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商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贫瘠的黄土地上生产出的粮食却根本难以解决当地人的温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生财。迫于生存的压力，山西人只能出外经商谋生。晋商辉煌500年，出了乔致庸、雷履泰等很多富人，以至于达到了“富甲天下”的地步；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在明清之际，山西既不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海沿江，这些富人凭什么称雄于全国?他们的成功靠的又是什么呢?
1．“走西口”精神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与山西邻近的内蒙古、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在唱。
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走西口的山西人的艰辛与悲凉，至今唱起，仍不免让人**气回肠，升起一种辛酸的感情：西去路遥遥，西去水迢迢，走西口的哥哥在杳无人烟的荒漠中长途跋涉，一条扁担挑着一捆简单的行李，风餐露宿，心里藏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艰辛与酸楚，历尽艰险地向前走。
“走西口”精神就是闯**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辉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脚印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明万历时的《潞安府志》就记载：“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走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山西地理位置优越既可作为屏障，拱卫长安、北京、洛阳，也可充当基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有左右天下大势的战略地位。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人关之前，在制订他们占取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的，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晋商。“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人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晋商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对一个商人而言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144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他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在山西最有名的建筑不是晋祠，而是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这些个院落就是那些走西口、发了财的山西人为自己修造的房子。
如果略微探究一下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
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
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
这些人之所以当初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而是因为家乡太穷了，穷得不离开就无法生存。在当时，山西有很多像乔贵发这样的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人，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背井离乡另寻活路了。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然后就响彻在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的古道上。它的歌词其实就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于是他们踏上了一条凶险未知的道路。三步一回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
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这样被奠定了，这些当初走西口的汉子们，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那首曾经听起来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时已被晋商唱得大气宏博，传遍了大江南北。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中走上了兴旺。
2．贾可儒，儒可贾，儒贾相通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在晋地有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的蔑视。视读书做官为“邪”道，以致于在晋地出现了科举应考的考生不足录用数额这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就在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晋人之所以敢对官本位和功名利禄意识发出挑战，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银子，尤其是很多商人手中的银子比当官的要多得多!
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晋人弃儒就商的风俗形成。因此，晋人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地区不同，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上了。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了。通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
晋人普遍笃信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从事经商并不放弃读书，而读书不为做官而为满足经商的需要，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依旧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时，晋地的子弟们早已在市场上奔波了。无论世代为商者，还是力耕仅足以温饱的小家，都让子弟不放弃读书，但读书是为经商服务的，并非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目标。
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显说：“经商与做官，尽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善于经商之人，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有德之行，可谓图利而不污；善于做官的人，须遵循先哲教导，绝货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读书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瑶，就是经商而讲信义，做买卖间隙就抓紧读书。明代蒲州（永济）商人杨光溥，生而聪颖，有志向，幼读《周易》，日夜勤学，用心甚苦，以家中负担重不能专门读书，只好外出经商，然随身携书读之，并将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著成一书名《日用录》。蒲州（永济）人沈邦良，幼读书，成绩很好，后来经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陕甘，十分成功，但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携带一本《小学通鉴》，并能背诵如流，遇事常能引经据典。
还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杨继美，因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被众商推为盐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直属的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官职，要求在盐场居住相当的年代，品格、人才皆出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盐商祭酒既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又协助政府推行盐政，使所征盐税得以落实。杨继美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多年，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经常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晋商对业商又能仕者，同样认为是很荣光的事。明朝政府为了补充财政收入，有鬻官制度，即按入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蒲州盐商展玉泉，经商致富后，便入资数百银两，得授河南商丘驿丞。官职虽微，他却十分得意。临行，嘱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闲时可来看你。展家商业全交付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展玉泉虽然入资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却很器重他的为人，并称赞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经商世业。
展玉泉的经商能力在盐商中是比较出众的。当展氏由商而官时，他的同乡、大学士张四维也认为：以展氏之才，出任职位很低的驿丞是大材小用，这一职务让展氏干是游刃有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末举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就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3．联合经营，变弱为强
明人沈思孝说：“(晋商)其合伙而商者名日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有大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焉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
沈思孝的话还表明平阳、泽州、潞安等地的晋商资力雄厚，非有数十万两银不称富商。他们一般是吸收品行端正的人做伙计，并由他们出资，把经营业务委托几个伙计去办的。伙计对出资者也忠实地履行职责。如祖父辈做伙计时借得钱未还，则由子孙辈负责偿还，并以此形成风尚。因此，出资者争着要讲信义的人做伙计，念其对故人之事尚且不忘，更不会在人活着的时候昧良心。这样出资在前，获利在后；有资本和无资本的，都得益。且富者把资本尽托付各个伙计，所以估人资产的，只计算其有多少伙计，便知其有数十万或百万资产。
商人的使命在于互通有无，商人的生活就是浪迹天涯。但是江湖险恶，路途坎坷，世路与商界的残酷，需要商人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共同经营的团体中，不以信义为本，肝胆相见，组织尚难维持，何论共谋厚利。“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显示出晋商的豁达大度、识高见远。
比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最初是由三个肩挑小贩合伙创立的。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个人虽然都没有什么资产，但是经过他们的苦心经营，逐渐有所积累，规模开始越做越大。即使后来他们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却仍然保持着联合经营的方式，并没有因为赚了点儿钱就想着各自分开经营。
当然，独立经营相对于联合经营，也有它的优点。比如在管理上，可以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有非常大的决策权，可以自由调配资源，经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比较灵活。
但是，独立经营，必然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不管是资产也好，还是人力也好，独立经营的企业，其竞争力不强，难以与规模较大的联合企业相抗衡。
所以晋商要想突破自身局限，尽可能地获取各种资源，减少成本，扩大规模，扩大竞争力，相应地扩大利润额，就必须与别人实行某种联合互助。这可以说是扩大商业规模，形成商业航母的必然之路。
那么晋商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联合呢?
