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8日，杰拉德·F·特豪斯特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他们都不停地在尼克松总统辞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8月9日，他作为福特总统的发言人站在了新闻发布室的演说台上，当时他有点紧张。
福特是在尼克松任期的中途继任总统之职的。他与杜鲁门一样，也起用了一位来自家乡的记者。
1948年，作为《大拉皮兹新闻报》的一名26岁记者，特豪斯特参与了福特第一次国会议员的竞选活动。当时34岁的福特在竞选中获胜。随后，特豪斯特很快地就受雇于《底特律新闻》，参与国家与地方的政治活动，后来又被调到华盛顿地区办公室工作。
在这期间，国会议员与这个新闻记者成了朋友。当福特任总统时，特豪斯特已经是《底特律新闻》驻华盛顿地区的总编辑了，尽管办公室中只有五个人。此外，他已经算是白宫新闻报道方面的专家了，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工作了16年。
从他得知他将在白宫供职到这个消息被确认，一共经历了36个小时。第一个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人是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罗伯特·格里芬，身为副总统的他，是辅佐福特的内阁成员之一。尼克松在当时虽然还是总统，但他的辞职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特豪斯特对此表示有兴趣。新总统的法律顾问菲利普·布臣与福特和特豪斯特一样也来自《大拉皮兹新闻报》。他也向福特推荐他们的同乡特豪斯特担任新闻秘书一职。
福特说：“当我听说他对此有兴趣时，我立即让菲利普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来此工作。在与妻子和编辑商量以后，他回复说他将接受这个工作。
前洛杉矶时报记者，同时也是福特任副总统时的参谋罗伯特·哈特曼抱怨说：“密歇根州人将控制一切。”
对合众国际社的海伦·托马斯来说，特豪斯特是记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新闻秘书。他认为公众有权知道发生在白宫的事情。
从记者变成了政府官员的哈特曼并不这样认为。他说：“特豪斯特并不具备成为新闻秘书的条件，因为他无法区分新闻发言人与新闻记者的工作性质。”
福特之前就已经清楚的表态说如果他成为总统，就会辞掉齐格勒。因为他讨厌齐格勒的那种轻蔑的言语和卑躬屈膝的态度，他甚至把美国副总统称为“杰瑞·福特”。
8月9日，齐格勒打电话给哈特曼说他将与尼克松一起飞往圣克莱门特。如果他能为新任发言人做点什么的话，那么只能是在今天了。哈特曼把这话转达给特豪斯特，于是这两个即将离任和即将上任的新闻发言人进行了一次20分钟的会面。齐格勒对特豪斯特说：“这里就是办公室，洗手间在拐角处，保险箱在桌子底下，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就往加州打个电话——他们正在叫直升飞机。”
那次会面实际上就是一次仓促的交接仪式。一个职位较低的尼克松时期的新闻助理拉里·斯宾克斯被特豪斯特任命为新闻发言人助理，他把接下来的30天比作“站在铁路的旁边看火车经过，同时还要注意包厢上面的字——日子过得有些目不暇接。” 斯宾克斯清楚地记得他们一直从8月9日工作到9月9日，包括周末在内，没有休息过一天。
这个平和的，抽着烟斗的老手在这场混乱中迅速地证明了福特政府将以公开的态度来面对新闻媒体。他说：“我认为我可以理清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就在福特宣誓就职以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特豪斯特一直都很紧张，他的手不停的颤抖着，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天，他就变得比较镇定了。当被问到福特总统是否仍然反对尼克松被免于起诉的问题时，特豪斯特清楚地回答说：“是的，我敢对你们保证。”
为了给新政府树立一个新的形象，特豪斯特宣布禁止使用“拍照机会”这个词语，它起源于约翰逊时期，尼克松执政时正式确立。然而，特豪斯特的规定并没有生效，因为这个词语已经成为白宫中的一句行话，它意味着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们可以在机密会议开始的时候利用仅有的机会捕捉到总统的几个镜头。
另外，还有一些历时更长的改革。特豪斯特和他的助手们一起发布了一项命令，即：跟随总统车队的记者团可以一直进入白宫内，而不是被留在门外，记者们还被允许进入白宫的南草坪亲眼目睹总统的座机抵达或是离开白宫。这一切都改变了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惯例。
