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G·罗斯曾经说：“我对所有历届总统的建议是不要让一个新闻人来担任新闻秘书，而应该选择一位政治家。”
罗斯福是在1931年写下这些话的，当时他还是《圣路易邮报》驻华盛顿地区的总编辑，当时是威尔逊执政的末期。1945年4月18日，他收到了他的老同学，现在突然成为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的邀请，杜鲁门希望罗斯能担任他的新闻秘书。
罗斯将因此而食言。
杜鲁门原本应该找个更像厄尔利那样的新闻秘书。
与厄尔利一样，罗斯也是随同哈定总统一起参加那次决定性的西海岸之行的新闻记者团的成员之一。但是当厄尔利从防火梯爬到宾馆的地下室里在第一时间向美联社发布哈定的死讯时，罗斯正在总统楼下的房间里睡觉。而在那天的早些时候，他还根据哈定的医生提供的情况发表了一篇十分乐观的报道。
当他得知了哈定的死讯以后，便使出了他最拿手的本领，写了一篇评价哈定的文章。在回顾了哈定在职时的成就以及丑闻之后，他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主街’文化的信徒，并且因此而感到自豪，因为他认为主街文化可以使美国变得更加伟大。
一名华盛顿记者说：“厄尔利注重的是文章的精彩程度，罗斯则强调文章的深度。”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发表了许多很有思想，很有见地的文章，他还在1931年以一篇18，000字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这篇文章是分析当时的经济危机问题的。他的文章经常被放到社论版的显著位置，还被同行们称为这个行业的“闪亮之星。”他很少与白宫的记者们纠缠，而且不明白厄尔利提前6分钟发出的报道为什么会那么重要。然而，他的消息很灵通，而且很少有记者对他表示不满。
罗斯还拥有作为新闻秘书的另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与杜鲁门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密苏里上高中时，杜鲁门就把罗斯视为英雄一样的人物。这两个人都很喜欢读书，他们还一同发现罗马皇帝在莱茵河上修建的一座桥上刻有恺撒的解说词。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制作了这座桥的模型。他们还一起合作翻译过西塞罗的一篇拉丁文的演说稿。尽管他们最终并未完成这篇演说稿的翻译，但是却让他们铭记了一句话，那就是：“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
查理的父亲，J.B.罗斯是一名采矿工程师，由于在自由城没有采矿的工作，他就暂时担任副镇长。于是，罗斯一家便在镇长的寓所里住了一阵子。为罗斯写传记的记者罗纳尔德·法拉说：“罗斯的妈妈是一名钢琴老师，她把自己做事一丝不苟的风格完全地遗传给了她的儿子。”
与杜鲁门不同的是，罗斯在自由城高中毕业以后又去上了大学，他还获得了密苏里大学的奖学金。但是奖学金只能帮他支付学费。为了支付食宿费用，他成为《哥伦比亚先驱报》的一名校园通讯员。在大学期间，他被同学们称为“校园诗人”。毕业以后，他就成为《哥伦比亚先驱报》的全职通讯员。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在更加著名的《快邮报》工作。在那里城市编辑包瓦德教给了他终身难忘的一课。当这个年轻的通讯员交给包瓦德一篇关于一个油漆匠从烟窗上掉下来的报道时，包瓦德问他：“烟窗有多高？”罗斯回答说：“很高。”因为他不知道烟窗到底有多高。于是包瓦德让他重新回到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在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有轨电车以及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他才来到事故现场。当他再次回来时，他得到了烟穿的具体高度，并且精确到了尺寸的地步。
1907年，罗斯离开独立城，在圣路易的《共和报》作誊写员，不久后又成为誊写部的主管。一年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母校密苏里大学，并且在新成立的新闻学院里担任教员。后来他晋升为副教授，还写了一本教科书《新闻写作》，这本书的内容反映了罗斯没有忘记包瓦德的教诲。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你的文章真的很感人，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告诉读者这一点，你应该让他们自己在那些平实的叙述中找到这种感觉；如果你想描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与其不停地只是说她如何的漂亮，还不如告诉读者她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一定要力求独特。”罗斯在新闻学院一干就是10年。间，他还利用在澳大利亚休假的一年时间担任《墨尔本先驱报》的副主编。后来，他厌倦了教书的生活。一天，他因一名女生在他的课堂上吃糖而十分恼火，然后他就来到了西部联盟办公室，接受了《快邮报》的长期邀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个在课堂上吃糖的女生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之一。她后来成为时尚杂志的作者，而且还是小说家海明威的第二任妻子。
《快邮报》在华盛顿设立分部，并且让罗斯担任总编辑。开始时，分部就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写的都是一些关于总部的新闻，但是后来分部的规模不断地扩大。1919年2月24日对罗斯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当威尔逊总统从巴黎和会归来抵达波士顿时，是他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乘坐了总统专列回到华盛顿，他还在途中采访了威尔逊的助理D·弗朗西斯。
