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汤姆斯·伍德罗·威尔逊来说，1896 年的秋天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这个充满**的、野心勃勃的39岁的教授，被选为普林斯顿大学建校150周年大会上演讲。站在庄严肃穆的亚历山大大厅前，威尔逊以“普林斯顿对国家的贡献”为主题进行演讲。 他说，从新泽西州立学院发展而来，学校已经发展为“学术研究的最佳地点”。听众热烈的掌声，震动着大厅外的枞树林。名义上作为学者和演讲者的威尔逊, 已经开始作为教育者之中甚至是国家的领袖来演讲。
在距普林斯顿东北部仅40英里的泽西市第五大街上，十七岁的约瑟·帕特里克·杜马尔蒂也在这个秋天进行演讲。这也是他的第一次演讲，亦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里程碑。杜马尔蒂沿着游行路线一路放着烟花，与他的兄弟一起庆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他们城市的拜访。 然后，作为民主党活跃份子的儿子，他有了能参加布赖恩群众集会活动的荣誉。他承认关于黄金标准的争论而引发的纷乱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但还是攻击“东方金融股统治美国政府的企图。”就像威尔逊一样，演讲对于他也是通往白宫的道路上的一个标志。
两位演说者的出身差异颇大。 威尔逊是斯汤顿地方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与弟弟和二个姊妹在一起，在南方度过了悠闲的童年和教会学校的生活：在格鲁吉亚州赛凡那河畔的奥古斯塔市,林荫道旁家庭谷仓的阁楼俱乐部会议上,私立学校附近的棒球比赛，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而杜马尔蒂则出生在他们家杂货店附近的住处，他是爱尔兰裔的美国食品杂货商菲力浦的第五个儿子，在十一个孩子中排名第七。商店位于以四十间酒馆而自豪的贫穷的泽西市中心，这里以经营马蹄铁而闻名。 年轻的父母是第二世代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他们比大部分移民区的多数家庭情况要好。菲力浦 ·杜马尔蒂的食品杂货生意兴隆，拿出一部分用于儿子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
尽管威尔逊和 杜马尔蒂有不同之处，但他们都对政治充满热情，这注定了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后又要分道扬镳的政治命运。因为他们都对政治着迷了！
威尔逊写政治评论，为教员的职位玩弄权术，1902年，还身为一个大学生的他，就已成功的成为普林斯顿市的统治者。当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提及之初，他对此表现的很低调，但不久以后，就显示出其实他对此很感兴趣。
而乔 ·杜马尔蒂 却从不掩饰他对政治的热爱。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不管里我的记忆有多么遥远，只要与政治有关，我就会立刻回忆起来。”他的父亲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员，在党领导的支持下，为进入州立法会进行了两次积极的活动。年轻的杜马尔蒂经常坐在家里的食品杂货商店 , 聆听灰头发的吉米克·凯尔特叔叔的讲话, 他几乎有100次都谈及自己叁加威斯敏斯特的英国国会下议院的会议，以及在爱尔兰听爱尔兰的政治家单尼尔诋毁英国人的统治。 他说：“在我有权利投票之前，政治就已与我同在。”这是一场粗暴的战争。一次 杜马尔蒂和他的兄弟跟随了一个反对派进人一间马房 “那里有一个投票箱…… 他们想要操纵结果。”于是，他的哥哥菲力浦，一个运动员,便“冲了进去并抓住这伙人的头儿。于是我们全都冲了进去，对他们左右夹击。”之后，将他们送进了警察局。
杜马尔蒂也参加过游行。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他走在戴着一顶高帽子的父亲所赶的马车旁，州立法者吉米诺顿也在他们旁边。 乔·杜马尔蒂一直在想“与立法者在一起斗争，会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 但是他必须从基层做起,于是他就叁加第五大街民主党俱乐部，并最终成为财政秘书。
他曾在圣彼得学校因雄辩术而嬴得过一个金牌，在他从那儿毕业后，便开始在一个新泽西州法律公司中当店员，并受到培训成为一名律师。1902年他获得律师资格认证，与其少时的情人结婚，搬到父母的隔壁，并依靠不动产来发展事业。 1907 年，杜马尔蒂作为一个新获选的议员，进入州国会议厅。
不久，他就和伍德罗·威尔逊展开了竞争。此时威尔逊已不在隐藏他的政治野心 ,作为美国参议院议员的提名，在召开民主党干部会议之前，就已允许自己的名字在公众间曝光。因为在当时的参议员由受制于共和党的新泽西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 所以提名只是一份虚荣。 但是鉴于威尔逊是一个保守的南方人, 自由主义民主立法者害怕提名会在入主白宫的竞争中打开先例；在一次民主党干部会议的演讲中，杜马尔蒂攻击威尔逊是一个贵族，他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因此，人们都希望威尔逊从提名中退出。
