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到这些团体的联合，建立起同盟会，这是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把这个发展考察一下，就可以看见，它的成就主要是产生了一个共同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说了三件事：一、推翻清朝政府；二、建立中平民国；三、平均地权。其中，建立中华民国和平均迪权的提出，是同盟会和它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的贡献。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历来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人都以恢复明朝或者建立汉族帝国为口号。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所提出的纲领中有建立合众政府一条，但是什么叫合众政府呢？这个名词很可能是从美利坚合众国脱胎来的，那末合众政府也就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之一种。但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概念。可见兴中会时代的革命思想也是不够明确的同盟会成立以后，建立民国的思想很快就普遍起来，建立汉帝国的话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了。所以同盟会纲领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均地权更是一个新的理想。这个理想表明比较西方资产阶级后进的中国资产阶级希望他们的共和国能够因为同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获得长久的寿命，不致在革命以后不久又发生第二次革命。
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同盟会的三条纲领里面究竟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不是平均地权，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朝政府。行动的要求首先是推翻清朝政府，这是不待说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推翻清朝政府。是为了建立中华民国吗？当然有许多人是为了建立中华民国而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这些人主要的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简单地反对清朝政府而主张革命的，这种人各阶级都有，非常普遍。他们痛恨这个政府不仅因为它的腐朽无能和它所带来的民族灾难，而且因为它主要是由满洲贵族所掌握并厉行种族歧视政策的。有的人甚至说，即使清朝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也必须推翻它。资产阶级利用了广大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来鼓吹革命，这是对的，不过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这种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风暴主要是这样鼓动起来的。但是这种宣传有很大的弱点。反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结果放过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外国侵略者。同样，对于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也太简单了，没有批判、反对那长时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过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也就是支持了清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因此，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作了一些启蒙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目前我国翻译出版的许多外国古典著作，其实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应当由资产阶级学者翻译过来的。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的缺陷。
我们应当承认，那些热烈地充满反满情绪的革命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们满腔热血，慷慨悲歌，处处表现愿意为推翻清朝统治而献出整个生命。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然而这些勇敢的人们的行动并不是一致的。例如，在组成同盟会的小团体里面有这样一个团体，叫做光复会，又名复古会。它的会员有的拒绝参加同盟会，独立行动，著名的烈士徐锡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的人参加了同盟会，可是不久又主张分裂，著名的学者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一九〇九年竟散发传单攻击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后立即宣告脱离同盟会，另组小派别。
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积极地领导了武装起义。他认为清朝统治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好象一座破屋子，只要抽掉里面的一根木头，或者挖倒一而墙脚，就会整个塌下来。所以他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联络会党和筹款，都是为了组织起义。但是他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他经常组织一批武装的敢死队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那些住有清朝防军的地方进行突然的袭击，既没有接济，也没有当地群众的援助，联络工作又做得不好，结果每一次都失败了。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那些领导起义最积极的分子如赵声、黄兴等，因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都有些灰心喪气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如果不能继续推动革命，岂不太可惜了吗？于是孙中山先生同黄兴等人提出一个办法，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吋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这就是著名的一九一一年夏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起义失败后，广州人民把牺牲的烈士葬于黄芘岗，故又称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仍旧是采取老办法，招集了各省的同盟会员，组织成八百多名的敢死队，运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去，在那里设立了近四十处机关，许多人写了绝命书，成功失败在此一举。结果又失畋了，不过影响很好，它使人们感到振奋，使淸朝的腐败无能的官吏大为惊慌，他们简直失去了应付革命的能力。
但是同盟会本身因为起义失败而遭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许多优秀干部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大为削弱，更重要的是，同盟会失去了主宰。孙中山先生虽然继续在美国华侨中进行筹款，准备起义，但并没有实际领导同盟会的工作。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赵声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生起病来，不久就在香港死了；黄兴因事败而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连人都找不到。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这个组织虽然号称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从它所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的领导有些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
一个革命团体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要在革命胜利以后保持一个统一的阵线，那就太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