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当卡特成为总统的时候，乔迪·鲍威尔已经为他担任了6年的新闻秘书。
自从这个职位在白宫出现以来，还没有哪个新闻秘书可以与总统保持如此长久和亲密的关系。除非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的乔·杜马尔蒂。杜马尔蒂是威尔逊担任新泽西州州长的时的私人秘书。
与杜马尔蒂一样，鲍威尔在卡特担任佐治亚州州长时就已经是他的新闻秘书了。但是与杜马尔蒂不同的是，在卡特任总统期间，鲍威尔一直是他最信赖的顾问。
卡特曾经说：“鲍威尔也许是除我妻子之外最了解我的人。”
他是卡特在解决伊朗人质危机中的关键决策者之一。他是力劝卡特向以色列政府施压的官员之一。他与卡特的经济顾问在税收政策上争论不休。并与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一起讨论外交政策。
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莱斯顿说：“新闻媒体深知乔迪在政治事务方面是把好手。”
鲍威尔于1943年生于乔治亚州的维也纳，东距卡特的故乡36英里。他就读于亚特兰大的艾莫利大学。1966年他拿到了政治学学位并且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而卡特在那时则刚刚以州议员的身份步入政坛，并且已经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州长竞选。当卡特在1970年准备再次参加竞选时，鲍威尔来到了他的家，告诉罗丝琳·卡特说他正在写一篇有关竞选的论文，并且希望可以参与其中，于是她就把他带到了学生志愿小组。
几个月以后，由于厌倦了每天的劳碌奔波，卡特想到了鲍威尔。他记得鲍威尔比其他的学生年龄都要大而且对政治也更为熟悉，所以卡特把他带了出来。但是那时他需要的是一个司机，而不是顾问。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竞选新闻秘书比尔·波比，他精通于佐治亚州的政治问题。但是不久以后，当遇到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时，卡特就开始让这位司机做他的代言人了。
鲍威尔发现他被新闻记者以及他们的世界所吸引。当舆论公认卡特为下一届的州长时，鲍威尔开始私下里希望在新政府中得到一个与新闻媒体有关的职位。由于坡皮不想再继续担任新闻秘书之职，卡特只得在竞选结果出来的那个晚上任命鲍威尔接替这个职务。鲍威尔欣喜若狂。
1975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开始与福特一起竞选总统。他们乘着租来的汽车和单发动机式飞机在全国范围内做巡回演讲。他们睡在沙发上，或是支持者家中多余的房间里。他们一直这样并肩战斗了好几个月。卡特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做长时间的谈话，有时是激烈的争论，并且一起做最后的决定。”鲍威尔还帮助卡特修改演讲稿，帮助他整理问题的答案。当卡特初战告捷之后，竞选小组成立了，但是鲍威尔仍然是卡特最亲密的伙伴。新闻记者们也开始知道了这个为卡特发言的人。
在竞选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鲍威尔与竞选委员会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和卡特一家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宾馆里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屋子里弥漫着香烟和可乐的味道。凌晨三点，结果终于出来了，卡特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击败在任总统的候选人。
几天以后，白宫的新闻秘书人选问题被提上了日程。33岁的鲍威尔问卡特说，他是否需要一位年龄更大一些，更有经验的新闻秘书，为了安抚鲍威尔，卡特说他已经深思熟虑过了，他需要鲍威尔，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政府过渡时期，鲍威尔以白宫新闻秘书的身份与他的几位前任见了面，但是发现他们所给的建议非常有限。“与皮埃尔·塞林格谈话时，你会感觉他是那样的滔滔不绝，但是却没有一句话是对我有帮助的。”
与鲍威尔有两名助手。一名是《亚特兰大章程》（Atlanta Constitution）的撰稿人里克斯·格兰诺姆，他在主编拒绝出资赞助他的疯狂计划以后加入了卡特的竞选委员会。另一位是曾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匹兹堡时报》工作过的沃尔特·沃凡特，他在卡特赢得提名之后加入竞选委员会。后来他们又招募到前美联社记者吉米·帕克斯，他在竞选过程中曾任佛罗里达州的新闻秘书。在等了一个半小时以后，他才见到鲍威尔。
对鲍威尔来说，迟到90分钟是家常便饭。卡特说：“他总是迟到，忘记约会，延迟决定，或是忘记执行我的命令，对此我感到很生气。”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鲍威尔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记者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这个毛病。即使是他团队中的成员们也对他颇有微词。
在卡特进行竞选活动的途中，记者们就已经知道谁是未来的新闻秘书了。新年前夕，他们给正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打电话致意，这位前总统很快地就回电致谢。他们也给卡特打了电话。但是没有回电。一位记者说：“跟随过他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则说：“也许他并不在乎记者是否喜欢他。”
