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人们发生某些病痛或不适的时候，偶然被一些尖硬物体，如石头、荆棘等碰撞了身体表面的某个疼痛部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症状减轻或消失的现象。于是，古人便开始有意识地用一些尖利的石块来刺身体的某些部位或人为地刺**体使之出血，以减轻疼痛。
大约在距今八千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相当于氏族公社制度的后期，人们已掌握了挖制、磨制技术，能够制作出一些比较精致的、适合于刺入身体以治疗疾病的石器，这种石器就是最古老的医疗工具砭石。人们就用“砭石”刺入身体的某一部位治疗疾病。《山海经》中的：“有石如玉，可以为针”，是关于砭石的早期记载。可以说，砭石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前身。随着古人智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针具逐渐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到现在用的不锈钢针。
针灸法产生于火的发现和使用之后。在用火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身体某部位的病痛经火的烧灼、烘烤而得以缓解或解除，继而学会用兽皮或树皮包裹烧热的石块、砂土进行局部热熨，逐步发展以点燃树枝或干草烘烤来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摸索，选择了易燃而具有温通经脉作用的艾叶作为灸治的主要材料，于体表局部进行温热刺激，从而使灸法和针刺一样，成为防病治病的重要方法。由于艾叶具有易于燃烧、气味芳香、资源丰富、易于加工贮藏等特点，因而后来成为了最主要的灸治原料。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一种“从外治内”的治疗方法，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手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在临**按中医的诊疗方法诊断出病因，找出疾病的关键，辨别疾病的性质，确定病变属于哪一经脉，哪一脏腑，辨明它是属于表里、寒热、虚实中的哪一类型。然后进行相应的配穴处方，进行治疗。以通经脉，调气血，使阴阳归于相对平衡，使脏腑功能趋于调和，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作为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针灸学术便开始传播到国外。目前，在亚洲、西欧、东欧、拉美等已有0余个国家和地区应用针灸术为本国人民治病，不少国家还先后成立了针灸学术团体、针灸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巴黎大学医学院就开设有针灸课。980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种推荐针灸治疗的适应病症。987年，世界针灸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针灸作为世界通行医学的地位在世界医林中得以确立。
扁鹊（前07～前0），原名秦越人，又号卢医,勃海郡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春秋战国时代名医。
扁鹊少年时期在故里做过舍长，即旅店的主人。当时在他的旅舍里有一位长住的旅客长桑君，他俩过从甚密，感情融洽。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说：“我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我已年老，想把这些医术及秘方传授予你，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外传。”扁鹊当即拜长桑君为师，并继承其医术，成为一代名医。
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他便做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振。
根据史料记载，魏文王曾求教于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是医术最好的呢？”扁鹊：“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
魏王不解地说：“请你介绍的详细些。”
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我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用针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
扁鹊发明四诊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症及病症演变的结果。如扁鹊晋见蔡桓公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他劝蔡桓公接受治疗，但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公，指出他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他接受治疗。但蔡桓公不听，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蔡桓公的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但蔡桓公仍不听从扁鹊的劝解，拒绝治疗。最后一次，扁鹊判断出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蔡桓公不久即发病，不治而死。
扁鹊的预防思想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相传在黄帝时期，人们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经常遭受野兽的伤害和烈火、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在打猎的过程中还不断出现跌打损伤等事故。黄帝为此寝食难安。那时候，没有人懂得用药物治病，一旦生病，就只有听天由命。
有一次，黄帝带领一支队伍进山狩猎，一只老虎突然向他们猛扑过来，黄帝急忙拉弓向老虎射了一箭。由于没有射中要害，箭头从虎背穿皮而过，受伤的老虎逃走了。几天后，有人发现这只老虎在树林里专门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伤口。虎背上的伤口没有血迹，也没溃烂。
黄帝听到这件事，立刻命人去察看，并一再叮咛不许杀害老虎。察看的人回来说：“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伤口不但不流血，而且已慢慢愈合。”黄帝听后，沉思一会儿，便派人把老虎吃的这种长叶草采集回来，专门给部落里受伤流血的人吃。受伤流血的人吃了这种长叶草，果然收到止血止痛的效果。
这件事上给了黄帝很大启发，他知道自然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于是他命雷公、歧伯二人，经常留意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雷公、歧伯按照黄帝的吩咐，对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等，都详细地加以观察和记录，进行研究和试验，直到最后确认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为止，再由黄帝把它们正式整理出来，定名为《黄帝内经》。
上面是《黄帝内经》成书的传说，事实上《黄帝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雷公、歧伯等论医之书，由《灵枢》和《素问》两部分组成。
《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它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黄帝内经》的成就可以用三个“第一”来概括。
