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徽不成镇”的民谚，恐怕是最能体现徽商当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了。这句民谚是徽州人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带着一种自豪，带着一种自信，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正如徽州号称“东南邹鲁”，自诩为儒学的正宗，他们同样在商场上，也自诩是经济的主导。
1．儒商风范，赢得人心
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徽州乃朱子故里，受这位乡贤影响，这里“儒风独茂”，人才辈出。在这种氛围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贾和儒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儒商品质。徽商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为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首先，拉近了徽商与官员的距离，为徽商攀援封建政治势力提供了黏合剂。隋唐以后，官员的选拔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明清尤其如此，故他们的文化素质还是相当高的。身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较容易与这些官员找到共同语言，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钱势之交”找到了突破口。
每到一处，徽商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的样子。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弃儒服贾”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苏州当时是异常繁华、富庶的国际性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气质博得了官员的青睐，竟有很多官员“慕公名”，亲自登门拜访梅仲和，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徽商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
其次，儒商风范使徽商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更好地推销自己。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代，文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上通天子达官，下触百姓民情，饱读诗书，游历天下，创造并传播着崭新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文人的活动是传播社会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社会接受徽商就会容易得多。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作用，徽商的认识无疑是入木三分的，因而，徽商与儒士的交往结合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另外，相对于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无疑使人们眼前一亮。
再次，徽商也深知贾儒结合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
在几百年的徽商繁荣史上，流传下来很多徽商为了恪守商业道德而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事情。徽屯老街“同德仁”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中药材老店，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每年在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他们在抬着身披彩缎的鹿游行之后，都要在众人的眼前现场制作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以监督制作过程没有掺假。清朝时著名的大墨商胡升文发现自己的店铺内有一批已经制作完成的墨锭不符合质量要求，就立即停止了这种墨锭的销售，并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全部倒人池塘销毁，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信”。他甚至把那些已经销售出去的墨锭再用高价收回，不让每一位顾客因此而受到损失。
“义”，就是商人在经商时要把仁义放在第一位。休宁商人刘淮是一位大粮商，长期在嘉湖附近收购粮食。有一年，那里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的地里颗粒无收。有人就劝说刘淮让他把以前囤积起来的粮食高价卖出，获得丰厚的利润。可是，刘准并没有被金钱所**，严词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能够让饥饿的百姓顺利地度过灾荒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于是，他不但没有趁机抬高物价，还将自己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并为那些无钱买粮的灾民开设粥棚。刘淮的义举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灾难过去后，他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清朝初年徽卅歙县大盐商江演也曾做出过许多义举。他在自己发财之后，并没有忘记家乡的百姓，先后捐献白银几万两用于家乡的交通建设，开通了30多里路，还捐献巨资疏浚了扬州河。这种造福社会的义举正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最高境界。