但最终，威尔逊还是在 1910 年获得了州长的提名，并发表演讲宣扬自己的进步主张。而杜马尔蒂则成为他的一个拥护者。威尔逊很快得到了这个未来助手的忠告。威尔逊的竞选活动首先就是在泽西市进行一场演讲, 杜马尔蒂也在听众之列。在与 民主党人会面时,威尔逊问 杜马尔蒂觉得他的演讲怎么样。杜马尔蒂告诉威尔逊说他觉得“非常令人失望”。威尔逊请他说的更具体些：“不要忘了我也是这场竞争的业余爱好者，我需要忠告和指导。”于是，杜马尔蒂就建议威尔逊演讲应该更加详细与生动，而不能简略和笼统，尽力抓住公众的心，那就需要重点阐明你对公共事业和公民的责任，规范立法。不久，杜马尔蒂给威尔逊做了演讲的示范，他认为那种形式非常适合威尔逊。于是，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中，威尔逊就照着杜马尔蒂说的去做，果然获得了大家的称赞，听众们听完演讲后个个都显得热情洋溢。
杜马尔蒂精彩的演讲会紧紧的抓住听众的心，以致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威尔逊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到来。威尔逊邀请杜马尔蒂加入他的竞选活动团队，立法者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他们至今对威尔逊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大家都认为这会是一次公正的任命。
11月威尔逊获得竞选的压倒性胜利，此后，便极力要求杜马尔蒂当他的秘书。 秘书工作所获的薪水对一位前程似锦的律师来说是太少了 , 但是杜马尔蒂还是接受了。在宣布任命的时候， 威尔逊声称：政府的秘书必须“对公众的需求与期望了如指掌。”
之后，两人的关系变的愈加亲密，威尔逊时常将他的助手杜马尔蒂称为“我亲爱的男孩”。而 杜马尔蒂则把威尔逊叫“头儿”，甚至在威尔逊成为总统之后，依然如故。新总统的妻子亚伦·艾克森·威尔逊也非常喜欢她丈夫的这个秘书，因为她发现杜马尔蒂不仅拥有乐观的爱尔兰人一样的智慧，而且对英国戏剧和人生哲学亦有特别的兴趣。
杜马尔蒂的部分职责便是做些新闻杂务。在威尔逊已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且获胜的希望很大的时候，《世界工作杂志》就将作家海勒派到特伦顿，对未来新的执政者做一次采访。 威尔逊回忆说与他谈话的几个小时，海勒“谈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杜马尔蒂的。”
而在威尔逊1912 年在巴尔的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总统获得提名之后，他就更加倚赖杜马尔蒂，作为自己与新闻界联系的中介。这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威尔逊非常讨厌记者，而且曾经将他们称为：“新闻人——卑鄙的间谍”。还有一次，他抱怨道：“大多数记者的兴趣都集中在私人的、琐碎的事情上,根本就不关心国家的大政方针。” 他认为：“报纸总是不认真作为公众生活的舆论向导，让人们生活的更加健康。”并宣称：“我从来都不相信报纸上说的任何事。”
记者觉察出了威尔逊对他们的反感，但所幸的是威尔逊有一个乐于跟记者打交道，并赢得他们友情的秘书。通常在正式新闻写作的规则中，新闻的来源处通常会标明“先生”等字样。但有时记者们对杜马尔蒂却并不那么客套，曾经就有一个记者在会议期间将他称为“乔·杜马尔蒂”。会议结束以后，杜马尔蒂便在新泽西州为威尔逊安排宴会，那里其实是一个记者的住所，之后又向记者们发表了演说。对杜马尔蒂来说，“在这个最亲密、最有趣的私人谈话中，威尔逊好象会向人们打开心扉。”
不久，威尔逊就谴责记者企图查明他的内阁成员名单。他猛敲着桌子，脸涨的通红，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所做的就是我认为对国家和自己都是最好的，如果记者期望我做其他的事，那我将会受到诅咒。” 威尔逊对记者报道有关自己家庭的事，特别是自己的女儿也十分愤怒。他说：“我是公众人物，可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我的女儿却不是政府的仆人。”
威尔逊对记者之所以这么讨厌，还因为曾经在他竞选的过程中，记者们报道了他的绯闻，这当然对他的竞选非常不利。1907年，威尔逊独自在百慕达度假时，结识了玛丽·哈尔波特·派克，这是一个比他小六岁的寡妇，一直同她的第二任丈夫分居。从那时到1911年，威尔逊一直给她写信，抱怨自己的政治生涯，掠夺了他去“百慕达的自由”，并时时回忆起与她相识的那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你时，那令人着迷的眼神，啊，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妙！”署名是“你最亲爱的，最忠实的朋友”，派克夫人写道：“我的一切都是因你而存在。”后来，威尔逊描述他们的关系是“几个月的疯狂经历和一个难以启齿的错误。” 杜马尔蒂 对威尔逊说他已经了解到记者即将在马里兰曝光他写给她的信。威尔逊坚信：“他们不会公开它的，他们一直认为我是冷酷的，无情的，曝露这些信，将使我更具亲和力、更富有人情味，他们是决不会这么做的。”的确，这些信确实没被公开，直到威尔逊死后很久。这对他的竞选来说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威尔逊击败塔夫脱连任，几乎不成问题。杜马尔蒂是第一个激动的将这个可喜可贺的消息——当选了，告诉威尔逊的人。但威尔逊首先想到的却是杜马尔蒂当总统秘书是不太合适的，总觉得他是小地方出来的，思想难免有点偏狭，而有意让牛顿·贝克担任这一职位。牛顿·贝克在克里夫兰执政时期曾是一个颇具有创新精神的市长，后来成为威尔逊的战时秘书。此外，威尔逊太太还收到了一些攻击杜马尔蒂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信件,信仰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威尔逊太太为此伤透了脑筋。因为对这个和蔼可亲的助手的指责与爱戴是一样多的，因此究竟是否应该让其陪伴丈夫威尔逊去华盛顿在新政府中任职，威尔逊太太对此显得犹豫不决。1月份，威尔逊就和他亲密的顾问、德克萨斯州的荣誉上校爱德华在 众议院 讨论总统秘书的任命的事情。幸运的是，众议院做出了正确决策：“最终还是会任命杜马尔蒂的。”
