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年会，张申府君发表《我所了解的辩证法》一文。此会吾未到场。唯据申府先生文中提及目前国内有两件事，都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一是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二是需要一种新哲学的呼声。吾于此极有所感。但此问题太大、如欲详细讨论，则非费神不可。吾以久病，困于用思，艰于写文字，故欲就管见所及略抒大意。昨冬吾南行，过汤君锡予家，蒙、钱、贺、郑诸君均在座。吾曾发一种议论，即谓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于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辙，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吾且略举事例。远者姑置勿论。前清考据之风盛，则聪明才俊之士，群附汉学之帜。而宋明义理之学，则鄙弃不遗余力。民国洪宪之变以后，时而文学特盛，则青年非为新文学家不足**。时而哲学特盛，则又非哲学不足自宠。时而科学化之呼声过高，则青年考大学者，必以投理工、弃文哲，为其重实学去浮虚之最高表示。实则文学、哲学、科学，都是天地间不可缺的学问，都是人生所必需的学问。这些学问，价值同等，无贵无贱。我若自信天才与兴趣宜于文学，则虽举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面之乐，不以易也。乃至自信我之天才与兴趣宜于哲学或科学，则虽举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面之乐，无以易也。如此，则于其所学，必专精而有神奇出焉。试问今之学子其习业，果非逐臭，而出于真正自择者，有几乎?又试就哲学言，其诸名家思想，经介绍入中国者，如斯宾塞、如穆勒、如赫胥黎、如达尔文、如叔本华、如尼采、如柏格森、如杜威、如罗素、如马克斯、如列宁，以及其他，都有译述，不为不多。然诸家底思想，不独在中国无丝毫影响，且发生许多驳杂混乱，及肤浅偏激种种毛病，不可抓疏。此何以故?则因诸家之学，虽经译述其麟爪，或且逸陈其大旨，然当其初入，如由一二有力者倡之，则大家以逐臭之态度而趋附。曾未几时，倡者巳冷淡，而逐者更不知有此事。夫名家显学，既成为一派思潮，则同情其主张而逡译之者，必有继续深研之努力，方得根据其思想而发挥光大，成为己物。今倡之者既出于率尔吹嘘，逐之者更由莫名其妙之随声附和。若此，则斯宾塞、穆勒，乃至马克斯诸公之精神，如何得入中国耶?又就吾固有学术而言，今之治国学者，以西人有考古学，又且以考据方法强托于科学方法，于是考据之业，又继乾嘉诸老而益称显学。问有究心义理者乎?此事殆疑绝迹。独有绍兴马一浮氏者，沉潜周孔六艺之场，贯穿华梵百家之奥，践履敦实，义解圆融，庶几扶持坠绪。然独行无侣，孤调寡和。斯学向后无人问津，盖可知已。佛家唯识之学，虽来自印土，然实吾先哲早经融化而成为己物者。中间湮绝已久，自欧阳大师起而张之，民国八九年间，号为显学。乃不须臾，风会转变，而此学音响又绝矣。即就西洋科学而言，生物与地质较为易治，且有地域性质，则治者竞尚焉。而他科颇无闻矣。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如是陋习不祛，而欲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而欲谈新哲学产生，其前途辽阔，曷由而至哉。此吾于申府之提议，而不能无感也。夫新哲学产生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则必于固有思想，于西洋思想，方方面面，均有沉潜深刻的研究，然后不期而彼此互相观摩，长短相形，将必有新的物事出焉。否则终古浅尝，终古混乱，一切话都不须说也。
又就申府先生之提议而略抒愚见。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与新哲学产生，虽从两方面言之，实则目前最急者唯新哲学产生一事。夫言一国底文化，则其所包络者广漠无垠。一砖一石，亦莫非其文化的表现。然究其根菱，要必在哲学思想方面。中国今日既未有新哲学产生，则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谈者，殆如见卵而求时夜，毋乃过早计耶。愚意欲新哲学产生，必须治本国哲学与治西洋哲学者共同努力。彼此热诚谦虚，各尽所长，互相观摩，毋相攻伐，互相尊重，勿相轻鄙。务期各尽所长，然后有新哲学产生之望，此为第一义。次言创新。须知创新者，不是舍除其所本有，而向外移来人家底物事。移与创，分明不是一回事。故为全盘外化之说者，是太消灭自家创造力，自暴自弃之徒也。创新者，更不是从无生有，如魏晋人误解老子哲学之所云也。创新必依据其所本有，否即空无不能创。吾于《新唯识论》中曾言此理。如吾人生理，新陈代谢是创新义也。新的血脉固不是陈的，然何尝不是依据陈的而变生得来耶?谈至此，则吾人对于固有哲学宜研究抉择，以为温故知新之资。吾盖常留心于此，而谓晚周儒学，即孔家哲学，实为今人所当参究。