（1）建立行会
晋商在各地建立行会，以地域为单位，进行行会的划分。这种行会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统一商业规则，分享商业信息，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商业互助。信息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此彼此分享商业信息，对晋商的商业经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商业活动必然伴随着竞争和风险。为在竞争中获胜，减少和化解风险，加强自身力量，山西商人内部出现了最初的组合形式——行帮。
据《长芦盐法志》记载：“明初，分商之纲者五，日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日泽潞之纲，日平阳之纲，日蒲州之纲”。所谓“纲”，就是早期的一种商行形式。
明代长芦盐商的五纲中，山西商人就占了四纲，另外一纲为宣府之纲，也多为山西籍商人。商行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方式，其行会下的各个商号，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但是一旦大家面对共同的利益或者竞争对手，就会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形成较强的合力，对外产生较大的声势。
这种联合经营方式的主要功能是对内联乡谊，对外增强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在商业谈判中增加谈判的砝码，获取主动地位，从而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嘉庆十九年(1814)，当地税收部门非法提高对潞泽梭布商人的税收，引起山西商人的不满。潞泽会馆于是以商团的名义告到官府，一年后，经过几番周折，终于胜诉，税收获得减免。
（2）合资建立商号
在晋商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共同投入资本，共同经营，按资本的多少分取利润。投入的资本既可以是货币资本，也可以是货物、房屋门面、铺底字号等实物资本。
比如清朝咸丰年间，有个叫王吉成的山西汾阳人，以贩卖珠宝玉器为业。他结识了一位专门给皇帝梳辫子的“梳刘”，“梳刘”因为侍候皇帝，存了一些钱，因此想拿出来做买卖。两人一商量，决定合伙创办一个绸布庄，双方投入的都是货币资本。
又比如：清朝嘉庆元年时(1796)，有黄仁等三人合伙设立煤铺，其合同中写道：“立合同人黄仁，阜成门外北驴市口路东原有煤铺一座，家伙俱全，门面三间。因无力承办，情愿与张宜恩、林维乔三人合伙”。从合同中可以看出，黄仁是投入铺面等实物资本与张、林合伙。合同还规定了煤铺利润的分成办法是“黄仁三成，林维乔三成，张宜恩四成。”合同还规定了煤铺的最终控制权：以后除非张、林不做了，否则黄仁不能中途要回铺面。
再如：乾隆十二年(1815)，右玉县贾又库，与本县人王厚、郭尧三人共出本银，在归化城开设“三义号”绸缎杂货铺。其资本运营的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合资共营式。
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李步安、傅德共出银6500两，董禹出银4000两，陕西人徐子健出银两千两，合银14000两，去阿克苏买玉石1000斤，然后，6月份由傅德同董禹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
以上例子说明，合资运营的方式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相当常见。
晋商合资经营的方式，大多应用于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行业，这是因为金融行业对资本的规模要求较高。经营这些行业，需要非常大的投资，因此单个商人往往无力承担，而金融行业的高额利润又具有较大的**力，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之间进行资本联合是其必然采取的方法。
在包头城，由晋商开设的“兴盛号“、”兴隆永”、“天兴恒”等钱庄，都是通过合资方式建立的。很多有闲钱的官僚在看到钱庄、票号的巨额利润后，也纷纷与人合资开设钱庄和票号。
合资制，把大家的资本集中起来，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有利于个体商人克服资金上的难题，获得更多的商机。
合资经营的合作方式，把各人的资本进行调配组合，雄厚的资金成为商业活动中保证信誉的坚强后盾，它向客户或顾客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是大企业，资本的输出或产品的质量绝对有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卖方的交易过程就更快捷，交易额也更大，同时价格上也能更优惠。
联合经营使晋商的商号、票号具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在同业竞争中就能凭借其雄厚的资本，获取更大的主动权，甚至进行垄断贸易。
（3）人资联合
所谓人资联合，即人力和资本的联合。晋商各大商号常常是一家或几家拿出资本，由大掌柜负责经营，这种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合作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人力和资本相合作的方式。商号在各地的分号，同样也是人资联合的表现形式。
当然，这种人力和资本的组合，必须要求掌柜、伙计等，有端正的品行，必须对出资者忠实地履行职责，尽心尽力地为其工作。出力者，不仅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还要付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虽然掌柜或伙计没有出资，但是他们的劳动力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因此掌柜和贡献较大的伙计，可以和出资者一样获取利润分红。
人资联合的方法，使得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经营者成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经理(代理人)拥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即运用人力、物力、资金等资源，对企业进行管理。而财东(委托人)并不干涉经理的决策，只是在年终听取报告。但是，财东保留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如超出契约范围的投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等。
综上所述，晋商在经营活动中不断摸索出的联合经营方式，使其由弱变强，大大增强了商业竞争力。天下经商之人多至不可胜数，为何晋商能异军突起，独领**?“非常之事须非常人”，由此想来，晋商确实具有不凡的本领，才有可能在明清两代枝繁叶茂，称雄天下。
4．珍惜声誉犹如珍惜生命