卡特曾经许诺要成立一个公开的新政府，包括对内阁会议的公开。记者们对此举深表怀疑，在就职以后的三周时间里，他指示鲍威尔说：“除非有我的批准，否则不允许任何新闻媒体参与内阁会议。”记者们只是暂时被允许列席会议，但是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消息远远少于他们想要得到的。
但是这位新总统的另一个承诺却得到了兑现，那就是每隔两星期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或是一年不少于20次。新闻媒体顾问赫伯·克雷恩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因为总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应付招待会上记者们提出的问题。鲍威尔也认为这个承诺有些愚蠢。然而，卡特在他就职后的第一年里一共在华盛顿召开了22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而且都被转播了。他还经常会见外州的新闻工作人员。为了履行他当初许下的诺言，他把招待会的场所改在了旧行政大楼第四层的那个“宽敞方便的”礼堂里举行。
1977年2月8日下午2点30分，卡特举办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说：“我非常期待与新闻媒体面对面的对话。我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声明要发表，我只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虽然真的没有什么惊人的消息发布，但这次发布会进行得还算顺利。在发布会上，卡特承认他的新政府在与国会交涉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他还说他会谴责苏联的个人自由问题，并且不会影响到军备控制协议。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詹姆斯·莱斯顿写道：“卡特在招待会上表现得既开放又诚实，既谦虚又自信。”
同时，记者们还注意到鲍威尔把撰稿人，摄影师，研究人员也纳入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而在前几届政府时，这些人员都不隶属于新闻办公室。当记者们得知鲍威尔将减少每日新闻发布会的次数时，他们感到十分沮丧。鲍威尔的理由是他们总是把时间浪费在繁琐的事情上。
鲍威尔把发布会的时间安排在每天的上午11点30分或是下午的1点30分，尽管如此，他还像往常一样经常迟到。鲍威尔拒绝了新闻秘书的额外补贴。尽管白宫给他配了一辆车和司机，但是他还是喜欢自己开车上下班。他很少系衬衫上的扣子，喜欢卷起袖子，经常无精打采地站在演说台上发布新闻，但是却能以此取悦记者，有时还会说出一些相当精辟的言辞。他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着的。美国广播公司的安·坎普顿说：“苦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鲍威尔却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还没有真正地接受过考验。”
然而没过多久，考验就来了。1977年9月，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开始调查预算部主任波特·兰斯过去的商业行为。兰斯是总统在佐治亚州的旧友。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是来自于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查尔斯·伯希，他是委员会中资力较老的共和党人。在兰斯受审的两天前，鲍威尔打电话给《芝加哥太阳时报》驻华盛顿地区主编洛依·米勒，让他散布一个传言，内容是这位议员因搭乘某公司的飞机，而无力偿还改选活动中的支出。
鲍威尔说，他希望米勒把这个传闻当成背景信息，而且不要透漏他的名字。米勒则认为鲍威尔没有权利这么做。他还以鲍威尔的“明显的游击战术”为主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指出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飞机，而且伯希已经偿还了欠款，还有支票为证。
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向伯希道歉，并且说他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愚蠢的，和错误的”。他还说总统已经同意了那个决议。鲍威尔后来说；“这次事件，这次最终导致兰斯辞职的调查标志着我们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开始有了摩擦。”
1978年年初，鲍威尔对记者们说他感觉新闻发布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很紧张。反过来，记者们对鲍威尔也越来越不满了。最后，鲍威尔居然把新闻办公室旁边的休息室形容为“自由世界与野蛮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对卡特说：“我们不可能与新闻媒体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卡特上任一年以后，37名各界记者中有89%认为鲍威尔对总统的工作十分出色，而只有29%的人认为他对新闻媒体做出了同样出色的工作。