就个人而言，他很钦佩哈定总统，但是对于他的执政水平却不敢苟同，因为罗斯认为“这个国家的衰退就是由他开始的。”此外，他还对柯立芝的内阁人选感到失望，并且在《快邮报》上写道：“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再做任何努力了，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很繁荣了。”他还抱怨说：“这个国家已经被丑闻和腐败玷污了，而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挽救它。”
1923年，他在《快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释放52名美国人的战斗檄文，这52个人因左倾思想及主张反战而在1918年被捕入狱至今。当时的政府是根据战时紧急法令逮捕他们的，罗斯认为这些法令应该作废了。他在文章中倡导成立一个市民委员会以敦促政府赦免这些人。最后，哈定赦免了他们之中的28个人，剩下的人在柯立芝时期全部被释放了。罗斯还参与到了关于要求重审尼克拉·萨克和巴特罗蒙·万兹特的案件的的运动中，这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谋杀罪名而遭到控诉的案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轰动的影响。尽管这个案件还有很多的疑点，但是他们两个人最后还是被处死了。罗斯后来写到：“这场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却虽败犹荣。”揭发这个丑闻的两名记者罗伯特·艾伦和珠·皮尔森称罗斯为：“热情，无畏的分析家和作家。”
尽管他报道的对象是白宫，但是他似乎对参议院有更大的兴趣。1926年，他回到了母校。他对新闻学院的学生说：“总统召开的那种不可引用的新闻发布会或许会对报纸有很大的益处，但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它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缺陷。总统可以在宣布他的观点时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相反地，如果让他去报道参议院的那种更加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话，他将十分乐意接受这个吸引力十足并且充满刺激的工作。
他似乎并不想放弃。他在1931年时写道：“新闻人只能是新闻人，而不应该干其他的事情；同样地，政府官员也只能是政府官员。如果一个人从新闻人变成政府官员，并想同时做好两种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天，这样的人会因为透漏了太多的消息而被他们的上司指责，或是因为透漏了太少的消息而遭到记者们的批评。”
1931年11月29日，罗斯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那篇获得普利策奖的文章，题目是“国家的困境——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强调并利用政府的积极作用；仅仅削减政府预算是不够的。他曾跟随胡佛参加193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是他认为罗斯福拥有可以取代他的能力。他在他的文章中写到：“罗斯福将要面临的是如何使美国从经济萧条的危机中走出来, 而他在竞选演说中所发表的政策让我觉得他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1933年，罗斯因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一枚金制奖章。由于他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而且还是一家知名报纸的总编辑，所以他经常被邀请出席华盛顿的一些聚会，而且他经常随身带着铅笔和纸，这样就可以随时记录下新闻素材了。然而，他的这种职业生涯将要结束了，至少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乔瑟夫·普利策认为他的报纸代表的观点有些过于激进。普利策想要找个人来扭转这个局势，他选择的人就是查理· 罗斯。
这份工作使杜鲁门又重新回到了罗斯的生活当中，而他们重逢的方式却都出乎两人的预料之外。1934年，当时的杜鲁门正代表他的家乡杰克逊县参加参议院的竞选。罗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这位新上任的社论版主编在给普利策的电报中说：“杜鲁门的后台是堪萨斯城的那个臭名招著的彭德格斯特，”尽管《快邮报》一般不会首先发表意见，但是罗斯认为这次竞选将会揭露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彭德格斯特是否会通过他所控制的堪萨斯城政府对参议员的选举施加影响。
普利策担心如果支持杜鲁门的竞争对手考克兰的话可能会“使《快邮报》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他认为报纸的观点应该是“作为一名被人控制的候选人，杜鲁门不具备竞选参议员的资格。”而且表示不再支持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具备那种公认的杰出能力。在与其他一些人讨论后，他给普利策的回复是：“我现在可以不支持任何人，但是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希望保留对杜鲁门的谴责。”
