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秘书的职责之一就是安排记者们的报道活动。而地方警察的职责之一就是驱逐闲杂人等以保证总统的安全。然而，在1940年10月28日，在纽约市内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上，双方却发生了冲突。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闻秘书史蒂芬·厄尔利试图劝说一位名叫詹姆斯·斯洛的警察允许35名记者以及白宫助理到总统的包厢上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人费解，有人说厄尔利几乎跪地恳求这位警察，也有人说他踢了这位警察一脚。
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白宫记者团太大的注意，但是这名警察是少数几个在纽约警队中服务的黑人，这个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厄尔利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白种人，他对黑人很反感，甚至不让黑人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但是最后迫于压力，还是勉强同意了。也有些人说他为了防止南方因选票结果而对黑人采取报复行动，所以极力劝说国会通过反私刑处死黑人的法案。面对共和党人温迪·威利克的挑战，罗斯福对于纽约黑人的选票数量仍然停滞不前而感到十分不满。
然而，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罗斯福的，这大概要归功于巡逻警察斯洛以及他的同事们，而且这位警察和厄尔利已经化解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是这次事件却给这位罗斯福亲自挑选的才华横溢，但脾气暴躁的新闻秘书一个小小的教训。
厄尔利是第一位官方正式任命的专门负责新闻事务的白宫秘书，他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至此，白宫新闻秘书的时代来临了。
厄尔利的父亲是一名铁路邮差，共有八个孩子。他没有上过大学，这在所有新闻秘书中是十分罕见的。1989年，他全家从弗吉尼亚的克罗泽特搬到首都，当时他只有9岁。9年以后，合众社在纽约成立。1912年，作为合众社的一名记者，他参与报道了在巴尔迪摩举行的民主党国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伍德罗·威尔逊以40比6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厄尔利也见到了当时为威尔逊工作的纽约代表罗斯福。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我之所以会与他结识是因为我喜欢他的个性，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报纸记者的一个很好的写照。”
基于罗斯福对他的帮助，威尔逊任命他为海军部助理部长。而此时，厄尔利也离开了合众社，来到了名气更大的美联社。
在检阅仪式上，罗斯福在舰船上挂着自己设计的旗帜，他是主战派的强烈拥护者。但是，他的想法与威尔逊以及战争部长乔斯弗斯·丹尼尔斯发生了冲突。他还提供给厄尔利多独家的头条新闻。
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是预备军官的厄尔利奉命应征入伍。在履行完陆军上尉以及美国远征军的《星条旗报》的编辑的职责之后，他回到了美联社，并且参与报道了在旧金山举行的民主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詹姆斯·考克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则成为他的竞选伙伴。罗斯福让厄尔利加入他的竞选委员会，并且让他担任竞选委员会的先行代表。于是，厄尔利在竞选活动正式开始的2、3天以前就已经拜访过了一些政治专栏作家以及党内的官员。他的背景和关系使得他有能力为候选人写出很精彩的报道，但是，他的那些用宾馆的信笺纸起草的报道，都是以电话或是电报的形式再转发给候选人。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这次竞选获胜的希望并不大。”
而罗斯福此刻正在展望未来。他积极拉拢那些会对他有帮助的人，包括：厄尔利，路易斯·豪，马文·麦克林泰尔，和马格利特·雷汉德。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他们每年都要聚在一起为罗斯福庆祝生日。
后来，厄尔利又回到了美联社。1923年，他报道了第一次哈定总统在圣路易的世界法庭上通过广播网播发的演讲。这次经历启发他促成了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也使他被捕入狱。当他想穿过人群到议长的讲台前时，他被怀疑成共产主义分子被圣路易斯的警察逮捕了。美联社将他保释了出来，并且以破坏了厄尔利的专业形象为由起诉了当地政府。
当厄尔利在皇宫宾馆的走廊上偶然听到弗劳伦斯·哈定焦急地到处找医生时，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从宾馆的防火梯爬到了地下室，把这个消息用电报机发给美联社。于是美联社就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早6分钟发布了哈定总统的死讯。厄尔利因此得到了奖励，美联社也撤消了起诉。律师约翰·W·戴维斯告诉通讯社的官员说：“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相信一个记者在得到奖励以后还会遭受到什么名誉上的损失。”
罗斯福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入国家机构，这次他获得了成功。这位纽约州州长对于击败并不怎么受欢迎的胡佛充满信心，他甚至在选举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新政府中各级官员的人选。在处理新闻事务方面，他首选前《华盛顿时报》的编辑梅林泰尔，罗斯福曾经在战时海军部的宣传机构里见过他。他在1920年罗斯福竞选副总统时负责宣传活动，然后又做了自由撰稿人，并且不停地在新闻业内更换工作。直到1932年他又重新回到了罗斯福的竞选活动中来，这次罗斯福的目标是美国总统。总地来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的工作并不出色，后来他又转行去经商。而厄尔利在1927年离开美联社后便加入了派拉蒙新闻影片公司，成为罗斯福在华盛顿的耳目。罗斯福的顾问们建议起用厄尔利负责新闻事务。于是他便在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厄尔利，希望他能担此重任。由于厄尔利目前很喜欢他在派拉蒙的工作，所以就对罗斯福说：“你并不需要我，因为我使你在1920年的竞选中成为民主党历史上败得最惨的候选人。”