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
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部养生宝典
《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是一部养生宝典。
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药物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草药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所以人们经常遭受饥饿和病痛的折磨。老百姓的疾苦，神农氏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随州历山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来到一座茫茫大山脚下，他们攀登木架，上了山顶。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神农喜欢极了，他叫臣民们防着狼虫虎豹，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白天，他领着臣民到山上尝百草，晚上，生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哪些草是苦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写得清清楚楚。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谷子、高粱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尝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
通常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代，约公元世纪前后。在《黄帝内经》之后，《伤寒杂病论》之前，全书卷，收载药物种，其中植物药种，动物药7种，矿物药种。书中叙述了各种药物的名称、性味、有毒无毒、功效主治、别名、生长环境、采集时节以及部分药物的质量标准、炮炙、真伪鉴别等，所载主治病症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70多种，并根据养命、养性、治病三类功效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0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如人参、阿胶；中品0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如鹿茸、红花；下品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主治病，如附子、大黄。书中有00多种药物至今仍常用，其中有8种被收入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神农本草经》有序例(或序录)自成l卷，是全书的总论，归纳了条药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含义已渐渐演变，关于药物的配伍情况，书中概括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种，称为七情，指出了药物的配伍前提条件，认为有的药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强作用或抑制药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药物合用会使原有的药理作用减弱，或产生猛烈的副作用，这样的药应尽量避免同时使用。书中还指出了剂型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丸、散、汤、膏适用于不同的药物或病症，违背了这些，就会影响药物的疗效。
《神农本草经》还注意到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炮制、质量及真伪鉴别等，为本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对各种药物应该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华佗（约～08），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东汉末年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被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华氏家族本是一个望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定居于谯县以北十余里处风景秀丽的小华庄（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至华佗时家族已衰微，但家族中对华佗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古籍，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当时我国医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相继问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而古代医家，如战国时的扁鹊，西汉的仓公，东汉的涪翁、程高等，所留下的不慕荣利富贵、终生以医济世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不仅为华佗精研医学提供了可能，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华佗精通内、外、儿、妇、针灸各科，特别擅长外科，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的医生，比西方采用麻醉术早00多年。
华佗制麻沸散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兵荒马乱，战祸连年，受伤的士兵不计其数。动手术时，那些伤兵痛苦的哀号让人毛骨悚然。作为外科手术医生，华佗一直在思考减轻患者痛苦的方法。
一天傍晚，华佗家里来了一位病人。病人的家属说，这位年轻人喝醉了酒，在家门口酒性大发，跌得头破血流，请医生赶快救救他。
华佗察看了伤势，额头上有道创口，血流得吓人。华佗赶快给他洗了伤口，用药线给他缝合并敷了药。病人家属千恩万谢地抬走了依旧醉得不省人事的年轻人。
华佗却陷入了沉思：别人缝创口时，鬼哭狼嚎；这个醉酒的病人却连一丝痛苦的表情都没有。看来应该是酒能迷性，迷性之后，就不觉疼痛。这个发现让华佗欣喜不已。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用曼陀罗花作主药，配上其他中药，制成一帖让人麻醉的药，这就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
五禽戏
在医疗体育方面，华佗也有着重要贡献。他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应用心理疗法
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一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张仲景（约0～9），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张仲景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不断探索，医术是精益求精。建安十年（205年）张仲景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专业术语，要求医生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确诊为感冒，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发汗解热。