当杜鲁门在初选中获胜以后。普利策和罗斯决定确实应该对杜鲁门加以谴责了。报纸上的整篇评论中都写道：“乡村法官杜鲁门之所以会成为民主党的参议员候选人是因为彭德格斯特的意愿，这样的初选结果显示了政治机器的强大。”11月，杜鲁门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快邮报》此时仍然对此表示反对。
杜鲁门在回忆录里关于这次竞选的叙述中没有提到《快邮报》或是罗斯。在说到1940年的换届选举时，他也只是说：“那家报纸因为我在西密苏里的民主党背景而反对我。”
在罗斯担任社论版主编一年以后，罗斯并没有使他的老板满意，因为报纸的观点还是带有激进的色彩。1935年7月，普利策抱怨说：“我们对于罗斯福‘新政’的反应似乎过于低调，充其量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批评。”他要求：“我们应该加强批判的语气和频率。”罗斯反对这样的做法，他说：“我们可以一个月左右发表一次对它的公开批评。”但是后来他又写了一篇社论，并且把它空运给普利策，他在社论中批评罗斯福的政策过于草率，滥用宪法赋予他的责任。
在那年的6月份，罗斯在普利策的建议下采访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威廉·E·伯拉，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和凡利克斯·弗兰克，以及哈佛大学法律教授兼总统顾问。他对普利策说：“我们应该对现在普遍流行的关于加强政府对工人的薪金以及工作时间的控制的提议有所保留。”
1936年，罗斯接受了普利策支持罗斯福的对手，共和党人阿尔弗·兰登的观点。他亲自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华盛顿政府并不是以法律为准绳建立起来的，而是靠人为的操作。美国宪法不能因阴谋诡计而遭到玷污。”
1940年，《快邮报》再一次攻击杜鲁门，说他的再度提名将使“密苏里州的所有魔鬼都兴奋的大声尖叫。”然而，报纸在发表这番评论时，罗斯已经不再是社论版主编了。1939年1月，他又重新回到了华盛顿，主要负责他所擅长的翻译工作。与原来的编辑工作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在修改别人的稿子。现在的情况是，其他的编辑可以拿着他的稿子来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不能随便地更改它们。他很喜欢这个非常不错的工作。在1940年的一期专栏上，他写道：“现在看似不起眼的温戴尔·威利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风云人物。”他还与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打赌。随后，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那个默默无闻的威尔克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成为了罗斯福的竞争对手。他的那篇专栏文章“华盛顿信件”也因此而名躁一时。
罗斯的忠实读者之一还包括杜鲁门。尽管罗斯在《快邮报》是反对他的中坚代表，但是当罗斯回到华盛顿以后，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真诚的友谊。第一夫人贝斯·杜鲁门也是他们在自由城高中的同学。罗斯与杜鲁门的女儿马格丽特的关系很好，并且对她想成为一名音乐会歌手的愿望很感兴趣。马格丽特亲切地称罗斯为“查理。”
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二天，罗斯写了一篇将在星期天发表的文章，内容是有关将要入主白宫的副总统的。他在文章中写道：“共和党不必因杜鲁门的继任而感到岌岌可危……他不是哈定。他或许并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总统，但是他还是具有成为一名称职的总统的能力。”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杜鲁门让罗斯到总统的会客室来见他。在厄尔利和乔纳森·丹尼尔斯离开的情况下，杜鲁门在他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暂时由雷纳德·雷斯克来协助他处理新闻事务，但是并没有说是否让雷斯克来担任总统秘书。这种摸棱两可的声明使新闻媒体感到有些诧异。36岁的雷斯克是一家广播站的管理部主任，这家广播站是属于前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的，他曾经是192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还让罗斯福在当年的竞选中担任他的竞选伙伴。雷斯克还在杜鲁门竞选副总统时帮助过他。
《编者与出版者》认为：“他只喑熟于广播事务，却从来没有作过新闻人——这是他不能胜任新闻秘书的原因之一。白宫的新闻记者团对于一个广播人的加入仍然感到有些怀疑。这些人从来都没有想过会由一名广播管理员来担任新闻秘书。
雷斯克说：“我早就知道新闻媒体对于从事广播业的人向来都没有好感，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他们到底对这点厌恶到什么程度。”据雷斯克说，在他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以后，三大新闻通讯社的记者都想让总统把他撤换掉。而且在别人眼里看来，这次新闻发布会简直就是一场灾难。雷斯克事后抱怨道：“他们认为理想的新闻秘书应该是总统的挚友，他应该知道总统的任何想法——而且应该是提前知道。”《广播》杂志认为华盛顿的新闻界正在向白宫和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施压，要求撤换雷斯克。后来，雷斯克和杜鲁门都认为他不会在这个职位上干多久了。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厄尔利建议杜鲁门启用罗斯。“你认为他会接受这个工作吗？”杜鲁门有些拿不定主意。第二天上午，在杜鲁门的书房里，他看出了罗斯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但是他说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并且同他现在的老板，也就是普利策商量一下。新闻秘书的年薪是一万圆，只是他现在所挣的三分之一，而且他非常喜欢在《快邮报》的这份工作，普利策也不想让他走。那天晚上，罗斯与他的妻子商量了一番，并最终做了决定。