何以言之?中国哲学，由两汉而上可谓儒道二家对峙之局。由两汉而下，可谓儒道释三家混合之局。而儒家真精神，实已式微。略陈其故。晚周思想，号为极复杂，然言其大别，不外儒、道、名、法、墨五家。墨家、名家，皆早绝。法家虽自秦汉以来，犹若流行未息，如汉萧何、文帝、昭烈、诸葛，以及后之王荆公、张江陵等。但西汉以来法家，所讲者只是行政方面一种综核与苛察的手段，(唯萧何、文帝不为苛察，曹参守萧何之规，大抵何为治，是能综核名实，故当其转饷已能济军。)巳全失晚周法家意思。如《淮南》所述，法生于众，及法籍所以禁人君使无擅断，韩非任法不尚贤，即反对儒家人治而主张法治等等根本思想，此皆晚周法家思想仅存者。西汉以后之法家，遂绝不注意及此。故吾谓晚周法家亡绝甚早，后之法家实不足称为法家也。据此，名墨法三家在晚周巳骤起而骤灭。(秦之李斯是后世张江陵一流人，不足为法家。)故唯儒道二宗并行。所谓两汉而上为儒道对峙之局者以此。魏晋以后，道家玄学与印度佛家迎合。自此，儒家虽未至灭熄，而释道混合之思想，实特别占优势。即儒家亦大变其本来，而杂于二氏矣。所谓两汉而下为儒道释混合之局云云者以此。固有哲学底兴废，略如上述。吾今者何独有取于儒家，此又吾所不能不略言之者。
一、儒家底宇宙观、人生观，可谓离虚妄分别而得到真实的了解。此意本非仓卒所能言，非用简单与直率的语句可以表出，非深究儒家群籍而反之自心得其会通者，亦难与之谈斯义。然不得已而欲略言之，则其玄学明示自我与宇宙非二，即生命与自然为一。哲学家向外觅本体，不悟谈到本体，岂容物我对峙、内外分别。此其为真实义者一。本体是流行不息的，是恒时创新的，(《易》曰：“日新之谓盛德”。)是至刚至健的。是其流行也，有物有则，而即流行即主宰的。故如佛道之以虚寂言者，不悟虚寂舍不得动用。如西哲亦有言变动者，却又不能于流行识主宰。唯儒家所究为真实义者，此其二。本体的性质，不是物质的。故唯物之论，此所不许。却亦不是精神的，然必于此心之不物于物处，而识本体之流行焉。故儒者不妨假就心以言体。但绝不同于西洋的唯心论者，此则不可无辩。本体是无内外可分，不可当作一个物事去推寻。所以非心非物之论，亦此所不许。西洋哲学本体论上种种戏论，此皆绝无。此其为真实义者三。理解必待实践而证实。践履笃实处，即是理解真切处。实践不及，但是浮泛知解，无与于真理。此其为真实义者四。略陈四义，而儒家玄学上底价值，已可窥见。其所以夷诸子而独尊者，岂偶然耶?
次则儒家规模大。其在一般的哲学方面，对于以前固有的学术，能容纳异派，而冶之一炉。如孟子重法守，至言瞽叟杀人，舜为天子，不得拒捕，只有窃负而逃，以全恩谊。桀纣之诛，是诛独夫，不为弑君。此皆孟子融摄法家义也。荀卿言礼治，亦近法治。又孟荀并能辩议，有名家、墨家精神。至于《礼记》、《周礼》,皆儒家巨典。《礼记》多融会道家，《大学》一篇，言止定静安，是最著之例。《周礼》多融会法家，此尤易见。孔子只言敬，敬贯动静者也。及《礼记》始言静，《乐记》人生而静，《大学》知止而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安之说。此皆道家义，而儒家取焉。宋儒遂本之以援佛入儒。《周礼》底学说，王安石稍采其一部分，至近世而始尊其价值。清末孙仲容依之作《政要》,以与西洋法治国之政制相比附，当时亦多影响云。尝谓晚周各学派之亡绝，大抵老庄学派底影响为多。老庄思想，根本反对知识。故名家，则庄子攻之。墨家，则庄子薄之。(只许为才士，薄之之词也。)法家尤为其所摧折。惟儒家容纳较宏。
三、儒家不反对知识。此等精神，根本与科学相得。《论语》记子入太庙每事问，足见其平时无在不存每事问的精神。吾以为科学成功，特别在此。事理本在目前，行而不著,习焉不察，则一切混沌过去。如壶水澎涨，苹果坠地，古今妇孺所恒见而不问者。至奈端、瓦特诸公，乃始肯问焉，而得有绝大发明。故尝谓科学成功，只是个每事问。孔子此等精神，即是科学精神。故其教学者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即是当时简单的科学。虽逮后来新兴的宋儒，如程子、朱子，作《大学补传》,以即物穷理言格致。此其所以特异二氏之处。然儒家未及成功科学者，特以前有道家，后有释道合流，为之障碍耳。然晚周儒家于社会科学方面，自有许多发明。其见于群经者，要待整理而表出之。今西洋科学输入，将使儒家精神从此昭苏，而可妄疑其相扞格耶。
四、儒家言正德利用厚生，见于《书》者也。言制器利用，见于《易》者也。言人之所欲多者，其可用必多，见于《吕览》者也。(《吕览》虽杂，但儒家的成分较多。)孟子寡欲之说，寡其不正之欲耳，戒其纵欲以累心者耳，与释道主绝欲者迥殊。此等精神，与科学不相违戾，又不待言。
五、儒家言经济，《论语》则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义，《大学》言理财，归之平天下。言伦理，孔子则由孝弟而推之为泛爱众。又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先儒谓是天地万物一体气象，视虚言平等博爱者何如?孟子由亲亲而推之仁民爱物。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皆将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扩而充之，至于全人类与万物，即于无形中消灭封建社会的思想。其化育之功神矣。此正为今后世界所要求者。而谓儒家精神非科学的，何其自绝于真理之甚耶?
综上五义，略明儒家思想宜图复兴，以为新哲学创生之依据。精力短促，辞难达旨，唯欲引起贤达之注意，故不避不文与迂陋之讥。冀高明君子进而论之。不然，哲学年会一哄而散。即有人提出问题，事后亦如雨后烟云。学人尚如此偷废，则吾民族其危矣，尚何文化与哲学之可云?(此文今春登天津《大公报》。本因一时兴感，匆匆写去，深愧草率。然仍存之者，则以所言毕竟切近故耳。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病翁记。)
原载《十力论学语辑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