这位新闻办公室的新主管对他的下属也很照顾。当福特决定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去做礼拜时，特豪斯特自告奋勇地担当起随行报道的这个重任，在总统的车队来回于教堂的途中，他一直与记者们在一起。当特豪斯特不在的时候，是由他的助手比尔·罗伯茨代为处理办公室的事务，但是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仍然亲历亲为。罗伯茨认为 “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我们，我们对此也深表感激。”
8月26号，星期一，总统决定于当周的星期三在东厅召开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特豪斯特想改变一下形式，他说：“我不想让总统像约翰逊和尼克松一样，站在一个巨大的防弹演说台前，背朝着墙和蓝色的窗帘，那种布置就像是被囚禁在笼子里一样。”这位新闻发言人建议取下那个窗帘并且改变座椅的方向，这样总统就可以踩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进入东厅。
负责电视转播的罗伯茨反对这样做。他说：“在我看来，这样做无异于皇帝或是皇后的加冕礼。它看起来并不适合福特总统。”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这倒是可以作为“一场婚礼的布置”。但是特豪斯特还是决定那样做，他决定做一个录象带并且在星期二的时候拿给总统看。福特并没有看什么录象带，而是亲自到东厅查看了一下他的布置，并且批准了，他们把演说台改小了一点，并且把第一排的座椅朝演说台的方向移近了一些。这样的布置对以后历届政府的电视观众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
1975年1月21日，助理新闻发言人在一个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新闻发布会之前的演练应该会帮助他克服演说中的停顿。如果他实在是不想或是没时间演练的话，那么就会有人告诉他说他必须这样做。”
在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之前的会议上，福特被他的顾问们问的团团转。哈特曼说：“我们会为他准备各种最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们会提出许多尴尬的问题来观察总统是否可以即兴地回答它们。”福特认为问题大多会集中在经济政策上，因为自他上任以来这就是个很麻烦的问题。然而哈特曼却认为记者们最大的兴趣应该是总统将怎样处理尼克松的问题。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尽管有一些记者问到了经济问题，但是所有29个问题中就有8个是关于对前总统尼克松的判决问题。
海伦·托马斯首先问道：“如果必要的话，您是否会利用您的权力来宽恕他的行为？”在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他不停的摆弄着手里的提示卡片，似乎显得很紧张，最后他回答说：“在没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做出的任何许诺都将是不明智，不合时宜的。”回到总统办公室以后，他向他的顾问们询问这样的问题还会持续多久，他们回答说只要尼克松的问题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会终止。福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新闻媒体会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是我错了。”
8月30日，总统召集了哈特曼, 布臣和他的法律顾问约翰·马什。当他们到达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黑格也在那里。他像往常一样，用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们，他不打算起诉尼克松。在听到他的决定后，总统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那个古董钟表的滴答声了。过了一会，布臣说现在发表这样的声明似乎不合时宜。哈特曼指出，就在两天前，总统还说过在法律程序未履行完之前，他是不会做出任何决定的。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
总统的新闻秘书当时并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福特和布臣曾经讨论过到底要不要把此事告诉他，最后的决定是还是不告诉他为好。福特说：“如果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的话，当记者问到此事时，他就会左右为难，要么对媒体说谎，要么就说出实情。”