第二天晚上，他就告诉杜鲁门他准备接受这个工作，但是在此之前，他希望先为《快邮报》完成对在旧金山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组织会议的报道。杜鲁门答应他的要求。任命仪式将推迟到5月15日进行，也就是在联合国组织会议结束后。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时，杜鲁门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仍然在世的高中老师布朗小姐，告诉了她这个消息。杜鲁门刚挂上电话，厄尔利就对他说这个消息一定会走漏的。果不其然，杜鲁门的这位高中老师在挂了杜鲁门的电话以后，又马上给她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后来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独立城的检查官，再后来新闻通讯社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就有记者打电话到白宫询问消息是否属实。于是，第二天，杜鲁门就不得不正式发布了这个消息。在紧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读了考克斯要求召回雷斯克的电报，而且还宣布普利策同意罗斯离开《快邮报》两年。这一次，杜鲁门肯定地对新闻媒体说：“罗斯将成为他的新闻秘书。”
5月15日，罗斯宣誓就职，此时距杜鲁门就任总统仅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于是，他搬进了那间铺着厚实的红地毯的新闻秘书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墙面是豌豆绿色的，里面还放着一张“59岁高龄”的黑色书桌。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老一些，虽然个子很高，但却有些驼背，他有很明显的眼袋，而且患有关节炎和心脏病。一位记者曾经说他像一名在歌剧里饰演古老城市里的一名市民的本色演员。他的那张看起来十分阴郁的脸让人觉得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然而，罗斯却说：“有时，这份工作就像是我在与以前的同时做游戏一样。”
他并没有让他的办公室像后来的新闻秘书一样充斥着许多助理。在他宣誓就职前的一个星期，他只让伊本·艾尔斯留了下来，伊本·艾尔斯以前是一名通讯社及报纸的记者，后来来到了白宫做助理新闻秘书。罗斯的其他下属是四名女办事员。雷斯克在回到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广播站以后仍然在广播事务上给总统充当顾问的角色，但是这些都属于非官方行为。
杜鲁门在上任初期就博得了新闻界的好感。他的第一次国会演讲的发言稿在一个演讲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就已经准备好了，而罗斯福的这个发言稿却是在开始前的几分钟才准备好。他还把罗斯福的那张装饰华丽的书桌换成一张只放了几张纸和几本书的书桌。他宣布他将每周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而不是像罗斯福那样，每周召开两次，而且召开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只有在有新闻的情况下，他才会提前通知新闻媒体召开记者招待会。这种变化当然会使记者们感到不满，但是他们发现这位说话有些迟钝的总统比起狡猾的罗斯福，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从不重复他所说过的话。
然而，新闻办公室的工作量好像也因此而减少了。在一次延迟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对另一名记者说：“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他们。”1946年年初，罗斯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议杜鲁门对那些狡猾的问题不要给予任何评价，但是他却对此不以为然。
罗斯曾经遭到了记者的批评，他们说他没有像厄尔利那样在总统说错话时及时地打断或是纠正他。其中一名记者说：“当总统出现错误时，这个有些驼背，瘦削的，疲倦的新闻发言人只是睁着他那双流露出讨好眼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然而，事情并不是记者们想象的那样，事实上，罗斯经常在私下里毫不犹豫地更正他的老同学所犯的错误。1946年5月24日，面对铁路工人罢工的威胁，杜鲁门草拟了一篇针对铁路工会领导人的文章，并以对二战时期军人的申诉结束了这篇文章。他写道：“让我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吧，我们应该处死那几个夹杂在你们当中妖言祸种的叛徒，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亲爱的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吧！”然后，杜鲁门就把这篇草稿交给了罗斯，并且让他把它发表出去。但是罗斯却对他说这篇文章不能发表。在罗斯和克拉克·克里福德的重新修改以后，这篇文章的语气变得严肃多了：“这次危机是由少数几个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反动分子制造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将会接管铁路。”其中并没有提到“处死”的字眼。
