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浙商经营之道：商道三老板情结平民创业
浙江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如今已经被誉为“老板之乡”。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当老板的意识极强，今天帮着打工，明天就争取入股，后天可能就与你竞争了。浙商是典型的“草莽英雄”，有统计说，浙江民企100强里面，约有9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裁缝、修鞋匠等阶层，因此有“草根浙商”的说法。浙商从小生意做起，成为中国平民创业成功的典范，成为各地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
一、打工是暂时的，做老板是长久之计很多温州籍企业老板散居全国各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之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着，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而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斗转星移数年间，这些远离故土的棉花郎、修鞋匠们在含辛茹苦积攒血汗钱的同时，学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当他们将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时，或回乡创业，或在异乡扎根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追求。一个个老板从当年的打工族中走出来。
1.有钱做老板，无钱也要做老板
很多浙江人通常没有”找工作“、”就业“的观念，只有”做生意“、”找生意做“的念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思想观念非常明显。自己为自己干，哪怕再小，但它是自己的，干起来才有兴趣，才会认真努力去做。浙商们往往选择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断地发展，然后跻身于大事业的行列。
浙江人的”老板哲学“实际上非常符合人的本性，因为”人无恒产者，故无恒心。“法国皇帝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温州人则说：“不想做老板的人肯定不是温州人。”“有钱做老板，无钱也要做老板”、“赚钱是老板，不赚钱也是老板”、“大小也是个老板”。温州人的老板情结体现在谚语上，谚语流行是说明温州人对某些观点的普遍认同，温州人的谚语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他们把它当作座右铭来指导自己商旅生涯。
浙江隆标彩涂有限公司的老板阮建荣生于浙江温岭一个贫困农村，从1983年起，他曾经4次高考均遭失败，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经历。为了减轻贫穷家庭的压力，也为了养活自己，1986年，他卷起铺盖跳上长途汽车，跑到宁波镇海当起了泥水匠。
1987年，阮建荣回到台州，在黄岩一家水暖器材厂当推销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厂里20多个业务员中业绩最好的一个，长期走南闯北做推销的工作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意识到，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自己创业也可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那几年，阮建荣靠做推销积累了100多万元资金，但他不想这样长期为人打工，他想自己当老板!阮建荣却想不到，另一场打击正等着他。
1992年，阮建荣接触到一种叫镁铝曲板的建材，当时市场上都是台湾生产的品种，每张价格高达200多元，大陆没有一家企业生产这种板材。26岁的阮建荣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缺，没做什么准备便投入了全部资金，梦想着一展自己的抱负。不料，台州的一家大企业也早已瞄准了这个市场，并比阮建荣早半年投入生产，而阮建荣的工厂由于规模太小，力量薄弱，在残酷的价格战中很快显示出了劣势，过不多久，他前两年辛苦赚来的100多万元血本无归。
面对这场巨大的打击，阮建荣欲哭无泪，但倔强的他心想，这也许是上苍对我的考验吧!我只有进，千万不能退!很快，阮建荣又到处去寻找新的机会。几经周折，阮建荣做起了大理石生意。大理石在运输过程中容易裂开，需用一种特殊的胶水才能粘合起来。当时，这种大理石胶全靠进口，每千克120元，这让阮建荣又看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决定生产大理石胶，填补国内空白。
带着几个样品，阮建荣跑到了上海一家研究所。一化验，进口大理石胶的成份是树脂，与普通万能胶的基本成分是一样的，而万能胶的价格每千克只有7元钱。得到这个消息，阮建荣莫名兴奋，心头又涌起创业的**。他立即赶回台州，把堆放大理石的小仓库清理出来，带了几个人开始试验大理石胶。
进口大理石胶的成分虽然简单，但其制造工艺就连专家也无法检验出来。国内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到原产国去拜访又不切实际，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整整8个月，阮建荣几乎没有离开过做试验的小仓库，日夜与胶水为伍。承受着试验的艰苦和失败的焦虑，苦恼之余阮建荣跑到山东一家特种胶粘剂研究机构求助，那里的专家让他把**胶水变成固体试试，并告诉他转化的方法。
阮建荣又火速赶回台州，用这个方法试验了几次后，1997年，记不清是在一个清晨还是黑夜，在阮建荣熬得通红的眼睛注视下，一种品质成熟、性能稳定的大理石胶终于在他手中诞生了。产品生产出来后，由于价廉物美，在国内市场上十分畅销，用阮建荣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卖疯掉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个产品就为阮建荣带来了2000多万元的利润。