胡贯三是徽商巨富，也是把贾儒结合起来进行经营的典范。在他数十年的经商过程中，最为注重的不足获利多少，而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做生意时贯彻“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箴言。正是由于采用了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来越雄厚。他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开设了自己的分店，包括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等许多行业。胡贯三也因此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徽商深知贾儒结合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
2．劳而不怨，自强不息
徽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的创业精神因素大都源于“儒道”。儒道在创业上向来提倡“劳而不怨”，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读书以报效天下如此，经商也是如此。
徽州人经商，特别是在早期，无任何优势而言，他们依靠的只能是自己不辞劳苦，执着拼搏的“骆驼精神”了。由于经验、资本的匮乏，失败是经常的，成功者十分有限，所以时人有“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有三”的感叹。但是徽商不怕挫折，锐意进取，有着“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据说以前徽州人离家出去做生意，往往要带几件东西，一个是米粉，还有一个是背东西用的网兜，还有一个是绳子。带米粉出去，是说他到一个地方，如肚子饿了，只要找当地的人要点水来冲一下，调一下就可以吃，根本不用花钱。网兜是用来背东西的，那么绳子呢？一些徽州的老人们解释说，这条绳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上吊。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过分，但是，由此可见徽州人对经商的执著，他们希望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不到走投无路，徽州人是不会轻易中断自己的经商之路，两手空空地返回家乡的。
鲍直润是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的徽州盐商，他经营盐业之初，一再失利，可称是“举步维艰”。但是他并未气馁，为筹得资金，甚至将家中田产悉数典押。家中人苦劝鲍直润：“经营盐业一败再败，千万不能再将家产全部押上了。”但是鲍直润道：“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后，机不可失。”于是鲍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经营盐业，终有大成。
类似鲍直润的拼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绝非罕见。凭借这种执著，徽商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资金匮乏、人地生疏等诸多困难，发展成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团。
徽商的执著是看准了就一定要坚持，而不是死钻牛角尖。
做生徽州人外出经商比别处艰难。陆路有山障，水路有滩险，徽商的《水程捷要歌》中唱：“一自渔粱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路远不说，其中艰险也不少。“乱石叠波澜，长滩渡短摊，扁舟如曲引，惯向潭间钻。”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想象不出那滩险湍急的情景的。但徽商就是凭借这种劳而不怨、自强不息的精神走上了成功之路。
歙县徽商许秩的经商路线更曲折，也更加显示了开拓精神。许秩生活于弘治、嘉靖时期，成人之后，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经商，碰上河北饥荒，他就带着积蓄回到家乡，在其曾祖父的许可下，他又外出，南到福建、广东，北到兖州、冀州一带，10来年后，已经很富有了。他还不满足，又从山东青州前去湖南，第二年，他又从湖南北上，这样一来一往的贩运，让他赚了一大笔。
当次年他从山东归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这个时候，算起来他离家已经20年了，可他回来才两个月，又要出门。有人劝他：你年纪大了，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他不听，继续在外经商。有一天，他读《史记·货殖传》，看到四川人善于商贸，而且也善于享乐，他就动了兴致，买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饱览了川峡风光，又将四川的物产运到山东谛，来回两趟，获利更多。
许秩不仅为经商跑了很多地方，而且再也停不下脚步。且看他回答劝他安享晚年人的话：“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守敛基、辨菽麦耶?”他经商除了获取资财外，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的生活，即使年纪已大，仍然还要奋斗一番，这大概是可以称得上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6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正是由于徽商在经商过程中的不断开拓进取，因此才有徽商“足迹几遍宇内”的特色。徽商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许多徽州商人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并不满足于在某一行业中所得的成就，而是积极寻求资本增值的新增长点，开拓新的行业。因此，在徽州商帮中商人“兼营”的现象十分突出。譬如在两淮的徽州盐商，运盐至湖广之后，绝不会空船而归，而是再载上当地的粮食、木材等货物，顺长江东下，销往东南地区。盐商实际上就兼营了粮食业和术材业。之所以出现“兼营”的特点，与其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信念也是密切联系的。
勿庸讳言，徽商自强不息的“徽骆驼”精神使其聚合而形成了宗族化、集团化的商帮，整整影响中国商界300余年。