在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就职的那天，杜马尔蒂 告诉将信将疑的记者们，总统秘书的办公室随时会为他们开放，他会担任总统秘书一职。杜马尔蒂说：“你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华盛顿我会与你们尽力合作的，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他就劝说威尔逊做一件任何总统都没做过的，但终会有人去做的事——在固定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新总统表示他将每周一次，甚至两次在工作时间会见记者。
1913年3月15日，第一次会议召开了，约有一百多个记者一起涌进了总统的办公室。一位在场的人员说，威尔逊“有点儿尴尬”，“不象通常那样直率”。当威尔逊答应“此时可以尽情自由讨论所有重大问题”的时候，已经习惯于过去与总统偶尔才能见面的记者们，都显得异常激动，大受鼓舞。但是，据说，当一个记者冒险试问一个问题后，威尔逊的回答显得“非常脆弱、无力、只是礼貌性的答复寥寥数语。”一位记者开玩笑，说他的同事“愤怒的、诅咒着冲出房间。”
威尔逊显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不满意。一星期之后,在白宫较大的东厅会见记者时，他说：“今天下午我让杜马尔蒂先生请你们各位来这里，是因为前几天我见你们的时候,刚好是在早晨的疲劳之后，我当时确实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继续道，这次他想“在我们之间”进行一次深入的探讨。之后给记者们提供了他的演讲稿，并声明“这份稿件是不能公开的。”
威尔逊与记者们的争论，使许多人感到困惑。“请不要告诉全国，华盛顿政府在想什么，因为这不会改变什么，不会有任何作用，而只要告诉华盛顿政府，全国的所想就行了。”时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当局的领导的里查德·奥拉汉 写到：“从理论上来说是精辟的思想，但我们却不能将它应用于实践……因为至少像我们所看到的，将职责抛开，我们的作用就是通告全国，华盛顿正在做的。”奥拉汉推论道：“新任总统已经带着自己特别的偏见与构想来到了华盛顿上任。”
奥拉汉所认为的记者应做的事，记者并没有做, 可威尔逊很快就说他忠实的秘书杜马尔蒂这样做了。在华盛顿，当 杜马尔蒂偶然缺席会议的时候，总统讲道:“我很高兴他有事不在，因为尽管他很乐意接受建议，可华盛顿不是一个研究全国的想法的地方。”
不久，记者招待会就搬回了白宫, 因为在距总统办公桌十尺的地方，有四、五十个为记者准备的成新月形排列的座位。 威尔逊神情自如的站在那里，以低沉但清晰的声音回答提问。 对奥拉汉来说,他“给人留下了与我们斗智的印象，因为有时他有意混淆视听。” 有的记者明显想将这种会议变成独家采访，《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卡兰·劳夫伦曾写道：威尔逊“答应会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也知道我将提问他关于金融和现行立法的提议。”在威尔逊的同意下，劳夫伦将“采访”过程向 杜马尔蒂做了汇报，但从没被公开过。
1913 年7月，《纽约太阳报》刊登了一些威尔逊关于墨西哥的评论后， 他就强迫停止召开新闻发布会，因为他原本想对此保密。因此，此报的E. A.佛沃勒就给杜马尔蒂致了一封道歉信，之后，记者们就建议达成一项协议：“在没有总统或官方代表同意的情况下，不能直接或间接引述总统的言论。”
威尔逊接受了这个协议，并提出了其他的原则，会议总算得以继续召开。但摩擦并没有就此消除。 1914 年1月24日,在回答有关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问题时,威尔逊对记者演讲说: “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一个不宜在公众间深入讨论的话题，如果阁下允许我这样说，……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报纸不应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在像移民这样的敏感问题上只能政府只能谨慎行事。”
1915 年7月，德国的一艘潜艇击沉英国客轮“鲁西坦尼亚号”，造成了美国严重的人员伤亡，这次事件将美国拉向战争的边缘，此后的两个月，总统就卤莽宣布的停止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是因为外交事务愈来愈多的压力造成的，可一个记者指责他“这是为尽快抛弃记者而寻找的借口。”
在威尔逊的第一个任期最后的日子里，杜马尔蒂时常催促总统重新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总统仍一意孤行。 1916 年，在威尔逊再次当选成功之后，秘书杜马尔蒂就在自己的一份备忘录里写到：“在召开国会之后，就着手让总统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于12月6日提出这个建议，威尔逊最终表示同意。 而更加奇怪的是，总统计划每周召开两次会议,可记者们告诉 杜马尔蒂一星期一次就足够了。 会议定在每星期一的 12:30，但实际上只举行过一次。奥拉汉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通知我们开会”，自此之后，新闻发布会就名存实亡了。
