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艰难困苦中总算把《光明报》创办并维持着，在一个时期内使《光明报》成为海内外注目的有影响的刊物。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促使美国举国一致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晨，日军开始由九龙方面进攻香港，并对香港狂轰滥炸。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中，梁漱溟当日仍到报社理事，并和萨空了等负责人迅速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和打算：他们从银行提出一批款项，并购买足够报社同仁维持十天上下的大米以及可以用相当一个时期的纸张。
然而五天后，由于承印《光明报》的民生印务公司在日军炮火不断袭击下无法开工，《光明报》于12月13日被迫停刊。梁漱溟和报社的工作人员只得东躲西藏，以免发生意外。
其实，一天前（12月12日），报社经理萨空了和总编辑俞颂华就觉得梁漱溟“目标太大，怕万一香港沦陷，问题严重”，遂决定将梁漱溟转移到报社同仁黄瓒的族人家中去住，准确地址除萨空了等报社几位负责人外，社内同仁一概都不知道。
此后数日，梁漱溟和报社同仁仍期望报纸复刊，或与其他被迫停刊的报纸一起出联合版，然由于形势急剧恶化，梁漱溟等人的努力终告失败。
12月25日，香港前线阵地被击溃，港督下令停战，日军终于占领香港，战事结束。在香港沦陷初期，盗匪蜂起，日军趁机作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为了安全，梁漱溟与萨空了、张云川、黄瓒等人于26日躲进西环广州知用中学小学部教室里，且视日军动静如何，准备随时离开香港。
梁漱溟他们躲藏的房间在三楼，全层都被他们占用。过去那只是一间教室，四面徒壁。他们借来一张床、三条板凳、三副铺板、六张木椅、一个方桌、两张学生书桌。床由梁漱溟睡，其他人睡铺板。
在这所学校，梁漱溟等人深居简出。白天各自读书，夜间停电，不能看书，几个人就在一起闲谈个人经历的种种往事。有天梁漱溟有事外出，走在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处，遇见陆光荣。二人正边走边谈时，两楼之间忽然冲出一个人，眼部以下蒙着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对着梁漱溟，要他交出身上的财物。当梁从衣袋中取钱包时，陆光荣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此时正巧有一辆警车自上往下驶来。陆于是边跑边大声喊叫“robber！robber！（土匪）”。持刀蒙面者看到警车开来，不及接过梁漱溟手中的钱包而仓皇逃走。梁漱溟虚惊一场。
在日军统治下的香港已经无所作为，梁漱溟决定尽快离开，但急切中找不到什么好办法，直到翌年（1942年）1月9日，他才在范长江、萨空了等人的帮助下有了一个机会。
翌日（1月10日）黎明前，梁漱溟身着中式夹裤夹袄，离开所住的小学校，由黄瓒送到香港仔约定的一个僻静处，登上预先租定的一条小船，悄然离开。
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检查。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同行的有陈此生、陆光荣及范长江夫妇。他们各人都已改换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提着小件行李，颇有逃难者的凄凉惊慌之感。
小船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三挂帆，全赖风帆之力而行。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的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那一天从早到晚虽都有风，但并不都是顺风，所以晕船的人颇多，或呕吐，或眩晕难支，频频用止呕药。只有梁漱溟一人无特殊感觉，一切如常，大家颇为惊奇。
他们的目的地，第一站是澳门。一路上曾遇有日军飞机盘旋而过，又有日军汽艇自远驶来，因而船上的水手和客人都不免害怕，纷纷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一路无事，于当晚十时许便在澳门登陆。
在澳门，梁漱溟一行寄宿旅馆，伺机换乘轮船到广州。同行友人以终于从香港逃出，色然而喜，相庆更生。然梁漱溟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他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澳门政权虽属于葡萄牙，但此刻则全在日军控制之下，所有轮船皆被日军扣住不许开。梁漱溟一行因旅馆耳目太多，不便久居，便在李济深的早年同窗、现定居澳门的朋友冯祝万帮助下，移居到一间空房内，从长计议，设法离开澳门。
此时澳门相当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等皆由政府公卖，非有澳门居民证不能买。各商店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由香港经澳门回内地的人日多，然可走的路并不多。一是没有轮船；二是乘小船漂海，海上多盗，太不安全；三是循石歧向内地走，不仅要经过日军几道检查，而且要先在澳门向日军管理机关缴照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梁漱溟一行人当然也不愿走这条路。
经朋友介绍，梁漱溟等人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吴发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揽一带。于是在吴发的帮助与护送下，梁漱溟等人决定仍以小船漂海，直奔都斛。
1月17日下午，吴发派人引梁漱溟等人乘渡船先到距澳门不远的路环。吃完晚饭，换乘吴发他们向内地运棉纱的便船。梁漱溟乘坐的那艘船约有六尺宽、三丈长，无蓬，仅有一挂帆。由于装的棉纱包太多，梁漱溟只得侧身卧在棉纱包上。
船开走不久，忽然陆光荣乘坐的船驶来，说他们发觉梁漱溟不会粤语，怕途中有事不好应付，特地派善粤语的陈此生与梁漱溟同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船夫八九人在船上不时来往行动，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地驶去，梁漱溟仰卧着看天上的星斗，不禁思绪万千。回顾半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离开香港的这段时间，他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在敌人的炮火以及匪盗遍地行劫中，他却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也没有遇到什么大麻烦；不但没有危险，辛苦也极少；到处得到朋友们的帮忙，人人都对他很好。想到这里，梁漱溟内心更加坦然，觉得内心深处的自信更加牢靠，觉得大难不死，必有重任在肩有待完成且非他莫属。那就是：“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中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梁漱溟自信：“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梁漱溟还想：