3．有勇有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生意场上的胜利就在于你“敢”与“不敢”。“敢”是因为有勇有谋有胆识，敢于冒险；“不敢”是因为无勇无谋无胆识，害怕承担风险。也正是在这‘敢”与“不敢”之间，产生出的结局会截然相反：一个是胜利，一个是失败。
胡雪岩能在商场上势力张扬迅速，常常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他“敢”字当头，有勇有谋有胆识，敢于冒风险。
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为他带来巨大财富的是他走对了一步险棋：帮官军打胜仗。说是险棋，明显的道理便是，一旦官军失败他必将血本无归，然而，事态的发展总是按照他所预测的那样前行。但要知道，这不能说明胡雪岩的成功是幸运之神的帮助，而是源白他对时局的准确判断。
在杭州被太平军团团包围时，王有龄已经做到浙江巡抚的位置．率杭州军民据城坚守，已达一个多月。王有龄派胡雪岩冒死出城筹办粮食，自己守在城中，决不弃城图存。这是因为全城军民的眼睛都在关注着王有龄，根本容不得他逃跑；再就是即使有机会能够逃出，那么他已经吃过的苦头都算白吃了，而且还会像在常州做了逃将的何桂清，为朝廷议罪严办，落个菜市口斩首示众——王有龄其实也是逃无可逃。
还有一点，那就是被困在围城中，与外界取不到一点儿联系，因而根本不知事情的严重。在王有龄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以为朝廷不会坐视杭州危局不理，一定会派援军解杭州之围。援军一到，自然可以得救。
其实，依照杭州的情形，从外面看，已经无可挽救了。当时太平军由忠王李秀成带领，率主力大军进攻浙江，以巩固江浙根据地，同时解南京被围的压力，因而是志在必得。而杭州被围之后，官军虽有李元度率衙州新军驰援，但实际上在太平军的全力堵截之下进兵艰难，决非指日可待，况且，即使他们能够打到杭州，也并不一定能够击退重重围堵杭州的太平军。
从杭州历尽艰辛到上海办粮的胡雪岩，综合各种情况，心里早就明白杭州破城只是迟早的事，也知道王有龄与杭州玉碎“殉节”已成定局。但他依旧不顾郭庆春、七姑奶奶夫妇的劝阻，坚持将在上海采办的一万石大米，冒死运去杭州。
郭庆春夫妇劝阻胡雪岩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此行凶多吉少。当时江苏、浙江大部分地区已被太平军占领，而且上海至杭州，一路上太平军关卡重重，本来胡雪岩在江浙一带本就负有盛名，几乎无人不知，甚至在太平军兵将中，有许多人都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因而几乎没有办法隐匿自己的身份。如果被太平军认出，而且筏他们知道是为杭州城里的军民送粮．必死无疑。另外，杭州被围，与外界联系已经完全断绝，即使粮食运到杭州城下，也是没办法送进城去。
可是在胡雷岩眼里，信用第一，无论如何，此行必须前去。所以他大胆去闯，至于危险，胡雷岩说了一段既安慰郭庆春夫妇，同时也是很有道理的话。他说：“我当然不会阔到死路上去。我说的闯，是遇到难关，壮起胆子来闯。这一路而米，我遇到太平军的确害怕，但现在我不怕了。因为越怕越误事，不如索性大胆去闻，反倒没事。”
胡雪岩的这番活，道出了在机遇与风险的挑战面前，有准备的头脑。从不放弃搏击的道理。的确，作为一个商人，在危机到来的时候，确实需要有能够“壮起胆子”而处变不惊的强健的心理素质。能够“壮起胆子”．才能镇静自若．从容应对．才有可能真正冷静而准确地判断局势，为自己找到一条“闯”过危机的路来。假若不能处变不惊，由于惊慌必将失措，从而导致措置不当使本在危机之中的你越陷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无可救药。许多商人在关键时刻棋输一招，多数时候其实就输在心理素质上。
面对一件危急的事情，出于本能，许多人都会做出惊慌失措的反应。然而，仔细想来，惊慌失措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添出许多的乱子来。试想，如果是两方相争之时，敌方就会乘危而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
所以，在紧急时刻，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以高度的镇定，冷静地分析形势，那才是明智之举。当然，能这样做的都是那些有丰富经验、过人智慧以及良好心理索质的人士。绝世豪商胡雪岩正是这样一位遇事不惊临危不乱的人。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不仅要靠胆识，还要依靠一定的谋略。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4．宗族经营，凝聚成邦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
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其中之一就是贾而好儒，另一个特点就是下面要讲到的：以宗族乡里为纽带。
中原大量“衣冠”之家迁徽后，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所以仍然保持了原有的宗族体系，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聚族而居，昭穆有序，族规家法严明。因此徽州的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族从贾，乡人相随。
徽州学者吴儆曾经指出，徽州小的宗族由几十个家庭组成，大的宗族则由几百个家庭组成。重视家族是徽州人的传统。“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人者”，而且“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因此，徽州人经商自然会想到利用宗族的力量。在徽州，有许多商业资本与宗法家族经济相结合的商人世家，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等。
“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扬州、武汉等许多城市，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交流商业信息、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两淮盐总鲍有恒就充分利用宗族优势，在资金投向方面经常召开宗族会议，以便决策将资金投向何处。他们的竞争策略是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凭借雄厚的资本，采取一致行动，降低典利，挤垮本薄利高的异帮商人。金陵当铺有五百家，福建当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当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遂逐步将异帮挤垮。