事业的成功使阮建荣信心大增，不久他杀回那个曾经让他痛遭失败的合成铝塑板上。阮建荣作了理性的分析后认为，虽然前几年他没有做成功，但那是因为自己缺少经验和资金实力，而不是因为这个产品没有销路，相反，它的市场潜力仍然十分巨大。说干就干，1999年，他与几个人成立了一家股份制公司，重新做起了铝塑板，后来转为专门生产铝塑板的主要原料--彩色涂装铝箔。2002年，他买下其他股东的股份，成立了现在的隆标彩涂有限公司。2003年，公司年产值达1.5亿元，产品供应全国100多个企业，并向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出口，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铝箔涂装生产企业。
一般说来，有一定本事的人才能做老板。然而，光有本事还不行，还必须具有自信、自立和自强精神。浙江人大都非常自信，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这一点在许多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在不少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有事没事都找领导、找政府，别说是下岗之类，什么芝麻蒜皮的事都要到市政府门前去静坐。什么事情都要依赖政府，最好是由政府养着。在温州，见不到这样的人，他们自己找事做，干这样挣不到钱就干那样，没有想到要依赖别人、依赖政府，他们不愿被别人安排、支配，只愿意自己当老板。
浙江人个个都想做老板，宁可做50万元的董事长，也不愿去做100万元的副总经理。在精神上，浙江人永远是自己的主人。
2.老板情结继往开来
浙江人的老板情结自古就有。近代浙商虞洽卿1867年6月19日生于浙江镇海县龙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亲虞万丰，做裁缝，后改行经商。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虞辍学在家，做些零活，拣些蛤蜊，以补充家用，与母亲相依为命。
1881年，虞洽卿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赏识。第二年，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200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虞洽卿时代过后的两个世纪，现代的浙江人前赴后继，将创业精神发扬得淋离尽致。李书福四兄弟的创业史人们早已耳熟能详。20年前，李书福上学成绩并不好，高中没读完就辍学回家，提着一台老式相机走街串巷给人拍照。当时他的创业资本仅有121元，是做小生意的父亲给的。这点钱本来是不够的，如果不是自己动手做了个相机的话，李书福的第一次创业还真不好开头。买一个镜头，买个皮老虎，再买一个装胶片的东西，齿轮就自己做，闪光灯做不了，就找别人做，就这样经过一番组装磨合，商店里1000多块钱的东西，李书福靠着自己动手，只用100多块就搞定了。
由此李书福有了个领悟：要赚钱就要靠自己去争取，不能等谁，不能依赖谁。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觉悟：敢做，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做过相机之后，李书福觉得“相机不过如此”，由此对那些平时看起来挺神秘、挺高深的东西也没了敬畏感，什么都敢拆卸都敢装，最后连汽车在他眼里也成了玩具。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人，后来开始自行设计汽车，一般不是狂人怕是说不出来的话时常挂在嘴边：“汽车不过是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加一个发动机、一个车壳，里面安两个沙发!”
1984年李书福21岁，这年他拿出了自己挣得的1000元钱，与兄弟合开了一家作坊式的小厂，替一些冰箱厂加工小配件。1000元的创业资本据说也是来自最初的一个小发明，他在拍照期间发明了用氯化纳沉淀冲洗液中的银元素提炼出高纯度的银子，然后把这些银子拿到杭州去卖，赚回了1000元。当时也是因在杭州打听到冰箱市场开始红火，才开了这家冰箱配件厂。
最初还是他超强的学习模仿能力起了作用，拆拆装装之间自己就做出了冰箱配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冰箱市场发展十分迅速，市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产生了强大的需求，需求量的不断上升带动了制冷元器件产业的发展，行业大气候的顺风顺水使这名“土发明家”没有足够的技术准备便匆忙上路了，李书福一边摸索一边生产，居然在市场上畅行无阻。厂子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大了。这时他开始转向核心部件生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基本元件市场上越来越剧烈的竞争，提高产品利润。李书福去上海请来了专家，攻克了冰箱蒸发器的技术难关，因而成为浙江首屈一指的制冷元件供应商，并迅速实现了跨省合作，把业务扩展至上海和山东。在创业早期，自身的发明能力和创新意识成为了事业的核心竞争力，支持李书福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
浙江人创业当老板的故事很多。富通集团的老板王建沂原是富阳县邮电局的一名职工，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1987年，王建沂用几万元钱在富阳办起了一个作坊工厂--富阳通讯材料厂。当时的厂房是一间用毛竹和油毡搭建的不足40平方米的简易棚屋，共有工人7名。当时正值国内通信器材市场发热之际，中国南方各地已经形成了一支通信企业大军，成立了很多电话来料加工厂、通信设备厂，电话也开始初步进入寻常百姓家。