第二天，一个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另一个病人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病好了一大半。张仲景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的病，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他仔细回忆昨天诊治时的情景，猛然想起在给第一个病人切脉时，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他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
病人本来就有汗，再服下发汗的药，不就更加虚弱了吗？这样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结果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症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因此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能一成不变。
人工呼吸
张仲景是最早采用人工呼吸方法救人的医学家。有一次，张仲景在行医时，发现有户人家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他上前一看，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有几位妇女在哭泣。张仲景一问情况，原来是地上那人因穷得活不下去而上吊自尽，被家属发现，虽然被解救下来，但已经不能动弹了，时间还不算久。张仲景马上挤开人群，吩咐把人放在床板上，用被子盖好保暖；叫两个人用力按摩他的胸脯，一面活动他的双手，自己则用手掌按压那人的腰部和腹部，一紧一松，不到半个钟点，那人居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再继续一会儿，那人就清醒过来了。
药物灌肠
张仲景是我国首次使用肛门栓剂治疗大便干结的医生。一次有个病人大便干结，人很虚弱，特地来请张仲景治疗。张仲景对病人的状况进行了观察，他发现病人虚弱，不宜用泻药，但是不泻病人的病又治不好，这种上虚下实的病，很难治。张仲景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采用新的疗法。他取来蜂蜜，煎干水分，捏成长条形，塞入病人肛门。由于病人肠道得到滋润，大便很快就溶开，大便畅通后，热邪排了出来，病情立即好转了。这种方法和原理至今还被临床采用，并拓展到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
胆道蛔虫的治疗方法
“胆道蛔虫症”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是由蛔虫钻入胆道所引起的。早在1900多年前，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中就指出蛔虫引起心痛的特点：心窝部的阵发性剧痛，且伴有恶心呕吐。当疼痛剧烈时，还会出现手足厥冷，呕吐蛔虫等症状。胆道蛔虫病后果严重，有时蛔虫还会从总输胆管钻到肝管甚至胰腺管里去，引起致命的急性胰腺炎、肝炎等等。张仲景提出用乌梅丸来治疗。根据现代药理学实验证明，乌梅有抗过敏作用，能使胆囊收缩，促进胆汁分泌。如果把乌梅与其他药物配伍，则具有使蛔虫退缩，离开胆道的作用。因此，《金匮要略方论》中提到的乌梅丸治蛔厥，是世界上最早的驱除进入胆道的蛔虫的有效方剂。
皇甫谧（～8），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魏晋年间著名的作家、医学家，我国“针灸疗法”的创始人。
皇甫谧幼年时父母双亡，便过继给了叔父，由叔父叔母抚养成人。他在幼时十分贪玩，0岁时才开始读书。他对百家之说尽数阅览，学识渊博而沉静少欲，并著有《孔乐》、《圣真》等书，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40岁时，皇甫谧患上了风痹病，十分痛苦，但他在学习上却仍是不敢怠慢。在抱病期间，他读了大量的医书，尤其对针灸学十分有兴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以前的针灸书籍深奥难懂而又错误百出，十分不便于学习和阅读。于是他通过自身的体会，摸清了人体的脉络与穴位，并结合《灵枢》、《素问》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悉心钻研，著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0卷，8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针灸甲乙经》对针灸穴位的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的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9个，其中双穴00个，单穴9个，比《内经》增加89个穴位。
《针灸甲乙经》对穴位的分布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针灸甲乙经》在晋以前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经络学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病特点等作了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
《针灸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该书还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
《针炙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实用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者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价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但在原则上均本于它。
唐代时，医署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针炙甲乙经》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00多年来，它始终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后来，此书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享誉世界。
葛洪（8～），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从小就喜欢读有关医药、保健和炼丹制药的书，留心民间流行的简便的治病方法。他结合各种验方和医药知识，写成一本《肘后备急方》，讲述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内科急症、外伤及传染病等，所收集方剂多经实践检验，采药方便、便宜。这部书共8卷70篇，卷帙不多，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身携带，相当于今天的“急症手册”。
葛洪治疗狂犬病
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即今天的狂犬病。那时葛洪住在广州罗浮山，有一天，葛洪入山采药，路经一个小山村，听到村头一位妇人在号啕痛哭。走近询问，才知道她七八岁的孩子被疯狗咬了，吓得昏死过去。围观的人都摇着脑袋，谁都知道，被疯狗咬伤的人，不出一个月，便要像疯狗一样发起疯来，逢人便咬，被咬的人也会染上这种病，最后浑身抽搐，不治而亡。
葛洪见状，心头泛起了波澜，能见死不救吗?可自己从未治过这种险症，书上也从来没有记载过医治这种绝症的办法。最后他想到了医书上写的“以毒攻毒”的原则，便对在场的人说：“咬人的疯狗在哪里?快打死它!”