在徽州可以见到中国最强盛的宗族观念，直接表现就是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许国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许国是明万历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做过太子的老师。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壮观，雕饰华美异常。明嘉靖年间由举人入仕的胶州刺史胡文光被恩许建造的牌坊上面雕饰着32面圆形花盘。另外，丞相状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等一座座家族功名坊，都象征着读书入仕“衣锦还乡”给家族带来的荣耀。
在徽商的企业团体里，从商人员与徽商往往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而是师傅和徒弟、老板和伙计的关系。这些徒弟、伙计又大多是徽商的同宗、同族或同乡之人，相对于外人而
言，同族、同宗或同乡之人自然更令徽商放心，所以徽商用人不同于晋商的“避亲不用”，往往重用同宗、同族或同乡之人。
如绩溪盐商章道经营盐业，对其侄章必焕委以重任，章必焕经营盐业达30余年，“名著两浙”。歙县人闵世章去扬州，赤手为乡人掌计簿，因忠信深受乡人重用。
徽商重用同族之人也体现在徽商经营的商号中。徽商商号管理系统通常有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四层。代理人是东家的代理人，类似经理。副手为代理人的助手，有数人，各负责一个方面：有的负责管理下层掌计；有的负责收集信息；有的负责联络官府，叫做“大司客”、“小司客”等。掌计以上是各店铺的管理人员，店伙是伙计、佣工。
而这四个层次，从最上层到最下层，基本是徽商亲族或同乡担任。这样就使徽商商号的内部责任分工明确，管理有条不紊，从而充分调动了各级伙计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每个层次都有同族或乡人负责，更确保了每个层次的工作都能以认真、尽心的态度去完成。
徽商在重用同族、同宗或同乡之人的同时，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经理委聘制中，徽商也会采用奖罚并用、责权利结合的原则，根据经理业绩决定年终红利的分配，以此来激发其经营积极性。许多徽商就是先为同乡同族之人当经理或伙计，经过几年的积累，有了足够的资本，辞去经理或伙计职务而“自为贾”的。
徽商将用人策略与传统的“血缘乡谊”巧妙结合，创造出了生机勃勃而又温情脉脉的用人制度，体现了徽商经营理念的承前启后又别具一格，这也是徽商得以壮大的原因之一。这种用人制度上的“家族制”也进一步加深了徽商对故土的深深依恋之情。
5．信守契约，守法经营
在商业经营中，商人必须“诚信守约”。“诚信”则是商业文化的道德基础，“契约”是商业文化的行为准则。徽商在“儒学”的指导思想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契约观念、诚信精神和法律观念。
徽州商人生长于封建礼法十分浓厚的山区，从小就受到宗族有关“安分守法”的训诲。保存下来的各姓族谱，首卷一般都列了“族规”、“家训”，其中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明示族人遵守法纪。因此，徽商的法律观念可以说自小就开始养成。伴随着商业经营的发展和扩大，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徽商的法律意识也是越来越强烈，他们善于利用法律和道德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
在频繁的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徽州人凡事皆以文字记录下来，以作凭据和查考的依据，一旦发生官司之讼，即可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使用。
休宁无名氏商人手抄本《士商十要》中把守法作为“十要”之首，他说：“凡出门，先告路引为凭，关津不敢阻滞。投钞不可隐漏，诸人难以挟制。此系守法，一也。”这说明徽商是极其重视用法律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
徽商代表人物程正奎，歙县临河人，生于明成化年间。当他幼小时，其父便让他读书，想让他日后参加科举走仕进之路。然而，当他正准备参加考试时，他父亲却病倒了。家中没有人主持门户是不行的，程正奎是长子，于是他不得不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为了挽救日趋没落的家庭生活状况，他毅然出外经商，辗转到江浙一带经营盐业。由于他读过书，熟知善贾之道，能很好把握义利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当时盐法非常熟悉，能够根据盐法的规定而灵活经营，所以生意越做越活络。没过几年，就成为江浙一带的大商人。
有句经商谚语说：赚钱无定法，经营要守法。商人经营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触犯法律。这是一个经商原则。然而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商人也常常遇到种种法律规则与经营目标发生冲突形成两难的情境，这时，如果不在法律的尺度之内经营，必然会自食苦果。
在中国改革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庄”的天津大邱庄在中国家喻户晓，禹作敏就是“天下第一庄”的庄主。禹作敏善于把握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成为最大的获利者，都带领所在村庄迅速致富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985年，禹作敏说了这样的四句话：“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禹作敏只顾抓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政治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包含在政治领域的法治观念、精神文明等，需要大力的促进与学习提高。这就为他后来试图抗法阻碍执法埋下了隐患。最后，走入了他的最后归宿——监狱，并于1999年深秋在狱中死亡。禹作敏的悲剧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
河北首富孙大午身陷囫囵一事在社会上闹得纷纷扬扬，由千万富翁沦为阶下囚，很多人为他抱打不平。其实他的遭遇也与未能守法经营有关。
