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深秋，美国正值经济危机的大萧条时期。一次，在胡佛打完棒球之后，有一个记者就问他是否喜欢这项运动，没想到他竟然对记者置之不理。胡佛曾经是华盛顿记者在内阁成员中最好的朋友，可在他成为总统之后也开始对记者充满敌意，就连这样一个毫无恶意的问题都拒绝回答。
不仅如此，胡佛还拒绝邀请记者参加白宫聚会。 有一次他被迫才允许记者参观他在一座山上隐秘的居所；但坚决不与记者共进午餐。而且一有机会，就说要“出去透透气”。
1932 年，帮胡佛处理公共关系的助手，在他的日记中十分确定的说总统非常憎恶新闻媒体。 正是这一原因，才促使胡佛决定专门任命一位秘书与记者打交道，而他由此也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设置新闻秘书这一职位的总统。之后曾有两人继任，起初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希望，但最终由于经济形势越来越糟、性格与此职业的冲突以及总统暴躁的脾气众多因素的影响，很快希望就彻底破灭了。
其实，乔治· 艾克森还是赫伯特·胡佛的前辈呢！艾克森以前是《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法制记者，在1921年成为华盛顿一家报纸的通讯记者，之后便在政府部门任职，但倒霉的是，第一次工作就是在哈定受到指责的限制军备的会议上，由此艾克森的仕途便被切断了。也正是这一年胡佛成为商业部长。然而，两人直到1924年总统竞选时都没有见过面。因为当柯立芝在哈定死后继任总统之职时，艾克森回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并做了此报的主编助理，但是由于他后来成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委员，因此便一直活跃在政坛与新闻界之间。
艾克森的角色很重要。即使在野，亦可利用他与政府的亲密关系，抵御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议员森·罗伯特·M·拉福莱特的威胁，后者此时已经接受了进步党的提名。尽管拉福莱特几乎没有获选的机会， 但艾克森还是怕他妨碍共和党员柯立芝与民主党候选人约翰 ·W·戴维斯之间的竞争赢得选举，因为选举最终的决定权在众议院 。尽管共和党控制着众议院，但拉福莱特的支持者却还是让这个柯立芝的支持者担心，所以，艾克森就想努力争取胡佛对柯立芝的支持。
艾克森 与胡佛保持联络, 这使他能一直对政治形势了如指掌，并在《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决定将他派往华盛顿时，便向胡佛寻求建议。不管胡佛的意思如何，1925年7月，艾克森最终还是回到了首都，并做了胡佛的助理。四个月后，便被任命为商业部长胡佛的秘书助理，他的职责是联络政治上的盟友，以及在国家杂志上刊登有利与共和党竞选的文章。
1927 年，艾克森陪伴这个自己一直都很尊敬，称之为“领导”的胡佛，回到他加州的老家, 并在旧金山北部的杉树林，一个美国人修建的波西米亚式的树林里，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夏季露营活动。8月27日的上午11点，当两人正坐在帐篷的外面，抽着雪茄钓鱼时，有人过来通知他们，说有一个给胡佛的电话留言。于是，胡佛就派他的助手爬了一里多坑坑洼洼的山路，询问情况是否紧急。几分钟后，这个对党绝对忠心耿耿的艾克森，就在树林里拼命的奔跑起来，因此，他曾被一个作家形容为“善于察言观色的明尼苏达维京人”。的确，消息十分重要。在达科他南部的拉皮德城，的一所高中的数学课教室里，那里曾是柯立芝在布莱克山度假时的住所，他刚刚已经发布了一份准备妥当的材料。上书：“我肯定不会竞选1928年的总统。”于是，胡佛就对艾克森说：“很抱歉，乔治，看起来我们好象马上就得回去继续工作了。
为了确保胡佛能当选总统， 艾克森 接受了“胡佛先生的助理”之头衔。《展望》杂志的一个作者观察到：“乔治提供的苹果酱，正好是胡佛先生的政治橱柜里缺少的一种东西。”这个和蔼的明尼苏达州人以其“利落的行动、北欧人特有的强壮的双臂”，帮助胡佛消除了共和党领袖和记者们对他的怀疑，起初他们觉得胡佛太冷酷了。
随着胡佛在与民主党候选人艾尔费·史密斯的竞选中胜出，艾克森在白宫的西南角终于有了办公的一席之地，那儿离总统的办公室不到几步之遥。而且，这曾是乔·杜马尔蒂和他的继任者们工作过的地方。尽管这次他还不是以总统秘书的身份在这里工作，但现代白宫里这一职位的设置，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胡佛早期曾在中国做过采矿工程师，所以这个新总统已经习惯了有一大堆的助手围在自己身旁 。在任商业部长之时，国会曾拒绝给职员加薪，于是他就自己给 艾克森 和其他的助手付钱，这花费了他一大笔。现在，他就向国会提议，为他的三位秘书及一个行政助理支付工资,每个人10000美圆 。三位秘书分别是：艾克森、沃尔特·H·牛顿和劳伦斯·里奇。艾克森现在正式在新闻界为总统代言，虽然这时还未使用总统新闻发言人这一头衔，可实际上他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此外他还负责总统的日常预约安排；沃尔特·H·牛顿来自明尼苏达州，他以前曾是国会议员，后在艾克森的推荐下出任政府政治秘书一职,主要职责是处理政府官方的预约与跟国会的关系；劳伦斯·里奇以前是一个私家侦探和特工，他现在主管政府的文件， 因此，被人形容为“官方的窥探器”。胡佛的行政助理是来自商业部的夫兰克·乔德斯。