在 1917 年1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一直对总统所宣扬的执政政策心存疑惑的作家问道：报道类似“总统告诉记者的”或“总统的观点是某某”这种新闻，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呢？威尔逊答道：“这是在为你们在编故事时提供指导”，这真的很令人气愤，没有人对此表示接受，但都明白了——质问是毫无作用的。
这非常明显，《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佛烈德 ·艾萨瑞 写道：“ 威尔逊先生与新闻界并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威尔逊对记者的态度，使杜马尔蒂与记者的亲密关系蒙上阴影，增加了他的压力。他不得不每天早上10点就向30多位记者发布简报，他说：“在我到白宫之前，我看过有关华盛顿的记者的资料，并对他们的采访感到心惊胆战。但在我来白宫后的日子里，我发现其实他们非常友好。”并说：“发布简报的时侯，是忙碌的一天中最令人愉快的一刻。”
在 麦金莱总统执政期间，科特柳和波特就得每天会见记者，而 杜马尔蒂更准备与记者们建立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虽然在会议期间地址/牌位得写“秘书先生”，但私底下记者们都亲切的称他“乔”，而他也只称呼记者的第一个名字。仪式会变化，可后来被称为白宫新闻简报的一般样式，却在此时就已确立。
杜马尔蒂与新闻界的交往，并没有随着日常新闻发布会的结束而停止。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后，就像以前的林肯和葛布莱特一样，威尔逊和 杜马尔蒂都发现,流言就像滔滔江水一样连绵不决。于是，杜马尔蒂只好每天抱着电话睡觉，时刻准备接听报馆的电话，询问一些未经政府核实的消息。“就都是为了断绝谣言的流传。”
另一方面，杜马尔蒂采取行动，对机密信息的发布制定了限制时间的原则。一个国务院的新闻报道评论道：“报纸在下午出版，而不是中午”，这样做会引起混乱。于是，杜马尔蒂决定以后制定的新闻封锁令，将规定出精确的发布时刻。
战争就像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一样，从威尔逊执政初期就是白宫新闻的主要内容。1914年4月的一天凌晨2：30，杜马尔蒂穿着睡衣坐在电话机旁 ，与威尔逊、国务卿布赖恩及海军参谋长丹尼尔讨论发生在墨西哥的一个新危机。美国炮舰海豚号的在靠岸补给时，船员与墨西哥官员发生了一场的争执。墨西哥方面的官员已经道歉，但是海军骑兵营的指挥官 ，舰队司令亨利 ·T·梅奥,显得有些得理不饶人。他要求墨西哥方面向美国国旗行礼，鸣枪二十一响。 威尔逊表示支持军方的要求，并以337对37的选票获得众议院的支持。
当双方正在为细节讨价还价时，一艘德国战舰已到达事发地，向威尔逊反对的墨西哥独裁者敞开胸怀，提供帮助。最后，威尔逊命令梅奥占领港口。这个决定是极不明智的，因为它不仅将导致十九个美国人丧命, 而且还将损害威尔逊在公众中的形象。于是，当 杜马尔蒂当天早晨到达办公室,向记者透漏有关总统的命令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人撞车了。”
因此，在1916 年9月，企图第二次当选的威尔逊,就在与前叁议院议员兼最高法院法官的查尔斯·埃文·修斯的竞争中，遇到了麻烦。 威尔逊在新泽西州一所租赁的豪宅中,会见记者并向他们“吐露心声”。当记者问到他与 修斯 的竞选时，他笑道：“如果将足够的绳索给一位绅士的话,他也会上吊的……，他的演讲只不过是纸老虎，没有任何意义。”杜马尔蒂说记者离开时都“怀着坚定的信念，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只不过是在耍修斯，最终会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但事情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在选举当天的晚上 9:30 , 杜马尔蒂听见办公室外面充满了一阵喧嚣。这是由一条消息——修斯已经当选而引起的，《纽约世界报》的一个作者带来的一份公告上如是说，于是就在记者们中间传开了。杜马尔蒂站在办公桌后面定了定神，并立刻草拟演讲稿，声称：“威尔逊肯定会获胜。因为西部地区仍未传出可靠的消息，我们会在西部胜出以弥补在东部地区的失败。”
几分钟之后,威尔逊就从新泽西州打来了电话，他也已经看到了《纽约世界报》的公告。他说：“杜马尔蒂，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败北的可能好象还是很大的。”
焦虑的 杜马尔蒂从大卫·劳伦斯那里得到安慰，大卫后来成为《纽约晚邮报》的驻华盛顿记者，他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份文件，表明西部的州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当选总统。截止到凌晨两点，局势才开始扭转，杜马尔蒂终于放心了。
伍德罗·威尔逊又一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但乔· 杜马尔蒂却前途堪忧。
再次当选的一周以后，威尔逊就告诉他的妻子他计划保留他全部的内阁官员。“那杜马尔蒂怎么办？”伊迪丝·威尔逊问道。威尔逊回答说他计划给自己的秘书换一个高薪职位。他的妻子也催促他坚持让杜马尔蒂接受。因为新的第一夫人不喜欢杜马尔蒂的“平民作风”，而且认为他不适合陪伴他优秀的丈夫，虽然她也认为在竞选过程杜马尔蒂出力不少，并且很喜欢他充满着“爱尔兰人的机智与风趣”。威尔逊告诉妻子：“我很同意的你的判断，……但来我办公室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我们都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该怎样与他们相处，可杜马尔蒂知道，比我们做的好，我还是需要这样一个助手。”
