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锁住的，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工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919年，我资助几个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后来联系中断了。1920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维舟同志。他本来在四川军队中工作，由于川军内部要打仗，他不愿意参与，便交出了所率领的军队，到苏联去工作和学习了一年。1920年8月间，他回到北京，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状况，使我对这个新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当时苏联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王维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东安市场召集许多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募捐，捐募到几万元钱，买了许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来王维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几万元。那时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来支持苏俄，所以我们的募捐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发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和会。大家希望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收回日本在山东所占夺的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花言巧语的“十四条”，其中也有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大多抱着幻想。可是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和阴谋欺诈等等，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坚持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以及和我国卖国贼订定的一切条件，伪善的美帝国主义不仅帮着日本说话，反怪中国何以在山东问题上有“欣然同意”的签字，以逃避他的责任。结果，和会决议：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得到“战败国”的待遇。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激愤。1919年5月4日，北京首先发生了爱国示威运动，惩罚了卖国贼，各地纷起响应。雄伟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走上了街头，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浪潮，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特别是一向被人轻视的工人群众也发出了怒吼，象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自6月5日开始，一声罢工、罢市令下，整个城市的繁华绮丽顿时变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