，请中共参政员先出席参政会，以慰各方之望。
听了梁漱溟的介绍，周恩来答复说：
一、由于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军政部长何应钦连日在大会上的两次宣布，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可说已成过去，不必再谈。中共方面固不知蒋介石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响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里，坏亦坏不到哪里——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开参政会出席问题，中共方面不拒绝任何的商谈。像是各方合组委员会的问题，尤所愿谈。委员会如成立，一定参加。
三、同张群直接谈，无所不可。周恩来还表示，如果你梁先生问得张群同意，我周恩来马上去见他。
四、前于3月2日有一件签呈，系以周恩来名字，作为下属长官（不作为党派关系）口气，列举几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处扣车，某处扣人，几个月不发下护照等，请求蒋介石委员长批交各该机关制止或纠正者，请转恳张群向蒋介石促请早为批下。能批一“查明办理”的字样都好。
周恩来的答复有理有据，梁漱溟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只得照周恩来的话，第二天据实转告张群，张群表示且待过了下午再商。
这天（6日）下午，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词义严重，谴责中共自抗战以来屡次破坏军令政令，声言：
只要中共以后奉命守法，不再袭击友军和到处挑衅，政府无不一律爱护，一视同仁，而且政府宽大为怀，决不追究既往。否则，如果有抗命乱纪，破坏抗战的行为，如从前新四军之所为，那无论其为任何部队，政府为国家利益，为抗战胜利，不能不依法惩治，而加以制裁，以尽我政府抗战建国的天职。
蒋介石的宣布使国共两党的关系陷入抗战以来所未有的低谷，彼此一往一复文章愈多，彼此间的距离愈远，问题愈扯愈多。梁漱溟适有自己的事待办，亦就离开重庆回到四川璧山县来凤驿乡间。
3月10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已经结束，但中共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于是，梁漱溟与张澜连夜又找到张群，仍提出成立委员会的事。梁漱溟对张群说：我梁漱溟为国民党打算，认为那个委员会应当赶快成立才好。要知道在抗战四年中，中共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就是国民党的失败。这失败由于三点：
一是遇事含糊，没有清楚明白的解决，陕北边区到底合法不合法，即其一例，其他类此甚多。
二是遇事拖延，不能迅速解决。此事例亦甚多。
三是单靠武力和特务警察来制止共产党的发展，没有得到舆论的有力援助。类乎我们这样的中间力量第三方面一般人均不愿说话，是其一例。
梁漱溟继续对张群说，共产党就在国民党的这三点失误中成长壮大。要想补救，必须改正前失。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明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则社会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
苦口婆心的梁漱溟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个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他还向张群表示，蒋介石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所以我们第三方面都盼望你张群能帮助蒋介石。
梁漱溟的适度恭维很使张群受用，张群闻言似颇以为然。他说他明天将返回成都，十天后再来重庆，希望梁漱溟等人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结束后，中共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没有时限的督迫，只是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仍自我感觉是个问题，总想设法尽力。3月13日中午，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联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下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及梁漱溟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翌日（14日），周恩来应邀同蒋介石谈话。蒋介石询问延安意见。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事件、二月份政治压迫、防地问题、扩军问题、饷弹未发等，要求见被国民党扣押的叶挺，并按中共十二条解决。周恩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找他谈话，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共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缓和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个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蒋介石正走着哄字。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报毛泽东，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毛泽东电复：先解决小问题，但大问题绝不放松。
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对梁漱溟等第三方面是很大的鼓舞，因为很久以来，至少自上年冬以来，周恩来屡次求见蒋介石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一位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中共问题系军令军纪，叶剑英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必须服从，不必进行多少商量。而周恩来则代表中共，蒋介石之所以不见周，即不愿将中共问题演变成党对党的问题。此次忽然约见，意必有话商谈。梁漱溟等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因为见面总比不见面好，谈谈总比不谈好，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此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
国共关系的缓和给梁漱溟等中间派人士很大的鼓舞，使他们觉得更应该利用关系缓和的契机将先前提出的那个委员会组织起来，因为从比较长远的观点看，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亦向第三方面同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梁漱溟遂与一些朋友根据从前提出的四条意见草成一个委员会组织章则草案，并经王世杰精心修改。大致有这样几条：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介石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