假如我所行所为止求一人的享受，那么，我的安危止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如我止顾一家人的生活安宁，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人而已。但我不谋温饱，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自有知识以来，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而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于孔孟之学、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于解决当前问题，以致复兴民族的途经，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梁漱溟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相信自己一定会平安。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饭的人，世界多他一个少他一个都没有关系。但今天的梁漱溟，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个人代替得了，所以他自信不会发生危险。因而从香港出来，梁漱溟一直不曾毁弃身上的名片，正因为他绝不曾考虑到什么危险。
大的危险虽不曾有，小的麻烦并未断。正当梁漱溟畅思遐想的时候，不料后半夜风向忽变，风大浪急，小船颠**欲覆，海水直泼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全部弄湿。
不得已，小船停到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待天明日出，将衣服晒干，并用海水煮点饭吃，仰卧沙滩睡了一天。
18日黄昏，小船又扬帆而去，不多久便到达都斛镇海口东溶口，并与先期到达那里的范长江夫妇会合。靠岸时，岸上的警察上船查问，并非要梁漱溟等人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须涉水而过，此时正值后半夜，不仅极其寒冷，而且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梁漱溟与范长江的夫人确实不便此时上岸。于是，梁漱溟从身上掏出名片，托范长江、陈此生二人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警察长见到梁漱溟的名片，又听范、陈二人的说明，态度变得非常好。天明就招待梁漱溟一行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他们到镇上去了。
梁漱溟等人在都斛休息一夜，不期然受到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人的欢迎和款待。20日，由警察所代雇两辆脚踏车和两乘轿子，向台山县城出发。都斛警察所朱所长正是朱元凯、朱灵均的本家弟兄，这位朱所长又写信告知在台山城内任政府财粮科长的同学陈炳贤，陈报告县长陈灿章。陈灿章县长不仅是梁漱溟的朋友、广州《民国日报》社社长刘裁甫的学生，而且与梁漱溟也认识。1928年梁漱溟在广州时，陈灿章任民政厅秘书，曾和梁漱溟见过面。所以，梁漱溟此次到了台山，照例又受到县长陈灿章的衷心欢迎，当地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都来看望，他们皆认为梁漱溟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第一人。
从香港逃离及至内地，梁漱溟一路上没有遇到大的风险和损失，但同行的陆光荣却在从澳门漂海内渡时一度被海盗掳去，而陆恰好在上船时与梁调换了船，否则，梁漱溟也不可能这样顺利回到内地。
在台山，梁漱溟等人踏实地休息了一夜。21日晚，梁漱溟给国民参政会发了一份电报，告知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
21日下午，梁漱溟一行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到达三埠。驻在三埠的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磊夫，为梁漱溟日日相熟的朋友。所以梁漱溟一到，李便来看望，并于次日中午约请一些军政长官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梁漱溟设宴。宴毕，又派一支部队护送梁漱溟一行赶路，当晚到达开平县城。县政府科长陈伟宗迎于中途，县长林开远又到旅馆看望，于次日黎明，亲自雇来五乘轿子为梁漱溟等人送行。第三天午后二时到达新桥，然后换小船于傍晚到达肇庆。
驻在肇庆的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王仁宇，虽未和梁漱溟谋过面，但在梁漱溟主持广州第一中学时，王仁宇就在一中不远处主持工业专科学校，并且王的夫人与梁的连襟伍观淇的夫人来往密切，因而王仁宇对梁漱溟的照料就不能不格外殷勤，王仁宇夫妇多次拜见、晤谈，并陪同梁漱溟游览公园。
25日傍晚，梁漱溟一行由王仁宇夫妇送上开往梧州的客船。在船上，不期然遇到久已相熟的陈济棠。次日上午搭乘专门来接陈的电船很快到了梧洲码头，在梧州专员梁朝玑的司令部里稍事休息，当晚又上船赶程西进，经桂平、贵县、宾阳、柳州，又换乘火车，于2月5日晨到达桂林，结束了一路颠簸的辛苦。
在景色秀美的故乡，梁漱溟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944年离开。三年中虽与不少朋友往来，但从总体上说则过着隐居式的生活。
和梁漱溟时常来往的人，主要有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几位。他们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上有所策划，并和美国人有所联系。因为此时美国人急于对抗日本，深深气愤蒋介石的腐败自私，多所贻误。像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以及驻桂林领事林华德等，对于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国人总是愿意有所帮助。因此梁漱溟他们也曾设想如何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不过后来未曾实行，尽成虚话。
当桂林危急的时候，梁漱溟与陈此生于1944年10月中旬自昭平东来，翻过一座高山，到达贺县八步镇，借住在临江中学，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进行战时民主动员工作，同时亦树立对内政治革新的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然而时局多变，头绪纷杂，盘桓进退其间虽近一年，苦心孤诣，终于一事无成。
1942年在桂林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