新闻秘书艾克森是一个二百磅的挪威裔美国人,出生于明尼阿波利斯州的中部,曾在罗马天主教堂里演奏管风琴，来赚钱供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 。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在毕业之前在老家的一家报馆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协助举办1912年6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上的一幕：巴尔的摩一间肮脏的军械库里，在与对手一夜的鏖战后，威尔逊终于获得了三分之二的代表选票。
这个新人来到白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改变一下白宫的布局。他将一个地下储藏室装修成办公室，并将新闻发布厅搬到大厅入口的对面。新的办公地方不像以前那么又旧又挤，他们在琥珀色的墙上挂着哈定、柯立芝、柯立芝的C·巴斯克姆，斯拉姆, 和其他一些永垂青史的人物的相框，一位记者将此处形容为“高雅的包间”。地上铺着淡黄色的地毯，室内陈设有新的打字机桌子， 艾克森为摄影师准备了单独的房间。人们认为这一切都太好了，可事实上这还可以更好的。
在就职典礼的当天，胡佛就举行了他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说，希望这样的会议可以持续下去，“就像柯立芝总统时期一样。”之后， 回顾了始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的白宫与新闻界关系的发展历程，他建议白宫记者协会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及时与他商议问题，同时也可以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指出的是，他说：“在绝密的信息和可引用的信息问题上，一方面，我急切的想尽力廓清在我们之间存在的理解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我们会时常发布一些可以公布的消息。”而至于政府对一个问题的观点，除非经过允许，不然，有关言论都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引述。当一个记者问到是否能给一份关于总统和新闻界关系的演讲稿时，他对此提出异议,说：“公众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记者坚持道：“这是一个新观念……人们对此很关注。”最终，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胡佛才同意提供手稿。以前对柯立芝总统提出类似请求的时候，记者总是会遭到拒绝，所以，这次的成功便极大的鼓舞了记者，他们认为胡佛将是一个允许他的言论被自由引用的总统。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艾克森组织了一个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并召集了11个成员，他们几次与胡佛碰面。协会以书面方式制定了几条规则，决议这是对总统负责，协助总统管理政务的新闻发布会。之后，胡佛将总统新闻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只要经过总统的授权，无论是书面公告还是口头言论，都是可以被引述的；第二类是可以间接引述的口头声明，但须注明来源于官方，而非总统个人；最后一种是关于官方的新闻，作者只能提供背景材料，并且在出版时，要以作者所在单位的名义，或记者自己的名义发表，不能注明来源于白宫或是总统。
会议在总统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和摄影师们都挤在外面的前厅里，直到听到两次热烈的喝彩声——这预示着时机到了，记者们才蜂拥到胡佛面前。就像过去一样，记者们忙于记录而顾不上提问。与柯立芝以前一样，胡佛对记者们并不热情，只是在小本上匆匆记下只言片语，准备好一份要发表的声明，就离记者而去。在3月8日的第二次会议时，他便开始实践那三个类别的新闻原则。他发表了一个关于执法问题的声明，并以油印的形式分发给记者，这是可以直接引用的；.在第二个关于政府的人事变动的问题上，他对此进行非正面的回答：“总统说目前这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关于其他诸如移民、关税、墨西哥的暴动等问题，都回答说“不能引述，而只是提供给你们的参考信息”。至于从白宫传出的消息，胡佛说内阁已经讨论了墨西哥的形势，而且他确信战争部没有给政府消息说有剩余的战机。
协会的成员与胡佛的朋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马克·沙文利警告说：
“我关心的是新闻类别本身，因为它将以正式的声明，或严格的口头命令的形式出现。”
“这就是第2类与第3类的不同之处，而这将引起麻烦。在这点上，我预言困难将重复出现，可能不仅记者会对这两类产生困惑，而且总统自己亦会对此困惑的。在以后的演讲，总统准会混淆第2类与第3类结合的地方。”
的确，他的话很有预见性。胡佛的主要顾问之一后来指出，这个系统“在理论上……是完善的”，但是“当困难时期到来以后，实际上就行不通了。”
起初，胡佛与媒介的关系还像他往常在商业部时一样好。《编者与出版者》周刊在3月16号的一期中，大字标题为“首都的记者一致认为：胡佛新闻系统的设置是最棒的！”
