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应邀前往曹州进行教育改革尝试的主要动力和背景是他与王朝俊的特殊关系。如果没有王朝俊的盛情和再三恳求,如果不是王朝俊与梁漱溟在文化思想和教育理念上的基本一致,梁漱溟决不会丢掉他在北大的职业而奔赴山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前往曹州办学的主因便是对王朝俊个人人格的信服和尊重。

然而,人格的高尚丝毫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或不做出有损朋友利益的事,尤其是在当时中国一片混乱、群雄割据之际,作为在山东颇有影响与实力的王朝俊便难免卷入一些政治纠纷之中。

这场纠纷的大致情形是,当梁漱溟主持的曹州中学开学不到半年,国内政局风云突起,冯玉祥在孙中山的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反直同盟,决心寻找机会推翻曹锟、吴佩孚等军阀统治。王朝俊原本就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所以当冯玉祥准备起兵的消息传来,他自然积极参与,预闻其事,授意曹州镇守使参谋长吕秀文(蕴斋)发动兵变,率第一、二两个团长驱逐曹州镇守使徐鸿宾(燕珊),宣布曹州独立,并宣称接受冯玉祥的命令,以曹州旧部组建为国民军第五军(冯玉祥部号第一军),吕秀文任军长。

其时,山东督军郑士琦为曹锟就任大总统后任命的济威将军兼陆军上将,他自然更倾心于曹锟和吴佩孚。郑士琦获悉吕秀文的行动后,立即派兵弹压。战祸将作,曹州人心惶惶。梁漱溟急忙入京质问王朝俊何以如此深地介入军阀纷争,将相对平静的曹州卷入无穷期的战乱之中。

梁漱溟的指责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又匆匆退回曹州以靖人心。然就在此往返奔波中,梁漱溟悔悟自己此次前往曹州办学确实是犯了“往教”的错误,而没有坚守“来学”的原则。于是他准备离开曹州的想法在一霎那间形成。拖至1924年底,梁漱溟独自悄然离开曹州,回到北京,客居清华园,始谢绝一切外务,以几年来少有的平静心校理乃父梁济遗稿,且深刻反省自己此次山东之行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三年不出之计。于各方约聘,概辞不赴,不论什么事也不担任,原意是要有点长进,再出来做事。

其实,梁漱溟对现代军阀始终没有好感,我们前面就专门探讨过他所发表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那篇文章其实就是对现代军阀的批判,所谓国民息兵,其实就是以国民力量去制约军阀的横行,剥夺军阀手中的武器。稍后,梁漱溟又积极参与废督裁兵及好人政府一系列反对军阀的斗争。

对于当时的政治乱象,特别是武夫治国的政治局面,梁漱溟以为除了国民的不争这一最大过错外,也不能不责备孙中山等革命先辈,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再次采用暴力革命手段进行什么“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开了一个恶劣先例。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门下,无不借助于武人,几乎没有武人,便不能实现政治活动。很显然,梁漱溟反对军人干政,反对国家军事化,力主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这一思想也可以看作是其后来“第三种政治势力”一系列民主主张的滥觞。

梁漱溟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仅军人要远离国内政治和政争,即便是政治家,根本上就不应该、也不允许产生借助武力和武人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想法。辛亥革命固然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辛亥之后的一系列政争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政治黑暗、社会黑暗,实际上无不因主其事者“脑筋太旧”,总想用武力维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结果却愈弄愈糟。法律绝不能受特殊政治势力、军事集团的干涉,却也不能受它们的维持,因为如此便根本上出乎法律的辙轨。只要离开法律而谋求解决,中国的问题根本就要局面翻转。

武人专制、武夫治国政治局面的形成,在梁漱溟看来,除一批政治家“头脑太旧”的原因外,最大的根本错误还在一般国民身上。他指出,中国一般国民对于民主政治的路子实在太漠视,总以为国事与己无关,对于自己的权利也太看得不重要。这种对于参与国政及个人自由的太少注意,实在是使中国无法走上现代民主政治道路的根本原因,结果当然是那少数有力量、有谋略的人凭借武力或利用武人夺取政权。这是中国民族的悲剧。