他的话提醒了大家，疯狗还会咬人，非打死它不可!几个小伙子拿起棍棒，很快找到了疯狗，一顿乱棍把那只疯狗打死了。葛洪让人把疯狗拖来，用斧头劈开狗脑，取出脑子，捣烂以后敷到孩子的伤口上，同时抓了一些药替孩子调养。过了几个月，葛洪再经过那个村子，发现那孩子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他立即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肘后备急方》里。
天花和恙虫病的发现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
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撕斯要早00多年。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878年的记载要早00多年。
结核病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孙思邈（约8～8），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我国唐代著名医学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尤其喜欢研究医学，青年时代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感到过去的一些方药医书，浩博庞杂，分类也不妥当，查找很难，等找到药方已来不及医治了。于是，他一方面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一方面广泛搜集民间的药方，着手编著新的医书。经过长期的努力，大约在年，他70多岁时，写成了第一部医书《备急千金要方》30卷，简称《千金要方》。后来，他又在101岁的高龄，写成了第二部医书《千金翼方》30卷，作为对前书的补充。
对针灸学的贡献
孙思邈的医术非常高明，在针灸和医治一些疑难病症方面都很有成就。有一次，一个腿疼的病人前来就诊，孙思邈便给他针灸。他按照传统的疗法，扎了几针，都未能止疼。他想，难道除了古人发现的个穴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穴位了吗？他认真仔细地寻找新的穴位，一面用大拇指轻轻按掐，一面问病人按掐的部位是不是疼。病人一直都摇头。当孙思邈手指按掐住一个新的部位时，病人立即感到腿疼的症状减轻了好多。孙思邈就在这一点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疼了。这种随疼点而定的穴位，叫做“阿是穴”，又名“天应穴”或“不定穴”。这是孙思邈对针灸学的一大贡献。
重视养生保健
孙思邈很重视妇婴保健。他在《千金要方》中首先列《妇人方》三卷，其次为《少小婴孺方》二卷。对于妇科病的特殊性，小儿护理的重要性，论述尤为详细，很有实际意义。对于孕妇，他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衣服不可穿得过多等等。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后来妇科和儿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这些养生方法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等等。
导尿术的发明
有一次，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烤一下，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大脖子病的治疗
孙思邈不仅刻苦钻研医术，他还经常不畏艰险，背着药篓亲自上山采药。孙思邈在山地采集药材的过程中，还随时随地给山区老百姓看病。久住山区的人，因为缺碘很容易得大脖子病，脖子前面长出一个大瘤子。孙思邈想：人们常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能不能用羊靥（山羊或绵羊的甲状腺体）治疗大脖子病呢?他试治了几个病人，果然见效。
孙思邈重视医德，强调为人治病，应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曾系统论述医德规范。
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
唐朝时期，社会政治安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们对药物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同时，随着医生临证经验的不断增加和中外医药交流的进展，在中药谱上，又增加了许多新药和外来药，需要对于药物学的书籍进行一定的补充。因此，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书，已变得非常必要。
唐显庆三年（7年），在右监门府任长史的苏敬向高宗李汾进表请求重新修订本草，以修改《本草经集注》中的一些缪误并增加新的内容。高宗指派了长孙无忌、许孝崇、李淳风、孔志约等人与苏敬一起集体编修新本草。同时，唐政府“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征集全国各地所产的药物，并令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修订时，他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过去的医药经典所局限，于9年撰成《唐本草》。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第一部药典。
《唐本草》又称为《新修本草》，分《本草》、《药图》、《图经》三个部分。《本草》部分是讲药物的性味、产地、采制、作用和主治等内容，《药图》是描绘药物的形态，《图经》是《药图》的说明文字。其中以《图经》加以说明的方式，是医书编纂体裁上的创新，后者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
在内容方面，《新修本草》也很突出。《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种，其中考正过去本草经籍所载有差错的药物00余种，增补新药百余种，并详细记述了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及主治的疾病。由于当时正处于唐朝全盛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有不少外来药品通过贸易进入我国，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这些《唐本草》皆有收录。《新修本草》内容丰富，一经问世，立即传播四方，最早由当时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徒传至日本，对日本医学界影响很大，不久又传到朝鲜等国。其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的补牙用的填充剂，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的文献记载。