但是，在胡佛竞选总统的四个月期间，除了一些身为记者的密友，他断绝了与媒介的任何联系。这导致了一些毫不知情的人的推测：柯立芝时期引退的可怕的“总统新闻发言人”是否会重回政坛。.在一个2月电台的谈话节目中，奥拉汉说他们确实不知道“新闻发言人是死了，还是仅仅在沉睡”。然而，现在《编者与出版者》的华盛顿记者能对他的读者确保：“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人在胡佛政府里将不会重新出现，除非现在运行良好的系统彻底崩溃。”
柯立芝时期的另一个传统也终结了。在柯立芝执政时期，每当总统刚一演讲完，记者们就会像百米赛跑一样迫不及待的冲出大厅，发表新闻。因此新总统强调，如果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就终止会议。此后，想要离开的记者就只好偷偷的行动。而只有一些耐心的记者才一直在大厅里等待着白宫的正式文件。
艾克森与记者们每天召开两次会议，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当时这种会议还没有被称为新闻发布会。与后来的一些新闻秘书召开的发布会一样，他们之间“有时会互相调侃、开玩笑，但是几乎不会发布一些有价值的新闻。”记者们经常会在地方需求的问题上受到限制，比如邮政局长的任命问题。胡佛有几个自己特别偏爱的通讯员，就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的“金发者”受到的优待一样，他们可以经常与总统在私下一起谈论一些背景新闻。还有一些被称为“最亲密的助手”的记者，可以与艾克森单独或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开会。《美国信使报》的一位华盛顿通讯员就曾说：“艾克森先生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同时也抱怨道：在召开的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 艾克森 只讲一些白宫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3月12日，在他召开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胡佛要求记者们提前24小时把要问的问题递交上来，但不允许提问那些关于突发或是紧急事件的问题。而且，有时他还会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思考该怎样回答上午收到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些问题拖到下次会议上才做解答。3天以后，他就石油储备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允许直接引述这一声明，并且建议记者们与他的速记员核实一下。因为几乎没有几个记者知道速记笔记的事，所以，次日正式的打印版本就发布了。此外，他还就航空邮件服务以及一个辞职事件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声明他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邦广播委员会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说明是否还收到了其他的记者提问。
3月19日，他说他“今天早上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要讲，”并且不准备发表任何声明。只是就墨西哥问题的进展情况交代了一些背景资料，这一消息属于第二类的新闻，所以必须以白宫的名义发表。3月29日，他对记者说：“今天没有什么消息要发布，因为对你们想要知道的情况，我不能做任何的发言。”
4月30日，胡佛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显然对他的新闻系统有些沮丧，他对记者说：“我今天早上没有收到你们的任何问题。很显然，你们对什么事情都不好奇。”而恰恰在会后，就一个美国律师离开政府的问题，他却想敷衍记者，说道：“我认为你们应该亲自参与其中，与政府进行互动。新闻发布会是一个需要我们双方共同协作的会议，如果你们对事件不提出任何建议的话，我就不知道我站在这里发言还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我今天所想到的，我很遗憾这样说。”
然后，他向往常一样冲记者们笑了笑，并且在记者们离场时向他们微微地鞠了一躬。有些记者认为胡佛的这番话是一个诡计，他想以此来搪塞记者，不回答记者真正想知道的事情。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他只回答了他自己准备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胡佛确实没有回答记者们提出的许多关于重要事件的问题。1930年夏天，一些记者因为胡佛的这种做法而不再向白宫提出任何问题。