由于身在邮电系统工作，王建沂比别人早一步觉察到了这里面的商机，所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硬是把仅有的几万元存款投进去，生产出了铁芯电话线。果然未出他所料，1987年电话机市场狂潮初起，铁芯电话线的需求量爆涨，一些反应及时的企业都赚了大钱，反应迟钝的企业只能追悔不已。王建沂仅凭着铁芯电话线这种技术含量很低的低端产品，当年就创造了50万元的产值。
再往近处看，现在的“天通股份”是中国上市的首家家族企业，它的诞生地是浙江海宁，潘广通和儿子潘建清不靠国家一分钱起家，目前成了国内软磁业最大的企业，号称“中国软磁王”，占有国内35％的市场份额。潘广通做董事长，负责联系企业的改制工作，理顺外部关系；儿子潘建清则主内，出任总经理，集中精力抓企业的经营管理，父子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据有关资料统计，浙江目前约有各类企业近3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约有160万户，私营企业超过30万户。在浙江，平均不到26人就有1个老板，其中温州、台州等地平均4个家庭就有1家投资办厂。他们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足以说明浙江人心中有老板情结。
能打工就在不家里闲着，能创业就不打工而是要当老板。条件不成熟时打工是为了创业积累资金和经验，一旦机会来了就自己单干，公司开办得再小也是自己的一份事业。凭着精明的头脑，很多浙江人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成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
二、草根精神，平民创业，白手起家在数百万之众的浙商群体中，大大小小商人老板大多是布衣百姓出身。晋商、徽商的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浙商发达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七成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八成出身于农民；“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三无起步的浙商，白手起家，逐步形成气候。
1.农民企业家成为浙商群体主流
浙商群体首先是从农村中产生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者，在这个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家。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成为经营者的主要“孵化器”。如今，不仅密布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浙商绝大多数其“身份烙印”还是农民，许多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家也是“出身”垄上。
作为中国平民创业成功的典范，许多浙商却怎么看也不大像是经典教材里给我们指出的“精英人士”。万向集团老板鲁冠球当过铁匠，横店集团老板徐文荣是农民，正泰集团老板南存辉做过修鞋匠，德力西集团老板胡成中曾经是裁缝，人民电器集团老板郑元豹是工人，华立集团老板汪力成曾经是丝厂临时工，001电子集团老板项青松曾是农机工；星星集团老板叶仙玉是农民出身；奥康集团老板王振滔当过木匠……农民商人的扩大，是浙商群体庞大的首要因素。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万向节之王鲁冠球现在是企业家是个长青树，拥有亿万家财，“闻达于诸侯”，名扬海外。如果从创业之初来看，他不过是浙江宁围乡的一个农民。鲁冠球1944年出生于萧山区宁围乡，和杭州市区仅一江之隔。鲁冠球和母亲住在萧山农村，父亲当时在上海一家医药厂工作，工资微薄，一家人生活困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初中刚毕业的鲁冠球不得不背离自己当文学家、科学家的梦想，自己养活自己，15岁时在萧山县铁业社当打铁的小学徒，就在他刚刚学成师满，有望晋升工人时，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企业、机关精简人员，他家在农村当然被“下放”回家了。
鲁冠球回乡当起了农民，但他的内心却不甘屈服，不承认农民一辈子就该生活在泥土里，艰苦的劳动不仅没使他将意志埋进庄稼地，反而使他发了狠：一定要摆脱泥腿子的宿命，混出个人样来。
三年的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当时宁围乡的农民要走上七八里地到集上磨米面，鲁冠球也不例外，久而久之他竟情不自禁地对轧面机、碾米机“一见钟情”。而且他发现，乡亲们磨米面要跑得路太远了，很不方便，如果在本村办一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可赚些钱。如果自己能买机器，既省了磨面的钱，又省了乡亲们的功夫。
亲友们得知鲁冠球的这一想法后都很信任他，也很支持他，纷纷回家翻箱倒柜，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然而，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所以鲁冠球搞米面加工厂的消息传到某上级领导那里后，就给他定了一个“不务正业，办地下黑工厂”的罪名，然后立即派人查封。
鲁冠球和乡亲们一面到处托人求情，一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夜晚抬着机器跑，一连换了三个地方，最后还是在劫难逃，鲁冠球这条“资本主义尾巴”被揪住了，并且被狠狠地砍了一刀：加工厂被迫关闭，机器按原价三分之一价钱拍卖。这样，鲁冠球负债累累，只能卖掉刚过世的祖父的三间房。鲁冠球自己尚未成家就折腾完了祖辈的家业，落得了倾家**产的地步。
鲁冠球几乎被这无情的打击击垮，他很长时间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日闭门不出。让他感到特别痛苦的不仅是这次创业实验本身的失败，而是由失败给家里带来的巨大压力，父母亲用血汗换来的钱已化为乌有，他成为了“败家子”。但是，鲁冠球没有消沉，没有埋怨命运，没有抱怨生活，而是独自咽下了生活的苦水，重新挑起自己生命的重担奋然前进。