《新修本草》的颁行在统一用药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新修本草》在宋元祜年间已完全失佚。中国在99年重新出版的《新修本草》是根据德清《傅氏纂庐丛书》中影印过来的，这使广大读者可以见到00多年前唐朝原书的面目。008年存仅有残卷的影刻、影印本，但在后世本草和方书中保存了该书部分内容。由于书中收录有各地动植物的标本图录，全书图文并茂，有图经卷，因此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动植物形态学著作，在生物学史上也有着一定的意义。
宋慈（8～9），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宋慈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少年时代在朱熹的弟子吴稚门下学习，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0岁时，宋慈进入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是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他对宋慈十分器重。
宋慈一生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在处理狱讼案件时，宋慈特别重视现场勘验。在主审一件自杀案时，他发现自杀者死后握刀不紧，伤口又是进刀轻，出刀重，情节十分可疑。于是他亲自侦查，终于查明是某土豪谋杀了一个无辜的庄稼汉，又贿赂官府把死者诬成自杀。
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宋慈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宋慈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实际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洗冤集录》这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洗冤集录》共卷，约7万字，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它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它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
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洗冤集录》中也有一些迷信与错误的内容。比如说《洗冤集录》记载的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也就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父母的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切，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而并不都是相同的。但这种方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思想。
从世纪到9世纪，《洗冤集录》沿用了600多年，成为审判官们必读的法学经典著作。这本书已译成多种文字，被公认为世界法学界共同的精神财富。
朱橚（～），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封周王，谥定，故称周定王，我国方剂学家、植物学家。
洪武三年(70年)，朱橚被封为吴王，驻守凤阳。洪武十一年(78年)，改封为周王。洪武十四年(8年)，朱橚到开封任职。朱橚多材，有远大的抱负，常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传名后世。他到开封以后，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他还对各类药品、药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组织大批学者，编写了一部名为《保生余录》的方书。
洪武二十二年（89年），朱橚因私自前往凤阳，触怒明太祖，被流放到云南。那时的云南是蛮荒之地，朱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艰难、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就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袖珍方》全书四卷，共000多方，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刊行后，促进了云南贵州一带的医药事业发展。
洪武二十四年(9年)，朱橚回到开封。他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
永乐四年(0年)，由朱橚亲自订定，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普济方》刊行，同年《救荒本草》一书也刊行。《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中医方剂专著，共8卷，分为00论，全书载图9幅，收载药方78济，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该书集明朝以前方书之大成，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都有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普济方》搜罗广泛，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医学文献，记录了大量的中药方剂，为我国的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朱橚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是成就最突出的，以开拓新领域见长。《救荒本草》的编撰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是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书中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一种植物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救荒本草》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对明清时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救荒本草》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还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l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博得日本学者的青睐和强烈关注，并多次刻印刊行。9世纪80年代俄国植物学家E·贝勒，0世纪0年代美国学者W．T．施温高，0世纪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都给予朱橚和《救荒本草》很高的评价。