孙大午是大午集团的创办人，公司从1000只鸡、50头猪起家，至今已发展成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过亿元。
2003年7月5日，孙大午被河北省徐水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逮捕入狱。10月30日，孙大午案在河北徐水县法院开庭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大午集团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经孙大午决策，大午集团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1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0多万元，涉及611人。由此，徐水法院认定大午集团及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有人说：孙大午被抓，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与地方政府关系闹得非常僵。企业发展要用钱，而从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又贷不到钱，于是走上“非法集资”的道路。抛开这些行政因素不谈，孙大午落入今日的局面，其自身的确也有不合法律行为的原因。
还有的老板自己不出面去干违法乱纪的事，却叫下面员工去做黑道赚钱之事，并说“出了事，我全部兜着!”更有甚者，专门组织“智囊团”，研究“歪门邪道”赚钱之道。有句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老板迟早会出事。能战胜私欲的经营者，才能促使事业兴盛繁荣。因此要摆正自身的位置，时刻惕厉自己不要偏离人间正道。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合法经营可以说是国家剥削从商者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商人自爱、自律的基本准则。尽管时代不同，法的内涵和所维护的利益也不完全一样，但作为商人的观念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则又是古今相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徽州商人严以自律依法经营的传统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赞誉。
6．为商爱商，执着坚定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当然，精明的徽州商人并不是墨守陈规，一成不变的。徽商善于变通，优秀的商人绝对不会抱着现有的东西死守不放，如果市场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他们绝不幻想市场会重新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是积极地寻找对策，转换经营地点或经营行业，使自己获得更多利润。
7．侍机而动，灵活经营
中国兵法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商战与兵战一样，环境与态势都是瞬息万变的，它有时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有时山欲雨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有时电闪雷鸣，急风骤雨，天昏地暗。久经商场、历经起落的商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他们深信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只有无穷的变化，才会有无穷的机缘，无穷的魅力，才会使无数英雄竞折腰。
徽商非常重视商业信息，对收集市场信息不遗余力。其方式大致有：利用“伙计”充当耳目，收集商业信息；或是在商品运销的各个重要口岸设立办事机构，广泛收集商业信息；或是通过同业、同乡会馆和公所了解市场信息。
徽商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和运河沿岸的各重要城镇都几乎建立有会馆和公所。会馆和公所既是徽商活动的中心，也是他们互相交流信息的场所。他们利用宗谱，编制徽人行商的联络图；利用联络图，互通各地的市场信息与情报，从而运筹帷幄于全国各地。
万历年间，朝廷修乾清宫、坤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知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贾木十六万根”，大获其利。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歙县商人程澧，他在决定经商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远游。通过这次市场调查，了解和掌握了天下万货之情。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江南，由于棉织业发达，宜做布匹生意；在扬州，由于地处天下之中，则适合经营盐业；徽州贫穷，则可经营典当业。实践证明他的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不但自己更加富有，而且带动同族一大批人致富。
明代歙县商人阮弼，他初到芜湖时，看到这里舟车辐辏，信息灵通，遂决定在此创业。当时芜湖市场的其他行业均有人经营，唯独缣帛一项无人问津，他于是决定经营此业。因是独家经营，无人竞争，阮弼获利数倍。后来彩色缣帛旺销，阮弼抓住时机，招募一批雇工，在芜湖开设染局，经营彩色缣帛，结果又大发了一笔财。
可以说，树立信息观念，根据市场行情制定灵活的商业经营策略是徽商发家致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徽商胡玉美在安庆开设的“胡玉美酱园”闻名全国，他把一个平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得益于他发现商机快，决断迅速。
清代中叶，安庆古城是长江的重要鱼虾产区，当时那里出产的鱼虾特别多，人们除了煎着、煮着吃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吃法，因此消费量有限，鱼虾的价格十分低廉。胡玉美的本行是经营“蚕豆辣酱”的，他的脑筋比别人动得多，动得快，在别人对着满船便宜鱼虾无动于衷的时候，胡玉美发现了其可资利用的商业机会。
胡玉美用低价大量收购虾子，制成“虾子腐乳”高价出售。独家生意，利市十倍，而别人“徒有羡慕之情”，只怨自己的脑袋没他转得快，转得活。虾子腐乳推出后不久，胡玉美更加注意观察市面，以求在别人前面捕捉商业机会，再做几桩独家生意。
