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事物会相互吸引，气质相投的人会聚在一起，声音相似的会产生共鸣。这就像我们敲打宫音的鼓，宫音就会回应；敲打角音的鼓，角音就会响起。又像我们以龙的形象求雨，雨就会来；我们以形体追逐影子，影子就会随形而动。祸福的来源，虽然大家认为是命运，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理解并掌握其由来的。比如，一个国家的混乱不仅仅是内乱，这样的混乱必然会引来外敌的侵略。只有内乱，国家未必会灭亡，但一旦引来外敌，就很难生存了。
说到用兵，用兵的目的是为了利益和正义。攻打混乱的国家可以使他们归顺，归顺则对攻打者有利；同时，攻打混乱的国家也是正义的，正义则使攻打者感到光荣。既光荣又有利的事情，中等的君主都愿意去做，更何况贤明的君主呢？所以，割让土地、献上宝器、卑躬屈膝的求和方式，并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只有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治理好国家，为了利益的敌人就不会来攻打了，为了名分的敌人也不会来讨伐了。因为人们攻打讨伐别的国家，无非是为了利益或名分。如果这两样都得不到，即使国家再强大，也不会有人来攻打了。用兵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像尧在丹水岸边与南蛮作战，使他们归服；舜驱赶了苗民，改变了他们的风俗；禹攻打曹、魏，制服了屈骜、有扈等国，使他们接受了自己的教化。三王以来，都是根据需要而用兵的。国家混乱就用兵，国家安定就停止用兵。国家安定却去攻打它，这是最大的不吉祥；国家混乱却不去讨伐，这是对百姓最大的伤害。这就是治理和混乱的变化，也是文治和武功的起因。文治是爱民的象征，武功是除恶的标志。爱憎分明，遵循正义，文武之道就能得以维持，这就是圣人的根本原则。这就像寒来暑往的顺序一样，时机一到，事情就会发生。圣人虽然不能创造时机，但他可以根据时机来做事。事情符合时机，就能取得大的成功。
士尹池作为楚国的使者出使宋国，司城子罕设宴款待他。士尹池看到南家的墙挡在前面却不直，西家的水经过司城子罕的宫殿却不停。士尹池问这是为什么，司城子罕说：“南家是工人，是做鞋的。我想让他们搬家，但他们的父亲说：‘我靠做鞋为生已经三代了，现在让我搬家，那么宋国要买鞋的人就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了，我将不能生活。希望相国不要让我不能生活。’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让他们搬家。西家地势高，我的宫殿地势低，水流经过我的宫殿很顺利，所以我没有禁止。”士尹池回到楚国后，楚王正准备发兵攻打宋国，士尹池劝谏楚王说：“宋国不能攻打。他们的国君贤明，他们的相国仁爱。贤明的人能得到民心，仁爱的人能任用人才。楚国如果攻打宋国，只会徒劳无功而被天下人嘲笑。”于是楚王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而转攻郑国。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能在庙堂之上修明政治，而在千里之外使敌人折兵挫锐的，大概就是司城子罕这样的人吧！”宋国位于齐、楚、魏三个大国之间，在子罕的时代，宋国没有与其他国家发生过战争，边境还向外扩展了，子罕一直辅佐平公、元公、景公三代国君，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仁爱和节俭吗？所以，仁爱和节俭的功劳是很大的。因此，圣明的君主在朝堂上盖的茅屋，用的都是茅草、土柱、土阶，以此来表现节俭。
赵简子准备袭击卫国，派史默去侦察，约定一个月回来报告。但史默六个月后才回来，赵简子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史默说：“如果谋利而得到害处，还是看不明白。现在卫国有蘧伯玉做相国，史鳅辅佐他，孔子做客卫国，子贡在国君面前办事，卫君很听从他们的意见。《周易》上说：‘涣散其群众，开始大吉。’涣散就是贤明，群众就是众人，元就是吉利的开始。‘涣散其群众开始大吉’，说明他的辅佐者都是贤人。”于是赵简子按兵不动。凡是谋划事情，都要有疑虑。有疑虑就要根据道义来判断。根据道义来判断，那么谋划就不会失败。谋划不失败，那么名分和实际就能相随而来。贤明的君主采取行动，难道一定要等到战旗倒下、将领战死才知道胜败吗？只要观察事理就能判断出得失荣辱了。所以，夏、商、周三代所尊贵的，没有比得上贤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