没过多久，鲁冠球又钻了“停产闹革命”的空子，在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有地方修的年月，收了五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这一铁匠铺吸引了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以后，鲁冠球的农机修配组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历史的机会终于落到了有准备的头脑上。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很多人担心鲁冠球会陷进去难以自拔，但鲁冠球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认定，这或许可以作为创造一番大业的起点。于是，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甚至连结婚时别人送的收音机也变卖了，把所有资金都投到了厂里。鲁冠球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虽然这个工厂前程未卜。
从做万向节起，鲁冠球的创业之路发生了重要转折。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之间的连接器，因其可以在旋转的同时任意调转角度而得名。当鲁冠球开始接触万向节时，全国已有50多家生产厂商，而且产品饱和，唯一有空间的的市场是生产进口汽车万向节。一个农民办的企业想生产工艺复杂的进口汽车万向节，许多人看来，无异于飞蛾扑火。而且，鲁冠球不惜丢掉70多万元产值的其他产品，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万向节上，这让许多人难以理解。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决策时，不能不为鲁冠球过人的判断力和选择小厂走专业化的道路而拍案叫绝。万向节虽然生产出来了，但是1979年当鲁冠球为刚刚问世不久的产品寻求销路时，却遇到极大的困难。在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一个出自乡镇企业的产品绝难取得计划体制的包容。必须自己创天下，鲁冠球租了两辆汽车，满载万向节参加山东胶南全国汽车配件订货会，3万名客商，沿街的展销点，却容不得鲁冠球一席之地。3天过后，鲁冠球摸清了各路厂家的价格，毅然提出大降价的决定，市场顷刻之间发生了变化，鲁冠球站在了市场的最前面。
浙商现象是各地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赤手空拳打天下，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不必担心自己缺什么，进入门槛很低。他们的经验主义，他们的组合才能，他们的三流人力做出一流效益的本事，小业主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大老板也可以从浙商的低调内敛的经营实践中悟到许多正面的启示。
2.从草根开始生长，彰显强大生命力
面对无处不至、无处不在的浙人商群，在无法拒绝它对我们生活的种种影响之余，人们不能不深思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支持了浙商，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答案之一就是浙商的“草根”精神。
草根性是社会学的一种讲法，有人把它用来形容浙商出身贫寒，性格坚韧，正如同草根过了冬天便重新发芽。“草根层”是最基础、最贫贱和遍地皆是的同义词，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但“草根层”的爆发力使举国震惊。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有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已经逼近了百事可乐；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四倍。遍地散落又遍地“扎堆”的“草根层”创造了遍地开花的经济，难以数计的浙江人把“浙商”这个名称写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写向了世界。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模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都远在中国同行之上的跨国公司，竟然只有三成的在华外资企业盈利；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却效率很高。
在浙江，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极具竞争优势。
处于“草根层”的浙江人几乎把经商作为了第一选择，无论资本多少，无论创业多难，他们硬是从小打小闹开始，小到一枚纽扣、一个打火机也敢去竞争国际市场，闯**四海。这种经商的全民性，造就了浙商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看起来偏小的浙江民企无形中结合为一股庞大的竞争势力。而支持这种全民经商活动的是“草根层”压抑已久的欲望：要生存，要发展，要致富，要自强。
浙江义乌城西镇蒋母塘村的农妇俞巧仙，迫于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就步入社会，外出打工。
俞巧仙从做皮蛋生意起步，锲而不舍，成了皮蛋大王；做保健品代理，她舍命投入，年产值超亿元；办厂打品牌，她落地扎根，开发出了“植物黄金”铁皮石斛；创办公司，她趁势而上，建起了集团公司。在历经制皮蛋、保健品代理、办厂打品牌、创办个人公司四个阶段，以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草根”精神做成了一番大事业，成了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女企业家。
