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浙商经营之道：商道五灵活善变诚信至上
浙商最厉害的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比别人更“活”的脑袋。浙江人做生意不拘一格，围绕市场转。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去。过去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现在是“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浙商不仅灵活善变，而且极讲信誉，他们做生意的基本理念是：
为商之道，仁信为本；商战取胜，理性之上。广大浙商以超人的胆识，厚道的精明，先进的理念，良好的形象，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深深地扎下了根。
一、见缝插针，无孔不入，围绕市场转浙江人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最会赚钱的人群。浙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致胜，有其独特的为商之道。如果说晋商的特点是信，徽商的特点是诚，那么浙商的特点就是活。“无浙不成市“是因为活，灵活富有创新精神是浙商最鲜明的特性。
浙江人会做生意，他们的生意经可谓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围绕市场转。只要是合法的，什么样的钱都能赚，小到纽扣，大到飞机。善于从国家的困难中找商机，从国家的改革中找商机，从国家的政策调整中找商机。美国打伊拉克，他们就到伊拉克找商机；北京开奥运，于是北京就有了20万人的浙江村。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建设等项目的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了”西部鞋都“。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在西藏、内蒙、新疆等边远省区，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美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达新疆，全国各地都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做着”你发展，我发财“的生意。
1.只要有生意，就会绞尽脑汁去做
浙商中名气最大的温州商人是商场中神秘的群体，他们往往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中，发现自己需要的信息，寻觅诱人的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
“只要有生意，温州人就会绞尽脑汁去做。”这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工程师在温州干了6年后对温州人的评价。他所在的企业以生产化油器为主，他是被温州人请来的，在企业任总工程师，一年能挣近20万元。化油器因是一个老产品，北方生产化油器的企业几乎全都停产了，但走南闯北的温州人竟最先在重庆找到了这一产品的市场。眼下这家企业里有干不完的订单，而且还出口。这些化油器大部分销往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国内很多摩托车企业用量也很大。虽然这家企业只有10年的发展史，但市场占有量竟达60％，这是外人无法想像的。
有人称浙商的活动为“候鸟”经济，浙商四海为家，哪里合适就飞到哪里，总能寻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栖息地。以温州商人为例，他们到了哪里，都可谓战无不胜。他们成功的经营渗透和扩张，得益于他们在商海信息中遨游的本领。温州人多地少，决定了他们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也因此，温州商人在全国散布最广，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临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
10多年前，漂亮的温州女交警蔡瑶媛辞去公职，带了2000元钱来济南做小商品生意。她在济南租门面开店，贩卖从温州运来的领带夹、徽章等小饰品，带着样品到处跑单位，央求人家订货。两年后，她成立了自己的礼品公司，如今蔡瑶媛的南方礼品公司在济南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她看来，她的行为并不出格，因为在温州，创业不分男女，他们都是四海为家，八方漂泊，哪里有钱挣就去哪里，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无论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
温州老板有个特点：年轻，头脑活，做生意从来没有定式，怎么挣钱怎么做。温州电烤鸡是怎样发明的?温州人卖烤箱时一不小心把鸡放到里面，发现非常好吃，就弄出来电烤鸡，风靡全国。如果套用成熟公司的营销方案做这个生意，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温州老板能准确地进行市场定位。温州人叶世光到南京投资的时候，看重的是南京众多的人才以及南京人的厚道，但投资什么，心中无数。他注意到，当时南京的饮食、休闲很火爆，便多次去消费，了解他们的投资额和消费结构。与此同时，他看中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幢在建的高楼，并多次与该楼发展商洽谈租赁事宜，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行业，因为他感到消费热点不一定是投资热点，往往市场越火，投资越要谨慎，恰恰是在需求和市场的空当和矛盾中发现新的经济生长点。就在他想开办公司租房子时，他注意到当时南京办公房很难租到，价格也高。于是，他决定投资数千万元开发中低档的商务中心。这一招果然击中市场要害，他的诺亚商务中心建成后，由于市场定位准确，一经招商，立即吸收了许多中小公司入往，几年来，出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目前南京大量高档写字楼因为租金太贵而闲置。