在商场，盈利是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取得，一旦信誉丧失，必然招致商业失败。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有关诚信经商的谚语，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买卖成不成，仁义都要在”等。
晋商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诚信经营的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宁可亏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功绩卓著，其财团之所以能越滚越大，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有卓著的信誉。作为金融信用业，山西票号更崇尚信誉，“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仅以一纸为凭者，信也”。试想一下，票号建立之初，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也没有其他的监督机制，人们为什么敢把钱存于票号?完全是处于对票号的信赖。
曾有一票号，一笔数千两银子的汇票无人来兑取，票号花了许多精力才得知这个商人已经去世，又特地通知其儿子前去兑取，像这种诚信不欺的例子在晋商中是不胜枚举的。
为维护买卖人共同的商业道德，晋商各商号除制定严格规约外，还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故职员中舞弊者甚少。若有一人失足，则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并因此而失去在整个行业中立足的资格，甚至殃及子孙后代。比如在当时的主要交易工具秤星的命名上，就很有特色。当时秤为十六进位制，这十六两的金色秤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在交易中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是“伤禄”，少三两为“折寿”，再亏就触及天上星宿之位，则天理难容。秤星也禁用黑色，以表示做买卖不能黑心、昧良心。
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商家经营更是忌讳这一条，但是出了误差往往更能看出商人的品格信誉。有些贪图小利的商人是欲盖弥彰，而以信义为本的商人则主动承认，认真改正，不仅不会损失自己的声誉，反而变不利为有利，促进了企业的更好发展。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众所周知，祁县乔家的商业是从包头起家的。在过去的包头城，许多冠以“复”字的商店鳞次栉比，均是乔家开设的。乔家最早的店铺叫复盛公，后来发展成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十九个门脸。其中复盛油坊是其经营胡麻油的专营店。胡麻是内蒙一带盛产的油料作物，乔家落脚包头就瞅准了这笔买卖，开展了榨油卖油的业务。后来，乔家的企业发展了，就建立复盛油坊专做胡麻油生意。复盛油坊的胡麻油榨制精细，品质优良，在包头一带占据垄断经营地位，远销关内外各地，很受顾客欢迎。“北路胡麻油”的牌子在长城内外打得很响。
有一年，乔家复字号复盛油坊名下通顺店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店员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告诉乔致庸。乔致庸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挽回商誉，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于是他命顾天顺和通顺店李掌柜连夜写出告示，贴遍整全城，说明通顺号掺假事宜同时，凡是近期到通顺店买过胡麻油的顾客，都可以去店里全额退银子，以示赔罪之意。尚未卖出的胡麻油立即饬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并以此事教育员工：“商家是要追逐利润，但绝不干损人利己的事。”这次胡麻油事件，虽然商号蒙受不少损失，但因其诚实不欺，信誉昭著，复字号的油成为信得过商品，近悦往来，商业更加繁荣。
祁县的复恒当，门面并不是很大，但很注重服务态度，当物定价比其他当铺高。一年365天整日营业，连大年初一也不休息。而且还规定：每年除夕夜通宵营业，次日天明的第一笔交易叫天字第一号当，当户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不打折扣。因此，复恒当在当地商誉好。尤其是它坚守信誉，工作认真，给当户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有一天，复恒当铺的柜台伙计由于疏忽大意，把一件狐皮大衣误识为羊皮袄让人赎走了。当狐皮大衣的当主来赎当时才发现了差错。事情报大掌柜知道后，他立即召集伙友训话，强调赎错当是当业大忌，是关系本铺名声的大事，一定要彻底清查，纠正错误。于是，复恒当铺全号伙友夜以继日地核对每张当票和账簿，逐人逐事回忆当时的情况。
经过他仔细排查，发现了一点线索，错赎范围缩小到临城的几个村子。于是，大掌柜亲自率人去附近农村调查，几乎把临城村当过皮衣的户滤了一遍。终于查明错赎户是北谷丰村的一位姓范的农民。大掌柜拿上羊皮袄送到范家，一进门就连声检讨，错在复恒当，绝不能怪范家。狐皮大衣取回后，大掌柜又亲手送还了失主，还对错赎做了一定经济赔偿。
更为奇怪的是：复盛油坊发生搀假事件后，掌柜一反“家丑不可外扬”的习俗，大肆向外人进行宣传，并将搀假的油篓公开示众销毁。这件事很快就在祁县城乡传播开来，它不仅未因出了差错而影响了复恒当的业务，反而使复恒当的牌子叫得更加响亮!这既体现了商人灵活的经营措施，又表明了把声誉视作自己生命的经商美德。
祁县乔家在做生意时，总是将信誉放在第一位。谁都知道，一些贪图小利的商家做生意的时候，总是在秤上作文章，他们有意把秤锤放小，从中取利。但是，乔家做买卖时，却恰恰相反，专门把斗秤放大，比市面上还加一两。乔家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所有消费者都知道，只要在乔家的商号里买的货物，都分量十足，这就树立了自己的商业形象。促使市民们把油、盐、酱、醋、米、面的开销都送到乔家，其盈利也大大地增加。
清代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利。乔家的复字号商号之所以长盛百年，就在于其不图非分利润，靠信誉赢得了长期客户。凡复字号的商品，必保证质量，价格公道，决不会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使客户蒙受损失。因此，复字号就是信誉的保证。
5．家有家法，号有号规
晋商之所以长盛不衰数百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制订并切实实行了严密而完善的号规。晋商有谚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号规无疑是商号的根本大法，其制订得是否完善，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对发展有利，无疑与商号的命运息息相关。
如光绪十年（1884）大德通票号号规有这样一些规定和禁令：