然而，他又很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后来他说：“这就像1917年我接到的命令一样，我当时不得不从美联社辞职，来到军队。”
选举结束四个星期以后，厄尔利又出现在了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竞选活动中，并且开始进行筹划工作。
他要求随时随地都能见到总统，还宣布他办公室的大门永远都会向记者们敞开。他要求公开地以新闻秘书的身份发表评论，而不是以匿名发言人的身份。罗斯福同意了厄尔利的大部分要求，并且与他一起制定了一个每周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的时间表，分别是星期三上午10点和星期五下午4点。当厄尔利提出要提供给记者们尽可能真实的消息时，罗斯福也同意了。后来，罗斯福在表扬他的新闻秘书时，更加坦率地说：“尽管他很少向新闻媒体传递信息，但是他一旦这样做了，他就会尽可能地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3月1号，也就是总统宣誓就职的前三天，厄尔利对合众社的雷蒙德·克莱伯说他并不打算召开常规的新闻发布会，而只是打算在新闻发布厅发布一些即时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关罗斯福的“新政”的新闻太多了，所以他就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他兑现了他对克莱伯的承诺，认真地对待白宫交给他的职责，而不只是敷衍了事。他还向克莱伯保证他会随时恭候记者们的光临，甚至可以把他办公室的门拆掉。他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是记者们已经肯定了他公开、诚实的态度，尽管有时他的脾气大了些。与大部分后来的新闻秘书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注册的专用电话。
在与克莱伯会面的同一天，厄尔利问胡佛的新闻秘书西奥多·乔斯林是否可以把罗斯福的就职演说用油印机印出来，这样就可以在发表演说之前把演说稿分发出去，因为罗斯福不擅长演讲，这也是厄尔利等人最担心的一个环节。乔斯林拒绝了，这显然是胡佛的命令。在罗斯福正式就职的前夕，厄尔利在华盛顿的五月花宾馆里翘首期盼着民主党的胜利。但是，他很快又陷入了失望之中。因为罗斯福将继续沿用胡佛时期的同级政策，即：设三位新闻秘书。他到了最后才知道路易斯·豪将担任总统的新闻秘书，年薪为10，000美圆，而他和麦克林泰尔则任新闻秘书助理，年薪为9，500美圆。
后来，他才勉强同意接受这个职位，但是条件是他只干两年。而事实上，他一共干了13年。
厄尔利不屑于在总统办公室旁边的那个大房间里办公，因为那曾是乔斯林的办公室，他最后选择了白宫西翼前面的一个房间，虽然仍然与总统办公室离得很近，但是与新闻发布厅却离得更近了。负责总统日常事务的麦克林泰尔搬进了乔斯林原来的那间办公室。豪则搬进了里奇原来用的办公室。
3月5日，星期天，也就是就职典礼的第二天，新上任的新闻秘书便开始工作了。在他的两名秘书的帮助下，他准备了一份经过总统授权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总统呼吁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他还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哈里·布切尔一起准备了罗斯福将在当晚11点30分播发的演说稿，这是因为白宫没有广播设备。厄尔利在星期一时得知白宫的行政官员不太愿意同新闻秘书合作。由于无法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关于罗斯福让银行暂时停止营业的计划，他不得不求助于财政部长威廉·伍迪，但是他却拒绝帮助厄尔利。最后，厄尔利还是在罗斯福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问题。
记者们都很期待将在就职后第四天举行的罗斯福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白宫的记者招待会在胡佛执政的末期已经陷入了最低谷。但是这种情况将会很快改变。因为共有125名记者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他们都由白宫记者协会的前主席约翰·罗素·扬引荐给罗斯福。罗斯福与所有记者握手并且说了些表示欢迎的话。然后招待会的中心议题便转到了经济问题上，罗斯福说：“虽然有些人认为我的计划行不通，但是我还是要试一试，我们不应该再纸上谈兵了。”他的这些发言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引用的。像一些背景资料等不专属于白宫的东西则是可以被引用的。但有些内容则是绝对不允许公开的。然而有趣的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发现“往往就是这些不能被公开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包含了大量关于政府态度的信息，并且可以使记者们分辨出传言的真伪。”罗斯福告诉记者们不要把这些不能公开的消息传出去，即使是对他们自己的编辑也一样，他还说：“我想你们会答应我的。”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就像《圣路易邮报》的雷蒙·布兰德观察的那样：“记者的第一原则就是对他们所在的报纸以及他们的编辑忠诚。”
由于罗斯福居然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发表，记者们对此都十分不习惯，所以当罗斯福宣布招待会结束时，全场立即掌声一片。以前记者招待会的惯例是，在每次记者招待会结束的时候，记者们都会说：“谢谢总统先生。”可是自从罗斯福上任以来的几个月里，招待会总是在一片掌声中结束的。