温州老板做生意活道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见到什么市场前景好，认准了立即调转枪口投资。一个温州老板在他的投资生涯中可以涉足数个不同的领域。
现在的温州老板没有不敢投资的行业，只要能带来利益，没有不敢去投资的地方。拉萨，这个建在世界屋脊上、海拔3600多米的“日光城”，给每一个第一次光临它的人的礼物就是高原反应：呼吸有些困难头痛得厉害，连走路、说话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雪域高原，也活跃着成千上万的温州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约有上百名温州人因为生计所迫，千里迢迢来到拉萨。他们没有任何创业资本，就凭一身手艺到这里找“活”。那时，在拉萨的温州人主要从事的行业有木匠、裁缝、油漆工、补鞋匠等。“我刚来时是做木匠，吃住都在藏民家里，而且一做就是三年。”郑月球说起当年的事轻描淡写。昔日的一个普通的木匠，今日他已是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从木匠、油漆工这样毫不起眼的行业开始，温州人捕捉到了拉萨的商机。“这里比较落后，信息闭塞，资源又缺乏，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当地需要的东西，没有卖不掉的。”西藏华建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晓飞这样描绘当时的市场。于是，80年代末，拉萨大多数温州人开始转行，经营低压电器、服装等生意。
有利的时机使当时许多温州人一炮而红。乘着滚滚商潮，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涌入拉萨，达到了5000多人。一时间，拉萨随处可以看见温州人的身影。娘热路、青年路、林廓北路，在拉萨最繁华的几条商业街上，温州人经营的店铺几乎占80％。他们卖电器、卖服装、卖礼品、卖灯具、开娱乐场所、做工程，涉及行业达数十个。
做着同样的生意，在雪域高原，要比其他地方艰难很多。除了需要忍受缺氧引起的高原反应，他们还要经常翻山越岭。车子在一座又一座的高山上爬行，有时候，开上一整天也遇不到一个人。不仅荒凉，许多地方的山路还十分惊险。对于此，多数温州老板都深有感触：“很多次，我们就是和鬼门关擦肩而过。尤其是冬天，漫山遍野是雪，车子在冰雪上滑行，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时，身边就是悬崖绝壁，我们透过车窗，甚至可以看见山下许多事故车子的残骸。”不过，再恶劣的环境也不能让温州人有丝毫退缩。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敢闯敢拼的精神，温州人终于在世界屋脊站稳脚跟。
今天的拉萨，低压电器几乎全被温州人垄断，服装行业也被温州人占领了半壁江山。除此之外，温州人还创下了许多个第一：建造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小水电站，建立了西藏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开设了西藏最高档的娱乐场所，开设了西藏最大的网吧……温州人凭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和辛勤的劳动，在拉萨甚至整个西藏，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2.东方不亮西方亮，勤换思路换地方
哪里有商机，那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那里就有红火的专业市场。浙江人自己不买浙江人生产的东西，商品卖给浙江以外的地区。北京百货公司的鞋子和服装30％以上是温州货；上海百货公司的服装、鞋子40％以上是浙江货。浙商主动开拓外地市场，落地生根，遍地开花，显示着强大的竞争力。
浙江人捕捉商机的本领令人叫绝。当欧元问世之后，在欧洲经商的浙江人发现欧元面钞尺寸要大一些，原来的钱夹不好放，就专门设计了欧元皮夹让老家来生产。现在，欧洲市场到处是浙江人发明的欧元皮夹。
陆永江是个地道的永康人，他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不小心做了老板，开了公司。陆永江最早以保温杯起家，1999年去美国参加世界五金博览会时，一件东西触发了他的灵感。当时有个小孩子推着辆滑板车在骑着玩，陆永江一看，这产品非常好玩，他就跟这小孩子说，“能不能让我玩一下?”玩的很过瘾，当时陆永江就决定要做这产品。
陆永江花了190美元把这个滑板车背回了浙江永康，他把滑板车的84个零部件仔细琢磨了半天，最后在10多个协作厂家的帮助下，小小的滑板车三个月就实现了本地化生产。2000年，陆永江带着自己的滑板车参加了广交会。在会上，他的产品以35美元的价格一炮打响，外商纷纷定货，在生产最忙碌的时候一天就能生产出两万多台。用他的话说，一天净赚一辆汽车的钱。
浙江人经商，1分钱不嫌少，10万元不嫌多；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找新的希望之地，到处传播着市场经济的种子。如今浙商早已经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异国土地上抢滩。浙江著名的侨乡文成县，现有六七万旅外华侨，虽分布于52个国家和地区，但90％侨居西欧，从事着餐饮、制衣和皮革行业。