作为新闻秘书，罗斯接受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发生在杜鲁门去参加英、苏，美三巨头会议的途中。这次会议于1945年夏天，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开。杜鲁门是由海军巡洋舰奥格斯他号送往开会地点。欧洲战场的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来自日本的威胁却仍然没有消除。奥格斯他号由护航舰费城号护送，为了不让会议的有关消息泄露出去，他只允许四名记者和三名摄影师跟随参加这次会议，而且还规定在船没有到达安特卫普以前，谁也不许向外界透漏任何消息。在奥格斯他号从弗吉尼亚州出发几个小时以后，珠·皮尔森便播发了一条消息，消息称：杜鲁门将要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及苏联领导人约色夫·斯大林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虽然他没有说出具体的开会地点，但是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阿特里向媒体透露了丘吉尔邀请他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会议。由于消息外泄，罗斯便允许船上的记者报道此事，但是这一举动却激怒了留在华盛顿的那些被蒙在鼓里的记者们。罗斯让留守白宫的艾尔斯告诉那些记者：“这些船上的记者代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艾尔斯告诉罗斯：“我与这些记者们已经打了25年或是30年的交道了，我深知他们的脾气，我现在所能说就是他们看起来有些愤怒。”在12个要求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记者中，他选择了其中的三个，排除了那个“最能发牢骚的人。”
1945年8月6日，艾尔斯召开了一次美国历史上最简短的，最奇怪的新闻发布会。他对记者们说：“我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然后他就向记者们宣读了总统的声明，他只读了开头的前三句话。之后，就有一名记者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就是在三巨头会面时，美国向广岛投射了第一颗原子弹。
杜鲁门缩短了他在欧洲的行程，回到了华盛顿。8月11日，当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他批准了拜伦·普莱斯要求撤消战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建议，前提是要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后。然而，8月12日，罗斯对记者说当天早晨被中立国瑞士的公使截获的电码信息中并没有“全世界人民想要的结果。”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记录在结尾处写道：“（有人冲向了门口，随即便是——砰！砰！砰！砰！）声音：哎呦！”
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于是杜鲁门便正式撤消了新闻审查制度。那天的新闻发布会的记录在开头处是这样写的：记者们都很安静的进入新闻发布厅。
用艾尔斯的话来说，“原子弹事件仍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闻素材”。作为同盟国的英国和加拿大曾经要求美国透露一些有关这种新型武器的信息。1946年，当杜鲁门在田纳西州渡假时，一名记者问起了此事，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我们不会把有关信息告诉他们的，你们认为通用公司会把他的生产秘方透漏给别人吗？”后来，罗斯还是提醒记者们总统的这番话应该不会被记录在案的，但是这是徒劳的。杜鲁门的这番话太经典了，以至于它不可能不被发表出去。
1947年，原子弹事件成为米高梅的电影《开始还是结束》的主题，在这部电影中，罗斯成为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新闻秘书。爱德华·厄尔虚构了一段杜鲁门与罗斯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杜鲁门告诉罗斯，我们已经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并且准备用它来对付日本。于是，新闻秘书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公众化的形象。
罗斯福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给记者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站在后面的记者往往什么都听不到。有些人还把他们钢笔的墨水滴到了地毯上。在雷纳德·雷斯克的建议下，杜鲁门要求白宫的建筑师温斯洛温斯洛制定一个扩建白宫西翼的计划，包括修建一个带有广播和电视设备的礼堂。这个礼堂能容纳375个席位。
白宫扩建工程还包括增加15，000公尺的办公空间，这样总统的助理及办事员就可以搬进白宫办公。一项统计显示，白宫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了503人，比去年胡佛执政时期多了72人。