2004年3月，俞巧仙成立了浙江森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拥有森宇实业公司、森宇药业公司、森宇生物工程公司、深圳今之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香港花儿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10家全资子公司，光是铁皮风斗的销售额就突破1亿元。
回顾自己多姿多彩的经历，俞巧仙说，她的创业是源于草根，高于草根。源于草根的财富给俞巧仙带来高于草恨的追求，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再到大城市、国际城市。根植于草根的俞巧仙的性格让她走向全球，收获着财富，更给无数仍挣扎在草根丛中的平民朋友们提供了思考、梦想和希望。
浙江人的生存能力很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像一棵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我们前面提到的鲁冠球就是从“草根层”成长起来的以生存为原动力的浙商，因而在浙商中有着更强的代表性。支持鲁冠球走向竞争大舞台的，也正是来自“草根层”的那种可敬可畏的意志。生存欲望转化成了巨大的原动力，是喷涌的欲望把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一次次抬升起来，终至使其脱颖而出。想一想这一成功该是多么令人敬佩。
在浙江乃至中国，鲁冠球被称为“最早运用市场规律的人”，是市场启发了这名萧山宁围人，使他从一个没受过太多理论教育的农民，一步步地经由实践比别人更早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鲁冠球自然只是无数浙商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存在只是浙商“草根层”的一个实证。
从鲁冠球的成功不难体会出，浙商的厉害还不仅仅在于有像鲁冠球这样风云一时的名家，更在于其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在于像温州、义乌那样的国内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的民间经营者阵容，在于他们的全民皆商。为了生存，一息尚存就要拼搏，浙江“草根层”生命力的强大体现了浙商生命的基本动力源，这也正是“浙商不倒”的真正奥秘。
3.知识分子商界大显身手
浙商从整体上来说，平民创业者较多，出身低，学历低，是早期浙商创业者的真实写照。如今，那些平民创业的老板不但改变形象穿了“西装”，而且急切要求员工在品位上提升，从简单地向员工下达命令转变为观念上向“我”靠拢。许多企业从规模到管理向国外的企业学习，加入WTO后更是如此。
许多浙商都有了儒商形象，他们与学者做了朋友，读了EMBA，经常进行思想的互动及分享，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从经营哲学到人生哲学。有的甚至向学者靠近，更愿意做思想家，而很多学者却想做企业家了。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等都已成为深受中小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欢迎的“教授”。因为他们结合自己的企业实践向人们讲述的是哲学的感悟。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的专著《财富与责任》成了畅销书……事实上，浙商历来都不缺乏有知识有学历的儒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近代浙商像杭州的叶葵初、绍兴的吴鼎昌、吴兴的刘锦藻、海盐的张元济都是进士出身；杭州的陈蝶仙是著名的文人。饱读经史，由仕而商者，俯拾即是。
明朝著名学者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真实地塑造浙江东阳一个“家贫嗜学”的“东阳马生”形象。早期的浙江人虽然很贫穷，但是非常重视教育。作为父母自己吃不饱，勒紧裤带也要让子女上学，现在的浙商有一部分是高学历的儒商，像东阳的郭广昌复旦大学后创建了复星集团，他所取得的成绩确实与在家乡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分不开。
我们应该清晰看到：浙商90%以上低学历或者出生于农村的结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近两年来各种各样的“富豪榜”都传递了一个信息：浙商新一代正成为真正的财富英雄。无论是丁磊的“游戏人生”，还是陈天桥的“财富传奇”都昭示着新浙商的力量。在高科技领域，浙商也占尽一席之地，像浙江海宁的潘广通所创建的“天通股份”目前成了国内软磁业最大的企业，号称“中国软磁王”。在能代表高科技的中国互联网和网络游戏浪潮中，很多重量级人物都是浙江人。盛大的陈天桥是绍兴人、阿里巴巴的马云是杭州人、网易的丁磊是宁波人，杭州天畅的郭羽是杭州人，联想的杨元庆是舟山人，金山的求伯君是新昌人，博客网创始人方兴东是义乌人。浙江人撑起了中国IT的天下。
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活跃在IT舞台上的浙江人的身影，这些浙江的IT英雄凭借着自己的胆识智慧和掌握的知识，将他们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撑起了中国互联网的半边天。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发现，知识是他们共同的武器。杨元庆是中科大的硕士，求伯君毕业于国防工大，丁磊是电子科大的高材生，陈天桥更是复旦大学的“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标兵”，马云做过杭州电子工学院的讲师，方兴东更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知识创造财富，21世纪更是知识经济的天下，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浙江人在知识的帮助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商界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