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南方各省锨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给我提供了扨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自治运动”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十分混乱的，在全国范围内，是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北洋政府内部有皖系、直系、奉系的对立；在广州政府内部有革命派和滇系、桂系军阀的对立；甚至一省之内也有许多小军阀割据称雄。当时北洋派大军阀以“武力统一”为名，攻打南方各省，发生连年混战的局面，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极为痛苦，特別是湖南省受战祸最惨。段祺瑞的爪牙张敬尧作了督军，横行霸道，连小学都封了。因此，湖南群众起来组织了驱张运动，赶走了这个蟊贼，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潮流。所谓“自治”，就是由本省人制定省宪，选举省长，管理本省事务。这种主张当然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因为当时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本省人治理本省，其结果仍不外是本省的上层分子压迫本省的下层人民，但在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叫嚣声中，它却不失为是抵制北洋军阀的一个有效武器。由于当时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最为痛恨，因此这个反对北洋大军阀的“自治”口号，受到人民群众一定程度的支持。当时各省参加运动的人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有资产阶级，但也有为保全并扩充自己地盘的地方军阀和政客。
我回到四川以后不久，“自治”潮流就卷进了四川。当时四川情形也十分混乱，1920年2月，属于国民党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及谢持等为了争夺权力，联合了滇军、黔军，攻打同属于国民党的督军熊克武，熊败退至保宁。下半年熊克武又联合旧川军刘湘、杨森等部进行反攻，驱逐杨庶堪等。胜利后熊发表了解除四川督军职务的通电，经协商后分为三军，以但懋辛、刘湘、刘成勋为一、二、三军军长，协同维持川局，使局面暂时安定下来。但刘湘及其所属的杨森又各抱野心，随时企图夺得全省政权，结果弄得四川全省四分五裂，动**不安。北洋军阀的军队这时驻扎在陕南、鄂西，注视着四川的形势，随时准备大举入川。在这种具体形势下，“自治”就变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来统一全省以反对北军入川的政治运动。
我对于四川“自治”的态度是：不同意把“自治”当作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在当时具体形势下，应该抱赞助态度，并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因为：
第一，“自治”可以抵制北洋军阀，也有利于制止本省的混战，创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第二、“自治运动”提供了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机会，不应该柜绝这个机会，应该利用它把群众的觉悟引向更高的水平。第三、假使革命派不参加这个运动，那末，地方军阀就会去控制这个运动，使运动成为他们达到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运动中对于地方军阀一定要进行揭露和斗争。
1920年底，我们开始了组织活动，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一百多个县每县都有一、二个代表来参加，我们通过这个组织系统，了解了四川各县的许多情况。我也借着这样一个公开的讲台，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常写文章，做讲演。“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宣言和十二条纲领就是由我起草的。
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民众武装”以反对军阀武装；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十二条纲领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权”、“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公平负担”、“发展实业”、“组织协社（即合作社）”、“强迫劳动”、“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组织职业团体”等，每一条纲领都详加解释，许多观点开始摆脱了旧的束缚，初步反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主张。这个宣言和纲领曾经登载在当时创刊的“新蜀报”上，各县进步青年看了，十分欢迎。我从前许多老朋友看了，也感到我的见解变得更新奇了。
我通过这个自治机构，初步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大会开幕时，全省人心振奋，可容千余人的重庆商会大礼堂，座无虚席，门窗外还有许多人伫立而听，许多人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盛会。可是开会不过十多天，刘湘、森就企图收买自治联合会，以作为他们的御用民意机关，自治联合会中的成员本来就很复杂，有些卑鄙的人已经被他们收买。我觉察到这种情况后，就把大家发言拥护自治、起草省宪的意见作成决议通过，并宣布“我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成省宪，不能代替民选的省议会，我们大家已决议实行自治，起草省宪，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于是就把起草省宪之权移交给省议会，而把自治联合会解散了。我当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省议会还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下，还不至被反动军阀隨意操纵。军阀刘湘、杨森费了很多心机，用了许多钱收买代表，结果是人财两空。他们因此恨我入骨，下令通缉我。
四川“自治运动”本身，并无成效可言，但这个运动却使我有了一个面对广大人民讲话的机会，使我把新近体会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倾吐于广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而且通过“自治”的失败，使我又有了两个教别：第一是进一步体会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尉建军阀统治。第二是自治联食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的组织极容易为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来领导革命。这时候我心里非常强烈地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我远在被封锁的四川，并不知道。
全川自治联合会解散后，我就到成都把制订省宪的任务交给省议会，然后到南充、绥定等地讲演，1922年初我又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