第一夫人不是杜马尔蒂继续担任秘书一职惟一的阻挠力量。早在墨西哥危机期间，威尔逊就已发现杜马尔蒂与他对局势的判断很不一致，所以已经不允许杜马尔蒂看他的邮件了；杜马尔蒂 的宗教信仰问题继续使他成为宗教狂热分子攻击的目标。虽然威尔逊在这一问题上，保护他的秘书免于这种的攻击，但是众议院正在就此展开讨论：认为一个总统雇佣一个天主教信徒作为私人秘书，是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更有人说威尔逊亲密的朋友们都已经不想与 杜马尔蒂合作了。众议院做的更为过分——对杜马尔蒂进行彻底调查。他们通知威尔逊他们对推荐杜马尔蒂到白宫工作的事,感到非常抱歉，并建议威尔逊将他分配到关税局工作。“我认为你和我都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被迫的辞职，不会在办公室里为此而争执。”威尔逊的这一反映让杜马尔蒂感到惊讶,更确切的说是心灰意冷。经威尔逊的同意，众议院提议让国务卿的助理 夫兰克·鲍克作为总统的秘书。 鲍克同意考虑一下。
杜马尔蒂对此决定予以反抗，拒绝接受总统提供的任何职位。然而，在估价官的职位提议的三天以后，他还是妥协了，在给一个与他共事多年的好友的一封信中，他说道:
“我衷心的希望可与您保持亲密的合作，我将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像作为您的秘书时一样为您和国家服务。在我们已经获得彼此共同为之奋斗的成果之时，离开您，这对我的伤害之深是不能用语言能形容的。……但尽管有些遗憾，我依然还是得离开您，如果你真的希望如此的话……我真的不相信结局会是这样。”
杜马尔蒂的朋友包括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在他周围鼓励他。大卫· 劳伦斯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并劝说威尔逊收回这个不公平的决议。而且他还召开了一个长达45分钟的会议，为 杜马尔蒂的遭遇鸣不平。正是在此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总统便派人去请被他抛弃的得力助手，并宣布杜马尔蒂将官复原职。
然而，两人曾经的亲密关系依旧不复存在了。每次遇到杜马尔蒂时，威尔逊的双手都插在口袋中，这种动作让杜马尔蒂觉的威尔逊有点不高兴。有一次，总统竟然记错了杜马尔蒂的名字，向他打招呼道：“喂，约翰·杜马尔蒂,你在这儿干什么？” 当威尔逊通知中立国，并要求欧洲国家就和平问题展开初步讨论之时，因为害怕杜马尔蒂泄露消息，就没有向杜马尔蒂透漏一点有关此事的线索。
威尔逊经常不听 杜马尔蒂的忠告。早在威尔逊执政之初，他就已经考虑要建立一个政府新闻宣传部，来“处理各部门的事情，以便政府控制他们。”后来由于杜马尔蒂的反对，事情就搁浅了。然而，随着美国的参战， 杜马尔蒂的抱怨就不起作用了。当众议院通过政府支持的间谍法案的时候, 杜马尔蒂正在反对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但威尔逊告诉叁议院大会，法案的制定是“一个紧急需要 ，而且应该包括限制报纸。” 后来，在 1917 年4月，威尔逊重新提出设立新闻宣传部的提议，之后，国会便任命了一个西部的记者乔治·克利尔为新闻宣传部的主席。
随着 克利尔 委员会的建立,杜马尔蒂 取消了每天与记者的会议。再也没有“秘书 杜马尔蒂”以前提供的那些，来自白宫的 “永不枯竭的信息”。他在公众视野中的消失，再次引起了反天主教徒对他攻击的狂潮。
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流传着杜马尔蒂已被监禁的谣言，因为他是一个德国派来分裂美国的间谍，说他即将被处死的谣言也在中西部迅速蔓延开来。最终，杜马尔蒂还是就此事发表了看法，指出谣言的宣传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是一个天大的阴谋，尽管当时他已经不经常在媒体中露面了。
在幕后， 杜马尔蒂 仍然保持活力。他在华盛顿的一家旅馆的会议室里，与记者们开会；在处理有关人士对新闻检查制度的批评问题上，给总统以忠告；他建议总统告诉批评者他能确定的仅仅是自己的行动，并会始终不遗余力的与大家摩合 ，“消除每个人自私的一面。” 这次威尔逊听从了杜马尔蒂的忠告,在给一位主要的批评者的信中,他写道：“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制定一条路线，并努力沿着这条线不偏不倚、一丝不苟的行动，这可能会很困难，但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表面上， 克利尔'委员会是政府新闻的来源。但当 克利尔 催促威尔逊重新召开记者会时，威尔逊却拒绝了，还是只与自己选择的记者有几次面谈。
1919年威尔逊到欧洲参加凡尔赛和会，杜马尔蒂 仍留在华盛顿.雷·斯坦纳德·贝克以前是一个报纸记者和杂志编辑，这次却随总统去了巴黎，他是威尔逊选择的，帮助处理和会的一些材料。贝克认为 杜马尔蒂“有些不喜欢我进入白宫。”威尔逊决定让克利尔委员会在和会期间处理一切新闻宣传事宜，杜马尔蒂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原因是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信息霸权主义已经非常的不满了。但威尔逊仍一意孤行，于是 杜马尔蒂 就写信给他,道：“我确定我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您保持对新闻的敏锐性。”因为，杜马尔蒂 回忆起威尔逊在离开白宫起程前往欧洲的最后一刻，曾上前凑近他，在耳边轻声说道：“我确信在这儿你能帮我准确的分析我们所面临的形势，请记住！我会离开的……当你认为我正在犯错的时候，就直说吧！我怕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给我这么多建议的忠告了。”
