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根柢在思想。思想原本性情。性情之薰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中西学术思想之异，如宗教思想发达与否、哲学路向同否、科学思想发达与否，即此三大端，中西显然不同。此其不同之点，吾以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就情的方面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以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不独儒者如此，道家更务克治其情，以归恬淡。)西人由知的勇追与情之坚执，其在宗教上追求全知全能的大神之超越感，特别强盛。稍易其向，便由自我之发现而放弃神的观念，即可以坚持自己知识即权力，而有征服自然、建立天国于人间之企图。西人宗教与科学，形式虽异，而其根本精神未尝不一也。中国人非无宗教思想，庶民有五祀与祖先，即多神教；上层人物亦有天地之观念，即一神教。但因其智力不甚喜向外追逐，而情感又戒其坚执，故天帝之观念，渐以无形转化而成为内在的自本自根之本体或主宰，无复有客观的大神。即在下层社会，祭五祀与祖先，亦渐变为行其心之所安的报恩主义，而不必真有多神存在。故“祭如在”之说，实中国上下一致之心理也。中国人唯反求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与宇宙元来不二。孔子赞《易》,首明乾元统天。乾元仁也。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万物同具之生生不息的本体。无量诸天，皆此仁体之显现，故曰统天。夫天且为其所统，而况物之细者乎?是乃体物而不遗也。孟子本之以言“万物皆备于我”,(参考《新唯识论》语体本“明心”章。)庄生本之以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灼然物我同体之实。此所以不成宗教。而哲学上会物归己。(用僧肇语。陆子静言宇宙不外吾心，亦深透。)于己自识，即大本立。(此中己字，非小己之谓。识得真己即是大本，岂待外求宇宙之原哉?)此已超越知识境界，而臻实证，远离一切戏论，是梵方与远西言宗教及哲学者所不容忽视也。(《新唯识论》须参考。)中国哲学，归极证会。证会则知不外驰，(外驰，即妄计有客观独存的物事，何能自证?)情无僻执。(僻执，即起倒见。支离滋甚，无由反已。)要须涵养积渐而至。此与西人用力不必同，而所成就亦各异。
科学思想，中国人非贫乏也。天算、音律与药物诸学，皆远在五帝之世。指南针自周公，必物理知识已有相当基础，而后有此重大发明，未可视为偶然也。工程学在六国时，已有秦之李冰，其神巧所臻，今人犹莫能阶也。非斯学讲之有素，岂可一蹴而几乎?张衡侯地震仪，在东汉初。可知古代算学已精，汉人犹未失坠。余以为周世诸子百家之书，必多富于科学思想，秦以后渐失其传。即以儒家六籍论，所存几何?孔门三千七十，《论语》所记，亦无多语。况百家之言，经秦人摧毁与六国衰亡之散佚。又秦以后大一统之局，人民习守固陋，其亡失殆尽，无足怪者。余不承认中国古代无科学思想，但以之与希腊比较，则中国古代科学知识，或仅为少数天才之事，而非一般人所共尚。此虽出于臆测，而由儒道诸籍尚有仅存、百家之言绝无授受，两相对照，则知古代科学知识非普遍流行。故其亡绝，易于儒道诸子。此可谓近乎事实之猜度，不必果为无稽之谈也。中国古代，一般人嗜好科学知识，不必如希腊人之烈。古代儒家反己之学，自孔子集二帝三王之大成以来，素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正统派。道家思想，复与儒学并行。由此以观，正可见中国人知不外驰，情无僻执，乃是中国文化从晚周发原便与希腊异趣之故。希腊人爱好知识，向外追求，其勇往无前的气慨与活泼泼地生趣，固为科学思想所由发展之根本条件，而其情感上之坚执不舍，复是其用力追求之所以欲罢不能者。此知与情之两种特点如何养成?吾以为环境之关系最大。希腊人海洋生活，其智力以习于活动而自易活跃，其情感则饱历波涛汹涌而无所震慑，故养成坚执不移之操。中国乃大陆之国。神州浩博，绿野青天，浑沦无间。生息其间者，上下与天地同流，神妙万物，无知而无不知。(妙万物者，谓其智周万物而实不滞于物也。不琐碎以逐物求知，故曰无知。洞澈万物之原，故曰无不知。)彼且超越知识境界，而何事匆遽外求，侈小知以自丧其浑全哉?儒者不反知，而毕竟超知。道家直反知，亦有以也。夫与天地同流者，情冥至真而无情，即**然亡执矣。执者，情存乎封珍也。会真则知亡，(有知，则知与真为二，非会真也。)而情亦丧，(妄情不起曰丧。)故无执也。知亡情丧，超知之境，至人之诣也。儒道上哲，均极乎此。其次，虽未能至，而向往在是也。就文学言，希腊多悲剧。悲剧者，出于情之坚执。坚执，则不能已于悲也。中国文学以三百篇与骚经为宗。三百篇首二南。二南皆于人生日用中见和乐之趣，无所执，无所悲也。骚经怀亡国昏主，托于美人芳草，是已移其哀愤之情，聊作消遣。昔人美《离骚不怨君，其实亡国之怨，如执而不舍，乃人间之悲剧，即天地之劲气也。后世小说写悲境，必以喜剧结，亦由情无所执耳。使其有坚执之情，则于缺憾处，必永为不可弥缝之长恨，将引起人对命运或神道，与自然及社会各方面提出问题，而有奋斗与改造之愿望。若于缺憾而虚构团圆，正见其情感易消逝而无所固执，在己无力量，于人无感发。后之小说家承屈子之流而益下，未足尚也。要之中国人鲜坚执之情，此可于多方面征述，兹不暇详。
就哲学上超知之诣言，非知不外驰、情无僻执，无由臻此甚深微妙境界。然在一般人，并不能达哲学上最高之境，而不肯努力向外追求以扩其知。又无坚执之情，则其社会未有不趋于萎靡，而其文化终不无病菌之存在。中国人诚宜融摄西洋以自广，但吾先哲长处，毕竟不可舍失。
或问：西方文化无病菌乎?答曰：西洋人如终不由中哲反己一路，即终不得实证天地万物一体之真，终不识自性，外驰而不反，(只向外求知，而不务反求诸己。知识愈多，而于人生本性日益茫然。)长沦于有取，以丧其真。
(有取一词，借用佛典。取者，追求义。)如知识方面之追求，则以理为外在而努力向外穷索。如猎者之疲于奔逐，而其神明恒无超脱之一境，卒不得默识本原，是有取之害也。欲望方面之追求，则凡名利、权力种种，皆其所贪得无厌而盲目以追逐之者。甚至为一己之野心与偏见，及为一国家一民族之私利而追求不已，构成滔天大祸，卒以毁人者自毁。此又有取之巨害也，是焉得无病菌乎?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并心外驰，知见纷杂而不见本原，无有归宿，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
原载《学原》,1947年8月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