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晚上把石料备得很充足，第二天又加紧修渠，这年年底，我们终天完成了修建大渠的任务。一九五七年开春，边疆第一条干砌卵石渠道终于完工了，清清的天山雪水从新修的总干渠里流进了我们五一农场里。
修渠大会战结束后，虽然第五突击队的修渠任务和我们是同一天完成的，在场里组织检查验收时，他们质量甚至还超越了我们，可由于出了安全事故，他们终归没能拿上这面大红旗。我们第十突击队拿上这面大红旗后，全体队员们欢呼着、跳跃着，围着这面大红旗抚摸着，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后来，我就将这面大红旗精心收藏起来，一起保存到现在。”
说到这里，汪树清老人又轻轻地抚摸着那面大红旗，就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生怕手重了会伤害了她那娇嫩的皮肤似的。
“每年夏天过去后，老汪总是提醒我，让我把这面大红旗拿出来晒一晒，说千万别让它发霉了，虫蛀了。”陈淑芬说完，又慢慢地将红旗收起来，叠好后，用黄布包好后，仍旧放回箱子里。
钟海涛和方锐已经明白老人讲这个故事的含义了。
望着汪树清老人额头上那像刀刻一样的皱纹，钟海涛动情地说：“老汪叔，我知道自己错了，今后决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海涛，知道错了就好，能及时改正更好。每个人的工作都不能保证没有一点失误的，关键是怎么对待失误，怎样改正失误，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对待失误的正确态度。”汪树清老人说完，小心地捧起小箱子走进卧室里。
从汪树清老人家里出来，夜色已经降临了。灰蒙蒙的天空已经雾散云开了，浩瀚的大漠敞开她那博大的胸怀，把她那最婀娜、最温婉、最坦**的一面呈现出来。嫩绿的杨柳在清冷的天气里张扬着蓬蓬的希望，鹅黄的小草在寒风里探着脑袋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渺渺袅袅的炊烟，清清朗朗的苍穹，巍巍的天山，皑皑的雪峰，把塔里木盆地的田野渲染得如一幅山水画。
把方锐送回家后，钟海涛赶紧回到家里，草草地吃了点饭就急忙赶到中耕地号里，坚持要将刘兰兰换下来。
刘兰兰拗不过，只好对让钟海涛换下自己，并且做了安排：“这样吧，海涛，上半夜你来中耕，我下半夜过来替换你，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不那么累了。”
“好的，兰兰！”钟海涛说完，便集中精力地进行中耕作业了。
看到钟海涛的情绪好多了，刘兰兰高兴地离开503地号。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到五月底了。
按照五一农场党委的工作安排，到了五月下旬，就要部署第一次棉花和粮食等农业生产田间管理大检查了。
事实上，生活在农场人都知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就有了这个规定。
各分场领导对棉花、水稻等作物的田间生产管理大检查都是高度重视的。如果田管工作抓得好，拿上了田管生产先进单位的话，不仅可以得到一笔丰丰厚厚的奖金，而且还能风风光光的站在全场生产管理总结表彰大会的主席台上滔滔侃侃地介绍先进管理经验，场主要领导还将“田管生产先进单位”的锦旗送到手中，真可谓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好事情。所以，各分场领导们都很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田间生产管理工作抓得更紧了。
五一农场党委常委、分管农业工作的副场长许长春这个时候比平时更忙了。这阶段他几乎天天要往各分场跑，不仅要看哪个单位哪块地号的棉花和粮食等作物长势好，还要寻找一些特色有管理、安全无事故、田边地角杂草除得十分干净的条田作为现场会的样板，让各分场领导都来观摩学习。
这一天，许长春来到三分场办公室。
场长刘天明正为迎接生产管理大检查的事在地里奔忙着；支部书记闫俊辉和副场长赵踊跃以及其他业务干部也都在挂钩地里监督着，三分场办公室里只有方锐一个人在办公。她是专职文教，许多工作是要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同时，在农时不是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办公室需要留下一名业务人员值班。所以，三分场党支部让她留守在办公室里。