不管他们之间到底说了写什么，杜马尔蒂始终都是敢于向总统直言进柬的人。1918 年12月 16 日，威尔逊的船在一地靠岸后的三天，杜马尔蒂就给总统的医生兼顾问凯瑞·格兰森博士拍了份电报：“ 如果总统要去医院视察,请务必要让记者代表随他同去，而且一定要写出一则温暖人心的报道，一定让他在普通士兵的病床边坐会儿，千万不要让人觉得他的拜访是敷衍了事。”威尔逊确实在一所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士兵，但是却只有他的妻子陪伴。在圣诞节拜访陆军总司令期间，总统要求与士兵一起在室外就餐，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改在了一间办公室里。杜马尔蒂对克利尔委员会的宣传技巧很是怀疑，抱怨他们在有关总统的报道里，总是让人觉得总统只是“一个被士兵保护着、住在宫殿里的官僚。”于是，他便恳求格兰森 “试着拉拢新闻人……，减少谣言。”并催促总统“面对面”的慰问士兵。他在电报里说：“如果总统常对人微笑的话，谣言自然就要烟消云散了。”
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记者们已经对威尔逊“公开的承诺”充满了期望。但当记者们发现他们将被禁止进入签定条约的会议室时，都公开对总统表示抗议。杜马尔蒂意识到这样下去将会破坏总统提出的国际联盟的计划，于是，便立即拍电报给格兰森，说：“我认为如果总统再这样一意孤行，结果将是致命的，他应该尽力让记者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而不是禁止他们进行报道。”
杜马尔蒂的对手贝克也就此发表意见。他对格兰森说：“我看见许多人已经发出传单进行示威，这真的很糟糕，那些示威的记者认为政府必须坚持原则。”威尔逊告诉格兰森他已经尽力争取了，但那些欧洲人还是不同意。于是杜马尔蒂 向总统建议直接行动，并认为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偶尔向媒介透漏消息……仅仅让他们对事态发展有所了解就行了。”
威尔逊在给杜马尔蒂的信中说,美国政府对舆论 的政策是“非常坦率的，尽量给他们提供消息，相信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发表有损国家的言论”。 并嘱咐杜马尔蒂：“希望你能时刻观察新闻界，看是否有损害国家的事发生。”正在此时，麻烦就出现了：有一个记者坚持“不须事实”的写作。他说：“我们已经控制了新闻的出版，所以绝对有可能成功，而且，这样做也是一个明智之举。”最终， 杜马尔蒂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总统对记者的敌意。
一回到美国，威尔逊就开始兜售自己关于国际联盟的提议，并向媒介发布了很多消息。早在西部讲话时，他就拜访了一家新闻媒体, 据在场的人士说：“我们在一起争论，总统就像我们中间的一员。”在辩论时，威尔逊还将一个记者拉到自己的膝边，说：“现在，瞧这儿。”在西雅图，威尔逊也显得比较亲切。 当他在酒店的一个会议室与当地官员开会时，还邀请通讯记者列席会议，并催促他们对感兴趣的问题做记录。会议后，并告诉他们：“当然，我对在这儿讲的一切都充满信心……我也希望在座新闻界的朋友，也对我要有信心。”就此美联社的一个记者修说：“通过我们的参与，总统真正达到了将我们置之事外的目的。”
在返回东部的火车上，威尔逊回顾了一些不堪的经历，并向杜马尔蒂叹息道 ：“我都快散架了。”当火车到达堪萨斯州的一个地方车站时，杜马尔蒂 告诉记者总统“感觉非常不舒服”，将直接回到华盛顿。格兰森说：“总统的精神已经崩溃了。”这是一句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精疲力竭的话。在月台后面，杜马尔蒂向等待总统讲演的群众发表讲话，他说总统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在返程的途中，格兰森又发布公告，声称总统只是工作太累了，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恐慌，他只是需要“休息和长时间的静养”。那些刚才还在车站散发传单的记者，现在也都接受了这个抚慰性的声明。而且还有一些人以为总统在装病。
1919年10月 2日,威尔逊在白宫的浴室中病倒了。 他以前曾得过严重的血栓症，致使左肢瘫痪。总统是“一个病人”，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但人们对具体情况都不甚了解。第二个星期六，威尔逊夫人收到杜马尔蒂的来信，声称他会带小女儿来看望可怜的总统。可杜马尔蒂被拒绝了，他说：“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想起总统的。”就在前一天，杜马尔蒂还满面泪痕的对秘书丹尼尔说：“我们一起为他祈祷吧！”
行事谨慎的杜马尔蒂,从没有对记者公开过此事。甚至在总统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自己都想要辞职的时候，他还在新闻上说总统正逐渐的康复。白宫对总统病情的沉默震惊了国会大厦，一时间谣言四起：威尔逊是个疯子；他曾在巴黎染过梅毒。
在进入政府之前，单尼尔曾作为一名记者，并为政府工作的公开积极斗争过。他向格兰森建议 ：“如果将总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公众，人们就会对他充满同情，可现在你们除了犹豫不决和批评，什么事都没做。”总统的医师兼顾问对此表示同意，但又说：“我不能说，因为我曾答应过总统及其夫人。