福特政府过渡时期的一名迈阿密律师班顿·别克被派到圣克莱门特与被尼克松保留的前助理司法部长赫伯特·米勒一起协商有关事宜。当考克斯报系的华盛顿地区总编辑戴维·克拉斯洛得知别克和米勒下榻在圣克莱门特的旅馆里时，他便问道这两个人是否是在对尼克松问题进行谈判。特豪斯特在与布臣商量以后，告诉克拉斯洛说米勒正在向别克移交前总统的文件和录音磁带。克拉斯洛接受了这样的解释，而且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有关文章。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9月7日，特豪斯特才得知此事。他立即开始准备关于此事的声明。他甚至还想到辞职。尽管他很生气，但是他还是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始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且他也不能昧着良心支持总统的行为。
在通常状况下，记者们拿到的都是油印的声明复件。但是特豪斯特认为这种方法会提高泄密的危险性。那天晚上他就从哈特曼，布臣，马什，和黑格那里得到批准制定了一个严密的安全计划。
星期六早晨6点，在一名情报局的特务看守下，两个秘书在白宫的地下室里复制四份文件。这四份文件分别是赦免声明，福特将要在电视上发表的关于此事的声明，司法部长威廉·塞克斯比宣布尼克松是那些录音带和文件的合法拥有者的声明，以及尼克松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录音带的使用权的声明。斯宾克斯和笛卡儿把这些文件的复印件拿到了特豪斯特的私人办公室，并把它们藏在了窗帘的后面。
在新闻发布室里，记者们猜测着这个即将发布的总统声明的内容，但是他们心理都十分清楚，答案都是千篇一律的“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们。”没人可以给他们丝毫的暗示。在总统办公室里，罗伯茨只准备了一架照相机。
特豪斯特在前一天晚上告诉他的家人他明天早晨6点就要开始工作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他把原因告诉了他的妻子，特豪斯特夫人问道：“那你想怎么做呢？”他回答说我会做完我应做的工作，然后辞职。凌晨三点半左右他在家中写完了辞职信，之后就睡了大概一个小时。他说：“这并不是一封长信，但是却很难写。”那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用白宫的信纸又重新写了一遍，把它放入了马尼拉信封里，然后用红色的墨水在信封上写道：“总统亲启。”后来当他得知尼克松对赦免他的结果毫无悔意时，就更坚定了他辞职的决心。他说：“只有当你承认做过坏事以后，宽仁之心才会起作用。”
他在辞职信中写道：“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将在今天正式提出辞职申请，但是，请相信，我的祝福将仍然伴随着您，总统先生。”
上午10点之前的几分钟，就在福特总统打算发表声明的一个多小时以前，特豪斯特来到了总统办公室。福特意识到他的这位老朋友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还问了他几个关于广播的技术问题。特豪斯特不得已打断他说：“总统先生，我有东西想让您看一下。”于是，他把信递给了总统。福特读完这封信以后，拉开了座椅，慢慢的走到玫瑰园的窗前，他说他很遗憾特豪斯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希望他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但是特豪斯特说：“这是他最后的决定。”福特就没有再勉强他，然后他们互相握手并且拥抱。趁福特接电话时，他走出了总统办公室。他是第一个因不满于总统的政策决定而提出辞职的新闻秘书。
在总统办公室里，福特坐在那张高背座椅上，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他意识到特豪斯特的辞职将给他的赦免计划蒙上一层阴影。他召见了前弗吉尼亚国会议员马什，并且让他去劝说特豪斯特收回辞职信，哪怕只是一天也好。
在特豪斯特回到新闻办公室的路上，马什找到了他，并且对他说：“杰瑞，你不能那样做，请再重新考虑一下吧……，哪怕你只要再当24小时的新闻秘书也行。” 特豪斯特答应他可以再考虑考虑，但是他又补充说：“杰克，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必须那样做。” 特豪斯特把马什交给他的辞职信放在了他的上衣胸袋里。
特豪斯特在发表完电视演说之后，便回到他的办公室里给福特写了一个简单的短信，上面说他已经决定在那天辞职了。他把这个短信附在了辞职信上，把它们一起装进了一个白色信封里，上面仍然写着“总统亲启”的字样。
因为福特总统的这一惊人举动，许多工作人员都错过了他们的午餐。下午的时候，特豪斯特就把他们都召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起吃三明治。当他们一起谈论这次事件时，特豪斯特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辞职信的复印件。副新闻秘书杰克·哈申的反应与马什一样，他劝特豪斯特不要那样做，但是特豪斯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还说他不会对此做任何公开的声明，他希望福特从匹兹堡发表完预约的演说以后，在星期一宣布他辞职的消息。