厄尔利在准备记者招待会的事情上比任何一位前白宫秘书做的都要多。在每次记者招待会召开的那一天，他都会在晨间会议上向罗斯福提出所有记者可能问到的问题。他偶尔也会针对这些问题写出一些建议性的回答。此外，他还经常与记者们共同设计一些总统想要讨论的问题。由于罗斯福经常迟到，所以记者们只能在前厅里干等，直到罗斯福按响厄尔利办公室里的铃，然后再由他告诉看门人帕特·麦克那，这位看门人在接到厄尔利的指示以后便拍了两下巴掌，然后打开接待室的门，但是记者们还要在此等候一段时间，直到总统办公室前面的那条走廊上的门被打开。记者们在没有总统允许的情况下，不能携带任何相机或是录音设备等。其实总统几乎从来就没有允许记者携带过这些东西。
罗斯福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一共召开了337次记者招待会，罗斯福也会偶尔在他海德公园的家里，在他的佐治亚州的别墅里，或是在总统的专列上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大部分记者招待会还是在总统办公室里召开的。
在一个546平方英尺的办公室里一般能容纳下75到150个记者，尽管经常能达到300人左右。如果平均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那么这个办公室可以容纳273个记者。因为屋子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记者们通常都是站着的，而总统则坐在他的桌子上。这让在场的许多记者都感到十分的不舒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理查德·L·斯特劳特因为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执行一次海外报道任务，刚刚从医生那里打针回来，在总统办公室里站了一会以后，他就忽然晕倒了。后来他说：“我的脚几乎就没有站到地板上，直到我在办公室外的沙发上醒来。”
尽管为记者们提供的工作环境不太好，但是罗斯福以他平易近人的举止赢得了记者们的肯定，他还经常提供给他们一些可报道的东西。1934年，在白宫进行重建的同时，总统办公室和新闻发布厅也进行了扩建，此外，新闻发布厅里还配备了打牌和下棋用的桌子。罗斯福与记者们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直呼记者们的名字，并且与他们在一起开玩笑，如果有人看起来有些不舒服的话，他还会详细地询问一下那个人的状况。曾经有一个比较胆大的记者称那些围绕在总统办公桌前的十几名记者可以组成一个“合笑团”，因为他们的笑声有时甚至会淹没罗斯福针对一些比较严重问题的回答。
在总统办公室里没有后续的问题。当一名记者指出他在上一次招待会上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时，罗斯福严肃地回答说：“我没有义务回答上一次招待会上遗留的问题。”还有一些记者抱怨到招待会上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很少。有一名记者说到：“对于一般的记者来说，他们不值得在白宫里浪费时间或是忍受在总统办公室里的那种折磨。” 约翰·甘泽向其他记者描述了这样一次招待会：在20分钟的招待会上，罗斯福充分地展现了他各个方面的神态和表情：惊诧的，好奇的，嘲弄的，有兴趣的，担忧的，怀疑的，同情的，决绝的，顽皮的，严肃的，迷人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多数都被他巧妙的避开或是转移了。事实上，记者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很明确很清楚的。我从没有见过什么人可以一边巧妙的避开问题，一边又让记者们感到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大概也只有罗斯福可以做到这点吧！
甘泽的评论引起了奥拉克的强烈共鸣，他说：“威尔逊与罗斯福不相上下，他也总是尽量表现出一种十分关注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样子，但是又让我们摸不清楚他到底回答了我们些什么。”
罗斯福并没有重复威尔逊的错误，他并没有让记者们认为是他自己在运转着整个国家。他曾对几个报纸编辑说：“我比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都更加重视公众的意见，我很善于接纳众人的意见。”
厄尔利在他担任新闻秘书不久后，就给他在派拉蒙工作时的上司的一封信中写道：“经过这几个月以后，我才了解到只有当你真正地溶入其中时，才能了解它是多么的不同。”每天早晨8点30分，白宫的司机都会准时地来到他的家门口。然后在他的办公室里停留片刻后，便来到总统的卧室，当这位残疾的总统吃早餐时，他就在旁边与他商议商议一些事情。然后，他又返回他的办公室准备10点30分的新闻发布会。与记者们之间的会议是非正式的，中间不时会有些小插曲，比如厄尔利会因一个不敬的问题而大发雷霆。然而，在前两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一名通讯员满意地说：“白宫的新闻机构运作的还不错，至少在我看来，它在历届政府中是最棒的。”一年半以后，美国新闻报道说：“白宫的新闻机构在处理信息来往方面使政府与新闻媒体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
当行政机构开始控制，或者至少是调节政府内部各个部门或是机关的新闻活动时，厄尔利像后来的许多新闻秘书一样，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在一篇关于“新政”初期设立的以管理专家路易斯·布朗罗为首的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报道中，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这篇报道的主旨，即：“总统需要帮助。”
就是这四个字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增加了不少。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助理，秘书和办事员加在一起也只有11个人，但是当国会在1939年设立了总统的行政办公室时，这个数字便呈上升趋势。相应地，华盛顿所有政府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在管理部门里，厄尔利负责执行委员会的有关事务，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协调各个执行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后来这项职能又被转移到一个更大的组织，即：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组织十分臃肿的机构。后来，布朗罗提议“设立一个信息分配中心来协调各部门之间在处理自己内部新闻事务时的管理政策问题。一些管理部门的官员也赞同这样的做法。