李时珍（8～9），字东壁，湖北蕲州人，我国宋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李言闻是当地一位名医。李时珍从小就跟随父亲到病人家看病，上山采集药草，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李言闻希望儿子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十四岁就考上了秀才。但他对科举考试没有兴趣，三次考举人，三次都落选了。此后，他醉心医学，不再应考。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李时珍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他虽然是位内科医生，但他对患有外伤的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修本草的时候，他读到了古代外科圣手华佗替人治病的事，其中提到麻沸散，它能够使患者在麻醉里接受剖腹剔脑的大手术而不知疼痛。麻沸散的主药是曼陀罗花，但这味主药该用多少才能起麻醉作用，同时又不致中毒历代的记述都没有说清楚。
李时珍决定亲自做曼陀罗花药量的试验。他把估计药量分成两份，用黄酒把一份曼陀罗花粉吞服下肚。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些头昏、心慌，于是他示意徒弟下针。但是，那针还是扎得他钻心痛。他知道药力不够，便断然将余下的另一份用黄酒吞服了下去。不大一会儿，李时珍只觉天旋地转，接着就昏迷过去了，徒弟再用针扎，他也不觉得疼了。就这样，李时珍以身试药，终于弄清了曼陀罗花的准确用量。
在行医过程中，李时珍读了许多医药著作。他感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存在不少错误，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需要重新整理和补充。因此，他决心在宋代唐慎微编的《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编著一部新的完善的药物学著作。为了编好这部著作，他走访了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就虚心地向药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请教，采集药物标本，收集民间验方。很多人都热情地帮助他，有的人甚至把祖传秘方也交给了他。就这样，他得到了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还得到了很多药物标本和民间药方。
李时珍从三十五岁起，动手编写他的医书。他花了二十七年工夫，参考了八百多种书籍，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改，终于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共卷，90万字，记载药物89种，其中新增加的有7种。书里对每一种药物，都说明它的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功用。书里还附了0幅药物形态图，记载了09个医方。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改进了中国传统的药物分类方法，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陈实功（～），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人，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幼年多病，少年时期即开始习医。他改变了过去外科只重技巧而不深研医理的落后状况，在发展外科医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实功兴趣广泛，古今前贤的著作以及历代名医的理论、病案等均有涉猎。对于古代典籍，陈实功从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而是融汇贯通，灵活运用，把自己在行医实践中取得的一些经验与古人治病方法相互结合，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大众、切实可行的理论。他根据病者的实际病况，采取内治或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方法。陈实功主张“开户逐贼，使毒外出为第一”，外部手术与内服相结合，如对息肉摘除、气管的缝合等。由于他医术高明，声名远扬，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陈实功从事外科0余载，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治病经验。当时人们更加注重内科，轻视外科，这是因为外科医学同内科医学相比较而言，缺少详尽的基础理论。陈实功在往常的治病行医中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使外科医学能够让更多的人重视起来，让更多的行医者掌握，他根据自己多年行医的丰富经验和明朝以前外科医学方面的成就，于明万历四十五年（7年）撰写了一部重要的外科医学著作《外科正宗》，这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外科正宗》全书共0余万字，共分卷。从病痛的根源、诊断到外科上常见的大部分疾病，从各家病理学说到临床症状和特点，以及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法，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等，到各种病情的症状到药剂的组成，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对皮肤病、肿瘤都有较多的论述。对于肿瘤之症，陈实功认为肿瘤只有及早的发现，才能摸清病源，或许尚有一线希望治愈。另外，对于现代医学中所遇到的淋巴转移、鼻咽癌等，亦有论述。这些研究和探索十分珍贵，对现代临床治疗都有一定的启示。
《外科正宗》综述了自唐朝以来历代外科中的有效治疗经验，科学性强，论述精辟，能充分代表明代时期我国外科医学的巨大成就，具有较高的学习研究价值。其中对下颏骨脱臼的治疗整复手术，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要求，直到现在仍一直沿用。《外科正宗》印行后，广为传播，并流传到日本等国，成数00余年来有各种版本0余种，成为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