见许副场长来了，方锐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打开广播，用纯正的普通话喊起来：“请刘场长、闫书记听到广播后，回到办公室一下，有领导找您，再广播通知一遍，请刘场长、闫书记听到广播后，回到办公室一下，有领导找您！”
架在三分场办公室房顶上的高音喇叭声音传得很远，足以让三分场各地号人员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许长春看到三分场的领导们都不在办公室，就来到办公室门外，点燃上一支香烟后，一边抽着，一边来回走动着。
给许长春开车的驾驶员夏侯雨听到高音喇叭广播通知后，知道三分场的领导们都不在办公室里，就拿着水杯准备到办公室里加些开水。在正常情况下，给场领导开车的驾驶员一般是不太下车的。如果领导们在办公室谈工作，驾驶员只能坐在车内，或是找间空余的房子等待着，因为领导们之间谈论工作上的事情，驾驶员是不能坐在一边旁听的，这一点五一农场办公室主任也曾经多次在驾驶员会议上作过要求的，并严格要求驾驶员们做好保密工作。但副场长许长春的驾驶员夏侯雨却很少按要求去做。他是五一农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夏侯霖的儿子，所以身份就有些特殊了。
夏侯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爱学习，“文革”那阵子学校开课不正常，他就在班内瞎混，文革结束后，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他因学习基础比较差，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就参军到部队去了。当时，他的父亲已经恢复了领导职位，母亲也回到场部中学教书了，他参军后在部队里学会了驾驶技术，算是有了一技之长。从部队复员后，他就直接安排在五一农场机关当了一名驾驶员，给场领导开车，这在当时的复员退伍军人中，是最好的工作了。
说起来，这位夏侯公子还是钟海涛和方锐的同学呢？那时的五一农场只有一所中学，其他两所学校瘫痪后还没完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夏侯雨和钟海涛、方锐都在五一农场中学里就读。按说，他和钟海涛、方锐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一个班。夏侯雨上小学的时候，学习就很差，到初中一年级还能勉强跟班走，进入初中二年级，他那做教育工作的母亲刘思佳看到儿子实在跟不上，就自主决定留了一级。此时的夏侯雨才算是与钟海涛和方锐是同班同学。但钟海涛和方锐对夏侯雨是没什么好印象的。用他们的话说，当官的孩子娇生惯养，不学无术，再加上夏侯雨身上的毛病实在太多，在学校里就开始偷偷地抽烟，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些各课老师们不好管的学生，这让方锐更反感了。因此，当夏侯雨走进三分场办公室里，她只是礼节性的与这位老同学打了个招呼。
看到方锐，夏侯雨眼睛一亮，连忙热情地走上前去搭讪起来：“老同学，越来越水灵、越来越漂亮了嘛！”
方锐知道夏侯雨的德性，但觉得不理睬也不好，所以只是淡淡一笑，算是做了回答。
“听我爸说你们三分场举办的文艺晚会很有特色，一直在夸奖你们呢！我还听说场里正准备到你们单位进行调研，想在全场推广你们三分场的做法哩！”
也许是这个话题引起了方锐的兴趣，也或许是夏侯雨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果然，方锐听他这么一说，原本十分反感的情绪立即减少了几分，抬头看了看夏侯雨笑了笑：“其实，也就唱几首歌跳几曲舞演朗诵几首诗歌什么的，而且都没有举办晚会的经验，所以还很不成熟的。”
事实上，和方锐同窗两年，夏侯雨知道方锐是瞧不起自己的。因为那时候的钟海涛和方锐在班里表现是比较突出的。钟海涛不仅语文拔尖，还担任班长，方锐也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校内有什么文艺活动，少不了她的登台，或是主持节目或是唱两首流行歌曲什么的，要么就朗诵几首自己创作的诗歌。世事沧桑，几度秋凉，如今的夏侯雨在五一农场里，虽然没有位列领导干部什么之类，但还是混得不错的，人们说这要归功于他有个好老子。不管怎么说，给场党委领导开车，用农场人的戏言来说，就是“第二把手”。因为给领导开车的驾驶员们，知道的事情比较多，内幕掌握得更多，同时领导们做事一般也不回避驾驶员的。何况对于一个边远农场来说，夏侯雨是五一农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夏侯霖的儿子，在当地也算是“高干子弟”了。自然，他的自信心和在学校里相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了。