尽管厄尔利在白宫内部表示：“他会尽他最大的努力来阻挠这个计划的实施。”但是，他还是受到了外界关于白宫过于控制政府信息的指责。然而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试图与其他部门的新闻官员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他不愿像以前的那些新闻秘书一样，靠出卖记者来显示对党派的忠诚，反而经常帮助那些有经验的记者谋得这些职位。一些新闻官员是从各家报纸直接录用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厄尔利在经济危机时期帮助了许多失去工作的记者。他有时甚至还为他们创造工作。
他告诉这些被他招募来的新进成员说：“你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工作就可以了。”他甚至还送给他们的上司一些备忘录，内容是有关如何召开记者招待会的。
1935年，《民族》的一位作者说：“厄尔利已经在白宫的政府里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宣传机器。”然而，他又补充说：“所有这些由厄尔利精心挑选的新闻官员在回答问题时都显得十分谨慎。对厄尔利不太友好的《芝加哥论坛报》把他比作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胡佛时期的公共关系部长泰德·乔斯林对此做了更加深刻的评论。1935年1月，在与一些友好的报纸记者们会谈时，他表示承认政府现在需要更多的新闻官员来充实执行机构，但是现在的管理部门都在利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宣传机构——报纸，杂志，广播以及电视。这些宣传机构的目标就是让人们知道这些信息……那些训练有素的报纸，杂志的记者，编辑以及通讯员为你们工作，为你们做宣传……正是他们这样一群人使政府拥有了一种服务职能，即：促进公共利益并且引起关注。
一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两年以后，在执行部门里从事宣传工作的全日制工作人员将达到146人，此外还有14个编外工作人员。
另一方面，乔斯林也做了一份不太完全的列表，上面共列出了大约100多名在政府里工作的记者，此外，他认为还应该有几百个这样的工作人员。
厄尔利对此回答说：“乔斯林先生有些言过其实，我对华盛顿的一些通讯员公司的情况略知一二，我虽然反对任何一个管理部门利用自身的宣传事务来供养他们，但是基于我对他们的认识，请相信我，他们不是吃白饭的。”
厄尔利还声称：“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偏爱任何一家宣传机构或是个人，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态度都很友好。”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在罗斯福发表关于银行暂时停业的讲话时，雷蒙德·克莱伯接到白宫的电话，让他亲自参与针对这次讲话的研究。其他的通讯员当然也想得到这样的优待。
对罗斯福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研究的贝蒂·哈金·温菲尔德教授认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克莱伯作为总统与外界沟通的渠道一直与白宫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麦考米克每年都能见到总统一次，并且可以在避免提到罗斯福的情况下发表她的有关报道。罗斯福还给了《纽约时报》的总编辑阿瑟·克劳克独家采访他的机会，前提条件是克劳克必须把他写的报道，包括标题都递交给白宫进行检查。后来，他又把厄尔利和他的助理威廉·哈斯特加入的一些资料也收编了进去。正是这次采访帮助了克劳克第二次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却惹恼了其他的记者们。从此以后，这种独家的采访形式在华盛顿的记者中再也没有出现了。克劳克说：“罗斯福让记者们认为他对此事深表遗憾，尽管他并不这样想，他这样说只为为了摆脱麻烦，因为后来他对我说那次采访对他帮助很大。”
乔斯林很笃定地认为罗斯福会最大程度的利用广播这个媒体，因为胡佛在这点上做的很不好。与他的前任不同，罗斯福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克莱伯认为广播室的环境十分的安静，平和，融洽，并且令人感到愉快，没有任何的紧张气氛。
罗斯福对广播这一媒介最成功的利用大概就是他的一系列“炉边谈话。”这个主意是厄尔利的朋友乔治·艾克森想出来的，他曾经极力劝说胡佛这样做，但是被胡佛拒绝了。罗斯福和厄尔利也不清楚他发表的那么多演说中哪次才算是“炉边谈话”，但是据他们估计大概有24到34次。他们都一致认为第一次“炉边谈话”是在3月12日发表的，也就是他刚刚就职的第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罗斯福说：“我的朋友们，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同美国人民讨论一下有关银行的问题……我想告诉大家政府在最近几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做，以及下一步该怎样做。”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客不同，他没有用麦克风，尽管他当时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面对着大批的群众在发表演讲。
厄尔利积极推行“炉边谈话”，有时甚至在两三周前就预报总统将要发表“炉边谈话”的声明，他通常不会透漏其中的内容，但是他经常会泄露一点点内容来吊人们的胃口。他有时还会对发言稿做最后的修改。他总是尽量避免看到初稿，这样当有记者问起演说的内容时，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当他向记者们分发演说稿时，他就会对他们说：“你们会在第四或是第五页找到你们想要知道的内容。”所属于国家广播公司的杂志《广播》评论说：“正是因为它们被提前推销过了，所以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炉边谈话”绝对不是罗斯福利用广播为他服务的唯一方式。在珍珠港事件以后，麦克风开始出现在新闻发布厅里。从1943年开始，总统与记者之间的会议被称为“广播记者招待会”，而不再是“记者招待会”。