梁漱溟非暴力的和平思想有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不会因为偶然事件的影响而改变这种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的原则,甚至当全民公认是一种正义行为时,他也不能容忍那种假借正义的暴力行为。

1919年5月4日,震动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学生以打倒卖国贼的理由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发生后,梁漱溟发表“逆耳之言”,以为学生大游行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国贼章宗祥,不论其行动正义与否,其行动本身无疑触犯了现行法律,因此对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梁漱溟不主张“运动保释”,而愿意将学潮交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判厅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检查厅如果因学生人数太多检查不清楚,不好办理,学生尽可以一一自首,情愿牺牲。因为不如此,中国民族的损失更大。梁漱溟指出,从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同时,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们仍有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学生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们,加暴于他们;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学生所做的都对,即使犯法也可以使得。更不能说国民公众的举动,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可以超越法律之外。

梁漱溟的这番话怪则怪矣,但很符合他一以贯之的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或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稳定,只能凭借法律手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超越于法律之上。那种专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几千年来专制政体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能去掉这些旧毛病,就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言之,就是不会做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生活。不会做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为中国长远前途计,梁漱溟希望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甘愿牺牲自己也应为中华民族开一好的先例,那真是无上荣誉,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遵循法律途径去解决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在辛亥革命之后被破坏了,人们在以暴易暴心理驱使下,在正义的名义下,肆意运用暴力,所以法律的观念意识在这时其实已经很淡薄。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青年学生即便真的照着梁漱溟说的去做,也未必就能贯彻法律道德精神。正如《每周评论》一篇批评文章所说的那样:

第一,凡是群众运动都是一种共同感情的作用,无法分别首从轻重,对于大多数学生的过火行动,不可能只让几个学生领袖负责。如果这几个学生领袖去自首,那么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伪,与法律道德的真义背道而驰。

第二,五四学生运动在中国没有公众运动的历史上自然是空前奇事,若在近代文明国家,真是寻常茶饭,算不了什么。在现代文明国度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是国民在法律上应有的权利。所以不讲法律道德则已,讲法律道德,就不能拿扰乱治安目无法纪这些罪名一味指责学生,一并加到国民示威运动的头上。

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梁漱溟所宣扬的实质上是一种不管情理的盲目服从论,是有碍于社会文化进步的。

对于这类指责,梁漱溟并不介意,因为思考问题的根本路数不同,他的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不可能那么容易被别人所理解。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时间,需要持续不间断的坚持。

对于当时中国来说,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的最大障碍无疑就是军阀专权,所以要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必须调整中国政治统治的结构,必须解决军阀问题。这是当时政治的焦点,也是当时一切有志之士的共同看法。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相继独立,各省都督成了地方上的至上统治者,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甚至能够以地方的名义,或者联合地方干预中央事务。所以到了民国初年重建政治结构,袁世凯于1913年创设军民分治体制,各省设民政长,分隔或者说制约各省都督的权力。其主观目的无疑是对的,只是由于当时特殊背景和原因,这个措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作用,各省都督的权力不仅对中央来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在各省内部也形成了土皇帝式的独裁统治,使中国在赶走了一个皇帝之后产生出无数个小皇帝。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黎元洪也深知各省都督的权力过大不利于中国发展,所以他最先提出“废督裁兵”的政治主张,调整、改革中央及各省官制,改各省督理军事事务的长官为督军,改各省民政长为省长,军民分治。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黎元洪的这一变革并没有成功,省长并没有成为各省的权力中心,而督军在各省依然拥有至上权力。