浙江青田人金爱华就是从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开始自己异国创业路程的。金爱华在青田当地是出了名的食用菌技术员，因为帮助周边农户种植食用菌致富而获得了几乎一切当地政府部门能给予她的荣誉。当时金爱华在外人眼里，是一个理应满足的女子。但她在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了出走。金爱华说，她厌烦了得到的太多关注和荣誉。
1994年，刚好有了一个机会，她就向家乡人借来5000美元去了俄罗斯，准备办个食用菌技术培训班。此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且已不很年轻，这让人很是敬佩她的勇气。在俄罗斯总共只呆了不到一个月，金爱华“总感到不安全”，事情也难开展。后来留学生招待所一位很有涵养的女所长“指点”了她，说你应该到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去”。那所长是个外交官夫人，很了解情况，当时南斯拉夫正处在国际制裁中，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在那里经商。
金爱华就用800美元办了一张签证，因为不通航，先飞到罗马尼亚边境，然后以旅游者身份乘汽车进入南斯拉夫。几经周折，通过一个翻译办理了在南斯拉夫的半年居留权，并成为最早到达那里创业的中国商人。
金爱华现任注册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市的独资公司爱华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董事长，南华人商会理事。其青田族人至今已有约300之众先后抵南从事贸易活动，足以构成浙江散居各国的大量“自由派”贸易大军的一个小分队。
像金爱华这样在异国闯**创业的浙商有很多。中东地区因为只有阿联酋市场开放，所以一个弹丸小国里就聚集了三四万浙江商人，每天到达这里的大量集装箱都通过这些中国人以各种途径发往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巴西里约市的中华商城，莫斯科著名的“海宁楼”，南非中华门商业中心，阿联酋的中国日用商品城市场，都是在浙商手上建起来的。
如今，浙江商人满世界跑，浙江小商品满世界销。浙商在亚非美欧各大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筹办、设立了一批商品市场，在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浙商，特别是温州、台州人。他们中有新一代移民，也有已经本土化了的第N代，但浙商精神不改。
二、以诚信求利，以诚信得财市场经济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所有参与者必须遵循这个规则。所谓规则，通常意义上是指信用。浙商普遍有这样一个观点：确认自己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才可以承诺，但不要夸大其辞；如果想一直做个商人，那么就必须树立自己的信誉。作为商人可以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争议，甚至也可以制造争议，但不能失去信誉，否则就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骗子。
1.在商场上，信用就是最高的荣誉
古人对信用非常重视，认为“人无信不立”。身为商人，更应该看重“商无信不立”，必须注意自己的品格，尤其是信用最为重要。如果有信用，什么样的事都会有办法解决：没有技术，可以请有经验的朋友来提携你；没有经营能力，可以请有经营能力的人来做事；没有资金，可以向银行借贷。可是，如果没有信用，这可是致命伤。
诚信是商人的最大资本和获利的最大保障，毕竟，良好的信誉中往往潜藏着无限的商机，讲求信誉就意味着寻求和掌握新的机遇。讲信用，守信义，是立身处世之道，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它既体现了对人的尊敬，也表现了对己的尊重。
诚信经营是企业获取市场竞争力、树立企业品牌的有效武器，也是富豪们增值财富的一种长期的根本的经营理念。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是《福布斯》杂志认定的2002中国前100名富豪之一，作为一名企业家，在对诚信的态度上足以体现南存辉的魅力。
南存辉说：“当年我修皮鞋的时候就是靠一针一线扎扎实实的技术在当地立足的。集资5万元办厂时，我把厂名取为‘求精’，也是想通过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多少年来正泰正是靠认真和诚信在社会上打造了一片天地。信用就是金钱!”
有一次，企业有一批货物出口希腊。在运输过程中，一只货箱出现了破损，重新装配时，偶然发现有一件产品不合格。南存辉得知后，毅然要求全部开箱检查。由于开船的日期已经临近，如果不及时交付，将要付出巨额损失费。有人建议不要大动干戈，因为外商是老客户了，不会为了一只小产品不合格退货。这个建议被南存辉断然拒绝。结果，所有的货物被开箱检查，确认合格。为了不影响交货，这批货物由海运改为空运。仅此一项，企业的运费就多花了80万元。但通过这一件事，却树立了正泰集团的品牌。
在温州，信用是一种传统道德。温州人创业初期，个人或私营企业由于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不得已便通过民间的信贷交易方式互援互助。诚信是温州人人际交往的立身之本，民营企业讲诚信，仅凭法人代表签个名就可在银行贷到数千万元贷款。在所有的“金笔”中，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农行温州市分行给予他的授信额度就达两亿元。温州商界评议说，南存辉签名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出其本人的信用魅力，也由于正泰集团长期奉行“诚信经营”的企业文化使然。