鲍威尔管辖之下的新闻联络办公室在尼克松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当时是赫伯·克雷恩的通信办公室。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外州的新闻事务。佛罗里达州的记者沃凡尔在收到白宫的演说稿时感到十分震惊。他还记得《圣匹兹堡时报》的编辑们被邀请到总统会议室对福特总统做独家采访。可是后来他们的报道被人指责为“没有任何新闻价值，只有一张彩色照片和标题，以及一些有关总统心情的文字”。沃凡尔意识到当动机明显的时候，再强大的新闻机构也会屈服于此。在进入白宫以后，这个教训仍然使他铭记于心。
总统还为黑人和西班牙裔记者举行招待会。这些招待会是由农业部，商业部，城市规划部，以及行政事务改革部的官员们安排的。很快地，卡特就不堪重负了。在他上任的一个月后，他对鲍威尔说：“你是否计算过我一天接受20次采访的总共时间是多少，那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我所能忍受的范围。”
吉姆·帕克斯是新闻媒体联络办公室的首席撰稿人，他的工作是为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提供行政政策上的背景信息，以及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准备简短的新闻出版物。他说：“我们会尽量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做法并非只是单纯的宣传机器，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我们的行为。”前底特律记者，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帕特·巴雷奥说：“这行最根本的哲学就是，如果我们能做好新闻工作……如果我们能迅速地，真诚地，公正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给总统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那么他当然就有可能再次当选为总统。”
然而，那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帕克斯说：“有时，我们应该拒绝那些想要利用我们进行宣传的狂热分子。”然而，一些编者却又真的认为它的实质就是宣传。
当新闻办公室决定进军广播界时，反对的呼声陡然高涨。沃凡尔得知在由民主党国家委员会赞助的一个机构里,一名叫里奇·尼尔森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正在为国会议员们准备在各地广播站播发的关于改选演说的录音磁带。沃凡尔说：“我们应该在白宫内部建立广播站。1978年，尼尔森开始为《媒体关系》制作20秒及40秒的录音片段，并把它们分发给600多个广播站。新闻记者们批评说这个计划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宣传。华盛顿的广播自由撰稿人也觉得这样做会危及到他们的生计问题。鲍威尔称这种情况为“新闻媒体的幼年时期”。
鲍威尔与总统之间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1978年9月，两人在是否让新闻媒体参与埃及-以色列领导人烽会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总统拒绝在摄影机前发表烽会的开幕声明，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之后，当卡特把新闻媒体排除在马里兰的行程之外时，鲍威尔苦苦相劝，并且制定了几个预备方案，希望可以让新闻媒体与美国，埃及以及以色列的代表们更加接近。但是卡特彻底地拒绝了他们。他想减少曝光，并且希望避免任何公开的声明，因为一旦发表公开声明，就没有返转的余地了。
最后，还是总统说服了他的新闻秘书。在平息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不满之后，鲍威尔就成了记者们唯一的希望。每天，他都在马里兰的美国军团大厅里召开毫无新闻价值的发布会。美国方面的记者抱怨说，埃及和以色列的记者们都得到了有关消息，并且已经把它们发送回国了。于是，鲍威尔开始怀疑是以色列人走漏了消息并企图控制舆论。作为回击，他也开始在新闻发布会上大放厥词了。
在会议进行的13天里，鲍威尔是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见到总统的几个成员之一。其他人包括：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及现任白宫参谋汉密尔顿·乔丹。
到9月17日，星期日，和平协议的框架已经渐渐清晰，但是由于圣地东耶路撒冷的问题，鲍威尔不得不宣布暂时搁置发表声明的计划。但是鲍威尔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为将要在晚上举行的签字仪式做准备。
最后，框架协议虽然签定了，但是具体条约的签定却拖延了好几个月。1979年3月，卡特考虑再次出访埃及和以色列，试图调节其中的问题。然而鲍威尔却担心如果埃及和以色列拒绝了美国的提议，那么就会对美国的公共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他还担心这次仓促的行程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错误。他说：“我并不想使我的担心成为影响这次行程的主要原因，但是我认为你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几天以后，卡特和他的顾问们，也包括了鲍威尔，一起来到了中东。
