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被西南军阀排挤，退出军政府，10月底回到四川。就在这一年，我读到了一本日文叫《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的称呼）的书。
一个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总是根据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我渴望了解苏俄革命的经验，《过激派》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反复地阅读它，结爸着自己过去的经历，认真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我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但是他们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世世代代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地主、资本家，游手好闲，不事劳动，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的确，对于这些社会上的寄生虫，一定要强迫他们去劳动，让他们“自食其力”，社会才能够安定和繁荣。
第二、布尔什维克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在从前我是不可能理解得深刻的。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救民众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下，读了这本书，深深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第三、我从前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觉得他们不要组织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5年听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能自由行动，组织手续很严格，入党时还要按手指印。我觉得他的办法比无政府主义强的多，但是党员入党时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后，有点旧式会党的气味。究竟怎样才好呢？我始终抱着疑问。布尔什维克主张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个主张使我多年以来所未能解决的疑团，涣然冰释。
第四、辛亥革命时，我对掌握政权和改造国家机器太不注意了，当时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出了政权。有些人（如宋教仁）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我们进攻。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象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其势力根深蒂固，即使经历许多次的革命风暴，但在官僚国家的荫庇下，万恶的旧势力仍会死灰复燃。以往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个道理。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有了一点新的体会。这些体会当然是很笼统肤浅的，但却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脚点。说起来真是可怜，我那时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著作，但是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书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从一些报刊杂志上零星地看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我当时只是认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