他看到长江的航运越来越繁荣，安庆已成为重要的鱼虾码头，每年都有大量的鱼虾在这里上岸，然后运往外地。鱼虾一多，如果天气一热的话，鱼虾变质，鱼贩就要亏本。眼明手快的胡玉美看准这一点后，立即买来制冰机器设立造冰厂，大量生产冰块，每天出冰2吨多。由于这些冰能够帮鱼行虾贩解决冷藏保鲜问题，能够使鱼行虾贩的生意更保险，更有钱赚，所以他们竞相购买，又让胡玉美稳稳当当地赚了不少钱。
胡玉美酱园在当地声誉日隆，一位浙江商人心里很不服气，准备也在安庆开个酱园与胡玉美比个高低，而且店址就选在胡玉美酱园的隔壁，要在胡玉美眼皮底下争生意。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胡玉美立即组织反击。他探听到这位浙江商人只是和隔壁的房东谈妥了价格，还没来得及付款，于是他连夜找到隔壁房东，出高价用现钱把隔壁的铺面抢到手，使得迟到一步的浙江商人只能望铺兴叹。真可谓“先下米的先吃饭”，先人一步就能胜人一筹。
经商少不了资讯，而阅读正是获得信息的途径之一。阅读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与外界沟通的方式，许多企业家正是从阅读中寻求商业灵感的。图书、报纸、杂志、网络等都是阅读的载体，大凡企业家都有敏锐的思维能力，若通过阅读发现和迅速判断各类信息中潜在的商机并付诸实施，即可产生巨大的威力。
8．经营靠山，借势获利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干任何事情只要凭借权力就能通行无阻，否则就会寸步难行。为避免封建政治势力的欺凌，求得自身的发展，徽商不得不踏上投靠封建政权的台阶，不得不从政治势力上去奋斗。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6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
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6万石，捐麦4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胡雪岩在商场上一路走来，他从经验总结出，商场之道，就是寻找保护，寻找靠山。胡雪岩是这样找的，首先他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如帮助何桂清。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钱财。为了何桂清的升迁．他一次拿出15000千两银子，为了获取何桂清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利益，忍痛将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与王有龄相比．他所享受的待遇可算是最高的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非常卖命，所以在这一带很有名声。为此，胡雪岩的的商业乜有了依靠。他逐渐冲破了先前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何桂清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示胡雪岩在而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
但是何桂清毕竟只是地方官员，虽能使胡雪岩的生意遍及江南一带，但却不能促使其发展到北方。后来，何桂清势力逐渐削弱时，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和靠山。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于是，左宗棠成为胡雪岩后期最大的保护和靠山。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厂，筹借洋款。尽心尽力地为他做事，使他乐此不疲。胡雪岩这样卖命，也是因为在这些事中，可以从中赢利；又因为左宗棠需要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军务，兴办祥务，成就功名大
业。左宗棠是个难得的英才，事业逐渐腾达，声名也越来越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也愈加踏实。
不过与左宗棠这样的封疆重臣进行交往，需要的不是一些小恩小惠，而是能够辅助他成就大业的才能。如果体是个庸才，就凭左宗棠那湖南骡子的脾气，不费唬灰之力就会把你打倒。如果你是个人才，左宗棠自然会对你礼如上宾。胡雪岩之所以能使左宗棠成为他的靠山，不仅靠他那张能言善变的口舌，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坦**磊落的胸襟和超乎常人的聚财凑饷之道。胡雪岩依靠自己已有的实力和能力．辅助左宗棠实现了他成就大业的愿望，取得左宗棠的信任后，才真正获得左宗棠这座靠山。
在以后左宗棠的东征西伐中，由于胡雪岩筹饷有方，左宗棠无后顾之忧，指挥大军一路飙迸，功勋累累。胡雪岩依靠左宗棠这座靠山，十数年间，转运输将，购置枪械弹药，筹借洋款，拨饷运粮，无一不经其手。正是由于依附了左宗棠这座靠山，胡雷岩的事业随之欣
欣向荣如日中天，财富也从数十万银转而至数百万，进而至数千万。
由于胡雪岩的功勋累累，深受左宗棠的赏识。光绪四年春，他会同陕西巡抚于钟麟，联衔出奏，请朝廷“破格奖励胡雪岩”，在奏折中历举他的功劳，计九款之多。至此，胡雪岩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峰。
除了依附王有龄、何桂清、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王公显贵奕沂、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在他认为．多一个靠山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之辈以及文人士大夫，胡雪岩事，实际上是为自己寻找庇护神．财神爷。胡雪岩心里清楚，办团练，
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对的办法，虽然是绕了一道弯，代他人操劳。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官员得到朝廷赏识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这些人的地位稳固了，他就会惜助他们的权势．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从而使自己的事业也得到稳固。