第一站是开罗，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耶路撒冷，贝京的态度却很强硬。这位以色列总理最多只是说谈判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各党派同意“继续进行磋商”。3月12日，就在新闻发布会将要举行的前几分钟，鲍威尔得知以色列外交部长莫什·达扬正在与万斯进行会谈。他知道达扬要比贝京灵活得多，但是他不知道会谈的内容。
鲍威尔告诉记者说，协议中剩下的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但是他又补充道：“我认为你们对谈判的过程应该是十分了解的，事情的本质其实并不在于这些争论的本身。”他拒绝否认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并且拒绝对贝京所谓的“巨大的进展”发表任何评论。后来，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对记者们说了同样的话，但是他又用戏虐的语气劝告他们说最好不要盲目乐观地散布所谓的好消息。
大多数的晨报都接纳了他的劝告。然而，通讯社的记者们却没有这样做。为了在此事上写出两种不同观点的文章，他们一般没有时间参加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美联社的考密尔实在不愿意在报纸上写出“总统的中东之行以失败告终”的字样。
第二天上午，卡特带着好消息飞往开罗。在达扬的干预下，贝京同意接受美国的提议。但是消息的内容仍然是保密的。副新闻秘书格兰诺姆说：“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内幕情况，事实上，事情虽然有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
在开罗机场停留的短暂时间里，卡特向萨达特描述了一遍拟定的协议内容，他表示同意接受。然后，卡特打电话给贝京。就在那时，新闻办公室的一个助手安·爱德华兹陪同记者团来到了机场贵宾室。乔丹立刻把他们带了出来，并且告诉爱德华兹，总统正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此时，爱德华兹突然意识到：“如果他们正在与贝京通话，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达成了协议。”
过了一会儿以后，卡特宣布协议已经达成了。然后他就踏入了空军一号，准备回国。在鲍威尔发表完后来被他称之为“重复的，毫无新闻价值的”演说之后，随行的新闻媒体才登上回国的飞机。在飞机上，隔着过道坐在鲍威尔旁边的卡特说：“我的新闻秘书对我说了谎。我信任他，但他却对我说谎。”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们也试图让卡特知道他们被鲍威尔误导了。然而，美国之音的费罗米娜·杰西却认为鲍威尔在耶路撒冷发表的声明正好说明了美国当时对此事的态度。卡特也同意了这样的说法。当鲍威尔发表那个悲观的声明时，卡特说：“我们当时都认为我们的中东之行已经失败了。”
鲍威尔后来说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不会改变他在发布会上所说的话，但是他希望可以打电话核实一下万斯和达扬的会谈内容。他说有三个原因让他没有这样做。第一，他认为，住在卡特和其他高级官员下榻的戴维国王宾馆里，没人会保持清醒的状态。第二，他没有看到一丝成功的希望。第三，那天晚上居然有一个为美国广播公司的山姆·多纳德森举办的生日聚会。由于身心俱疲，他去参加了那个生日聚会，而没有完成他的工作。
卡特政府和它的新闻办公室面临的又一个国际危机发生在1979年11月4日，凌晨3点，国务院接到了一个来自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电话，是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行政官员伊丽沙白·安·斯维弗特打来的。她在电话中说，大使馆已经被3000多名年轻的伊朗好战分子占领，50多名大使馆工作人员，包括她本人被劫持为人质。伊朗的正统派基督教政府支持这些好战分子的要求，他们要求美国把正在接受癌症康复治疗的伊朗王遣送回国接受正义的制裁。在这个危机解决之前，伊朗王确实离开了美国到了巴拿马，然后又飞往埃及，最后死在了埃及的收容所里。
在危机解决之后，鲍威尔敦促总统立即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总统在否决了司法部，国务院，以及财政部的反对后，实施了这个决定。11月23日，在戴维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鲍威尔支持总统关于通过政治手段释放人质的决定，但是同时又警告说，如果伊朗对被俘的外交官实施审讯的话，美国将会采取报复行动。然而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万斯却认为任何公开的警告都可能导致伊朗方面的顽抗，所以这个决定并没有被公开。
1980年3月中旬，布热津斯基通知鲍威尔营救任务中将会附带一个紧急事务计划，他还告诉鲍威尔一些有关这个计划的细节问题。3月22日，鲍威尔参加了一个在戴维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领导人会议，在这次进行了5个小时的会议上，卡特决定向伊朗派遣一个侦察团。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早晨，鲍威尔被新闻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打来的电话吵醒了。电话的内容是卡特因美国对伊朗人民的冒犯而向伊朗正式道歉。
一踏入白宫的大门，这位新闻秘书就被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围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个消息是属实的，但是鲍威尔可能并不知道此事。鲍威尔对乔丹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我认为我应该知道此事。”这位白宫参谋说这个消息是编造的，于是鲍威尔又把这个答复传达给记者，并且说：“总统从来就没有传达过这样的消息。”
