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朝反动政府鉴于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便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施以镇压。190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这样就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尖锐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常常采取两面乃至多面的手法：它一面支持反动政府，一面支持革命运动。在支持反动方面的时候，它又同时培养两个以上的走狗；在支持革命方面的时候，它又同时扶植几个不同的派别。它以为这样，就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当权，都可以通过它的代理人在中国扩张其侵略势力。在日俄战争以前和日俄战争期间，它对中国留日学生尽力拉栊，中国留日学生也确曾把同情寄托在日本方面。但自日俄战争结束后，它就翻脸无情，和清朝反动政府勾结起来，对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实行镇压。这样就不能不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抗。而且这时的朝鲜，事实上已经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在“取缔规则”中，竟把中国和朝鲜并列，这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因而使中国留日学生感到无比的愤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日本议员，公然大发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中心，用三个不同的半径，划三个圆周，第一个圆周内包括了朝鲜等地，第二个圆周内包括了我国东北等地，第三个圆周则把我全中国都包括进去了。这一狂妄无耻的宣称，更加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刺激之下爆发起来的。
“取缔规则”颁布后，我留日学生悲愤填膺，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不在日本求学受辱。这一决定，是在一时激愤和高度热情的支配下作出的，实行起来颇有困难。但既经决定，若不实行，必被日本帝国主义所耻笑。陈天华看到这点，特别是看到当时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人都不肯负责，便愤而蹈海，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坚持斗争。陈天华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又是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所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通俗宣传品，曾经传诵一时，起过很大的鼓动作用。他临死前还写了一篇《绝命辞谆谆告诫留日学生必须奋起斗争；同时又给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闻诸君有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这一封信，虽然感动了许多人，但却没有使留日学生总会那些冥顽不灵的最负责的领导者受到感动。当时留日学生总会的会长是杨度，他自己不肯负责，却把责任推给曾鲲化，而曾也一样不肯负责任。我这时仍是留日学生总会的一名干事，便勉力地出来积极活动。在一次留日学生的大会上，由于胡瑛的讲话很受欢迎，并且群众一问又知道他是《民报》社的人，便把他推为反对“取缔规则”组织的会长。当时同盟会是秘密的，只有《民报》社是公开的，《民报》社的人就等于公开的同盟会员，大家一听说是《民报》社的人就那样拥护，可以想见当时同盟会在群众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咸信。
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组织虽然活动起来了，但要领导无数学校、一万多学生的罢课，并要组织他们分批回国，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时绝大多数的中国留日学生都罢了课，但个别的学校如东京法政大学的留日学生却不肯罢课。这些人中，有许多人都只知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对国家民族的荣辱存亡置之不顾。大家见他们这样，都很生气，但又无可如何。当时范源濂在那里当翻译，也很气愤，他认为同是中国人就应该共同行动，因此便对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说：“你们要上课，我就不给你们翻译了。”这样，法政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也最后地参加了罢课。这么多的人，都罢了课，都要回国，船只怎么办？路费怎么办？特别是回国以后又怎么办呢？这一切都是问题。但是，大家凭着满腔热血，丝毫不顾地纷纷奔回祖国。记得秋瑾、刘道一等人都是这次回国的，四川的黄复生、熊克武、谢奉琦等人也是这次回国的。为了使回国的留日学生不致失学，湖南的姚宏业（洪业）、四川的孙镜清（当时他很好，后来当了贿选议员）等人便在上海的吴淞口办了一个中国公学。孙镜清的家里比较有钱，他一人就捐了二、三千元的办学经费，姚宏业则多负些办学的责任，就这样把学校办起来了。那时这些人的爱国精神都是很感人的。不久姚宏业因学校经费竭绝，竟投黄浦江而死，人们闻悉都非常感叹，为之悲悼不已。从陈天华的蹈海到姚宏业的投江，一时自杀成为风气，这固然表现了他们富有爱国热忱，轻于牺牲自己；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由于没有更高的革命理论和更好的革命方法，只得以自己的生命来激励人民。其志可嘉，其行可悯，但不可为训。清朝政府对留日学生的回国，采取镇压与利诱兼施的政策。它一面到处缉拿革命分子，一面却专为归国的留日学生开特科考试，企图用爵禄来引诱他们。不少的人果然上钩，章宗祥、省汝霖等就是参加了这种考试，取得了一官半职，从而完全投入了清朝反动政府的怀抱的。
当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已经陆续回国的时候，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维持会的组织，说是愿意回国的仍可继续回国，不愿意回国的可以留在日本。这一组织是由法政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发起的，上面不但有江庸等人的签名，而且还有汪精卫的签名。大家一看，都感到惊奇，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孙中山先生打来了一个电报，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怕同盟会员大批回国后，有被清朝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使人感到那个全体回国的决定，虽然出于义愤，却很不合乎策略，应该适时地加以改变。不过汪精卫接到这个正确的指示后，不和大家商量，不经过一番酝酿，就冒然地组织起维持会来，则是十分错误的。也许他正是从怯懦的心情出发来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亦未可知。汪精卫是个毫无骨气的人，感情用事，意志不坚，时冷时热，变化无常，他的这些劣性，在当时就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然而他那时的“声望”毕竟还是很高的，他以其三寸不烂的舌头，一张动人的面孔，再加上还会写点煽动性的文章，曾使不少的人都受到他的迷惑。这时他既出来维持，而且又有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人们便很自然地听从了。
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正当同情，因而使日本政界也发生了很大的波澜。日本政府的反对派曾借此向执政党大肆攻击，日本执政党为了缓和国际舆论、对付反对派的攻击，以巩固它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对中国留日学生表示让步，并派人来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商洽条件。但这时留日学生总会的负责人都已星散，会馆里虽然还有少数人在办公，但满口尽是埋怨之词。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必须把责任担负起来。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告诉我设筵席容易，收拾碗盏难。”她教我作事必须有始有终，并说：“有头无尾的人，是没有出息的，这个教训，我一生铭记不忘。所以对于收拾残局，我是很乐意的。有人说我“命苦”，我倒很高兴；一个人正是要敢去和“苦命”作斗争，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家乡有一种说法：吃甘蔗要从尾吃到头，那样便越吃越甜；反之，从头吃到尾，便越吃越没有味道了。我认为这其中颇有些哲理，先苦而后甘，恐怕是人生最幸福的道路。正因为我有这种思想，所以当我看到留日学生总会陷于瘫痪状态时，我毫不气馁，反而更加振作，每个星期总要到会馆去一两次，鼓励那里的办公人员坚持到底。后来终于又拖住了一个胡瑛。记得是12月30日的晚上，我和胡瑛两人冒着大雪和严寒，坐火车到乡下去找范源濂。范也很热心，认为应该趁日本政府让步的时候，把留日学生会馆恢复起来，并愿意代我们交涉。后来经过他到使馆活动，再与日本政府反复交涉，日本政府终于被迫答应了十多项条件，使日本政府拖延几年不肯承认的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就这样在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后，适时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