吴有性（约8～），字又可，江苏震泽人，我国明代医学家。吴有性的生活时代正值明末战乱，饥荒流行，致使疫病蔓延。据史料记载，崇祯十四年（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由于当时的医生用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伤寒的方法治疗，不仅对遏制瘟疫无效，反而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枉死者不可胜数。鉴于以上情况，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吴氏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这些，已被现在的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
吴有性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温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是从口鼻而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他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邪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邪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吴氏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
吴有性经过潜心钻研，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达到使邪气尽快从膜原溃散，以利于表里分消的目的。方中槟榔能消能磨，为疏理气机之品，可以除伏邪，又可治岭南瘴气；厚朴也属于疏理气机之品，可以破戾气之所结；草果辛烈气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蟠踞。三味药物相合协力，以使气机疏利，直达巢穴，促使邪气溃散，速离膜原。
如果温疫之邪已经散漫，则又要根据邪气所在部位予以不同治疗。如果见脉长而洪散，大汗大渴，周身发热，则说明邪气已离膜原，而里热散漫，其病机已与伤寒病阳明气分证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汤辛凉解散。如果邪气透于胸膈，而见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中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说明膜原之邪已外溃于胸膈，邪气在上，可选用瓜蒂散涌吐疫邪。
吴有性创立了温疫学说，著有《温疫论》。《温疫论》是在《伤寒论》成书00年之后医学史上又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关外感病的论著。它第一次认识到温疫感染于戾气、具有传染性，充实了中医温热病学的内容，开温病学说之先河，后世许多温病论著皆受此书的影响和启发。
王清任（78～8），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世居玉田县鸭鸿桥。曾做过武库生，后至北京行医，是嘉庆至道光年间的名医，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解剖学家与医学家。
王清任从少年时期开始学医，由于学习刻苦，他很快就精通了医学理论，医术也很高明，是京城附近著名的医生。他开过药铺，对许多药物的性味、功用都很熟悉。王清任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疾病的病因、病理有独到的见解。他发现《黄帝内经》错误百出，决心要改正《黄帝内经》里面的谬误。
王清任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非常重要，无法作尸体解剖，就无法匡正医学的谬误。但他只能在刽子手行刑、仵作验尸时，远远地瞧上一眼，不能亲自动手，人体的真正结构总弄不清楚，王清任为此苦恼了好些年头。
皇天不负苦心人，王清任终于等到了观察人体脏腑的机会。797年，王清任同好友薛文煌同去河北唐山办事，双双骑马行进在官道之上。突然，他们发现，离官道一箭之遥，一处荒草丛中，几只野狗正在抢夺着什么，狂吠之声不绝于耳。两人急忙下马，走近前去，却见几具小孩的尸体横躺于地，腹破肠露，已被野狗咬得狼藉不堪，阵阵恶臭传来，让人作呕。地近京都，居然会出现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两人驱赶罢野狗，心情沉重地上了路。
在附近村镇投宿时，王清任了解到实情。这里最近发生了瘟疫，村镇上小儿暴毙后，因村民家境困难，只能草草掩埋，野狗们饥不择食，便扒开虚土，抢食童尸。有些地方，被抛弃的尸体更多。
听了这话，王清任心头一动，何不借掩埋抛尸之名，对脏腑作一次仔细的观察?那些尸体破腹露脏是野狗所为，自己去观察，谁也不能非议。真是机会难得，错过了这个机会，今后又只能纸上谈兵了。于是，他告别了友人，独自留了下来。
下定决心容易，真正去做却难。王清任在第一具尸体面前蹲下，刚刚用树枝拨动内脏，一阵尸臭便熏得他几乎呕吐。但是，多年的夙愿鼓励着他，匡正谬误的决心不能动摇。
仔细的观察让王清任收获颇丰。前人说，人的胃是竖立在腹中的，可是王清任明明看到，胃是横着的；有人说，人肺底部有个小孔，呼吸时空气由此进出，他用细树枝捅进气管，发觉并非如此。
王清任一连十多天收殓童尸上百具，通过亲自观察，对人体的脏腑已了然于胸。回到家中，他把自己观察所得详细记述下来，重要的地方还亲手绘成图形。他还拿出古人的典籍两相对照，发觉古书上边谬误甚多，有的连脏器有几件记载的都不对。于是，王清任便把自己写的书定名为《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是我国中医解剖学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本书约有三分之一篇幅为解剖学内容，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作比较，画出他自认为是正确的十三幅解剖图以改错。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的大体描述来看，王清任所改是比较准确的。他发现了颈总动脉、主动脉、腹腔静脉及全身血管之动静脉区分；描述了大网膜、小网膜、胰腺、胰管、胆总管、肝管、会厌及肝、胆、胃、肠、肾、**等的形态和毗邻关系。这些是很有革新和进步意义的。
鲁班（约前07～前），姓公输，名般,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因是鲁国人，“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出身于工匠世家，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非常注意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他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致力于创造发明。一次攀山时，手指被一棵小草划破，他摘下小草仔细察看，发现草叶两边全是排列均匀的小齿，于是就模仿草叶制成伐木的锯。他看到各种小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就用竹木削成飞鹞，借助风力在空中试飞。开始飞的时间较短，经过反复研究，不断改进，竟能在空中飞行很长时间。