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和衷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猖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晋商在号规方面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诸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号规、休假制、账簿制、保密制等。晋商号规内容之全面，条款之严密，实施之切实，是现代不少企业难以做到的。尤其是令行禁止，人人遵守，更值得现代企业管理借鉴。
经理负责制主要是实行量才录用、规范管理的严格制度。用请掌柜、写合约、定人股来规范财东和掌柜双方的权益和行为。经理(大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不干预号事，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经理则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忠义来答报知遇之恩。经理在任期内业务突出有成绩者，则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
晋商认为，商业赔赚如兵家胜败，士气可鼓而不可泄，若非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一时亏赔者，财东则补足资金，慰勉鼓励，令其重整旗鼓，经理自然更加卖力。如不称职者，则减股减薪或辞退不用。如太谷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钱庄的首任经理，因经营不利，几年间把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曹家问清原因，不但不加责难，反而三番两次付其本钱，让其再干，后终于转败为胜。不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开设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经理遂成为效忠东家，敏惠干炼的商场名将。
学徒制对对店员、学徒要求十分严格，如对相貌、身高、家庭、文化、德才都有一定要求。入号后对其严格进行职业道德、工作技能培训。培训毕，经过严格考察后，量才使用。山西有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由于要求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商业骨干人才。
晋商对字号普遍重视，因为字号乃商家的根本，尤其是那些延续数百年的字号，无疑是信誉和财富的象征。商家把维护字号当做保护生命一样重要，因此，号规首先对字号的使用和维护作出明确规定，其主要宗旨就是强调要树立和维护本字号招牌。
当然，不是所有晋商票号都订立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如大盛魁商号的组织系统十分庞大而复杂，它的协调运转，靠的是历任老掌柜们传下来的格言和长期形成的一套传统的号规和习惯。这一套不成文的传统的号规和习惯，对于它企业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学者访问研究，其号规和惯例主要有：
（1）对全号人员的号规和惯例
号内人员，一律不准携带家眷；号内人员不得长支短欠；号内财物不得挪用；号章得用于作保号内人员、不得兼营任何其他业务；禁止嫖娼赌博和吸食鸦片；不接待个人亲属朋友；号内人员，非因号事不得到上号串门；号内人员，在回家休假期间，不得到“财东”和掌柜家里闲坐；号内人员，不得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号内人员，如有婚丧喜庆由号内送礼，人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号内人员之间不得互相借钱；不得在外惹是生非；人员如有过失，不得互相推诿，不许欺瞒包庇。号内人员，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立即开除出号，即：打架斗殴者，挑拨是非者，结伙营私者，不听指挥调动者。
（2）对财东和从业人员的号规和惯例
财东方面：财东只能在结账时期，行使他的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和指使号内人员为他们办事，并不得保荐学徒或干涉号内用人事宜；经理对外代表大盛魁，财东不得用大盛魁名义在外活动；财东代表只在结账会议上行使其所代表的财东们的权利，对外不代表大盛魁，也不代表各财东。
从业人员方面：经理和所有顶身股的大小掌柜，都必须是本号学徒出身，概不从外号聘请；入号的学徒，除年龄、体格和文化水平都有一定的条件外，还必须是未曾在其他商号当过学徒者；学徒被开除后，不得再回本号；从业人员不得在营业所在地结婚；从业人员不得同蒙古妇女结婚；充任经理的条件，必须是曾经领导过房子、坐过庄或坐过场的，而且是曾经经理过前、后营分庄庄事的高级人员；学徒入号的头十年内，除在归化城总号学习三年做生意的一般知识外，还必须在前营柜和后营柜各学习三年，首先学会蒙古语言和当地生活习惯，然后学习做蒙古生意的方法，在这个时间内，必须记熟营路的路线和宿息地点；前、后营柜，是以说蒙语为主，说汉语为辅的（对拉骆驼的、放场的、赶马的和赶羊的工人，以及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不做同样的要求）。学徒的待遇，每月发工资银一两。学徒入号后，必须在号内学满十年，才许第一次回家探亲四个月，第二次缩短为六年，第三次缩短为三年，以后每三年回家探亲一次；总算号伙们一生回家的时间，少得惊人。假若一个号伙从17岁入号到60岁退休，在这43年中总共回家11次，在家仅住44个月，无怪人们说，大盛魁的掌柜没儿女的多，买儿女的多；又说，大盛魁的掌柜，都是子女少，而溺婴和堕胎的事情却很多。相传大盛魁经理王廷相，在未当经理的时候，其妻产一私生子，王的母亲暗将溺死的婴儿腌在罐内，等王廷相回家后，他的母亲就拿出这个证据，让王处理。
上述这些号规和惯例，不过是大盛魁全部规章和惯例中的几条。但仅从这几条，就可以看出它为了取得更多的高额利润，从培养学徒、积累资金、巩固组织和发展营业等各方面，都采取了若干具体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这些规章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从而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的运行轨道。商号内部作奸犯科、损害商号利益的行为很少发生，如有违犯者，也严惩不贷。日升昌天津票号掌柜冀体谦就曾因贪色丢掉了饭碗。冀体谦也算日升昌票号里的资深掌柜。天津一巨商看到冀体谦单身在外，生活单调又清苦，重金买下一位年轻美貌的青楼女子送给他为妾。冀体谦知道此事违背号规，但总觉得自己在日升昌是老资格，贡献大，应该享受享受。然而日升昌总号知晓此事后，为了严明纪律、整肃号规，还是断然将他开除出号。
6．严以考察，谨慎选人