1931年6月2日，在胡佛的第195次新闻发布会上，麦格劳——希尔报团的保尔·伍顿向胡佛提交了一份评论，是关于最近刚刚通过的博尔德大坝法案的问题。而另一名记者提交了一个关于裁军的问题。但胡佛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两个问题只字不提，他只是针对农业部的预算问题，以及任命了两名美国律师的问题做了简短的声明。3天以后，又有人提出了关于海军裁军以及墨西哥边境的开放问题，这一次的问题又是石沉大海。记者招待会的会议记录上虽然没有记录会议持续的时间，但是几乎每次都不会超过5分钟。仅仅有一次，他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他计划在马塞诸塞州建造一所避暑别墅的事，但是却不允许记者们报道此事。在那次会议上，他对记者们提出的战争赔偿，联邦赞助，以及禁令等问题都没有作出回答。在另一次会议上，当有记者问到麻醉剂、关税、以及降低税收可能性的问题时，他只针对第三个问题做了简短的回答，并说：“这总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因此，不久以后，不管与胡佛的关系好坏，专栏作家们都一致同意一个事实，即：胡佛的新闻发布会是个没有新闻的发布会。人们普遍认为胡佛在处理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以后的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极差。密苏里州的记者 查理· 罗斯发现胡佛“在众多新闻人面前不如他在财政部时面对一小撮新闻人时表现得轻松。”
艾克森 同样也受到指责。尽管他的态度很和蔼，但是他似乎总是会把事情搞砸。一天，当有人问他最高法院法官哈伦·斯通是否会被晋升为最高法院法官时，他点头表示肯定。但仅仅半个小时以后，他在正式的声明中却说查尔斯·埃文斯·修斯会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记者们抱怨说在秘书总统公布的每日预约安排中，包括有参观高中教室、拜访他来自加州的老朋友以及递交国书的外交官员，但总是会故意漏掉一些特别重要的人物，如战时秘书或参议院的主要领导人。在一次记者会议上，有人指责艾克森在白宫周围设置“警戒线”；有些人说他隐瞒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并且在胡佛看到它们之前就做了筛选。罗斯发现他既不如柯立芝总统时期的斯拉姆那样受记者的欢迎，也不如他的副总统秘书泰德·克拉克。
在白宫这个圈子里，这确实使得艾克森 与 里奇 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后者是胡佛最亲密的三个秘书之一。从两人一起曾经在商业部工作开始，就发现彼此性格不合。 艾克森 爱喝酒、情绪易激动，说的总是比做的多。而据一位白宫观察者说， 里奇则沉默寡言。奇妙的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本·波利·波尔对克利夫兰的秘书丹尼尔·拉蒙特的描述：“男人特有的沉默的嘴唇和耳朵。”人们都觉的里奇 对白宫里的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一种关注的眼神,包括白宫其他的三个秘书与记者们，“他所知道的肯定会告诉胡佛先生的。”在胡佛就职后不到一年，一个华盛顿记者就预言道：“ 两个秘书将为了权力而战，并声称‘里奇 比乔治更加精明、狡猾……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的。”胡佛这个工程师将坐收渔翁之利，不仅会因为艾克森的和蔼而得到好处，而且，可以从 里奇 那里收集各种精确的信息与情报。
早上7：30，与胡佛一起玩棒球的是里奇， 而不是 艾克森。而在国家公园与胡佛一起去钓鱼的却是艾克森 ，而不是里奇。每当胡佛与共和党的领导人在露营地开会时，会传出一些流言，对此里奇警告记者说：“这样的传言必须停止，不然你们就不再是总统的邀请到白宫的客人了。”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胡佛与新闻界的关系更加疏远了。针对这一情况， 艾克森 便向经常保持联系的记者咨询，并建议总统利用广播这一新兴媒介，将有关消息直接通知市民。然而，胡佛却认可了里奇 的建议，他认为这种公共关系方式会降低总统的尊严。因此，当合众社的雷蒙德· 克莱伯建议他积极扮演即将出现的新闻人这一角色时，总统答道：“我们不会为你制造任何新闻。”
截止到1930 年10月，《展望》杂志就报道说，胡佛和 艾克森 都不满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总统对他的秘书缺少自信，而艾克森则觉得自己“已成为一个为政府做宣传工作的奴隶。”而且公众中还流传着许多有关他酗酒的流言。与此同时，宣传部长乔治·巴特·贝克则成为拜访白宫的常客。而当胡佛为总统竞选而做的美国南部旅行时，记者纷纷控诉贝克，因为他要求记者们在发表之前对新闻要稍加改动。现在更有令记者感到不安的谣言传出，说贝克将会成为新的秘书。大约与此同时,人们又发现贝克有意要步入刚刚萌芽的电影界，尽管他以前那么积极的跟在胡佛的身后。更甚的是，他在白宫与静物摄影师激烈的竞争中，扩大了新闻影片摄影师的权利。新年后不久， 艾克森 就辞职了，而以年薪30,000美圆跳槽到新闻影片最大的生产商之一的派拉蒙公司担任了公关部长一职，这就一点都不足为奇。胡佛就此说道：“我真的很遗憾，失去了一位多年的老友。”派拉蒙公司的总部就在纽约，但艾克森对他的辞职没有做任何说明，只是与几个密友谈起：“这是上司的决定，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3月 16 日，胡佛就宣布任命西奥多·G·乔斯林为他新的秘书。 乔斯林是《波士顿晚报》驻华盛顿的一名记者，他在《世界工作》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对胡佛在白宫一年的执政的评论，说胡佛的各项工作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而且完成了许多任务。他同时指出，对批评的敏感性，也许是胡佛最大的缺点。他曾提到自己作为客人，参加了一次在白宫举行的非正式的宴会，并说道这次聚会提供给胡佛“一个绝佳的机会，得到一直想要寻求的他人的观点与信息。”晚餐之后，当女宾们都在楼上的起居室与胡佛的夫人聊天时，好客的总统便带他参观了林肯书房，“这是他最为骄傲的事情”。