看到方锐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夏侯雨的脑袋往方锐的跟前凑了凑：“嗳，方锐，一个分场能连续举办几场文艺晚会，听我爸说这在咱们五一农场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呢？”说完这话，他向门外看了看，发现许长春还在办公室外面大口地抽着烟，他又将目光在方锐的脸上扫来扫去，最后停留在她的胸部不动了。
天气比较热，方锐本来穿着就比较少，看到夏侯雨在自己的脸上扫来扫去的，接着又眼不眨一下地盯着胸部，不好意思地赶紧转过身子。
刘天明听到广播后，已经从地里赶回来了。见许长春正在办公室门外焦急地来回走动着，连忙迎上去：“许副场长，咋在外面站着唻？快到办公室里坐！”
许长春随刘天明进入办公室里坐定后，闫俊辉也满头是汗地赶回来。
待闫俊辉坐下后，许长春便向两位领导询问三分场近期职工思想动态和棉花、水稻等作物的管理情况。
听了许长春的询问，刘天明立即进行了汇报：“许副场长，目前我们三分场的职工队伍是比较稳定，生产积极性也比较高，干部和关联人员绝大多数在挂钩地号督促田管工作，为迎接第一次田管生产大检查做准备；生产管理也是按场党委的安排不走样地抓落实，作物整体长势还不错的。”
许长春赞赏地点点头。
刘天明递给许长春一支“雪莲”牌香烟，并掏出火柴划着给他点燃上，许长春使劲地抽了一口，缓缓地吐出一口烟雾后问：“老刘，生产上还有什么困难吗？”
说到生产上的困难，刘天明不吭气了。
闫俊辉看到刘天明不说话了，就替他作了回答：“许副场长，最困难的就是棉花地供水跟不上。有的地块由于缺水，到中午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叶子已经显出蔫了的现象了。”
“老刘，你干了这么多年的生产工作了，应该知道现在的棉花旱一点是没太大问题的，但不能旱到叶子要落下来的程度。你们要把用水仔细调剂一下，将旱情严重的地块先浇水嘛，可不能影响到田管生产大检查啊！再说了，今年虽然遭受低温、狂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袭击，但经过全场干群的齐心努力，场里的生产形势总体上是不错的。这次田管生产大检查，你们各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们都要参加的，并且都要进行现场观摩的，你们走出去看一看、听一听就知道了，形势很逼人哪，管理上稍微一放松，就要掉队了。”
许长春知道刘天明是主管农业生产的，所以，当闫俊辉说出职工们在用水上发生矛盾时，没直接批评他，反倒是批评起刘天明了。
“许副场长，我们也在积极调剂用水了，让旱相严重的棉花地先浇水，就是职工们心里不踏实，看到棉花有了旱相就着急。我跟他们解释多次了，说棉花旱一点没事的，可没用啊？他们还是天天吵着嚷着要赶快浇水。再说了，现在的水稻田也正是需要大水大肥的时候，还要保证水稻田的用水，职工们用水就不好调节了。”刘天明解释着。
“其实我和刘场长也到二分场、九分场等单位去看过了，今年的生产形势确实不错，我们当然也不甘落后，都在尽力抓好田管工作，而且争取抓出成效来。”闫俊辉听到许长春说话的语气里已经含有批评成分了，也赶忙作了解释。
“老刘、俊辉，六月和七月份是棉花和水稻地用水的高峰期，既要保证棉花不能旱相太重，也要保证水稻分蘖期的用水，一定要把水肥控制好，这就看你们支部班子怎样做好调节工作了。”许长春再一次作了强调。
“在水贵如油的地方，就不应该种植水稻，我们三分场又是地处全场最外围，有水到头、路到头、地到头的说法，许多水稻地又临近戈壁滩，水刚进到地里，不是蒸发了，就是渗入到地下了，种植水稻的代价实在太大了。”闫俊辉又抱怨起来。
听了闫俊辉的话，许长春更不高兴了：“俊辉同志，种植水稻是上级党委决定的，是农垦局分配给我们的种植任务。再说了，我们如果不种植水稻的话，这么多人吃饭，难道要靠国家调拨粮食不成。就是农垦局党委领导们，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