很多企业的老板都曾这样感叹：“我们的企业并不缺资金，也不是没有市场，而是缺少可办事的人!”的确，人才的多寡可以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这当中人才的正确使用和调配则又是企业生存和发展关键的关键。没有用到合适的人才或人才的使用不当，要么是企业的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要么是在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最终导致企业走向衰败。要想使企业迅速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人才优势，就必须合理地使用人才，这应该是每一位现代管理者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做到举贤用能或是能否做到知人善任，就成了衡量一个管理者能力和水平高低的标准。
晋商几乎都是白手起家，从家庭小作坊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的壮大，他们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此，晋商通过普遍实行东伙合作制培养出了属于自己的人才，成功地解决了人才的需求，从而保证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山西商号人员设置的原则是“因事设人”，绝不“因人设职”。每个商号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其中大掌柜是决策人物，负责处理号内重要事务：掌握人事安排、公积金运用、货物进出以及财务会计、营业管理等大权；二掌柜则处理日常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安排每日饭谱；三掌柜(也时柜头)总管柜台业务；内事先生(又称管账先生)兼管文书、出纳及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的保管；柜员2至4人，经办具体业务事项；学徒2人，协助柜员打杂。祁县复恒当设置人员的标准是“紧七慢八”。就是说7个人紧一点，8个人就比较宽松。所以职工伙友一般为7～8人，绝不超编。精干的机构设置大大提高了商号办事效率，减少了管理费用，同时又增强了店员的责任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为晋商资本的稳定、发展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晋商对于店员的选录非常重视，其程序相当严格。一个人要成为企业的一员都必须要通过业务技术、职业道德的培训和考察，然后量才、德使用。比如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曾经建议总号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他说：“自五口通商以来，明为中外两益，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实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龄认为票号“亦需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号，不较之携账而逃又高一筹乎!”
晋商很重视商业人才的选择和使用，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在德行方面要求职员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
在对人才日常行为考核内容上主要是要求员工必须奋发进取，节欲杜弊，如：不准在号内借款，不准携带家眷，不准相互送礼，不准搬弄是非，不准吸食鸦片，不准闲坐闲聊，不准向财东和掌柜送礼，不准推诿包庇过失，不准结伙营私，不准不听调动和指挥。违者将受到惩处或开除。经过测验确实可用后，才分派各分号任事。
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给总号的信中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故知人用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乎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有才干的人才能奋兴，各码头分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晋商特别谨慎的独到之处。
经过严以考察，合格的人就会被敬以为用。晋商对经过审查合格进号工作的人称“请进”，意在人才之请入，前途不可量。山西平遥的西裕成颜料铺财东李箴视以伯乐之姿态寻找千里马雷履泰，后来二人合力创家日升昌票号的故事，一时成为美谈，为后人津津乐道。
雷履泰是平遥县龙跃村人，少年家境贫寒，在跳槽到西裕成之前，他住在平遥城内北门头拐角宝房内，是个看宝盆的把式。看宝盆是宝房(赌博场所)的专业术语。当赌徒揭开宝盆(赌具容器)盖，显露出几颗骰子上的点数，就要计算出赌银输赢的数额。
一日，西裕成老板李箴视心血**，到宝房看热闹。当宝盆揭开时，雷履泰脱口而出报出数额，其反应之快，让李箴视大为惊叹。几年后李箴视又在这个宝房与雷履泰相遇，看到他洒脱自如，气度不凡，觉得这位“脱口秀”的同乡很有潜力，便上前拱手相邀，把雷履泰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
果然不出李箴视所料，雷履泰是个人才，他先是在北京、汉口分号担任经理，又回到平遥总号做总经理，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期间，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始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商号。后来雷履泰向财主李箴视建议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票号。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一，平遥城大街上挂出了“日升昌”的崭新招牌。李氏和雷履泰等人都没想到这一举动，竟在中国近代金融界掀起一场“大革命”，晋商沿着“票号”登上了“天下第一商”的宝座。
7．发明票号，银子生银子
首开中国票号业先河，成为中国银行业鼻祖的是享誉世界的平遥日升昌。提起日升昌，人们总是以“汇通天下”来形容它。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平遥城，他的家庭算是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个秀才，可惜两次考举人未中，对儿子的期许自然在仕途。然而，幼年的雷履泰发现，父亲弟子盈门，家庭却难以富裕，而平遥城内左邻右舍当伙计或掌柜的，却是日进斗金，事业发达。
在16岁那年，雷履泰偏离了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轨道，弃儒从商，进了平遥城内的“西裕成”颜料铺做学徒，奋斗将近20年后，在嘉庆十年（1805年）成为大掌柜。其后，雷履泰用优秀的业绩证明了其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在他主持号事期间，西裕成跻身为平遥颜料行的翘楚，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点布局。
西裕成的生意在多个地区开展，很快就涉及了资本的划拨和利润的划回，当时往返运送现银，既增加支出，又要承担旅途被抢遗失的风险。晋商在京城开设店铺很多，彼此有两地运送银钱的需要，有没有可能相互进行银钱划拨，两相便利呢？雷履泰遍访市面，先为银钱划拨找匹配的商家，后来其他商家也为划拨找到他，于是，西裕成开始兼营汇兑业务。