1920年，也就是总统大选的那一年，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的希望破灭了，甚至连一同制定凡尔赛条约的盟友也失去了。因此，总统一直对第三次当选的前景不是很乐观。杜马尔蒂希望缓和气氛，劝说总统接受《纽约世界报》的记者刘易斯·斯邦德的采访。结果斯邦德因此获得了普立兹奖，而白宫里却鸡犬不宁了。他们给正在白宫的小路上的散步的威尔逊拍照，因为此时仅能看出他有一点跛，远比他真实的情况要良好的多。然而，部分原稿却被修改了。 于是，杜马尔蒂 和 斯邦德立刻起草了一份公告，说明总统身体状况并无大碍。可威尔逊太太又给杜马尔蒂写信说她同意接受采访，但以不涉入政治话题为条件，这差点让 杜马尔蒂晕倒。杜马尔蒂一直保存着这封信，并在边上作了笔记，上书：“去死吧！伊迪丝·威尔逊。”至此， 1920年在旧金山举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再也没有提名威尔逊。民主党提名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M·考克斯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作为侯选人。共和党则选择俄亥俄州叁议院议员沃伦·G·哈定。
在1919年1月西奥多·罗斯福死后，杜马尔蒂曾在给格兰森的信中，对自己作为威尔逊新闻秘书的工作做了一次很好的总结，当时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他写道：“罗斯福死后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不仅敬重威尔逊总统，更要爱戴他。”也许他此时已经看到了《纽约生活杂志》的报道，他们将罗斯福与威尔逊进行对比，并认为威尔逊“爱他的同事，可总是发现别人很难感觉得到。”
杜马尔蒂为威尔逊所做的最后一次新闻事务，是负责1920年3月4日举行的 哈定 的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举行完典礼之后，威尔逊就开车经过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白宫，直接回到位于S街道的家，他选择继续呆在纽约。杜马尔蒂邀请了一群白宫的记者来到威尔逊家中，向即将去职的总统辞别，而威尔逊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只是默默的挥手。
记者很快便发现：正如他们所愿，新总统并不像威尔逊。早在哈定获得提名的很久以前，《纽约世界报》的记者查理斯·维里斯·桑普斯给俄亥俄州 的《马里恩明星报》打了个电话,这家报纸其实就是哈定所经营的，自己也是一名一流的记者。桑普斯问主编道：“哈定是怎样一个新闻工作者？”主编说：“事实上，他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写作高手、优秀的记者、直言的人和塌实的编者，据我了解亦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一直为报纸写作，因为在他的职位上，很容易获得消息，而不管什么时候得到，他都会尽快写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哈定很快就与华盛顿新闻媒体打成一片。威尔逊那位普林斯顿教授执政时，记者所面对的情形就一去不复返了。哈定重新召开了被前任取消的一周两次的新闻发布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也就是内阁会议的日子，他在白宫会见记者。现代举行的仪式在今天看来竟有了一种古雅的韵味：当记者们进入办公室时，都要向总统点头致敬，而站在宽大的桃木书桌后的总统哈定亦向记者回礼。屋内的墙壁装饰以粗糙的绿色粗麻布，靠墙的书架上装满了羊皮书，而在总统办公桌的一角则堆满了前几天《马里恩明星报》的报纸。
记者们总是哈定忠实的聆听者，因为相比起前任总统对内阁事务的刻意隐瞒，哈定总是热心的告诉记者许多内阁正在讨论的事情。但他也像其前任一样，与记者约法三章，要求记者不要直接引述，但可以自由的回答问题。奥拉汉说：“他了解什么是新闻，并与新闻界保持紧密的联系。”
哈定的坦白使自己惹祸上身，并导致了与记者建立的一问一答这种简单的关系的破裂。1921年冬天在华盛顿国际限制军备大会上，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宣布尊重彼此在太平洋沿岸“诸岛的领土及所有权”。 一位记者就此询问哈定这项协议是否也同样适用于日本本土，哈定说是的。这在条约刚签署的时候，也许是对的，但日本人对此提出异议，之后又补充了排除日本本土的新增条约。哈定的误述使外交界一片哗然，因此不久哈定又责成记者以书面形式澄清这一问题。尽管有人说这又是一步错棋，可大多数的记者都认为关于日本问题的错误将引起巨大的变化。哈定私下对记者说政府对国际联合会很感兴趣，以此作为国际联盟的替代品。这一提议遭到时任国务卿的查尔斯·埃文斯·修斯的非议，并于1920年流产，至于原因，人们一致认为是修斯曾力劝总统要遵守书面约定。
1923 年从阿拉斯加返回后, 哈定就病倒了。于是就取消了去其他地方的预定演讲，记者们接受了官方的说辞——因总统吃螃蟹而感觉消化不良。然而在旧金山通宵的逗留期间，美联社的记者史蒂夫·T.·厄利尔便开始怀疑关于总统健康状况的政府公告，因为他一直在哈定下榻的皇宫酒店值班。
于是当第一夫人弗罗伦斯·哈定哭着去叫医生看她丈夫的时候，记者们就一起冲到了美联社安装在酒店的无线电监视器旁，并迅速发出报道：总统病危。几分钟之内又发出总统已经死亡的消息。死因没有公布，但大家一致认为是心脏病致死。
十年之后，史蒂夫·厄利尔就成为领有总统新闻秘书头衔的第一人。而在20世纪20 年代，不仅没有新闻秘书这样的职位 ,而且也没有像哈定的继任者柯立芝那样拥有这种职员的总统。