诚信经营是企业家们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注重利润，只有这样持续的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只有实现同诚信的零距离接触，企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企业家应当把信用视为企业的“底线”，要用信誉去占领市场，去赢得消费者。
2.做事业先要做人，有承诺决不食言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诚信成为一种稀缺的商业资源。许多商人、企业经营者信用低下，破坏了正常的游戏规则，因而诚信立市、诚信兴企已经成为企业家能否终有所成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石材市场大王，杭州鹏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飞鹏刚刚创业的时候，父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财产和资金上的支持，反复告诫的惟独只有“诚信”二字，算是对他最大的投资。程飞鹏而今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当初没有父亲的教诲，他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诚信”成为程飞鹏的立业之本，使他受益匪浅。
程飞鹏创业时，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信用社的信贷员。在程飞鹏眼里，他下海创业时两手空空，父亲用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给他几万元流动资金，并不算违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要求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父亲告诫他说：“你现在所缺的东西并不是你所缺的，你所缺的恰恰是你所不缺的，做人要务实，讲话要真实，做事在诚信，不能骗人蒙人丧失信用。钱可以创造，但诚信比金钱更重要。不诚信也许能赢一时之利，但一定会失长久之利。”
在当时，对父亲绕口令式的极富哲理的一番话程飞鹏并不在意，他正需要钱，心里只是在抱怨父亲：“不但不给我支持，还讲这么多大道理给我听。”而做父亲的也仿佛揣摸到了儿子的心思，安慰他道：“真的需要时，我自然会支持的。”父亲的承诺尽管当时在他看来是画饼充饥，但无论如何，成了一剂强心针，一种动力。“诚信”二字在程飞鹏的脑海中留下很深的烙印。
初创业时程飞鹏曾向民间高息借了4万元，时间定为一年，不知怎的，这位债权人听信流言，误以为程飞鹏在杭州出了问题，担心钱泡汤，借故急用，急着打电话要讨回这笔款子，而且要求必须在两三天内送还。程飞鹏当时一愣，说好一年的借期，怎么不到一个月就要归还?但又一想，人家既然提出来肯定有难言之隐，连忙把几个账户盘了一下，只有2万元现金，于是又连夜在别人那里借了2万，顾不上疲劳，星夜兼程从杭州送到泰顺，凌晨时分敲开了对方的门。
对方想不到昨天上午的一个电话，第二天一大早自己的钱便从天而降似地出现在眼前，心里想：程飞鹏这人真讲信用。过意不去的他终于道出了原因，承认自己是轻信了别人的谣言，又将4万元放心地重新交给了程飞鹏。
在十几年的生意场上，程飞鹏经手的货物无数，结下生意场上的朋友也无数，在他们中间，程飞鹏的名字就是一张“信用支票”。一个电话，无论多少货，对方都会送货上门。而一些杭州做石材的老店当初基础比他好，门面比他大，业务渠道比他多，经济实力比他强，如今大都大浪淘沙败下阵来，有的已无立足之地，这主要归咎于不讲信用、短期行为、欺蒙对方。当时外地厂家进杭州多是找这些老客户做，不会与程飞鹏合作，如今却都主动找上门来，一前一后，大相径庭。对此，程飞鹏的总结是：做事业，先要做人；承诺人家的决不要食言，否则要马失前蹄。
温州人做生意赚钱不是见钱眼开，大多数人都很讲信用，决不失信客户，在关键时刻，宁愿自己吃点亏，也决不丢温州人的脸，生意再忙也绝不会“萝卜拔了不洗泥”。温州人觉得，即使在个别情况下会吃一点儿小亏，但从长远角度上看一定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坚持诚信是干大事业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企业要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就更需要具备诚信意识。
有一次，温州奥康集团国际贸易部接下了意大利客商的一笔订单，双方谈好产品单价为23美元，并签订了购销合同。但在产品投产时，他们发现在核算成本时将皮料的价格算得过低，若按实际成本计算，出口价格每双鞋至少还要增加1美元。当该部负责人将情况汇报给总裁王振滔，并请示是否与外商洽谈加价时，王振滔表示：既然签了合同，就是亏本了，这笔买卖也要做。
消息传到意大利客商的耳中，对方主动提出增加1美元，但被王振滔婉言谢绝。他说，多赚一美元少赚一美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恪守信用。意大利客商大为感动，当即将原来20多万美元的订单追加到100多万美元，并表示：以后要和奥康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下更多的订单。
诚信是开启财富大门的金钥匙，信用有多高，财富就有多厚。经济的损失将来可以赚回来，而信誉的损失就难以弥补回来。信用能为产品带来市场，为企业带来顾客，为顾客带来信心。现代商业时代越来越讲究信用，以信誉招集顾客也成为许多企业共同使用的招数。诚信是商人的第一品牌，是真正的经商之道。
3.义利兼顾，做企业讲良心
浙江神力集团的董事长郑胜涛说：“义利兼顾，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无论是企业做大和做小，都要讲良心。企业和个人是互动的，有付出就有回报，我相信因果关系。”这一朴素的思想，在市场经济中，被浙江人发挥得淋漓尽致。