很快，雷履泰发现，经营汇兑业务以及关联的存放款业务，较之颜料行，获利厚，用人少，还减少了产品制造、保管以及异地运送的麻烦，他说服东家将金融业务从实业中剥离，于道光三年（1823年）挂出了“日升昌”的招牌，专营汇兑及存放款业务。雷履泰可能没想到，他的举动开创了一种叫“票号”的新行当，而晋商因票号主导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
票号的出现，使中国金融业在存、放款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汇兑的功能，这就使近代银行业务在中国金融机构内全部具备，从而使票号拥有了更为浓郁的近代银行色彩。
山西票号通过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它的获利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令其他各种商业经营活动自叹不如。作为山西票号“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达蒲李家在光绪年间已拥有全部股份，而当时日升昌最多的一次分红每股为1.2万两。这就是说，仅此一次，李家就可将其投入的全部资本收回。而在生意兴旺的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之多，每次李家都有30万两上下的白银进账，六七十年间就获得200万两以上白银，获利之丰可想而知。
“蔚字五联号”的蔚丰厚票号，创办之初，每年获利除了开支之外，只余三五千两。而到了光绪年间，利润剧增近百倍，每年达20万两白银。四年一个账期，每账每股可分红利一万两左右，财东侯氏一次即可获得20多万两。其他如蔚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也不示弱，每账分红每股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万多两。因此每次账期结算分红，每个字号都能给财东介休侯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用四匹高头大马拉车送往北贾村侯府。一个账期“蔚字五联号”拉到侯府的白银不下120万两，“蔚字五联号”都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创办，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歇业，侯家从五家票号获得的总收入大约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还不包括从利润中转入资本公积金的“厚成”那一部分。乔“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麾下的大德通票号在票商精英、总经理高钰的出色经营下，成为票号发展后期业绩最为突出的一家票号。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结账分红时，每股分红高达1.7万两，比每股资本还高出一半，乔“在中堂”光这一次就分得40多万两白银。
票号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利息了。早期的存款以百两为起点，千两且息定期为3～4厘，存期一般分为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一年以上几种。随存随取，异地分号也可支兑，极为方便。后来，经办大宗官款业务以后，有的票号就规定存款起点为500两了；放款千两的月息高于存款，一般为5～7厘，也有高达九厘的，也分三个月短期和一年的长期两种，放款生息是票号的主要业务和最终目的。
早期票号的汇兑只有票汇和信汇，后来增加了电汇。百川通票号最早使用了电汇，此后为各票号竞相仿效。
汇兑的汇费远远高于放款。商业汇费每百两为7厘至1两2厘之间；私人汇兑的汇费为每百两收二两；大至官款，诸如税银、协饷、军饷、河工及赈款，还有铁路款等，皆按每千两收汇费20～45两，也有高达百两以上的，要视汇途远近及银根松紧而具体变化，除了应付的成本外，此项显然为票号的主要收入了。
1906年，是票号汇兑官款最多的一年。据一项不完全的估算，约有8亿两之多，那么，山西票号仅从汇兑官款这一项中，所能获得的汇费是多少呢?按当时的收取标准一算便知了。
同时，公款的存放不计利息，而汇兑费又那么高，票号掌握着大量的公款，其获利能少吗?例如光绪十二年(1906年)，票号就存放着户部三分之一公款，票号无疑对清王朝的金融有着无可替代的操纵作用。
不仅如此，从各票号的分红也能看出其获利情况了。大德通票号初期每股分红仅有850两，光绪十四年(1908年)就飚升到了107万两，其他票号的分红都在大幅增长。
“自光绪甲午之役后，祁太平三帮共票庄二十余家，若论每家原本，皆仅十余万两，即后获利倍本，亦不过增至二三十万、三四十万而已。然至四年账头，每股可获利银二万余两，其每股一万余两获利银八九千两、五六千两者，常数耳……如平帮之百川通，原本银十万两，作为十股，连人股二十股，共分三十股，而四年结账，每股获利二万二千三百两，共获利六十六万两……此外各家，每股获利七八千两者甚多，其获利五六千两者，下乘也。然此犹除过各码头之应酬、衣资、饮食及一切挥霍等费而言，若并此计之，则四年中各家获利，尚不止此数。”(山西商业专校《晋商盛衰记》)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鼎盛时，年营业额高达两千万两白银，每股红利最多者高达一万六七千两，其利润大宗为汇水，其余为存放款利息和平色。汇水作为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根据所汇银子的数额、对象、时问及路途远近各有不同。尤其是汇兑商款、个人私款和官款的汇费差别很大。
例如，日升昌平遥总号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得的汇水分别为：“日兴盛商号汇往开封一千两，收取汇水银十四两；元丰玖商号汇往汉口一千两，收取汇水银五两；合盛德商号汇往汉口三千两，收取汇水银十七两……”显然，这一时期，汇兑业务是以商款为主，所收取的汇水也就相对比较少。到了1886年汇水就数倍、数十倍地上涨了。日升昌桂林分号1886年所得汇水情况：“汇往湘潭两千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一百九十六两多；汇往重庆五千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五百五十三两多；汇往北京二百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二十四两多；汇往长沙一千二百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一百二十二两……”按这样的比例计算，日升昌除了必要的成本外获利高得惊人。
据统计，日升昌一年内利润的变化，也反映了官款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咸丰年间，汇水并不低。咸丰三年，江西分号获汇水银一千四百七十一两多；六年苏州分号获汇水银三千三百四十两多……光绪年间，就大幅度飚升了。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例，这一年，北京分号获汇水银六千一百八十八两多；开封分号获汇水银一万两；汉口分号获汇水银一万七千四百二十六两；营口分号获汇水银四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两多……这一年日升昌共获汇水银达三十多万两，若再加上利息、平色及其他，共获利达六十多万两。很明显，光绪年间获利如此丰厚，主要是大做官款业务。解汇“庚子赔款”及京饷、协饷等大宗所得。商款业务退到了次要位置。