由此可见，胡雪岩之所“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以保护自己。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位一品大员做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马褂，胡雪岩便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而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
胡雪岩因此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大胆地与洋人抗衡。任何一个以本业为主、不能上传下达、没有靠山的商人是不敢像他这么做的。只有一个胡雪岩，依靠官场的靠山做到了。
胡雪岩多年在商场上纵横驰骋、挥洒自如，正是因为他层层结交官府势力，才为自己铺了一条财源之路。假如没有王有龄、何桂清、左宗棠等靠山，胡雪岩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成不了后来的红顶商人。
9．资本运作方式灵活多样化
商务运作过程中，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应当是资金的筹措。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做生意一定要先有本钱，生意越大，所要的本钱也就越大，这是人人皆知的。就商务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然最好是有多大资本做多大的生意，或者想做多大的生意就先去尽量筹集多大的资本。
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多样化。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
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许多创业伊始的徽州商人出自贫苦之家，是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的，而从事长途贩运活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本，这就需要灵活多样的资本运作方式。
徽商在从商之初大多采用贷资经营。由于许多徽州人家境贫寒，经商资本匮乏，迫不得已只有“贷本经商”。这种借贷资金一般都是在同宗同乡的范围内进行的。债权人往往念及乡谊族谊，给债务人一定的资助与接济，把利息率调得比一般贷款更低。甚至“不望其息”或“不较其息”。很多徽商都是贷资而富的。如婺源李世葆“中年货本经商，家道隆起”；程鸣岐“贷资贩木，乃渐饶裕”等等。为了弥补资本的不足，一些徽商也会利用血缘、乡谊搞合资经营。也就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八股，积少成多，共谋发展。并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份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
其实在明中叶以前的徽州商人都是采用独资经营的方式，他们的力量一般比较单薄。后来，在经营实践中，商人们逐步懂得了“财从伴生”的重要性，因而开始把资本集零为整，“合本求财”。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本的活动能量大大增加，才能在激烈的商战中更有竞争力。此后，合资经营也就成为徽商经营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份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
由于在早期，徽商的宗族观念比较强，因此在经营上大多采用同姓合股这一形式，它包括一家合资和同宗合资。如徽商中的“伯兄合钱”，指的便是一家合资。同宗合资，在集资规模上要比一家合资大些。
在明朝年间由于商业竞争的激烈和商业活动领域的进一步开拓，要求更大规模的集中资本，于是同姓合股开始向异姓台股过渡。到了清朝，异姓合股渐渐增多，如在光绪十五年，屯溪“万康钱庄”的老板——程德宗、邵运仁，在屯溪老街创办的“同德仁’’药店，便是一个异性合资经营的店业。药店创办之初，胡、孙二股东投资27股，每股100银元，投资额计5400银元。
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酬金来积累资本。
合股经商出现后，独力经营已无法应付，不得不使用商业代理人，往往是用一个掌计和两三个主管。掌计又称家监，一般是代主经商的高级奴仆，执掌商业大权。在明初，掌计实际上是宋代的“干人”，主人仍然可以任意鞭打，随意处置他们。但是明末时，江北就改用雇佣奴仆制，徽商与所用掌计之间也变成了雇佣关系。此时“掌计”已由自由人充当。与主人以叔侄相称，不但可以读书进取，而且可以纳资为官，它与“主管”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了。这就为那些虽具有经营才能却没有资本的徽州人通过出售服务来积累资本。
从以上的经营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
经商致富的徽州商人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资金的徽州茶商，之后又代理销售茶商加工好的茶叶。有些徽商是用大量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他们利用这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当铺一方面大量赚取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钱，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扶持了徽州粮商。
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过多种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将相互间的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进行融合。
从徽商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用小竹竿挑起地球的商海韬略。徽商把筹措资金看做是营商的第一步，一个人筹措资金能力的大小，往往就决定了他在商业中所能取得成就的大小。筹措资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贷款营商靠的是借鸡生蛋、借钱生钱。而“合本求财”就相当于现代的股份制经营，这与徽商的见识高远是分不开的。多方筹资为徽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