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不但中国革命运动高涨，整个东方，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都卷起了革命的浪潮。这种情况，对中国的革命非常有利。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运动，迫切地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在当时的中国，会党、教门之类的组织，显然已经过时，不能担负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责任；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那时还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只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且事实上，那些略具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革命小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已先后存在，当时的问题，只是如何把它们联合起来，使其具有更为明确的纲领和更加统一的行动。同盟会的产生，恰好完成了这一历史的使命，因此，它可算得是应运而生的。
在那些革命小团体中，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成立得最早。孙中山先生，生长于广东香山（中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他后来能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与此不无关系。稍长，他到檀香山他哥哥那里去读书，他哥哥的家庭是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他住的学校也是资产阶级的学校，这种环境，使他很容易地便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1894年，他曾写信给李鸿章，劝他作些改良政治的工作，但结果失败了。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愤恨清朝政府的腐败，便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并于1895年联络会党在广州举行起义，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而清朝反动政府，也对他严加迫害，在他的名字孙文的文字旁边加上三点水，改作“孙汶”，把他当作海寇来缉拿。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在人民中的影响，特别是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影响，反而与日俱增。由于华侨资产阶级在国外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封建主义又较少联系，因此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中革命性较强的一个阶层，孙中山先生主要地正是代表着它的政治倾向。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更趋激烈。1904年，他在制订致公堂章程时，首先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这说明他的思想又向前进了一步。
光复会是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于1904年所组成的一个革命小团体，它极力主张民族革命，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要求。它的这种主张，不但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而且也得到地主阶级中反满分子的赞成，因此它在长江下游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较大。华兴会也是在1904年成立的一个革命小团体，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所发起，它的成员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青年知识分子，并和会党有相当的联系。它以湖南为基地，代表了那一带开始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无论光复会也好，华兴会也好，都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更没有严密的组织，而且都受地方性的局限，不足以领导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
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由欧洲重返日本。他坚决主张联合全国革命势力，统一所有革命团体，并积极地从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来欢迎他，到会者一千余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使人们更加明白改良主义的错误，更加相信革命道路的正确。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其后章程、组织，逐渐完备。至10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先生发表了一篇发刊词，同盟会的纲领和主张，就更加明确了。同盟会在它的章程中，以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先生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这样，同盟会就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它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要根本推翻清朝政府二百多年来的反动统治，从而和改良主义彻底地划清了界线；提出了要彻底推翻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这又比简单的反满复汉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它还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想以此来解决土地问题和预防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当然，预防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主观的幻想，没有科学的根据。但是，孙中山先生所以提出这种主张，是从关怀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剥削者的悲惨境遇出发的。他的这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气魄和崇高的理想。总之，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所制订的纲领，虽然基本上还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这一纲领，给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使它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中能够不断地取得胜利。
同盟会的各种组织，是渐次建立起来的。在当时清朝政府极端残暴的统治下，它的活动十分秘密，并且还采取了一些中国过去秘密结社的办法，例如它的一套秘密口号，虽然内容和会党的不同，但其形式就是从会党那里学来的。同时，它主要地还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党的组织形式，例如它的总部，除总理之外，设有评议、执行、司法三部，这就是学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办法。正因为同盟会有了一套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所以它就和中国过去的一切封建迷信团体——会门、道门之类大不相同，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由于我当时在留日学生中，特别是在四川留日学生中，稍微有些资望，所以就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这评议部虽说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它的活动却是很少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环境关系，秘密活动不可过于频繁；而更主要地还是由于同盟会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团体，其组织还是相当松懈的。当时，同盟会是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分极为复杂，其中包括工农分子（主要是会党中的人）、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满分子，它可算是各阶级联合反满的民族联盟，而以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它原来那几个小团体之间的畛域并未彻底消除，因此，内部的意见常不一致。例如秋瑾和徐锡麟都是光复会的人，但秋瑾参加了同盟会（她也是同盟会的评议员并兼浙江支部的负责人），而徐锡麟却坚决不肯参加，所以当他们后来共同举事时，秋瑾一方面要以光复会员的身分和徐锡麟等光复会系统的人联络，另一方面又要以同盟会员的身分和同盟会系统的人联络。又如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也都不很尊重。所有这些，不仅暴露了同盟会这种资产阶级组织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同时也预伏了后来辛亥革命终归失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