1945年11月30日，国家艺术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扩建计划，但是保留了修改细节的权利。四天以后，国会批准了165万的专项拨款。但是当建筑师温斯洛在1月20日的一次广播采访中公布了他制定的计划以后，便引起了争论。温斯洛告诉采访者这次扩建工程并不是在白宫外另外修建什么，杜鲁门坚持不想让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过路人看到白宫在外表上有什么变化。然而，杜鲁门却不断地收到反对扩建工程的电报。内政部长伊克斯也不满于这个扩建工程。迫于各方的压力，众议院修改了拨款的总额，一共减少了883，660$。虽然杜鲁门仍然坚持，但是这个扩建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1950年，杜鲁门不得不让他的一些官员搬到行政大街对面的旧国务院办公大楼里，他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
新闻界对新闻秘书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他们从来是不会感到满意的。罗斯的消息并不灵通。他不了解新闻媒体到底需要些什么消息，对新闻不敏感。他也没有管理好他的办公室。他在协调政府各个部门机关的新闻事务方面欠缺能力。一些通讯员说“他们总是被他弄得团团转，并且对他的那些另人无法忍受的拖延回答问题的态度忍无可忍。” 基于以上的评论他几乎一无是处。
罗斯对这些抱怨的反应都体现在了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他写给艾尔斯的备忘录中：“我不是一个洞察能力极强的人。我不可能十分精确地告诉他们总统都在干些什么。然而我已经尽力了。或许我们——你们和我——之间切断一些联系的话，可能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必须互相帮助。然而我们如果越努力，情况似乎却越来越糟。
罗斯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提供给记者们极其权威的背景信息，这样记者们就可以在不提到他的名字的前提下利用这些信息。《华盛顿邮报》的艾德华·弗利尔德就深有体会。他与同事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吃午餐时说他不相信杜鲁门会参加1952年的改选。《生活》杂志在得知他的想法之后，便要以1，000$的报酬让他写一篇与此有关的文章。由于弗利尔德担心自己的判断是错误，所以他就拜访了罗斯。这位总统的新闻秘书对他说杜鲁门私下里很反感罗斯福参加第三次连任的竞选，所以他应该是不会继续参加竞选的。他还对弗利尔德说：“你应该写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呢？”于是弗利尔德便照罗斯的话做了，他既赚到了那1，000美圆，又得到了先知的美名。
罗斯在1948时对自己说：“新闻秘书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工作啊！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工作了。”
商务部部长华莱士在私下里反对杜鲁门的遏制苏联政策，但是却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9月10日，他递交给杜鲁门一份两天以后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的关于支持美苏友好的演讲稿。杜鲁门漫不经心地翻了翻这份篇演讲稿，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在12月12日下午4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多数记者都提前拿到了这份演讲稿。演讲稿中的一部分写道：“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同样地，我既不反苏也不亲苏。就在两天以前，当杜鲁门总统读到这些话时，他说这就是他的政府所持的态度。”当有人问杜鲁门关于这个演讲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他不会对一个尚未发表的演讲做任何评论。罗斯后来说：“杜鲁门应该就此打住。”但是杜鲁门并没有停止。当《快邮报》的雷蒙德·布兰德问杜鲁门整个演讲的内容是否是华莱士的观点的延续，他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这篇演讲的内容与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詹姆斯·拜伦斯的行为完全相反，事实上，他们已经对东欧的事务撒手不管，并且放弃了对那个地方的军事重建计划。
记者招待会上，罗斯就站在杜鲁门的旁边，虽然他知道杜鲁门的想法，但是却仍然保持沉默，就好像他没有听见这个演讲一样。当他回到办公室以后，便接到了两位内阁副部长打来的电话，他们分别是国务院的威尔·克雷顿以及海军部的约翰·苏利万。此时距发表那篇演讲还有55分钟，罗斯认为应该阻止华莱士发表那篇演讲，于是便打电话给杜鲁门，杜鲁门认为这篇演讲可能会为纽约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尽管它可能会激怒拜伦斯，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的。但是当有关社论在各大新闻媒体上发表以后，罗斯便意识到克雷顿和苏利万是正确的，杜鲁门的想法则是错误的。