厄尔利是政府建立内部广播站的发起者之一。当教育委员会委员约翰·斯图德贝克提议为了制作教育节目而在内政部大楼里建立一个广播室时，他得到了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支持。但是厄尔利认为在建立这个广播室之前，需要让这方面的专家研究一下。他说：“政府已经同意并且推行了关于私人创办广播站的政策。”他还对一些关于此事的不必要花费感到不满。罗斯福直到1936年的大选时，才又重新提及此事，并且批准了这个计划。伊克斯十分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教育”广播台大肆鼓吹内政部的成就和政策。然而，他做得有些过火，因为他在这个广播站上发表了关于拥护联邦政府控制石油贸易的声明。1940年，众议院投票决定撤消这个广播站的大部分拨款。
所有的这些活动都使厄尔利成为有史以来最受瞩目的新闻秘书。他是《展望》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出现在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讽刺画中，还有许多关于他个人档案的报道，包括他强壮的外型，夸张的言谈举止，以及他对马赛，高尔夫球和扑克牌的喜好。TUMULTY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反对让黑人记者参加罗斯福或是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记者招待会。厄尔利从一开始就坚持只有华盛顿的指定通讯员才能参加发布会。这样的限制是为了不让那些来访的编辑，出版商以及政府机关的代表进入发布会现场。但是这个规定不允许日报的记者参加招待会。因为黑人报纸大多数都是周报，所以当他们的代表要求参加会议时，厄尔利就会说他们不符合规定的标准。而当黑人的日报记者要求参加时，他又说他们必须通过国会新闻走廊的审核才能参加招待会。当然，国会在这里还是会为他们制造障碍的。
1935年，第一夫人向厄尔利施加压力，希望他同意让“一个黑人报社的女记者”参加她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厄尔利还是坚决地反对她的要求。甚至是在6年以后，当匹兹堡的黑人周报记者打电话向他申请参加招待会的许可时，他也只是建议第一夫人最好让这些记者以临时性的访问者身份参加招待会。厄尔利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明确地告诉她这样安排只是出于礼貌，而并不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因为记者招待会上的内容是发表在日报上的，而不是周报。”直到1944年，黑人新闻机构才获得了参加招待会的许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25家商业周刊的代表成为参见招待会的指定记者了。
厄尔利政治生涯中最尴尬的时刻是当他遇到巡逻警察斯洛时，这位安全意识极强的巡逻警察在厄尔利表明身份后，仍然不准他进入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当这位愤怒的新闻秘书想强行进入火车站时，另外两名警察还推了他一把，随后斯洛也卷入到这场冲突中，他的腹股沟被重重地踢了一下，就在三个月前，他在这个部位还做了疝气手术。但是厄尔利坚持他只是不小心踢到了那里，因为当时有个警察把他向后推时，他的腿就本能地抬了起来。然而，斯洛却说厄尔利确实踢了他。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克谴责了厄尔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检查官托马斯·杜威则下令调查此事。罗斯福也让他的助手山姆·罗森曼调查一下事情的原委。一些总统顾问认为应该解雇厄尔利。哈罗德·伊克斯则希望他辞职。当时著名的黑人举重冠军乔·路易斯在去纽约的途中到斯洛的家里慰问了他。但是当一名记者问斯洛会选谁当总统时，他回答说：“我会投罗斯福先生的票。”而乔·路易斯投的却是威尔克的票。
《时代》杂志称这次事件为“厄尔利的最大错误，”但是白宫的记者们却都为他辩护，《编者与出版者》还断定“当他正打算为美国的新闻业服务时，却遭到了迫害。专栏作家多利斯·夫利森把这次事件归罪于警察的效率低下。斯洛发表声明否认曾经攻击或是踢打任何官员，但是又补充到“因为一名官员认为我对他所受到的伤害应该负有责任，所以我在这里向他道歉。”
在大选结束后，斯洛给厄尔利写了一封信，他说：“对于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发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从一方面来讲，您打算到您的上司，即：美国总统那里去，因为那是你的责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在纽约警察局长官的命令下，我也在履行我的职责。所以这场误会既不是您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的。”
斯洛说他不会在意这件事情的，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正沉浸在罗斯福连任的喜悦当中。厄尔利在后来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它确实带给我很大的伤害，但是这就是生活。”
厄尔利对摄影记者也有严格的限制，他们不准在12英尺以内接近总统，如果是在大型的集会上，那么这个标准将会达到30英尺。摄影记者们也不允许在白宫里或是在总统的游艇上拍照。1935年6月，这个标准暂时地降低了一些，摄影记者们拍到了一些在游艇上的照片。厄尔利发现他们的自觉性很差，于是便订立了一条规矩，摄影记者在拍照前必须接受特工处的检查。此外，摄影记者与特工处之间还有一个君子协议，这也是摄影记者的一个戒律，即：不准对总统残疾的腿以及矫形器拍照。罗斯福在他就任州长以前就已经宣布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总统患的是脊髓灰质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残疾其实很严重。甚至有一些报纸期刊的漫画家把他描绘成一个强壮，精力旺盛的人，或许他还会骑在一匹跃起的马的身上，或是坐在划艇里穿越瀑布。