当乔斯林刚开始做记者的工作时，就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惊喜：胡佛问他是否愿意进入白宫。虽然他已经在白宫进进出出有15年了，但他从来都没想到需要一个正式的邀请函。在当晚的日记里，他写道：“我决定接受这一任命，因为这一政府职位，不仅是我过去唯一一直在考虑的职位，而且，这还是惟一一个我愿意为之效力的总统所授予的。”曾在1921年的时候，当前马萨诸塞州州长作为副总统来到华盛顿，提议让 乔斯林 作为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秘书时，他都拒绝了。
3月 31 日，胡佛宣布乔德斯会在6月 1 日离开他的行政助理的工作，此外 乔斯林 会“在至少一段时间里,代理乔德斯先生的工作。”这时，有些记者就报道说，乔斯林的主要工作就是让总统显得“人性化”一些，针对这一评论，乔斯林反驳道：“这是我惟一的职责吗？这是我遇到的最棘手的事了。”4月6日，星期一，胡佛问乔斯林觉的新工作怎么样，这个新的总统秘书说道：“总统先生，在白宫的每时每刻，我都觉得自己还像是在竞选当晚编辑新闻的办公室。”他将这段话重新写在日记里，之后，把对每件事的感想也都一一详细的记录下来。
在 《展望》杂志的“幕后的华盛顿”这一专栏中，有记者写道：“那个春天， 乔斯林 除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之外，什么事也没干。”并说他和拉里·里奇共同接管了 艾克森 的工作，但是，很显然 乔斯林 的地位并没有巩固。在一次白宫改组的讨论中，有人提到“一个压力巨大的销售员”将进入白宫排挤掉乔德斯先生，实际上指的就是乔斯林。直到乔治·哈斯丁被正式任命为新的行政助理，这一谣言才不攻自破，不过，哈斯丁的工作只是负责起草演讲稿。
像这一职位上的前辈和继任者一样， 乔斯林 发现这份工作比他预想的还要紧张。甚至在星期天，早餐之前总统还要叫他过来讨论一下早报上的新闻。他写道：“公共关系秘书每时每刻都奔走在总统与新闻界两者之间。”新闻界想要得到所有的新闻；但总统总认为要保密。他更在自己的日记里承认：“有时我真想在下班之后说出所有的真相。”
6月 20 日，胡佛宣布延长一年的外债期限，想以此获得他国的对美国的信任，从而实现他的经济复兴计划。他计划在下一个星期一宣布这一方案，但许多报纸早就已经将此消息刊登出去了。于是，那一天的整个下午，胡佛都在与国会的主要领导和政府官员就此事进行磋商。有一个众议院议员和一个民主党领袖有事，未能参加；财政部长此时也正在国外访问。而在三个街区之外的《先驱论坛报》的办公室里，马克·沙文利则正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对他在白宫的老友里奇提出建议道：“很明显，总统正在与民主党领导人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认为这对于新闻界将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胡佛总统与民主党领导人罗宾森和加纳远距离的接触，这个场面肯定非常引人注目。这将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例如：仅仅一个15分钟的谈话中，也许发生在伦敦，德克萨斯州或阿肯色州，为了解决欧洲的紧急状况，会议地点横跨了五分之一的地球。
沙文利 给里奇提出了这个建议，要求向总统请示，但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已经公开的报道称，那天下午胡佛已经宣布这个动议。当乔斯林发布总统宣言时，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正在这时，里奇便猛推开门，打电话给新闻界，他当时真的想把他赶出去。但是乔斯林又无奈的说：“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乔斯林 显然对关于此宣言的狂热反应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认为离星期日新闻的出版截止日期还有好长时间。雷·克莱伯与乔斯林站在同一战线上，认为晨报的出现将意味着报纸在午夜之后就得印刷出来，这将妨碍雷·克莱伯的合众社为其客户提供的有线服务。但乔斯林 还是认为：“记者决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是的话，他们肯定会另有所图。”
胡佛邀请他的秘书带着全家，在拉皮德共度周末时说：“泰德，我们正处于困境之中。”
甚至在露营时，乔斯林都觉得自己被“连续不断的电话”骚扰。因此，他不久就命令白宫的接线员，11点以后不要把记者的电话接到他家里。否则，他抱怨到，他整晚都会睡不好觉。
7月 6 日的一个星期日，当与其他政府就债务延期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进行谈判时，胡佛就赶紧中止在拉皮德的度假，匆匆返回华盛顿，将记者们甩在身后。那些记者曾企图追踪总统的活动，住在离总统的营地都有33英里远的地方。第二天，胡佛便被《纽约时报》的特勒·卡特雷德所写的文章激怒了，因为他详细描述了总统在山底的一次临时旅行。卡特雷德说总统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就赶了有一百多英里的路程，有些还是尘土飞扬的羊肠小道。如果属实，这在1931年的交通条件下，已经是及快的速度了。查理·罗斯觉得胡佛的愤怒十分好笑，他在日记里写道：“总统急着赶快回来，是因为他想推进债务延期问题的谈判。《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什么不友好的意思。恰恰相反，这将总统推向了一个有利的境地，几乎没有美国人会抗议总统以这样充分的理由超越速度极限。”