在他了解到卡特有意实施报复计划时，他避免正面回答新闻媒体关于这个计划的任何问题。因为瑞士政府已经承认了它曾经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过这样的信息，所以记者们对鲍威尔的否认就更加怀疑了。第二天，伊朗总统发表声明说他已经收到了卡特的“恐吓信”。当记者们问道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此事时，卡特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而且他觉得没有理由把这个因政治原因而保密起来的消息公诸于世。
4月1日，当卡特在总统办公室里告诉记者们他刚从伊朗总统那里得到的消息时，记者们的反应似乎并不热情。在被卡特形容为“积极的阶段”中，伊朗总统说，如果美国同意不再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话，那些好战分子就同意把人质移交给伊朗政府。卡特对记者们说，如果伊朗总统履行了他的承诺，我们当然不会再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尽管制裁后的影响还会存在。在德黑兰，由于伊朗总统称美国没有履行协商中的部分条件，所以这次协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引起新闻媒体怀疑的是，卡特在当天早晨7点20分发表了这项声明，这个时间正好是威斯康星州的选举结果公布20分钟以后，因为此时卡特正遭到总统候选人爱德华·肯尼迪的挑战。肯尼迪指责卡特操纵新闻媒体的行为，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发表了题为“伊朗人质危机阴影下的初选”的分析性文章。《华盛顿邮报》也在头版位置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指出“总统这次不寻常的举动，似乎与国内的政治局势有更大的关系，而非外交政策。”在这两家报纸的头版还有另一则消息，那就是卡特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威斯康星州的初选。鲍威尔对乔丹说：“我们将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可信性问题。”
这个报道引起的影响之所以会这么大，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伊朗的人质危机问题仍然是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在结束每晚的新闻报道时都要附上人质已经被扣押了多长时间的记录。美国广播公司则为人质危机专门做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质”的特别的节目。
鲍威尔对整个事件的过程都了如指掌，他从国务院的伊朗工作小组了解到了大量有关情况。他参加了4月11日在总统办公室举行的计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卡特宣布：“是让人质回家的时候了。”
这个计划组成了一个90人的营救小组，他们将被6架C-130运输飞机带到一个偏远的代号为“沙漠一号”的地区，与在阿曼海湾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的8架直升飞机会合。然后由这些直升飞机把营救小组带到山上隐蔽的地方。第二天晚上，美国间谍机构买好的卡车从德黑兰郊区的一个仓库中出发，最后停在营救小组附近。营救小组将由这些卡车带到关押人质的地方，制服守卫人员，然后解救人质。这些人质以及营救人员将被直升飞机带到德黑兰外的一个废弃的飞机跑道上，在由C-141s运输飞机把他们带到沙特阿拉伯。
在原来的计划中，并没有为C-141s提供空中掩护。理论上讲，伊朗方面不具备在夜间拦截飞机的能力。鲍威尔回忆说：“好的，那是你们的判断，我希望你们是对的。”但是他又恐吓说，也许在完成任务的最后时刻，运输机会被敌方击落的。于是，在后来的计划中，军方决定为C-141s提供空中掩护。
与皮埃尔·塞林格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被完全蒙在鼓里的情况不同，鲍威尔对一切事情都知之甚详，而且两个人在白宫中的地位也完全不同。塞林格只是专门负责新闻事务。而鲍威尔在国家的政策制定上也有涉足，白宫的其他一些官员称总统在很多事情上都要征求鲍威尔的意见。乔丹认为“作为新闻秘书，鲍威尔的权限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范围。”
作为总统的顾问，鲍威尔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事务效力。作为一个新闻秘书，他知道的比他说的要多。这样的矛盾使他在执行营救任务时的那个非常时期错误的拒绝了杰克·尼尔森。正如他所说的，他把国家的利益和人质的安全凌驾于他对新闻媒体的信誉之上。一些记者认为他破坏了他在新闻媒体面前的可信性，但是大多数人，包括尼尔森都认为他的行为是正义的。
由于一架直升飞机与一架C-130s运输飞机相撞并且引起爆炸，导致了这次营救任务的失败，共有9名军人丧生。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把这个营救计划公开的话，可能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灾难。但是那样做也会错失解救人质的良机。如果说要指责鲍威尔的决定的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