在1932年的总统竞选中，一张罗斯福被掺服着从轿车里出来的照片被送到了白宫，因为有人说胡佛可能要用到这张照片。但是，很显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但是有一些报纸和杂志却违反了这个规定。1937年10月6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张美联社的照片，这张照片把罗斯福的矫形器也拍了下来。《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类似的一张照片，但是并没有把矫形器拍下来。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生活》杂志发表了一张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的远景照片，他当时正被推进一家华盛顿的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内阁成员。
厄尔利在给总统的医生罗斯·麦克金泰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调查此事，并且要采取措施保证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白宫方面一直都没有查出是谁拍的这张照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名业余爱好者的“作品”。
厄尔利对其他照片的发表也有很严格的限制。在1944年的竞选活动中，罗斯福的竞争对手利用一张照片来证明他已经不能再继续胜任这个职务了，在这张摄于圣地亚哥的照片上，罗斯福张着嘴巴，看起来有些筋疲力尽的感觉。罗森曼对此纠正说，当时罗斯福正在低头看些东西，张着嘴巴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发一个元音字母的音。一名总统顾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不幸的是，厄尔利并不在那列火车上，因为他一直都在努力尽量避免这些被歪曲了的照片发表出去。”
与对那些摄影记者的态度不同，厄尔利对他在新闻影片业的老朋友十分友善。1933年，当诺曼·戴维斯大使准备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时，厄尔利把这个消息透漏给他的前任雇主——派拉蒙新闻影片公司。事后，派拉蒙的威廉·蒙泰哥对厄尔利说：“由于我们过多地占用了诺曼·戴维斯大使接受采访的时间，以至于其他新闻影业公司都没能采访到他。” 罗斯福在发表完广播演说之后，又在派拉蒙公司的摄像机前重复了一遍这篇演说。《电影新闻》的一名记者说：“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为电影院带来了大批的赞助商。”
与各届政府的新闻秘书一样，越来越多的战争新闻占据了厄尔利的大部分时间。1938年9月27日的晚上，厄尔利在他的家里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罗斯福正打算向希特勒发出停止策划战争的最后请求。刚过晚上9点，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了大批的记者和摄影师，并且告诉他们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在1939年的8月末，9月初的时候，厄尔利打算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山区渡两个星期的假。但是最后又不得不缩短到一个星期。9月1日早晨6点钟，他接到了总统的军事助理埃德温·沃森的电话。3小时10分钟以前，罗斯福接到了驻巴黎大使威廉·布雷特的电话。德国已经入侵波兰，并且轰炸了4座城市。厄尔利说：“总统希望我回到工作岗位。”于是，厄尔利马上乘坐军用飞机飞回华盛顿。一踏入白宫的大门，他就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在周五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美国是否会对欧洲的战事袖手旁观时，罗斯福回答说：“关于这点，我们不只是真心地希望，我相信我们会付出实际的行动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欧洲度过难关。”9月25日，罗斯福的顾问们警告厄尔利最好不要让罗斯福把这场战争称为“世界战争”，而是“欧洲战争”。
在罗斯福执政的早期，他曾经半开玩笑地对记者们说他会在他的桌子上帖一个“请勿解释”的标记。现在，随着国际危机的日益加深，他越来越担心记者们会在他的措辞上做文章。当有人问该怎样解释1941年的外交政策演说时，他回答说：“我不会对此做任何解释，因为你们知道，对演说的解释是否能被称之为新闻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伍德罗·威尔逊也在同一间屋子里提出了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些记者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下随意猜测国家的外交政策。”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罗斯福说，当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在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前秘密作证的消息被登在报纸上以后，关于伦理，道德以及爱国精神的问题便出现了。马歇尔证实说由于远东局势的恶化，陆军及海军部队的飞机已经被派遣到了太平洋舰队上。
《华盛顿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雷·克莱伯在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信中写到，罗斯福似乎正在为战时的新闻审查制度铺路。克莱伯对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的总经理克兰斯通·威廉姆斯说：“由于罗斯福可能会启动新闻审查制度，所以他似乎正在试图制造一种使公众对新闻媒体产生怀疑的气氛，因为新闻媒体可能会影响到他将要采取的行动。”
