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您别生气，赶紧吃您的饭吧，我晚上还要加班呢！”
兰兰妈知道女儿在房间里做什么，连忙打断刘天明的话：“老头子，吃饭你也闲不住嘴？赶快吃，我还在等着收拾厨房呢！”然后冲着兰兰的房门喊起来：“兰兰，饭已经给你盛好了，吃好了要多带件衣裳，晚上天冷呢！”
刘兰兰拉开房门笑了：“妈，我知道啦，这不，把老羊皮袄也带上了。”边说边将手中的老羊皮袄抖了抖，便急急忙忙扒拉了几口后，推上自行车往地里赶。
“唉，当初真不该让这孩子上机车，太辛苦了。”看到女儿慌慌张张地出了门，兰兰妈心疼地说。
“老太婆，你说干哪一项工作不辛苦呢？我当链式机车组长开荒那阵子，整天就是一个泥巴人，吃饭嘴里都有泥巴味呢！另外，老太婆，你得好好说说兰兰呢？胆子太大了，下午在地里为钟海涛中耕铲苗的事，她竟然当众说我搞‘一言堂’，别人都没这样说过我呢，她竟敢这样说我。”刘天明气呼呼地说。
兰兰妈笑了：“老头子，兰兰说你搞‘一言堂’，说明你还是太武断了。你说别人都没这样说过你，那是看你的面子，你看看有几个人敢当面说领导缺点的呢？”
刘天明叹了一口气：“唉！我算是看出来了，兰兰的脾气都是你给惯出来的。”
刘兰兰来到地里，看见钟海涛还在中耕，连忙举起手作一个停下来的手势。然后走到跟前：“海涛，你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吧，晚上不要过来了，明天白天到哪块地中耕，赵副场长通知我后，我再通知你。”
钟海涛答应了一声，气呼呼将工作服抖了抖穿上又扯了两下，一屁股坐在地上。
“海涛，你别生气了，邹阿根就那性格。再说了，铲了棉苗影响了产量，确实会造成损失的，别说是人家阿根了，放在谁头上都会跟你吵架的。你应该能体谅人家的心情才是！赶快回去吧，海涛！”看到钟海涛的气还没消，刘兰兰一边快速地擦着机车挡风玻璃，一边安慰着，然后拉开机车车门，准备驾驶机车继续干活了。
钟海涛火气还没完全消下去，并没有理会刘兰兰的话。
看到钟海涛还没走，刘兰兰将头伸出驾驶室笑着催促起来：“海涛，赶紧回去呀！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呢？”
钟海涛这才爬起来，气呼呼地推上自行车走了。
看到赌气走了的钟海涛的背影，刘兰兰宽厚地笑了笑，又快速地擦了擦方向盘后，把毛巾放在机车里，双手握住方向盘，轻轻一踏油门，机车“突突”地冒着一股蓝色的轻烟，稳稳地行驶在棉苗垄沟里。
塔里木盆地的气温虽然忽高忽低，但仍挡不住沙枣花的绽放。公路边、地头旁，一簇簇、一丛丛、密密匝匝，一串串、一粒粒，重重叠叠。细碎的金黄色小花朵，似米粒般大小，花蕊呈金黄色，像一个剪成四瓣的小喇叭。勤劳的蜜蜂不停地在花蕊里进进出出，采出精髓酿造着沙枣蜜。虽然是塔里木盆地的主角之一，但它并不起眼，没有牡丹的高贵典雅，也没有月季的芬芳艳丽，更没有梨花洁白如雪……如果不注意，往往就会忽视它的存在。但塔里木人却对它情有独钟，他们赞美它吐露出来的独有芬芳，甜香怡人，醉人心肺。他们往往在下班的路上会驻足欣赏，细嗅花香，迷醉其中，一天的疲劳也减去了许多。
沙枣花虽然沁出了缕缕清香，但却丝毫吸引不了钟海涛的嗅觉，气温虽然较低，对他来说仍然感到有点燥热。他将那件蓝色的帆布工作服上衣脱下后往肩膀上一甩，漫不经心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低头一看白色背心上印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奖”字，似乎更引起了他的不快，恨恨地将背心脱下来，往旁边的长条凳子上一扔，又抓起工作服胡乱地套上。他的这些举动作恰巧被进来的方锐看见了，十分愧疚地拿起背心递到钟海涛面前：“海涛，这件事主要还是因为我爸生病了才引起的。如果不是我爸生病了要你去照顾，也不会发生这种的事情的。赶快把背心穿上吧，海涛，天冷，小心着凉了！”
钟海涛又气呼呼地将背心穿上。
钟海涛的母亲正在擦桌子，看到儿子这副态度，忍不住数落起来：“海涛，不是妈说你，这事儿你确实做得不对。妈说不出那么多的大道理来，可妈知道，你铲了人家的棉苗，就是你的不对，不能怪人家阿根对你发脾气。你想啊，人家一家老小的，也就靠着这三十来亩棉花地得来的钱过日子，你铲了人家的棉苗，人家能不心痛吗？别说是人家阿根了，这事摊在谁身上，都会生气的。做错了事就得给人家认错，就得给人家赔礼道歉，怎么还能跟人家吵架呢！听说还想动手打人家呢！”
钟海涛的父亲正在卷着莫合烟。这是农场人自己种植的一种烟叶，用二指宽，两寸多长的烟纸捏上一小撮烟粒卷起来，用口水封住，点燃后便可以抽了。听了老伴一番话，他把莫合烟纸封好后点燃上猛地抽了一口，重重地咳嗽了两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又猛吸一口后，把剩下的半截往身边的方桌上重重地一放，莫合烟立即松散开了：“铲了人家的棉苗，你还有理了你？周武群都跟我说了，要不是兰兰去求情，我看你小子恐怕连工作都没了。你以为有一份机务工作容易啊？好多年轻后生们想上机车，走后门都上不了呢。场里就那几台机车，你不好好干，别的后生们在排队等着哩！还有，你开轮式机车，要比开链式机车强多了。开链式机车整天灰头灰脸的，不是开荒，就是半夜里起来去犁地，你应该知道个好歹才是。你妈是家属，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把你们养活大，你妹妹还在上学，容易么？……”
