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5日，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停战倒戈，奉军残部被迫退到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直系总司令吴佩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阀，而是一个有着相当理想和才干的政治家，为前清秀才，因而在军阀中是少有的文化人，曾被认为是有能力有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的政治家，因而受到英美乃至苏联政府和民间舆论的青睐，并在1924年成为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人。至于国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当年似乎也都看好吴佩孚的政治前程。所以当吴佩学的直系大败张作霖的奉系时，丁文江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非常兴奋，丁文江于1922年5月9日甚至当面对胡适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叹。
吴佩孚直系的胜利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以为中国政治或许能够在此形成一个转折。为此，梁漱溟与好友李大钊一同拜访蔡元培，意欲就现实问题有所讨论，有所主张。这个时间大约在1922年4月27日之后，因为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蔡元培昨天晚间打来电话，说林长民、王宠惠、罗文干等人去看他，谈到过前次商议的事，大概就是丁文江提出的组织一个能够讨论现实问题的团体。蔡元培不主张组织团体，但赞成发表意见，并由一班人出来主持裁兵等事。蔡元培告诉胡适，大家建议由胡适负责起草宣言。胡适表示不愿做这篇文章。至此时，梁漱溟与李大钊似乎还没有去见蔡元培。
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与李大钊、张申府等在中央公园 （左2为李大钊，3为梁漱溟，4为张申府）
胡适不愿起草这篇宣言的态度由蔡元培转达给了林长民，林长民决定4月27日去胡适家面劝，而这一天胡适由于有其他事情不能在家，遂乘便到林家看望林长民，向林当面解释不能做这篇文章的原因，并劝由林自己起草。胡适的真实想法是：此事终宜慎重。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近年来做的事情，着着失败，所以要拉胡适等人加入。胡适判断，他们如果跟着研究系，结果有两种可能：或是他们被拖下水而于事无济，或是他们的加入能够使国事起一个变化。胡适暗思：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第二条，非他们用全副精力去干不可。这是此时一心一意向学的胡适所犹豫不决的根本之点。
并不是胡适不愿谈政治，胡适对政治有天生的兴趣，只是胡适不认为可以与研究系的人一起谈政治，其实他个人此时正与好友丁文江密谋筹划一个谈政治的机关。
丁文江向来主张他们这批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大约半年前，丁文江和胡适等人开始筹备，核心圈子大约四五人，最多时参与讨论的也不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个桌上吃饭讨论。后来，丁文江又提议要创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于是有《努力周报》的诞生。
《努力周报》的创办号出版于1922年5月7日，而此前某个时间大概就是梁漱溟、李大钊等人加入的时间，他们大概也都属于胡适所说的十二人圈子，是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讨论的人。
经过若干次的讨论之后，他们的思路越来越明晰，那就是沿着废督裁兵的思路，提出一个“好人政府”的方案，只要“好人”愿意出头，就能够遏制坏人为所欲为。这正是梁漱溟几年前写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时的思路，当然也是一般人的共同认识，并没有多么高深的道理。
5月11日，胡适动笔写了一篇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政论文，先前原本计划是给《努力周报》用的，只是写着写着觉得这篇文章颇能够代表大家的共同意见，不妨作为大家的公开宣言发表，以扩大影响。故半夜脱稿时，胡适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李大钊商议此事，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定于第二天在蔡元培家召开一个小会，邀几个“好人”参加。当晚，陶行知获知消息后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
第二天一大早，胡适分别电话通知蔡元培等人。中午十一时许，胡适、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朱经农等先后抵达蔡宅，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专任导师徐宝璜（伯轩）并不在邀请之列，可能正在蔡元培家商量事情，因为蔡元培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日常具体事务由徐宝璜打理。徐宝璜获悉今天聚会的主题后，也欣然参加。他们都赞成胡适起草的宣言和建议，都愿意列名做提议人。
蔡元培留各位在家里吃饭，饭毕，各位都散了，独胡适留下来与蔡元培闲谈。下午三时许，王宠惠、罗文干也来到蔡家，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这样，连陶行知、丁文江、王伯秋、王徵和胡适，共十五人。稍后，顾孟余自行取消，加入高一涵、张慰慈，共十六人。
将这些签名全部办好后，胡适于第二天（5月13日）下午专程到中央公园，把这份政治宣言交给一位记者用电报发往上海，又交给北京的一家通讯社将这个宣言捅出去。又过了一天（5月14日），刊登这份政治宣言的《努力周报》第二号出版；又一天（5月15日），北京《晨报》也将这个宣言登出。
这个宣言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是以“好人政府”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不论各自的政治理想组织是怎样的，也不论是坚持什么样的政治理想，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以一个公认的“好政府”为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目标。
他们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他们强调，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有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功夫。
至于“好政府”的含义，宣言认为从消极的方面说，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是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宣言还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他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三是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他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为为他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在谈到现实政治问题时，《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他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他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他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
第二，他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他们对南北议和提出这样几个条件：
一、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
二、南北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三、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四、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对于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裁兵问题，他们提出这样四项主张：
一、规定分期裁去的军队，克期实行；
二、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三、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四、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宣言认为当时的中国官吏队伍太过庞大，因而郑重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
一、严格限定中央及各省官制，严格限定各个机关的员数；
二、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干薪”的官吏；
三、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升级办法。凡属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关于选举制度的改良，也提出几点建议：
一、采用直接选举制；
二、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三、大幅度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关于财政，他们提出两条建议：
一、彻底的会计公开；
二、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我们的政治主张》最后表示他们很诚恳地提出，很诚恳地请求全国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口传。
很显然，“好人政府”的主张虽为胡适提议和起草，但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代表了梁漱溟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是在当时南北军阀混战的夹缝中表达了“中间势力”知识分子的理想、愿望和期待。由于这个宣言的起草者、联署者在当时知识界具有无可替代的力量和地位，因而这个宣言确实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比较像样的政治表达，所以不管梁漱溟与胡适等人在其他方面有多少过节或意见分歧，只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始终坚持宣言中的立场，他当时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引申《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的观点，以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所以就让坏人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梁漱溟的态度其实就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立场。
如果仅就政治理论和政治理想而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无疑是一个比较重要也比较正确的政治宣言，并不完全是书生空谈，更不是书生误国。这个主张切合当时的政治实际，也比较通情达理，在理论上自然很容易获得南北双方乃至国中各界的认同和支持。但是，这个主张毕竟是知识分子一种十分软弱的改良主张，正像周恩来当年所批评的那样，或许“太缺乏了革命的热情”，他们期望在不触动现有政治体制特别是武夫当国的前提下，建立好人政府、正当机关、宪政国家，这无疑是与虎谋皮的幻想。后来在吴佩孚支持下建立的王宠惠内阁，几个好人都被拉入政府，“好人政府”终于从理论上的理想变成现实政治中实际，然而好人政府掌政后，并没有多大作为，仍是一承旧政，萧规曹随，整天为了军阀搜款张皇，与“坏人政府”一样做了军阀武夫的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