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不在别的地方而在武汉，并不是偶然的。在一九〇四年以后，这里已经建立了革命团体，并且苕人坚持在士兵中进行鼓动和组织工作。在辛亥革命以前，这里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文学社，一个是共进会的分会。共进会是一部分同盟会员把各省的会党联合起来成立的，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湖北新军共约一万六千人，参加文学社的已有五千多人，还有许多参加共进会的。当时这两个团体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湖北的新军，它们组织了统一的指挥起义的机关，准备起义。后来这个机关遭到破坏，领导者有的被逮捕杀害，有的分散隐匿起来。但是因为多数士兵都成了革命分子，要求起义的情绪非常高，所以在没有领导的情形下，也能成功地发动起义，创造了革命的第一个胜利。
然而也正因为起义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形下发动起来的，士兵们在起义获得初步的胜利以后就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迎头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政权，必须苻人出头。当时群众还没有觉悟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应当自己出头来领导，而是希望别人来领导，把政权让给他。前一晚上起义，因为没有人指挥，临吋抓来一个连长，强迫他指挥，现在再强迫他组织政权，他说什么也不敢干了。只得另外找人，找谁呢？结果找来了谘议局议长、立宪派汤化龙，他乂是个文人，不能领导军队，还得找个武官，能领导军队的。后来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就是原湖北新军的旅长黎元洪。士兵们用枪指着他，强迫他当湖北军政府都督，他坚决不千，就把他关起来，同时甩他的名义发表文告，使他下不了台。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为的是留一条后路，将来革命失败，他可以推说他是被强迫的。过了几天，形势好转，他也就答应干了。这样一个人竞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元勋。
既然黎元洪出来了，汤化龙出来了，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也就都出来了。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些建立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元勋们——起义的士兵们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就一天天缩小，尤其是那些起义的士兵们，有许多竟被杀掉了。当初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人，后来提到这件事真是痛心不已。
本来同盟会设想在起义胜利以后首先是组织军队，然后一路打过去，打到什么地方，就占领什么地方，最后占领全中国。但是武昌起义以后的情形同设想的大不相同，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传檄而定的。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宣布独立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各省宣布独立的形式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形式，和武昌差不多，主要是新军士兵的起义，起义以后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结果政权落入了立宪派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手里，再由立宪派把旧势力拉出来掌握政权。例如陕西就是如此。
第二种形式，就是群众起来了，而且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派掌握了政权，但是立宪派和旧势力一反攻，就把政权夺过去了。湖南就是如此。湖南也是新军起义，有革命派领导，他们把巡防营的军官杀掉，自己掌握了政权，可是立宪派马上来一个政变，把革命派全杀掉了，他们和旧势力掌握了政权。除湖南以外，贵州也是如此。
第三种形式，就是当群众起义尚未爆发的时候，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就利用下层群众起来的形势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员自动宣布独立。结果宣布独立以后，政权还是落在清朝政府的旧官员手里。很多省份都是如此。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大家劝他独立，他就举行一个仪式把自己的官衔改成都督，完全原班人马，只是换一块招牌。
第四种形式，比如云南，爆发了战争，新军和旧军队打了仗，新军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
还有一种形式，比如四川，情况更为复杂。自一九一一年五月以来，由于清朝政府把民办川汉铁路收为国有以借外债，引起了四川广大民众的激烈反对。川汉铁路原来是四川民众为了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倡议兴筑的。他们发起用“租股”的办法来筹集资本，“按租出谷，百分取三”。因此，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四川保路运动原先是立宪派所控制的谘议局领导的，他们为了扩大斗争力量，就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想利用四川拥有广大群众的哥老会。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此时由于谘议局的支持，开始公开活动。革命的同盟会和共进会会员多年来就在哥老会中进行工作。因此，运动一发展，就不是立宪派所能控制的了。当时斗争声势十分浩大，全川一百多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其他阶层都卷入了这个运动，纷纷举行罢市罢课。横暴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九月七曰屠杀请愿的市民，引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怒。各县民众蠭起，支援成都市民，使赵尔丰只能困守督署。端方奉命率领湖北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新军在万县和内江与四川同盟会员取得联系后，在资州起义，杀掉了端方。接着，同盟会员在内江等县起义。这时，四川的一部分新军已在成都附近起义，直趋重庆，与城内同盟会员联合占领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以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赵尔羊见大势已去，把政权交给谘议局议长、立宪派蒲殿俊，成立四川军政府，使革命造成成渝对峙的局面。后来同南北和议一样，把政权交给旧势力了。
总之，形式尽管有这样几种不同，结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实在是因为革命派太没有力量了。他们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凡是拥护共和的人，他们都愿意同他合作。在共和名义下发生的争夺权力的事件，只要夺得权力的人仍旧表示拥护共和，哪怕他有残杀革命分子的血债，也没有人去追究他。他们对于共和制度的信心很高，以为有了它就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地位，同时他们也看不出在革命胜利以后己同其他拥护共和的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在各党各派纷纷活动的状况下反而拿不出什么积极的办法来加强本身的力量。
可是立宪派就和革命派不同。立宪派一方面加紧表现他们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另一方而始终不忘记他们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处处提防革命派排斥他们。立宪派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并且进一步排斥革命派来稳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旧势力结成反抗革命派的联盟。这就是说，尽管革命派处处拉拢立宪派，而立宪派并不同革命派团结一致，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
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北京临时政府代替南京临时政府，旧势力代替在革命中兴起的新势力，就成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
上面所说的在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这几个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准备和指导上的错误，都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但是我们在评论辛亥革命的时候，如果仅仅看到它的弱点，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失败了的革命，那就不对，有许多事情也会因此而不可理解。
应当承认，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把封建主义打倒，但是它已使封建主义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因为它推翻了清朝统治，最后地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制度曾经在很长的时期中和在很大的程度是封建主义得以继续存在的条件，君主专制的无上尊严，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的无上尊严，它不容许对于封建主义的任何触犯，早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因此这个障碍的破除，就使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做疯子。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別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袁世凯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想做皇帝的人，张勋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想拥护别人做皇帝的人，他们都有武力做后盾，当初何尝不自认为有把握？可是一到要成大事的时候，马上就发现原来拥护他们的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奴仆，或者某些同他们一样可笑的梦游人，所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当时人们眼看着这个制度崩溃下去，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可以说都认为革命的胜利就是新生活的开始。试看武昌起义以后立即出现许多党派，争取参加政府，它们的活动在现在看来固然有许多是很幼稚的，但是不容否认，这是民主精神高涨的反映。特别是广大人民都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胜利，更是一种新气象。列宁在肖时很称赞这种新气象，他在一九一三年《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如果不是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新气象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木身的软弱，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更没有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仟。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人们在经历了这次失败而有了觉悟以后，就要求补课，认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中国才有出路。但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寻求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革命途径。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的胜利，也使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因为人民在经过了这样一次天翻地复的变化以后，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解放，敢于提出辛亥革命以前不敢提出的问题，并且比较容易地接受新的革命理谂。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