各省督军当然也不是拥兵自重,胡作非为,实事求是地说,民国初年以来的各省督军大多数还是为本省办了许多好事,像阎锡山在山西,陈炯明在广东,卢永祥在浙江,都为地方发展贡献过心智。只是军人专政从来都有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不合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习惯,所以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废督裁兵之说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思想潮流,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形成规模声势巨大的民众运动。然而仔细检讨这些文章、运动,我们又不难发现,虽然大量的文章、大量的运动参加者是真诚地推动废督裁兵运动,真诚地希望重建中国政治权力中心,不过也有许多参与者心术似乎并不那么纯正,而是有借运动借思想以表达另外的想法另外的目的。至少,在中央掌握权力的人提出、推动废督裁兵,不排除有人是借此机会打击地方,重建中央政府的强势和威权。而文职政客提倡和推动废督裁兵,大多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饱受军人独裁的痛苦,所以也有借此机会进行政治斗争的意思。

其实,真正饱受军阀专权之患的是一般百姓,他们对军阀擅权的反对肯定是真诚的,不过也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各省督军拥有在地方的至上权威,假如这个至上权威爱民如子,能为地方办好事办实事,那么所谓的人民并不一定介意这个至上权威是军人还是文人,军人未必坏,文人未必好,文人误国、文人贪婪、文人无行的例子其实也是不胜枚举。所以各省政治统治的中心究竟应该在军人的手里,还是文人的手里,在民国初年其实并不是一个真问题,直至北伐成功,国民党重建全国统一,各省成立党部,党的领导人成为各省政治权力的中心,省长成为行政权力中心,但是依附于省党部之下,此之后,各省的政治权力便成为“党阀政治”。党阀政治在本质上与督军政治并没有区别,只是党阀们并不一定来自军界或继续指挥军队而已。

党阀政治还是后来全国重建统一之后的事,这里不再讨论,而督军政治之所以衍生出问题,主要还是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北洋政府在理论上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也是国际社会承认的惟一政府。然而自从民国初年的二次革命后,南方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始终被北京政府边缘化,始终进入不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甚至始终被排斥在政治游戏之外,这就使得南方革命党人在民国前期不得不在北京政府行政体制之外找到一切理由建立自己的行政体制,划定自己的统治范围。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利用北京政府特别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参与或发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这些运动从政治理念上说当然具有正义性,但在实践中却主要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地盘,所谓南方的革命政府、军政府等,其实与其他省份的督军一样,就是割据的军阀,就是军阀统治。所以,当南北和谈有了可能,废督裁兵便被提上政治日程,南与北都在利用这个机会,都希望通过这种和平的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废除别人的督军,裁去别人的兵。所以,通过南北和谈根本不可能实现废督裁兵的目的。

南北和谈的契机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正是那个时候,上海知识界实业界人士呼吁废督裁兵,北京政府很快接过这个口号,训令和谈代表将“裁兵”列入谈判议题,而南方政府不管怎么说是个弱者,更愿意完整地采纳“废督裁兵”这个口号,将这个口号列入谈判的正式议题,以此迎合或者说回应民间声音。

然而,由于南北两个政府各有心计,各有目的,南北和谈很快破裂,废督裁兵也就暂时搁置。至1920年4月23日,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南北和谈的僵局,以北洋督军的身份公开昌言废除督军,并宣布“取消督军,请自永祥始”,明确承认督军政治是时局转危为安,是中国能否步入民主政治的关键。卢永祥的宣言自然引起各方震动,因为只有督军本身意识到督军政治的局限性和问题,只有督军本身愿意废除督军,才意味着废督的真正可能。

卢永祥的呼吁获得了各方面的积极回应,浙江省议会最先表示赞同,以为卢永祥的这个建议合乎民意,应该尊重,应该支持。孙中山也对卢永祥的这个建议给予很高评价,以为是民国从军阀政治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同属南方军政府系统的云南督军唐继尧于6月1日宣布自废督军一职,调整云南省内行政架构。21日,同样属于南方军政府系统的贵州督军刘显世紧随其后,通电宣布废除贵州督军职务。所以,作为北洋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所发出的呼吁,却受到南方革命势力的欢迎和回应,而北方,在北洋系,由于卢永祥的这个建议来得实在有点突然,北方各省督军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并不能完全赞同,北京政府也就无法就此作出决定。废督裁兵不仅在北洋系落空,而南方革命党人匆匆忙忙宣布的废督方案,实际上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督军变成了总司令,依然是该省权力的中心,依然拥有至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