钟海涛的父亲钟代明是一九五六年进疆的老职工，母亲没有工作。按照农场人的说法，职工的爱人没参加工作的，都叫家属。钟海涛的母亲自然在家属之列了。钟代明没多少文化，人很本分，从来没奢望子女们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更没奢望今后能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他自己就以做好本职工作为天职。所以，他要求子女们只要像自己一样努力干好自己的一份事情就行了。如今年龄已经渐渐大了，仍然承包一份定额为30亩的棉花地，让老伴做个帮手，整天在地里忙碌着。农场职工一到冬闲季节，也不会休息的，整天要参加场里组织的学习，这叫做冬季全员培训。这是塔里木各农场，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中青年职工们还要参加军事训练。长期的理论教育和生产知识的学习，职工们都具备了一定素质。钟代明虽然没什么文化，也讲不出一通大道理来，但是非曲直是分得十分清楚的。
钟海涛的心情本来就很烦躁，听到一向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这会儿也在絮絮叨叨地在数落着自己，一气之下跨出了家门。
方锐看见钟海涛走出家门，也连忙跟上去。
钟海涛和方锐漫不经心地走着，迎面遇上了曾经担任过五一农场工会主席，现已经离休在家的原五一农场副场长汪树清老人。
汪树清老人离休后，虽然场党委按处级干部待遇给他在场部分配了一套住房，但他仍然和老伴陈淑芬住在三分场。他说场部许多青年人结婚时都很难分配到房子，就不要房子了，住在三分场是一样的。他对钟海涛和方锐这代年轻人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位一九三九年参军，曾经在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任过职的老军人，看到钟海涛、方锐等人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成功地举办了几场文艺晚会，很是钦佩。他曾经担任过五一农场工会主席，知道要举办一场文艺晚会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但钟海涛和方锐等一帮子年轻人，在没任何经验、没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却成功地举办了，这是农场许多青年人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当他听说钟海涛在中耕时铲了棉苗并和邹阿根吵起来，还差点动了手，曾经主管过五一农场机务工作的老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也准备到钟海涛家里去看看，正巧看到钟海涛气呼呼地走出家门，后面紧跟着方锐，便连忙叫住他：“海涛，方锐，你们两个要到哪去？”
钟海涛十分尊重汪树清老人。他从小就喜欢和方锐、刘兰兰、张欣、王海龙等人听他讲述三五九旅参加保卫延安、攻打瓦子街等战役的故事，听他讲述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听他讲述跟随王震将军挺进新疆开发戈壁荒滩，建设新农场的故事……如果说他和方锐都没有遗传基因却很喜欢文学的话，是汪树清老人的故事伴着他们成长，给他带来了写作灵感，称得上是他们对文学爱好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了。
“老汪叔，我们这会儿没什么事，想到外面去随便转转！”
见老人跟了上来，钟海涛放慢了脚步，漫不经心地回答。
“海涛，你们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就到我家去坐坐吧！”
钟海涛没有推辞，领着方锐一起来到汪树清家里。
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住房，从外表上看，和三分场职工住房没什么区别，只是比普通职工住房面积稍大一些。院子里有一块小菜地，是靠自来水浇种的，地里的小青菜长得水灵灵的。汪树清的老伴陈淑芬正在菜地里拔草，看见钟海涛、方锐来了，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看见老伴还在不停地忙乎着，汪树清连忙招呼她：“淑芬，快到屋子里去休息一会儿吧！”
陈淑芬答应了一声，赶紧回到房子里洗了洗手，拿起一块布将桌子旁边的凳子理了理。