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
五、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过去担任法制局局长多年，对于起草法规具有专长。其一条一条的文字，都经苦心斟酌。
20日中午，蒋介石设宴招待参政会全体驻会委员二十五人。饭罢，蒋介石留梁漱溟、黄炎培、褚辅成、张君劢、左舜生五人细谈。梁漱溟等人向蒋介石陈述继续接洽中共代表出席问题，仍请组织特别委员会，并将经王世杰修改的这个方案面呈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草案可行，仅将常委改为三人至五人，委员改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无改动。又问梁漱溟等人若未曾与中共方面谈过，可即前往商谈，听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争取能够将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
22日，黄炎培等先至曾家岩五十号中共办事处拜晤周恩来、董必武，并同至张君励家，与梁漱溟、张君励等人一起商量组织委员会的事情。黄炎培向周恩来、董必武详细介绍了他们3月20日与蒋介石就组织党派委员会洽谈的经过，并将经王世杰修改、蒋介石过目的委员会草案给他们看，而征其意见。
周恩来说话虽多，最重要只有一点：他们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坚决主张委员会之组织须在参政会之外。
梁漱溟等人说：此委员会必有系属之处，与其系属于政府，不如属于参政会。并且大会已闭幕，他们第三方面准备由驻会委员产生出来（且准备作为主席团的提议）。因为照驻会委员会的新章增加了建议权。
对于梁漱溟等人的解释，周恩来认为不妥。他指出此次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国民党以及某些参政员对所谓中共问题一次一次的宣布、指责，一次一次的议决，使中共方面落于绝对不利地位，中共参政员无法再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而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委员会。周恩来又指出，驻会委员会的建议，照章程上规定以不背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员会不合于大会议决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员会所行者不合于大会所议决，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周恩来坚决地说：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周恩来出席委员会时，他周恩来亦要坚辞不担任。
周恩来的强硬态度引起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人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觉得周恩来的话相当有理，亦不强争。更担心周恩来除此点外，尚有其他问题；甚至担心周恩来的意见外，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尚有意见；所以22日讨论结果是请周恩来以草案全文电达延安征问中共中央的意见后，再作讨论。周恩来表示延安收到草案后在一两日必有复讯，遂约于24日再会面。
其实，在梁漱溟与周恩来约谈的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很清楚梁漱溟等人的意见和委员会的详细方案，并向延安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他在与梁漱溟等人谈话中提出的，将要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有讨论一切问题之权，以及各党派必须平等。毛泽东迅即复电，请周恩来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是否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更妥当。
23日上午，梁漱溟等人同访因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而刚由成都来重庆的张群。他们将张群不在重庆这段时间内交涉的一切情形都作了介绍，并表示他们第三方面已不考虑这委员会隶属参政会的问题，须另想办法。张群听后觉得其他办法不易想，不过他又表示也不致于全无办法。不过，将成立的委员会如果不属于参政会则名称即又成问题，因为这个委员会当然不能再称“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而亦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前置词的“秃头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名称问题很费思索。
谈话结束时，梁漱溟表示他将因个人原因定于本月25日赴桂林，不能等特别委员会的完成。张群劝他不要急着去桂林，还是等有结果之后再去。
24日午后，梁漱溟等人如约与周恩来、董必武重行会见，忽有某人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恩来表示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27日再谈。
27日，周恩来、董必武与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在黄炎培寓所会面商谈国是。周恩来向梁漱溟等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主张，共有七点。其中大问题有二：
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
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为“各党派联合委员会”
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梁漱溟等人听了之后均有难色。而周恩来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几件小事呈请蒋介石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
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让步？
梁漱溟等人互商，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这个建议根本无需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因为蒋介石绝对不会同意。既然双方如此，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恩来声明外，同时向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声明，托其代陈于蒋介石，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29日一大早，梁漱溟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