在第二天上午的工作会议上，杜鲁门承认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于是罗斯便建议他立即发表一个有关声明，可是其他人对这个做法表示反对。但是到了星期六，他最终还是说服了众人。于是他就与弗利尔德，克雷顿一起起草了一份声明，指出杜鲁门并不是赞同演讲的内容，而是认为华莱士有权利发表这篇演讲。当天下午杜鲁门就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这个声明。《时代》杂志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笨拙，粗劣的谎言。”当时在巴黎的拜伦斯给杜鲁门发去了一封电传，他说如果华莱士发表那篇演讲的话，他就立即辞职。罗斯对杜鲁门说：“你不可能同时驾御两匹朝不同方向奔跑的马。”9月20日，杜鲁门解雇了华莱士。杜鲁门一手造成的这次尴尬局面使他的受欢迎程度进一步下降。
当罗斯在接受为期四周的关节炎治疗时，就有传言说他将会辞职。但是当他回到白宫以后，他就打电话给《快邮报》的旧同事说他的身体很健康，而且还说他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的。11月10号，又有一位广播评论员重复了罗斯将会辞职的传言。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澄清了这个传言，他说：“罗斯是不会辞职的。”
在后来的几年里，罗斯在改善杜鲁门日渐下降的人气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好，甚至还犯了几次错误。他自己说：“我只是想让人们欣赏我所认识的杜鲁门。”但是研究杜鲁门的学者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罗斯从不认为负责改善总统的形象也是他的工作之一。传记记者法拉写道；“罗斯根本就不了解现代新闻事业的作用，而且他无法让总统处于对他有利的位置，并且没有能力作出那种十分必要的判断。”他的立场是总统的言行由他自己负责。法拉在采访过杜鲁门以后说，罗斯这样做是遵照了杜鲁门的意愿。
罗斯在1948年的竞选中确实给了杜鲁门一些很重要的建议。但是他也曾在竞选活动中出过丑。罗斯喜欢偶尔地喝上两杯，但是他的妻子却不允许他喝。所以当竞选活动在南爱达荷州进行时，他便与几名记者到一家酒吧喝了点酒。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在杜鲁门的日程表里多了一项去凯雷的一个小城镇的机场参加一个纪念仪式时，他便意识到是他醉酒误事。于是他便让特工处调查此事。特工处把此事告诉了哈里·万格翰，他又向杜鲁门汇报了此事。在机场，杜鲁门开始便说：“我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机场为这个勇敢的为国而战的男孩献上花环。”此时，台下已经有些小小的**。显然总统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因为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一个在空难中遇难的16岁女孩而举办的。杜鲁门在得知真相以后，立即向这个女孩的父母表示道歉。
然而更尴尬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50年11月30日，当时杜鲁门正在旧国务院办公大楼里的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里召开记者招待会。这几个月以来，美国一直陷入朝鲜战争的泥潭之中，人们对此大都表示不满。而且中国方面已经决定参加这场战争，帮助朝鲜对抗美国。杜鲁门在这次招待会之前细心地准备了这个旨在说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的声明。与往常一样，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的一个小时，罗斯与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一起与总统演练一些招待会上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期间当然提到了朝鲜问题。在这个即将与国会领导人共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就像是一只跛了脚的鸭子。当时没有人提及任何关于原子弹的问题。
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问了许多面对中国参战，美国应采取什么措施应对的问题。杜鲁门回答说：“在联合国的批准下，我们会对其采取任何必要的军事行动。”《纽约每日新闻》的杰克·多赫梯问：“那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回答说：“我们会动用美国武器库中所有的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保罗·里克紧接着问到：“那是否就意味着原子弹的使用已经提上日程了？”杜鲁门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并不愿意使用这种武器。几分钟以后，合众社的马里曼·史密斯的问题帮助杜鲁门脱离了这个他自己制造的泥潭：“您的意思是军方会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这样理解可以吗？”杜鲁门再一次肯定地答复了他。国家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问道：“总统先生，您说这个行动取决于联合国，这是否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我们就不能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回答说：“不，如果战争情况需要的话，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会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他一项都具有这个权力。”这个声明是极具煽动性的，因为朝鲜战争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经毫不掩饰地表示过他的进一步入侵计划。