然而，胡佛怕这篇文章让法国政府失望，因为对方声称要违反约定。卡特雷德感到非常烦恼，因为当他1929年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时，是胡佛帮助他在《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文章的确没有什么恶意。那天下午，法国提出了一些条件，但同意美方的要求。宣布了协约，胡佛在记录上说延期付款将“让美国人的心理从恐怖变成自信，让国家从无序和崩溃的边缘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之后，他回答了记者提出的15个背景问题。
记者们一直对追踪总统在拉皮德 时的行踪很感兴趣。随着在4月露营的结束，胡佛下达命令不要记者们跟踪他，寻找他生活中的花边新闻，虽然他们已经在随柯立芝去黑山旅行时，习惯于此。不管怎样，记者还是跟着他，并在总统下榻的地方安营扎寨。从那些地方，他们发现有一条十分方便的渠道得到白宫的消息——直接打电话给胡佛。但胡佛根本没提供什么有用的消息，所以，他们失望的说也许呆在华盛顿还比较好。
其实在那里,他们得到的消息也都不是很准确。1932年6月的周末， 乔斯林一再向他们重申总统正在露营地休息。可实际上，在得到消息说一家大银行已陷入困境之后，胡佛几乎整个周末都在不停的打电话。
《布发罗晚报》的编辑阿尔福雷德·H·科胡佛，曾在1928年总统大选时任胡佛的宣传助理，在接到从拉皮德发来的报道之后，就此事向总统做了一次报告。他说，甚至连反对派的报纸都认为您“非常有毅力，很坚定……而且十分人性化”。他继续说道：“ 有人告诉我你对此很反感：你觉得美国人喜欢打听总统的个人隐私。你不喜欢这类报道。但您要知道这在世界上是很平常的事。不管形势怎样，只要您接受了这种事情，我们都会对您有一个最起码的尊敬。这些事情不到28天就会自动烟消云散，这丝毫削弱不了人们对您的忠诚，对您的竞选亦无妨碍，而且为了让人们觉得您是和蔼可亲的，我们还有必要故意这样做，……。
在拉皮德的宣传情形是相同的。对想追踪总统台前幕后私生活的记者们，提供一些线索，这使得双方都感觉很好。
胡佛对此表现的很低调。当他夏天最后一个周末露营时，记者们几乎都还留在白宫。因为记者们得到消息说总统将在星期五下午4点离开，但秘书处的一位官员却得知总统会早两小时离开。一个助手在新闻界中散布了此消息，并报告给里奇：“如果告诉总统，是我们一时不小心才泄露了这个消息，那我们就会受到惩罚，但我们也不忍心让记者们那样傻傻的等在白宫呀！” 里奇告诉那个人他不应该为此担心，因为这一直是牛顿的责任。然而牛顿根本没有这样做。
在7月9号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乔斯林 声称白宫将进行一个调查，找出人们最感兴趣的十五个新闻的来源，这些新闻都是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此后，乔斯林 说, 新闻的定义是“来源于政府”的言论，意思是来自总统或是他自己，乔斯林的声明招徕了骂声一片。现《纽约时报》集团总裁奥拉汉 说：“泰德，我认为你犯了个大错误”。新闻集团具有远见卓识的老牌发言人罗斯，在他的日记里，一再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控诉道：“这是怎样一个公共人物的发言！……白宫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公共宣传时讲究分寸，而不会直接中伤别人的。”虽然，白宫对记者与秘书处提出质疑，但8天以后， 乔斯林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新闻的来源，就结束了这次荒唐的调查，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乔斯林 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有了麻烦。一周以后，他就向雷·克莱伯 伸出了求救之手，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就请人家务必通知他，因此，对待克莱伯便非常殷勤。7月末，据报道他在国家新闻俱乐部闲逛，试图与新闻人员恢复关系。一个杂志里的文章说，他问记者自己与记者的关系是否真的很糟糕。那位记者说：“如果您不知道，那您就是惟一一个不这样认为的人。”
同时，总统几乎整晚都在白宫与企业家和有关人员讨论失业危机的情况。8月7日，他告诉记者当地政府与联邦当局就像救助与慈善机构一样，在处理困难时会加强合作，共度经济上的寒冬。
因此，乔斯林 便说如果没有他的任何解释的话，仅仅将他在会议上的宣言“过早”发表，也不会取得任何轰动的效应。同时，他说“令我吃惊的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新闻界竟然不会近距离的观察白宫本身。”几天 之前，一个高层电话公司的主管也是如此，竟有一次，是汽车企业界的大亨亨利福特。“他们仍旧进进出出，但却并不像新闻界过去那样明智，尽管早在下午5点就来了……当天，记者们似乎认为所有的新闻都应理所当然会得到，而自己却不付出任何努力，并且因为没有得到更多的新闻，而不停的抱怨。”
有一天 乔斯林 打电话给美联社华盛顿当局的保守派首领布朗·普赖斯，邀请他来白宫，向总统进言。“总统现在的情形是，与您谈话可能对他极为有利，”乔斯林 说。PRICE发现胡佛的头发蓬乱，卷缩在书桌后面，以完全毫无顾忌的言论“控诉政治上的对手和外国的政府”。他没有一句是针对记者的，尽管一年后乔斯林曾写道：“总统是多么的憎恨新闻媒体呀!”