钟海涛和方锐随汪树清老人走进房子里，在桌子旁边凳子上坐下来。
汪树清看到钟海涛胸前露出印有红色“奖”字的白色背心，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海涛，我也有一件奖品，这些年来一直没舍得拿出来，今天拿出来给你们俩看看。”
汪树清老人说完，转身从卧室里拿出一个小木箱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轻轻地打开，再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黄色的布面，一面红旗呈现在他们眼前。
汪树清老人将红旗拿出来慢慢展开后，双手轻轻地扶摸着已经褪了颜色的红旗，无限深情地看了看：“海涛，我们刚到五一农场的时候，也开展劳动竞赛，那时的劳动竞赛如果获胜了，连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的奖品都没有，就是奖给一面大红旗。”老人一边说，一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那面已经退了色大红旗，说话的语调缓缓地：“海涛，为了能得到这面大红旗，我和我的伙伴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接着，汪树清老人向钟海涛和方锐讲述了一九五六年他带领全班青年修渠时，夺取这面红色奖旗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们刚进驻五一农场的时候，就投入到修建总干渠的大会战。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建总干渠，不仅开垦出来的荒地没法种植，就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当时的五一农场抽调出一千多名青壮年组成了十个青年突击队，我那时担任第十突击队队长。五一农场党委为了完成艰巨的修渠施工任务，开展了队与队、段与段之间的劳动竞赛。竞赛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要工效高，二是要质量好，三是要安全无事故，四是要提前完成修建任务。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在托木尔峰山脚下的野外进行作业时，寒冷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难受。我和我的战友们每天吃住都在戈壁滩上。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在工地边啃上几口冰冷的窝窝头，接着又继续干。
在这样的艰苦生活条件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干部职工们的干劲丝毫没有减弱。
那时我带领第十队的突击队员们为了夺取这面大奖旗，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召开‘诸葛会’，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才能提高修渠工效。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有的主张把工段分到每个人，有的主张延长劳动时间，也有的主张把队员们分成两个班，一个班干白班，一个班干夜班。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后，最后拿出的办法是：把精干的突击队们组织起来晚上搬运鹅卵石到施工现场上，白天专门施工。这一招果然灵，工效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不仅负责白天施工，晚上还带领突击队员们挑石头到施工现场。有月光的晚上要好一些，没有月光的晚上就难办了，来回四五公里的路程，还要挑上五六十公斤重的石头，没有亮光是不行的，我就挑选出一些强壮的年轻人，晚上提着马灯干，用白天晚上连轴转一点也不过分。当时的第五突击队看到我们的工效提高得很快，也学着我们干。他们的突击队里有个叫钱运华的年轻人，别看他个头不算高，力气也很有限，可他挑的石头总比别人要重，跑的趟数也比别人要多。那天晚上，由于夜黑，他的扁担压断了，一块大石头从筐子里掉下来，砸在他的腿上，鲜血直流，他就悄悄地坐在离路边比较远的一块石头上包扎一下。天气太冷了，谁知他一坐下来，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等到我们发现他时，他面前的一大摊血已经凝固成血冰块了。我们参加修渠的全体突击队员们含泪将他葬在离大渠不远的地方，让他日夜看护着他曾为此付出生命的这条大干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