山西票号盈利如此之丰，还来自得空期收入、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除了金融行业本身获利能力较强外，更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危难政局，广开进财之路，获得超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连西方金融家也会妒羡不已。
8．薄利多销，聚少成多
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中有一则谈商人何心隐经营之道的小文：“何心隐坐在利欲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有不可到处。耿司农择家僮四人，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其中一人尝从心隐请计。心隐授以六字决日：买一分，卖一分。又有四字诀：顿买零卖。其人遵用之，起家至数万。”
何心隐的六字诀其实即是转手要快，薄利多销，不使手头有“息币”。货物流动如水，货币才能增殖，流动越快，增殖越多，这差不多是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商人们都精通的原则。清初古文大家汪琬曾为一位名叫金汝鼐的大商人做过一篇墓志铭，里面谈到：其他商贾喜欢“稽市物以俟腾踊，翁辄平价出之，转输废居，务无留货而已”，故其他商贾常常折本，而金氏则“每擅其利”。清代还有位叫陶正祥的书商也很会做生意，他平时决不同人“沾沾计利所得”，每本书只赚取微薄的利润，他说：“我求一点利润为糊口。我自己喜欢得利，也要使购书者得利，想得利的人，哪一个不像我一样?如果我专其利而使书卖不掉，实际上正是失去我自己的利。”所以他的生意一直很兴隆，成了当时名闻遐迩的大书贾。
晋商中这类例子可以说俯拾即是。这便是他们的精明之处。陶朱公范蠡，一生三次成为巨富，其中有一条诀窍即是使货币与商品像流水一样不断“行”，决不要有“息币”使之不能增殖。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个“滞”字最为可怕，眼光短浅的小商贩往往不懂得这一点，囤积奇居虽然有可能挣到大钱，但血本无归的风险更大。
晋商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质优价廉，薄利多销，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
晋商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采取以销联产、产销结合的办法，有时直接联系货源，组织生产加工。例如，平遥、祁县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干脆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他们往往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
晋商重视产品质量、信誉，因而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便大量购买，致使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秤，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秤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
此外，晋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商品的流通环节十分畅通，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司马迁说过：“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意思是说，贪婪的商人要价高，让利三分之一，所以没有人买货物，因而得利就少；而“廉贾”则不然，他让利一半，价格虽低，但卖得多，销路好，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目光短浅的人总是很难克制自己的贪婪，只有真心让利换取信任，才能带来更大的回报。
山西有个农民，身背一口袋花生米闯进武汉城，卖了这袋花生米之后，发现这东西在武汉好销，但是卖花生米的人也不少。思来想去，他回去以自己最大的力量购了几千斤花生，运回武汉。他发现如果像别人那样经营，他根本赔不起，因为一无店铺二无资本。于是他把这几千斤花生以仅比他收购价高出一点点就出手了。他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虽然赚的少了一些，但转得快，且总有些赚头。
于是他大胆购进10万斤花生米运到武汉，然后毅然将零售价从每斤1.10元降到0.95元。消息传出后，群众蜂拥前来购买，连一些大店铺也争相来他这里进货。从此，武汉的花生米价格也因此稳定下来。由于他经销的花生米物美价廉，生意越做越大，终于形成了规模，人称“花生米大王”。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在传统商人中，由于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商人往往对经商所获利润，不用在扩展业务上，而是用于买房置地这种“保险”但获利不多的事业上。经营票号业务的李宏龄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作为银行业，获利靠多存款，多收汇款，才能多放款，多赢利。所以，他总是施展才能，想方设法开展业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他由京调上海，就是因为那里前任经理能力有限，业务不得发展。他到任后，注重调查研究，分析市场，从而得知从前杨叶荣经理主持号事时生意极多，如今生意之所以减少，是前任经理不甚懂银行业务又只想做大宗生意，不准收汇零星款项，也不准从钱庄揽银两信汇，日久人人皆知，均不来号汇款，以致生意大减。另外，对官款汇兑，连领汇、交汇的库费和平码都不知道，就更谈不上揽做公款汇兑了。于是，李宏龄向伙友们布置，凡有零星汇款，不可过于较量，应权宜收之；银两信汇要多办；官款汇兑厚最多，不可不贪。并且说：“上海汇往京师的信汇银两，多是京官，往往款项不用，立一个折子，不知何日取完，可以增加浮存。且京官今日当差上海，明日放差他地，其后交友愈广，生意愈多，人已两益，何乐而不为!”为了改变生意清淡的局面，李宏龄便将库费及平码一一开列，并抄了数张，让伙计熟记。不久，上海分号在李宏龄的主持下，生意越做越旺，日益兴隆。总号大掌柜侯星垣夸奖他：“狼行千里吃肉，宏龄在上海大为出力，可嘉!可嘉!”
人人都明白“薄利多销”的原理，但总有人嫌利小而不肯干!会做生意的人，货物流通次数多，速度快，获利自然多。而有些人总以为零敲碎打得利不多。殊不知市场上的顾客大多数是普通市民，经济收入有限。况且“人之欲利谁不知我?”你把顾客吓跑了，谁还会来买你的东西?相反，你如果巧妙地使顾客觉得得了一点便利，口口相传，小生意会变成大生意。一缸水虽然容量很大，但怎么比得过涓涓不息的长流水?