美联社针对这次记者招待会发表文章说：“杜鲁门总统说原子弹的使用问题一直都在军方的考虑之中，但是最后的决定将取决于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当罗斯在他办公室里的电传机上看到了有关报道以后，便立即意识到杜鲁门制造了一个十分可怕的错误。他打电话告诉白宫的通讯员说杜鲁门并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关于使用原子弹的最新议程。艾尔斯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如果说麦克阿瑟有权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的话，那么很显然，他们都完全忽略了一项法案，那就是只有总统有权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但是如果通讯社的记者们对这个法案熟悉的话，杜鲁门以及麦克阿瑟当然也会知道这个法案。但是，记者们却将杜鲁门的声明公开发表了，尽管有规定不能直接引用他的发言。毕竟，这是杜鲁门自己犯下的错误。
不管是谁的责任，人们对此的反应却是极其迅速、猛烈的。国务卿迪恩·艾克森在中午12点30分时，带着一份澄清此事的声明来到了总统办公室。罗斯后来也来了，在看了这份草拟的声明以后，他认为这不产生多大的作用。后来，艾克森和一名来自海军部的年轻白宫助理乔治·艾尔斯一起来到了罗斯的办公室，共同修改了这篇声明。声明指出杜鲁门并没有授权麦克阿瑟使用原子弹，而且关于原子弹的使用问题也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在其他国家，这个错误的声明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印度的《时代》杂志针对这个声明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不，不。”的社论。在罗马，有报道称美国在日本东京的轰炸机已经携带着原子弹准备出发了。在伦敦，当地时间下午5点钟，消息传来以后，大约100多名众议院成员签名表示抗议美国的行为。英国首相克莱门特·阿特里召开了内阁会议，并且在会上说：“我应该到华盛顿去见见美国总统。”
在华盛顿，杜鲁门与阿特莱克首先在白宫会面，12月5日，他们又在总统的快艇威廉姆斯伯格号上商议有关事宜。罗斯这次也在随行之列，因为他需要向新闻媒体发布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当杜鲁门与这位英国领导人对话时，他就在旁边做记录。杜鲁门说：“我们不能自愿地撤除朝鲜战争，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南朝鲜会便会被消灭的。我不能让自己面临那样的形势。”阿特莱克回答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在下午4点45分时结束。罗斯在回到了办公室以后对记者们说：“请大家在听到我带来的消息以后不要感到惊讶，因为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发生，所以请大家保持放松的心态。”于是他便发表了后来被雷蒙德·布兰德描述为“十分详细的”的声明。
罗斯否认了伦敦的一篇报道，内容是如果联合国同意出兵，那么杜鲁门和阿特莱克就决定重新入侵朝鲜。他还说这两个国家领导人将在明天上午11点再次会面。最后他谈到了马格丽特·杜鲁门作为职业歌手在她初次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华盛顿举行的演唱会。罗斯还带来了无尾礼服，以便出席这场演唱会。
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工作小组希望罗斯可以在电台上重复一遍他的某些评论，他们在他的办公桌上架起了麦克风，还有一个录音机。当罗斯点燃了一只香烟之后，他的秘书马尔图·伯格海姆对他说：“不要咕哝。”他说：“你是知道的，我说话一直都是很清楚的。”然后，他就突然倒向椅子的另一端。国家广播公司的伯格霍尔泽还以为罗斯的这个夸张的举动是在跟他们开玩笑，以显示他有多么的疲累。然而马尔图·伯格海姆此时却急忙抓起电话。不到一会，白宫医生华莱士·格莱汉姆就从楼下的办公室里赶了上来。他为罗斯注射了强心剂，还为他输了氧。但是一切都太晚了。罗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记者们终于可以报道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了，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这是他们认为最难发布的公告了。”杜鲁门亲手为这个他“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写了一篇悼词。他来到了新闻发布厅，但是却一个字都念不出来。他说：“哦！上帝啊！只有你们能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啊！”
马格丽特杜鲁门的那场演唱会之所以会名声大噪并不是因为她唱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她父亲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因为这家报纸的一名批评家说她的女儿表现得并不出色。当杜鲁门和妻子贝斯杜鲁门一起参加演唱会时，他们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把罗斯去世的消息告诉她。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不告诉她。马格丽特后来写道：“当时的气氛不只是悲伤的，还有些神秘，他们应该把那件事情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