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是在革命运动逐渐高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同盟会的建立又推动了革命运动进一步的高！张。
几乎各阶层的人民，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次革命运动或受到了它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这时虽然还很幼稚，也展开了许多自发的斗争。1905年，上海工人为反对裁减工人和克扣工资等切身问题，曾发生过几次罢工斗争。1906年，上海的工人斗争仍继续不断；杭州的机织工人也曾发生罢工。这时工人斗争的形式还很原始，例如1905年4月上海杨树浦工人罢工的时候，即采取了捣毁机器的办法，这说明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工人斗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是必然要逐渐地觉悟起来而担负和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的。
1906年，长江流域有许多地方发生了灾荒，因此这一带的农民斗争极为高涨。从长江上游的四川、贵州，中游的湖南、江西，直到下游的安徽、江苏，到处都曾爆发过农民起义。此外，如华北的河南，华南的广西，农民斗争仍继续不断。自义和团起义失败后稍微沉寂一阵的反洋教斗争，这时又活跃起来了。1906年初的南昌教案，就曾经轰动一时。由于帝国主义分子、法国教士王安之蛮横地残杀了清朝官吏中比较主持公道的南昌知县江召棠，南昌人民激于义愤，群起将帝国主义分子王安之打死，并将他的巢穴法国教堂焚毁。法、英、美等帝国主义蛮不讲理，竟把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对中国人民进行恫吓。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正在长沙教书的徐特立同志，闻悉之后，立即向同学们演说，他愈说愈恨，随取菜刀砍去一指，誓与众同报此仇：谁知彭国钧却用这血指写了“请开国会”等几个大字，竟以革命者的鲜血去作改良主义者升官发财的工具。与南昌教案同时，江西其他地方乃至全国各地如安徽、福建、浙江、四川等省人民都曾经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
在工农群众广泛斗争的基础上，各省人民争取路矿权利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它的锋芒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性质的斗争，所以参加的阶层极其广泛，不仅有广大的劳动人民，而且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最活跃，同时还影响了一部分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人物。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粵汉铁路的主权终于从美国人手中夺回来了；苏杭甬铁路也拒绝了英国的借款；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都争回和保住了一些路矿的权利。川汉铁路也是这时改为商办的。本来，四川人民为了抵制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很早就有自办铁路的愿望；而四川留日学生，深感出入四川的不便，对自修铁路的要求更为迫切。1903年锡良督川时，为买好川人，曾奏请修川汉铁路。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致电锡良，提出集股修筑川汉铁路的具体办法，并自认股款三十余万两，以为先导。同时又发表《敬告全蜀父老》书，力陈帝国主义以铁路亡人国家的可怕，呼吁自力更生，齐心修路。至1905年，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公布，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按租出谷，百分取三。至于宫股则由川省当局加收厘金筹措，实际上亦取之于四川人民。这样就使全川人民都和川汉铁路发生了切身利害关系。谁知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一切由官方把持，不仅官股全属空名，而私股亦渐被吞蚀。因此到1906年末，四川留日学生又联名指责官府把持铁路公司，要求把川汉铁路完全归为商办。从此以后，铁路公司的实权落入立宪派士绅手中。所以后来清朝政府要把铁路收归国有时，不仅遭到全川人民的反对，而立宪派士绅由于利害关系，也被卷入斗争，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前夕四川铁路风潮能够成为全民性运动的原因。
以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而兴起的革命**，使清朝政府对它的生存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它被迫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想以欺骗手段来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这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也空前地激烈起来了，而这正是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化的必然反映。革命派的《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新民丛报》假借爱国以宣传其保皇主义；又说什么革命必生内乱，必招瓜分；中国只能实行立宪，而且还须以清朝政府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为过渡。此外，更诬蔑“平均地权”全系为乞丐流氓着想，实行起来，必致破坏社会秩序。针对着这些谬论，《民报》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它充分地宣传了推倒清朝政府的必要，并指出清朝政府是卖国的政府，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起来推翻它；而且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出路；什么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之类的滥调，都是替清朝政府帮凶的。同时还指出必须实行“土地国有”，以矫正贫富不均的现象。在《民报》坚决有力的进攻下，《新民丛报》终于弃甲曳兵，完全失败，最后不得不宣告停刊。《民报》在它的宣传中，把同盟会的纲领更加具体化了，但也有着严重的缺点：它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到满族统治者身上，而把真正的民族敌人一帝国主义轻轻地放过了，我们从它宣布的六大宗旨?中就可以看出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存有多么严重的幻想；同时，它只注意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大力宣扬，而没有集中力量去反对中国人民在国内的真正敌人——封建主义。正因为这样，它对《新民丛报》所提出的革命必引起内乱和招致瓜分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完满的答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是无力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的。这一光荣任务，只好遗留给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去完成。
当《民报》和《新民丛拫》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记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革命，惟独周先登拥护立宪。这位“可勒哇先生”（周说话时有“这个”“这个”……的语病，被人用日语称为“可勒畦”先生）理屈词穷，犹不认输，还是在那里这个这个地纠缠不已，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登时满屋尘土飞扬，真象战场一般，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这刘回子是四川成都的一个回民，原在汉阳兵工厂作技工，是由张之洞派到日本去学习兵工技术的。其人身材魁梧，性情直朴，虽说话粗鲁，不如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却主张正义，敢于斗争，人们都很喜欢他，把他唤作刘回子，而不叫他的真实名字。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评，从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产。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1907年7月，梁启超的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同盟会员当场痛打了梁启超，四川会员并把梁的走卒白坚（四川人）打得头破血流。对这一暴力行动，人们皆大为称快，可见立宪派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从此以后，立宪派只有在上层的士绅中去罗致它的党羽，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则完全失去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