9．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晋商之名号日升昌有句发家名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句话把晋商与众不同的经商之道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颇精此道，善观时事变化，低价买进、高价售出。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把外省商人不曾经营或不受重视的货物，不论大小，不论贵贱，不论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选择时机及时贩运。故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晋商也因此道而创下了非凡的基业。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的商人白圭“乐观时变”，擅长经商，在“善为商贾”、“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周人中，称得上是最典型的人物，人称“人弃我取的商祖”。他那“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此经商理念是说，别人认为没用的、不想要的东西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
有一年，棉花丰产，商人们都在一窝蜂地抛售棉花，有的商人为了尽快把棉花抛售出手，不惜把价格压得极低。
白圭见此状况，便吩咐手下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将商人手中所有现存的棉花全部收购，存入库中。
随后，卖完棉花的商人们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皮毛成了抢手货，冬天市场上皮毛紧缺，于是他们又拥在了一起，抢着购进皮毛。恰巧，白圭的仓库里正存着一批上好的皮毛，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将皮毛压在手中，以待冬天高价出手，而是把所有库存的皮毛卖了个精光，从中也赚到了不菲的一笔。
来年，由于棉产地阴雨连绵，棉花严重歉收。于是那些手中已经没有了棉花存货的商人便开始到处寻购棉花。这时，白圭便以高出收购价的价格卖出了全部库存的棉花，再次赚了个盆满钵满。冬天临近，不知为何，满街的皮毛突然卖不出去了，价格降得越来越低，其他商人为盲目听信传言而后悔不已，结果落得个血本无归。
在粮食丰收季节，粮食太多，大家都不要，价钱也就便宜下来，白圭就大量收购粮食。此时，粮价虽低，但蚕丝、漆等因不是收丝或割漆的季节，没有大量上市，价钱自然很高，所以白圭赶紧把手中囤积的蚕丝与漆等货物高价出手。到了收丝时节，因蚕丝大量上市，价钱贱下来，而粮价却高了起来。所以，白圭就再次收进蚕丝，卖出粮食。在这样一买一卖中，眭牟取中间利润，终也发家致富。
山西蒲州(今永济)位于南北纵贯晋陕峡谷的黄河折转东流之处，这里土陋人稠，历来挟资本走四方者十之九。由于经商之利倍于农，故外出经商之人多能以富归里。这些商人虽然走南闯北，到过五方都会，但是其富多由切计刀锥之利而成，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明代山西蒲州人王海峰虽然也和其他商人一样外出经商，但他的经营方式却与众不同。
明代，蒲人外出经商大多是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蜀。王海峰一开始也是去了上述地方，但经过一段时间，他认为这些地方经商盈利不太多，便东走青沧。青是指青州，在今山东益都；沧是指沧州，即今河北沧州。这两个地方是明代的长芦盐区，盐行北直隶和河南之彰德、卫辉二府。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是王海峰认为，这里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陶朱公也是据此富致千金。经商就要人弃我取，人去我就。因此，这里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地方。
他到沧州后，先熟悉该盐区盐政，了解该盐区的运销历史，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然后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严禁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盐税收入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著名的富商。明代大学士张四维说他动辄万金毫不在意，其资产之雄厚就可想而知了。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王海峰70岁时才离开盐商界回到故里。张四维对他评价说：“蒲州虽然多豪商巨贾，但少见像王海峰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商人。”尽管史料上关于王海峰的经商活动记载十分简略，但他的人弃我取、人去我就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商业经营者来说，仍是值得借鉴的经商经验。
“人弃我捡”，这种剑走偏锋的险招往往能出奇制胜，但它的前提应该是有洞观全局的眼光和成竹在胸的信心。否则，这种便宜也不是好捡的。
前几年，在沈阳街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兄弟俩和妯娌俩筹集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奔向海南往沈阳贩西瓜。当时，沈阳市场西瓜紧缺，经营者都纷纷奔赴海南购买西瓜，都想赚一笔大钱，这是不是机遇呢?照机遇的本身含义来讲，这种时候肯定是一种机遇。
但是，当哥俩把西瓜从海南运到沈阳后，沈阳市场西瓜堆积如山，喊破了嗓子也卖不动。最后一算账，连本钱都没赚回来。于是哥俩都绝望地说：“今后死也不干长途贩运了。”
可是，妯娌俩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她们筹借了一笔资金，不顾众多人的劝阻，二下海南。这一次，当她们把西瓜运回来后，市场上当天只有她们两人的西瓜，一下子就被人抢光了，不但弥补了上次的亏损，还获利一万多元。
当有人问她们赔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去海南贩西瓜呢?妯娌俩说：“第一次，市场缺西瓜，我们去贩运的时候，别人也去贩运了，又都是那两天到货，货一多，价格就低了下来。在我们赔钱的时候，别人照样赔钱，就像我们那哥俩一样，害怕再赔钱，都不再搞了。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把西瓜运进来，市场只有我们一份，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妯娌俩就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她们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慧，看到了停滞的市场行情背后的盲点，二次贩瓜，独获成功。
晋商在经营管理方面，善于用变通的思想、创新的理念来持续不断地给商号注入活力。他们是“唯有变者才能生存”的积极实践者，善于除旧推新，创造新的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方针方略，推动商号有所发展。晋商之所以能够辉煌500年，与他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