喀尔文·柯立芝身为哈定时的副总统，被冠以“沉默的柯立芝”，只因为他几乎没在新闻中出现过，所以很少被媒介所关注。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贴切的绰号，事实上，在继任总统后，记者发现他并不沉默。记者露易斯·路德罗总结道：他只是“说应该说的事情”。真正当他要说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唠叨。在白宫的67个月期间， 柯立芝共举行了 520次新闻发布会 ,平均每月 7.8次。问题仍然是以书面方式传达：总统会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认真的看，有些进行回答，有些就没有评论。他举行的第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是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酒店，仅仅持续了不到十分钟。这使美联社的政治评论员雷蒙德·克莱伯感到震惊，他说柯立芝“缺乏理解的意识，而有新闻从业经历的哈定就有。”然而一旦柯立芝入主白宫，情况就有所好转。他第一次与记者在白宫的会议就持续了半个小时，大约有100个与会者都惊讶的发现新总统其实很幽默。一个作家写道他在一次会议上就“开了五次玩笑”。
在 柯立芝总统执政时期，“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名称正式进入了政治辞典，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与后来的有所区别。随着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召开逐渐进入轨道，柯立芝成了 20世纪20 年代 的“资深行政官员”，这一名称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经常被引用。记者们认为柯立芝不是发言人,或者说他的声明代表了总统的意见。但不管怎样，不久以后许多人都了解到真正的资深官员是亨利·基辛格. 《圣露易斯邮报》的查理· G·罗斯写到：“亨利· 基辛格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神秘的总统新闻发言人。”在总统新闻发布会后的头版就是“星期四下午与星期六晚间对他的特别关注”。在《编者与出版者》中，雷蒙德·克莱伯更加明显的将发言人描述为“一个瘦小的、头发干枯的、言行谨慎的小佛蒙特州人”。1927年奇迹终于发生了，柯立芝揭开了罩在“发言人”身上的面纱，声称“它已经存在太久了，并将长期代表总统发言。此后，记者以“今天，了解总统想法的人终于横空出世”来形容此事。
政府中一直都有人极力反对直接引述总统言论的原则，但此时这种论调已经显得很暧昧了。一位在新闻发布会上职责白宫的记者，在其未署名的备忘录上写道：“很多人都对间接引述的总统言论着一原则心存质疑。”这位作者还建议言论应该“在第一次就引用时就被解释清楚，以便引起不必要的异议。”之后，有一段时间，政府曾允许记者核对总统速记员的手稿，可不久这一规定又改变了，甚至不允许记者再引用总统的发言了。
然而，新闻界的大部分人都向这一毫无道理的规则妥协了。美联社驻华盛顿的记者克莱伯写道：“尽管这很可恶，不过两方面还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柯立芝总统控制了宣传专栏 ”,同时，记者们也“至少可以从每一次的会议中得到新闻素材。”虽然《纽约世界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纸都支持总统，认为他根本就可以不发表任何讲话，除非他心甘情愿的允许记者引述其言论。富兰克·肯特在《美国信使报》中写道：记者已经对 柯立芝“非常公正”了。
表面上沉默的总统也认识到这种最新型的新闻样式——新闻记录片强大的竞争力。当哈定宣誓之后不到六小时，他的就职演说录象片就已在纽约大剧院上映了。
柯立芝曾接受了许多的新闻记录片的拍摄。沙文·库克写道：“一想到他们的总统给牛喂草或挤奶时，都穿着工作装摆姿势，凡是有教养的美国人都会感到无地自容。”
柯立芝的第一位秘书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前共和党员国会议员C.·巴斯卡姆·斯拉姆。 人们都认为斯拉姆也早已有意在内阁会议供职。但不久便由于与蒂波特丘地石油丑闻事件的主角有所牵连，而受到参议院审查，因此柯立芝了就任命另外的一个前国会议员、印地安那州的艾文雷特·桑德斯来顶替他。虽然记者们对斯拉姆 已经很有好感，但桑德斯利用控制总统新闻发布权的手段，向新闻界频频发射他的丘比特之箭，于是，记者们便纷纷中招。《纽约论坛报》的卡特尔·菲尔德在一篇关于协商解决法国的战争债务问题的文章中，写到：“柯立芝总统正处于一种备战状态。” 但桑德斯后来还是影响了柯立芝的决定，两人一致认为卡特尔·菲尔德的文章“标题和正文都严重违反了政府的新闻发布规则”。菲尔德反驳道：“政府的这种规则妨碍了他的写作。”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经非常激烈了，而且会愈演愈烈的， 柯立芝总统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位白宫新闻发言人声称：“桑德斯将争取首席撰稿人贾德森·维利弗尔的支持，后者以前曾指责菲尔德的报道过于自由散漫，桑德斯宣称这将不仅是出于对白宫的礼貌，而且更是维护新闻界的道德所需要的。”虽然菲尔德受到了谴责，但仍继续坚持报道。
同时，记者发现管理政府新闻发布的人员，对此事并无怨言。此人就是柯立芝的商业秘书，他被称为 “宣传部长”、“政府随叫随到的人”和华盛顿最好的‘葡萄藤'。有记者写道：“一个小时他就会保证一周每天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新闻来源，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头条。”
我们将会再次讲到有关这个官员的事情，他就是赫伯特·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