只顾眼前利益，就会失去长久利益，这是温州人的经商哲学。温州的一位老板说：不算计，是最大的算计。这一儒家思想，令人玩味。义和利的结合，是温州人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所决定的。讲实在，讲功利，但更讲勤劳致富，永嘉学派对温州人有很深的影响。在温州人看来，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就是勤劳，就是传统文化“义和利”的基因。
余进华，这位子承父业的吉尔达鞋业第二代，在亲眼目睹了温州鞋业的发展过程之后，对诚信有着更深的理解，他深知商业精神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地记得，温州曾出现过早晨穿晚上坏的“晨昏鞋”，7天就坏的“星期鞋”，这是温州人对鞋业一哄而起的恶果，一时，这些都成了温州皮鞋的代名词，使得早在明朝时期就成为贡品的温州皮鞋变得臭名远扬。
在温州有一个火烧皮鞋的雕塑，正是这个雕塑，使温州人发奋，从而崛起了一个“中国鞋都“。温州企业信用缺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州的企业痛定思痛，自我忏悔。所以说，温州企业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觉醒要比其他地区早，他们清楚了凭什么从市场中得到真正的回报和长远的财富。
余进华说，温州人正是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大多数老板才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这句真理的。尤其在温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1994年和1995年，吉尔达在中央台做广告，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牌子。
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12岁就开始做鞋，从创办吉尔达企业那天起，余阿寿就始终坚持”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的理念。在余进华看来，这一理念的形成是父辈留给吉尔达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正是这一商业精神，使企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得以迅速发展。老鞋王余阿寿今年已66岁了，做了一辈子鞋，使他赢得了”皮鞋寿“的雅号。
余进华说，如果说全部质量管理使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了根本保证，那么产品信用的管理则会使企业的信用价值和品牌价值得到更大的提高。现在温州的银行给吉尔达的资信品级很高，用余进华自己的话说：“很多银行是排队要和吉尔达做业务，我们要贷款，不用担保，不要抵押，用信用就可以了。”
信用是商业精神的精髓。质量温州，品牌温州，能在温州立得住，并开花结果，尤其信用温州的提出能在温州“一呼百应”，正是温州人对商业精神的崇尚。操守商德的温州人重新受到世人的尊重，温州的产品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温州重新获得市场的尊严，是靠代价换来的；是商业精神的唤醒。温州之所以能造就今日的温州，其力量来自温州重商的文化，这一文化就是商业精神。
4.急公好义，轻财乐施
商人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逐利赚钱，以利为本也是商业文明的核心。浙商也是人，盖莫能外。
在很多人眼里，浙商是一群“赚钱动物”，但是，他们赚钱却不“坑钱”，聚财而不敛财，他们具有急公好义、轻财乐施的品性。为公益事业捐赠几百万、几千万的浙商不胜枚举，这既成就了浙商群体的道德人格，也为浙商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道德环境。
这几年，我们在最具活力的创富团队浙商身上时常可以看到“乐善好施”等与慈善有关的字眼。2003年，当“非典”肆虐的时候；2004年，当台风“云娜”以狰狞面目袭击浙江台州的时候；2004年下半年，当东南亚海啸造成巨大伤害的时候，我们总是能深刻体会到“天灾无情人有情”。这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往日在商界长袖善舞的浙江商人的身影：康莱特的李大鹏在“非典”时捐出了大量药品；在云娜过后没几天，德力西的胡成中、正泰的南存辉都捐出50万元以上；未来食品有限公司的蒋敏德托朋友向印尼捐款100万元；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从1988年开始，10多年来他已累计捐赠2000多万元……资助教育，浙商也是一掷千金，从不心痛。卡森实业的朱张金曾捐款350万元建了12所希望小学；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资助各类教育事业720万元；未来食品有限公司的蒋敏德捐资1000万元设立“未来基金”；浙江圣雄集团董事长林圣雄成为内地目前捐助“希望工程”最多的人……在福布斯、胡润等内地慈善榜上占据多数席位的浙商对教育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们更可以看到，除了希望工程外，不少企业家还纷纷捐款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基金，一笔笔的善款流入教育事业。
商人的本质是逐利，浙商尽管遵循“在商言商”的商业法则，但浙商群体里较少“惟利是图“之徒。对浙商而言，赚钱并不代表一切，它是一种生存的工具，同样是实现自我价值、体现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企业利润伴随着企业壮大而攀升，这给浙商的慷慨之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健康、共赢的心态处世，则成了浙商扶贫济困之举的另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