1931年9月，《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说政府将帮助资产被冻结的银行，乔斯林立刻就此事发表了秘密的讲话，要求新闻界在报道这种消息时，事先应该跟他核实一下。可当记者问及此事是否属实时，他便又无话可说了。事后，他表示如果他对此作出任何评论的话，将会引发更大的争论。但同时，财政部部长和其它部门的官员都证实确有此事。于是，记者们都认为乔斯林 的沉默是因为他有意执行新闻审查制度，但乔斯林 又立即发表声明他并无此意。而美联社则在他秘密的无线电基地，将这两则声明同时予以报道。
9月22日，三家钢铁公司同时宣布将降低职员薪水，总统胡佛对他的助手说他对此没有意见。乔斯林 和牛顿都争辩道新闻界应该对人们进行舆论指导，以避免盲目的推测与恐慌。最终，胡佛同意记者说“总统对维持人们的生活水平非常焦虑，但却无能为力。”“至少，有事情要发生了。” 乔斯林说，可他是在胡佛之后很久，才宣布表示道歉的。
乔斯林说：“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就会受不了了，不过，我会继续与他们争论，只要我相信自己是对的。”次日，他询问了他的讲话的新闻覆盖率，认为“这不太让人满意，不但如此，以后还会更糟的。”他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因为“目前这种情况，最佳的政策就是沉默。”一周以后，在对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的背景作出说明之前，胡佛就告诉记者“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就一些事实达成谅解，包括我对记者们的一些帮助，和一些我不愿被公开的言论，这好象与我的观念有些出入。”在他离开白宫之后，乔斯林就写道：“总统仅仅在他的言论愿意被公开的时刻，才会想到新闻界……我确信胡佛先生与其前辈给予记者的背景资料，都是在对其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才公布的。”
10月6 日，胡佛与国会两党首脑临时召开了一个晚间会议，“以期在建设性的力量中推进稳定经济的计划，而不是在目前这种破坏性的力量中。”而在当天的中午的新闻发布会期间，胡佛也告诉记者他会与记者们谈论一些比背景资料更加机密的事情。他说他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查明你能查明的真相。”并且呼吁他们“宽容我，如果有些事情我没有与你们讨论的话。”
新闻集团的奥拉汉提议道：“总统先生您难道就不能在今晚的会议之后，发表一些更加明确的声明吗？如果不行的话，结果将会很糟糕的”
“虽然我正有此意，但我还是认为这不太可能。”胡佛说。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希望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你们不要妨碍我，更不要侦探我今晚的行动，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明天，我再召开会议，详细的向你们说明我的计划。”
可记者们根本不顾总统的命令，有约100个人在会议期间聚集在白宫里，采访那些准备参加在午夜召开的紧急会议。乔斯林发表了一段冗长的讲话，并将稿子印好，一页一页的发给记者，记者们接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已经都是凌晨1：30了。
经过了不懈的斗争，星期三晨报的最后一版，终于对政府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尽管胡佛对记者的态度一如往日，但喧哗声依然激**着新闻界。《编者与出版者》杂志声称：“很明显，美国总统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秘而不宣，着实让记者们吃了一惊。”
但柯立芝就此有不同的想法。与前总统在其麻萨诸塞州的家中谈话时, 克莱伯就提起了“在华盛顿，白宫与新闻界有很多矛盾。”柯立芝说：“你是一个优秀的宣传者，……我有时半夜醒来，会想起一些事，也许告诉记者们一些消息，会是一件好事，可惜我不擅长于此。但他似乎知道记者们想要的，并且能以恰当的方式给他们提供……。”
记者的许多问题还是得不到满意的回答，诸如：有关股票市场的前景预测； 有关流经尼加拉瓜的运河的提议, 有关海军协定的谈判,有关五国会议中日本的地位问题等。1932 年10月 15 日,总统甚至连他是否喜欢前天看的一场棒球比赛，这样的问题都拒绝回答。记者们不禁要将胡佛与哈定进行对比，哈定在1920年就同样的问题，谈了很多的想法：“史密斯打了一场令人兴奋的比赛，给他的队友们带来了荣誉。”但对胡佛来说，这无关紧要。《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注意到：“胡佛先生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好像已经整晚都没合眼了。”