4月，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英国战舰被运送到纽约进行维修的报道。针对记者们的问题，罗斯福回答说：“一些报纸本身也建议实行审查制度，”但是他又补充道：“此时此刻，我更喜欢与绝大多数的报纸保持一致。”他同意记者们直接引用以上他所说的话。他还命厄尔利对此番讲话进行润色。厄尔利说：“总统认为大多数的报纸喜欢与政府合作控制新闻，这不是新闻审查制度，而是为了避免审查制度而做的努力，这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11月马歇尔又曝出了另一则新闻。这位三军参谋长自信地对记者说美国将无条件地在与日本的战争中保护菲律宾的安全。事后，他要求所有与会的记者都要发誓不将这个消息发表出去，其中也包括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阿瑟·克劳克后来与另一名战争部的官员核实此事后，便把这个消息发表了。《纽约日报》的肯南斯·克劳福特后来写道：“从那时起，启动公开的新闻审查制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9月7日，厄尔利正在家中的书房读星期日的报纸时，接到罗斯福打来的电话。据厄尔利回忆，罗斯福当时说：“拿只笔来，我要你把这份公告传达给各个报纸。”公告的内容是：“日本人空袭了珍珠港以及瓦胡岛上的所有军事设施，实际上，日本人摧毁的是美国在夏威夷岛上的重要军事基地。”
然后，奇怪的是，总统居然问他的新闻秘书：“你还有别的新闻吗？厄尔利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新闻比他刚才告诉他的这条新闻更重要。
厄尔利与三家主要的通讯社召开电话会议，并且向他们宣读了罗斯福的这份声明，当时的时间是下午2点25分。2点26分，这三家通讯社就在全国范围内播发了这份声明。2点30分，厄尔利接到了回复电话：“日本人发动了第二轮空袭，目标是马尼拉的陆军和空军基地。他于2点35分离开家。3点10分时，他已经坐在了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们发表他们急切想要知道的消息了。厄尔利第一次允许国家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麦克风带入办公室内。5分钟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空袭还将继续。在与总统及战争部及海军部的部长开完会以后，他回到了办公室，宣布总统将在晚上8点30分召开内阁会议，并且邀请了两党的国会领导人。下午4点30分时，他告诉记者总统此刻正在书房里向他的秘书格雷斯·杜利Grace口述一份致国会的文件。记者们想知道空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白宫是在什么时候接到消息的，他们一共提出了10个有关这次空袭的问题。厄尔利回答了这其中的大多数问题，但是在关于是否逮捕日本记者的问题上，他保持沉默以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司法部的事情。”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他又说道：“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问问你们当中是否有为日本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如果有的话，我将不会为你们提供任何消息，而且我已经让特工处没收了日本通讯员的证件。后来的会议记录中显示没人说话。
星期日的最后一个声明是由威廉·哈斯特在晚上7点40分发表的，内容是：“战争部的初步调查显示瓦胡岛上的伤亡情况是，大约10人死亡，300人受伤。”厄尔利分别在星期一的上午和晚上7点45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一名记者说国会中传出了关于日本人击沉四艘战舰的传闻，当被问到：“白宫对此会做何解释”时，厄尔利稍微地变化了一下说法回答到：“白宫不会对此做任何的解释。”
在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九天，罗斯福任命了由厄尔利推荐的拜伦·普莱斯为新闻审查主任。他是美联社驻华盛顿地区的总编辑，20年代时，厄尔利作为一名记者曾与他一起在美联社工作。大多数记者都十分认同这个任命，但是liberal Pm认为普莱斯可能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乔治·格利尔。”PM的肯·克劳福特还对普莱斯在其他事情上表示不满，因为普莱斯宁可辞职也不愿意与美国报纸协会妥协，他写信给厄尔利说他对罗斯福的“新政”感到十分反感。肯·克劳福特说：“普莱斯代表的是华盛顿新闻业的旧势力。”尽管罗斯福害怕新闻媒体会不失时机的报道一切他们获得的消息，但是他还是绝对相信他们是不会泄露陆军及海军的行动方案的。他说，普莱斯的工作就是负责防止政府机关泄露相关的军事秘密。
厄尔利反对启动新闻审查制度。在罗斯福任命普莱斯的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对记者说：“你们这些站在这里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代表什么，所有委员会的信息都是由乔治·格利尔掌管的。他在其他部门里都有自己的眼线。”在新的计划下，厄尔利说：“各部中的信息资源仍然会对你们公开的。你们不需要删除任何报道。”几天以后，当普莱斯宣布了新闻审查制度的指导方针以后，他还是要求记者们删除了针对在他的办公室里通过非授权渠道得到的消息所发表的报道。
新闻审查制度对总统的行程也产生了影响。自从1939年年中以后，厄尔利便不准记者公开发表总统行程的具体时间。然而现在厄尔利甚至控制了所有关于总统行程的内容，包括1942年10月对西海岸船坞的那次视察。因此，记者们便无法得知在这些行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直到它们结束。他们抱怨说连那些聚集在船坞上的人都知道总统在哪里，而我们却不能报道此事。厄尔利说：“这些新闻媒体已经完全进入疯狂的状态了，而且情况比往年更糟。”于是厄尔利便很快地站出来对记者说：“这完全是出于制度上的原因。而且我们也不会让你们在下一次的行程中跟随左右。”