鲁班一生注重实践，善于动脑，在建筑、机械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能建造“宫室台榭”；曾制作出攻城用的“云梯”，舟战用的“勾强”；创制了“机关备制”的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凿子等各种木作工具，还发明了磨、碾、锁等。
刨的发明
在鲁班以前，木匠仅用斧子和刀来弄平其建造用的木料，结果既使干得很好，也难也令人满意。后来鲁班通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他使用的刀片越薄，所制造出来的表面越平，干起来也越容易。这样，这种刨逐渐地从鲁班的实践中加以演变，最初用较薄的斧刀片，后来用一个刀片固定到一块木头上再横穿以手柄，最后刀片固定到木槽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刨。
墨斗的发明
鲁班发明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工匠用的墨斗，这项发明可能是受其母亲的启发。当时其母正在剪裁和缝制衣服，鲁班注视着这一切，见她是用一个小粉末袋和一根线先打印出所要的裁制的形状。鲁班把这种做法转到一个墨斗中，通过一根线（用墨斗浸湿的线）捏住其两端放到即将制作的材料之上印出所需的线条。最初需由鲁班和他母亲握住线的两端。后来他的母亲建议他做一个小钩系在此线的一端，这样就把她从这种杂活中解脱出来，使之可由一个人来进行。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工匠们至今仍称这种墨斗为班母。
尺子的发明
鲁班的另一发明是能正确画出直角的三角板，也被称为班尺，它能告知工匠哪些尺寸是不规则的，以及根据占卜的规则（风水）哪些是不吉的。这些尺子现在有些地方仍能买到。
石磨的发明
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磨的发明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鲁班不愧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二千四百多年来，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在我国，每当春回大地、暖风吹拂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到野外去放风筝。风筝在我国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古时候，人们把风筝叫作“风鹞”、“纸鸢”或“鹞子”，这是因为风筝象鹞鹰那样平伸翅膀，在天空盘旋。到五代时，有人别出心裁地在纸鸢上安装上竹哨，风吹竹哨，嗡嗡作响，声如筝响，因此得名“风筝”。
中国是风筝的故乡。相传墨翟以木头制木鸟，研制三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墨翟的风筝材质，更而演进成为今日多线风筝。到南北朝，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由于风筝具有“越险阻而飞远，越川泽而空递”和“辅舆马之不能，补舟楫之不逮”之功，所以首先用于军事。
楚汉争霸时期，张良围困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以放飞的风筝为信号，指挥各路军队协同进攻。项羽的大军被刘邦团团围住，这时，刘邦命手下人制作了许多大风筝，放在空中，让其发出箫的声音，并号召士兵唱起楚歌。连年征战而又远离故土的楚国士兵，听得这凄惨的箫声和悲凉的歌声，勾起一缕缕思乡之情，再加上汉兵大军压境，结果人心涣散，溃不成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面楚歌”。
隋唐时期，风筝开始逐渐脱离军事用途，变成娱乐品。品种花样繁多，千姿百态，有彩蝶、凤凰、蝙蝠、螃蟹、美人等多种式样；有的还装上琴弦、竹笛，有的装上明亮的灯笼。及至明、清两代，放风筝则达到了鼎盛时期。明代才子徐渭常以风筝作为绘画、写诗的题材，留下7首咏风筝的题画诗，形象地反映了明代民间放风筝的盛况，足见那时风筝的技艺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
我国古代还发明了一种由普通风筝演化而来的弓形翼式风筝，这种风筝能较好地运用空气流体力学的原理，飞得更高、更快、更稳。而这种风筝的翼，顶部弯曲凸起，底部呈凹面或水平，同现代的飞机机翼形状相差无几。根据风筝原理，世界最早的飞行器设计师和空气动力学创立者乔治·凯利，在80年制作了第一架现代滑翔机的模型。88年，俄国的莫查伊斯基仿照风筝，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用蒸汽发动机和螺旋桨推动的飞机。本世纪初，早期的优秀飞行员们甚至把他们驾驶的飞机称作“中国风筝”。
直到今日，风筝在测量风力、风向，进行气象科学研究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风筝还具有医疗和体育健身作用。一线在握，目送风筝直上云天，或缓步慢行，或嬉戏奔跑，对老人、青年人或儿童来说，都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和防病能力的功效。近年来，国外不少风筝医院、风筝疗养院应运生。“风筝疗法”已用于神经衰弱、精神抑郁症、视力减退、小儿智力不足等症的治疗，并取得了可喜的功效。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关于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即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的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撰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
今天我们见到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部分出现的，故《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考工记》篇幅不长，全文仅7000多字，但信息含量却相当大，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汇集，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织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大类、0个工种，其中种已失传，后又衍生出种，实存个工种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