6月8日，有许多退伍老兵驻扎在华盛顿郊外，要求政府提早发放退休补助金。国际新闻社的伊丽丝·罗宾森向政府提出：“这些老兵已经一天没有食物供给了，他们无路可走，只有沿街乞讨了，他们也找不到工作，请问政府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们呢？如果政府不帮他们的话，那他们该怎么办呢？”像以往一样，我们不太清楚是否所有的情况都已传达到胡佛的耳边，但幸运的是：有一份手写的备忘录保存了下来，它反映的是两个人“J”和“D”之间的谈话，“J”可能代表乔斯林,另外一个人不是很确定。备忘录上写道：“J：为什么要向那些要求妥协？D：没有回答。J：这只不过是一个提议。D：可是，这是罗宾森小姐提出的，她在帮助那些示威者。
不管结果怎样,在当月胡佛召开的三次新闻发布会上，都没有人谈到这些退伍军人的补助金问题。直到6月18日，一个星期六晚上，他才命令乔斯林督促游行者离开华盛顿。“这让我不寒而栗” 乔斯林说。次日，乔斯林对胡佛说他的声明不够有力，时机也不恰当，所以没人离开。胡佛说道：“好吧，那我就要采取行动了。” 乔斯林建议道：不管怎样，示威者都有可能会在市区内游**一两天，所以不宜现在行动。但是，总统后来还是坚持这样做。
的确，有人退缩了，但还有人不肯离开华盛顿。乔斯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这次事件结束之前，我根本就不确信总统会采取行动。”可是7月28日，胡佛真的行动了。游行队伍从政府大楼前被驱逐，引起了一阵骚乱，致使两名示威者被杀，三名警察被送进了医院。之后，总统命令军队协助哥伦比亚地区的政府，结束这场“政府不能容忍的暴动”。他还命令军队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亲自动员示威者撤出市中心，回到他们的营地。于是，麦克阿瑟将军就随示威者一起来到他们的营地,那里有许多人点燃了帐篷以示反抗，而麦克阿瑟的部下不仅不制止，而且也支持他们，违抗了胡佛的命令。次日，胡佛告诉记者：“美国政府当局正经受着猛烈而突然的挑衅。”对于麦克阿瑟违反军纪一事,他没有提到，也没有指责，这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反对派有文章可做，他们大肆渲染放火烧营地一事，虽然都是些道听途说的情况。
为了缓和胡佛与新闻界的紧张关系，8月11日，乔斯林竭力劝说胡佛邀请白宫记者参加花园午餐。总统瞪着眼睛答道：“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惟一不想做的事就是这个，他们对我的政权一点都不尊敬，我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人，不过他们之中确实有些破坏分子，如果我下次还能当选的话，我就要把他们全都赶出去，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在那天的午宴上,胡佛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并在国会大厅里向全国发表演讲。而早在前天晚上，《太阳报》的弗莱德·艾斯瑞在街上遇到共和党竞选的宣传者亨利·艾伦时，便已经警告他晚些时候才发表竞选演讲是很愚蠢的。艾伦是胡佛长期的盟友，以前曾任堪萨斯州叁议院议员,他说他也知道，但并不能说服胡佛，因为胡佛觉得记者们都是不可信赖的。于是，在演讲结束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上午10：30的时候，新闻界才得到稿子。 克莱伯写道：“在白宫处理新闻事务的时候，我一直对他们总是犯错的本领感到十分的吃惊。”
但是，从7月1日到11月8日，也就是竞选期间，胡佛一共举行了7次新闻发布会，这与他刚上任时一周两次相比，悬殊很大。
8月20日，他才勉强同意让记者和摄影师来到拉皮德城，并将他们说成是“不可或缺的讨厌东西”。他为摄影摆了各种呆板的姿势：独自钓鱼、与夫人散步、逗小狗和骑马。乔斯林只好说：“他不是马戏团的演员，才会这样。”胡佛想尽快结束这一切，乞求不要让他跟记者们一起吃饭，并让乔斯林 代替他。“这对记者造成了伤害，但绝不是故意的，他并不想这样。”总统的新闻发言人在他的日记如是说。
大约同时,柯立芝的秘书泰德·克拉克作为副总统，在乔斯林不在的时候进入了白宫。克莱伯后来详细记录了克拉克作为一名游说者的活动，他思索道：“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前途是未卜的。”直到9月中旬，乔斯林才返回白宫，于是，克拉克便离开了。
无论胡佛怎样努力竞选，他都没能实现自己的狂言——一旦再次当选，我就要将白宫新闻媒体都赶出白宫。在10月份关于总统选举的部分日记中，乔斯林匆匆记下：“9月15日，总统毫无希望的被击败了。如果我现在还能得到新闻界的支持，就像4年前的那次总统竞选时一样的话，那我就会肯定的说：总统能得到至少8个州的支持。
可实际上，胡佛只获得了六个州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