在其他几次战时的出访中，罗斯福的身边跟随了三名通讯社的记者，但是他们在出访期间不能发表任何文章，直到罗斯福回到华盛顿以后。在一次去夏威夷的途中，其中的一名记者抱怨说罗斯福“对待安全问题就像是穿上和脱下冬天穿在里面的内衣一样，他一边限制合理的报道，一边又与部队拍照留念以便于在1944年的改选中派上用场。厄尔利也十分赞同这种说法，因为长期以来，他对罗斯福的这种政治目的十分明显的“视察”也感到有些无法忍受。所以现在，在罗斯福从西雅图回来的途中，他建议他最好不要在棒球场或是国内的观众面前发表广播演说。他说：“如果你在西雅图的球场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出现的话，就一定会引起不好的反应。” 当罗斯福在华盛顿的位于布雷默顿的普吉特桑德海军基地的船上发表演说时，只有船坞工人在现场充当他的观众。
1944年3月，《纽约时报》、《芝加哥太阳报》、《费城问讯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华盛顿星报》的驻华盛顿通讯员联名向厄尔利请愿，希望可以跟随总统的出访活动，这样他们就可以自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可以与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还说：“他们的主编听说最近几个月以来，总统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今年不只是要进行改选的一年，也可能是欧洲战争成败的决定性的一年。”
罗斯福的其他一些出访活动甚至被更加严密地保护起来。1944年8月末，《纽瓦克晚报》的一名兼职通讯员向新泽西的报纸透漏了罗斯福参观距离纽瓦克35英里的一个农场的消息。根据白宫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总统的专列确实转轨开到了那个农场，因为罗斯福的父亲曾经到过那里，他一直都想去那看看。这种说法显然是个幌子。这个农场是罗斯福的旧情人露西·卢瑟福特的产业，露西现在是个寡妇，罗斯福背着他的妻子又与她有了来往。白宫记者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谁都不会提及此事。然而，《新闻报》的劳伦斯·伍德卢弗却试图拆穿此事，新闻审查办公室以及厄尔利和哈斯特都因此而感到十分困扰。厄尔利认为一旦此事被拆穿的话，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所以他建议允许记者跟随总统的出访活动，但是必须要在回到华盛顿以后才能发表文章。
1945年元旦，罗斯福批准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的一项请求，他想让厄尔利到帕拉的最高司令部去指导他们该如何处理好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为期60天。厄尔利谢绝了他们为他提供的私人办公室，而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助理哈里·布切的办公室里呆了30天，这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的助理曾经帮助厄尔利完成罗斯福的第一次广播演说。当厄尔利在巴黎时，他得到消息说他的儿子史蒂芬·厄尔利（大家都叫他布迪）在乔治·巴顿将军的部队作战时腿部受了伤。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是厄尔利还是飞到了英格兰去看望他。在厄尔利回到华盛顿以后，布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认为他在帮助我们搞好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方面至少做过一个贡献。今后，不管在什么时候由于安全的需要而延误了新闻的话，记者们仍然可以得到足够的可引用信息来发表文章，这样的话，不仅是他们自己，国内的公众也会知道延误新闻的大概原因。”厄尔利还建议新闻办公室尽量避免使用“中断”这个词。
在厄尔利去法国赴任的途中，他陪同罗斯福一起参加了与盟军领导人在雅尔塔的会议。在临行前，他对他的同事说不久之后他就会离开白宫的。这位新闻秘书经常为杂志写一些文章来补贴自己微薄的政府薪金，后来，他终于在普尔曼公司找到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此外，与罗斯福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也是厄尔利离开的原因之一。如果他认为记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他就会站到记者这一边，尽管罗斯福认为他们是错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的上司，也就是海军部长乔斯弗斯·丹尼尔斯的儿子乔纳森·丹尼尔斯在厄尔利不在的那段时间承担起了新闻秘书的责任。厄尔利是在3月22日回到华盛顿的，但是直到两天之后才回到了办公室。尽管他在1939时曾说过要卸甲归田，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又有些割舍不下。他的一位助理伊本·艾尔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心情不好，而且经常说些对总统不敬的话。”6月，罗斯福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由丹尼尔斯继任新闻秘书。但是厄尔利会暂时担任约会秘书（appointments secretary ），因为他的前任沃森在从雅尔塔回来的途中去世了。当厄尔利回到新闻办公室以后，他的情绪仍然不好。艾尔斯和丹尼尔斯都觉得他对于总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而感到很伤心。
厄尔利和丹尼尔斯在由谁起草这个职位变更的声明问题上争执不休。最后，还是决定由厄尔利来起草这个声明，但是当丹尼尔斯提议由他把这个声明送到罗斯福那批准时，厄尔利拒绝这么做。丹尼尔斯也同样拒绝向总统递交他自己的任命声明。而白宫的执行秘书 莫莱斯·拉特此时正好经过，他同意帮他们把这两份声明带到总统办公室去，于是就化解了这场争执。
1945年4月12日，当厄尔利还在白宫时，罗斯福因冠状动脉血栓去世。当时哈斯特正在和几个助理在总统别墅的客厅里谈话时，突然，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从罗斯福的卧室里出来，并且告诉他们总统去世了。白宫医生罗斯打电话通知了罗斯福夫人。哈斯特并没有打电话给新上任的新闻秘书，而是打给了厄尔利。他们决定同时发表关于罗斯福去世的声明。
在厄尔利发表这个声明以前，他还做了另一个工作。他打电话给正在国会大厦的副总统杜鲁门，并且用十分紧张的语调对他说：“请马上到白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