但是这种事情是无法保密的。《新闻周刊》驻白宫记者汤姆·德弗兰克曾经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工作人员因赦免事件而辞职。特豪斯特不愿欺骗这位记者，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于是这个消息就立即成为了这家杂志的独家报道，通讯社和广播电视网也报道了此事。特豪斯特对打电话来询问此事的记者说他是因为道德原因才辞职的，这个原因他已经跟总统说过了。负责处理此事的比尔·罗伯茨在告知总统之后得到的回复是：“我希望杰瑞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多么地难办。”在此之前，哈特曼曾气愤地骂道：“只有这种卑鄙的小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星期一上午，特豪斯特用了15到20分钟的时间清理完他的办公桌以后，就离开了。他又回到了《底特律新闻》做专栏作家，并且重新开始写他的那本“福特传”。
不出所料地，特豪斯特的辞职在星期一的各大报纸上成为仅次于赦免事件的新闻。评论家门认为特豪斯特的辞职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许多人甚至还把两年之后福特竞选连任失败的结局也归罪于此。或许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即使是在特豪斯特宣布辞职以前，白宫的电话记录显示反对赦免事件与赞成的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比1。
一些人对于特豪斯特辞职的原因感到怀疑。他们认为他辞职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赦免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被告知事情的真相，从而误导了记者。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福特也许会说：“他的辞职或许是这两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吧。” 特豪斯特后来说：“作为一个新闻秘书，我不想把我的时间都用在维护一件我十分反感的事情上。我确实误导了一些人，但那却是次要的。”他还说，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被告知真相的话，他会在声明发表之后，才提出辞职。
当时，白宫里的一些人认为特豪斯特觉得新闻秘书这个工作太繁重了，所以他一直在找藉口摆脱它。福特针对这些怀疑者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他，我是他的上司，我知道他这样做已经超出了他可以承受的道德底限。”
另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原因。海伦·托马斯认为：“特豪斯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衡量正直的标准……，并且建立了一个原则，即：我们可以对总统说‘不’，甚至辞掉白宫的工作。”但是继特豪斯特之后成为新闻秘书的哈申告诉记者说：“我不同意特豪斯特的做法，因为作为一个新闻秘书，我所要做的就是负责把总统的想法传达给新闻媒体，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另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则表达地更简洁，他告诉特豪斯特说：“没人会在意你的观点，人们想知道的只是总统的想法，你只是一个代言人而已。” 特豪斯特对此回答说：“我从来都没有在新闻媒体面前把自己凌驾于总统之上，我只是不希望做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总统需要立即找到一位新的代言人。哈特曼交给福特一个五人名单，他们分别是：《华盛顿邮报》的戴维·布劳德；《时代》的波尼·盎格鲁；比尔·罗伯茨，在成为特豪斯特的助手以前，他是福特任副总统时的副新闻秘书；五角大楼发言人杰瑞·弗瑞德汉姆；以及国家广播公司的让·纳森，无论担任副总统或总统时，他都一直支持福特。罗伯茨认为：“他们或许不会再从新闻工作人员中挑选新闻秘书，因为他们已经特豪斯特宠坏了。”福特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哈特曼说：“看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吧，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次冒险呢。” 哈特曼认为如果从白宫的新闻工作人员中再次挑选新闻秘书的话，就会使福特在白宫记者团面前失去威望，因为这会意味着他还没有摆脱特豪斯特的阴影。福特从那个名单中剔除了几个人，然后在剩余的名字上做了标记以示优先考虑。他让哈特曼去试探一下他们。盎格鲁拒绝了成为第一个女性新闻秘书的机会。她还拒绝了贝蒂?福特关于任命她为第一夫人代言人的邀请。
哈特曼打电话给纳森时，假装问道：“如果让他担任新闻秘书，他是否愿意。” 纳森用迫切的心情回答了哈特曼，表示他十分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福特喜欢纳森这个人。在就任总统两周以后，他曾经参加了纳森在家里举办的聚会，并且与这位记者的妻子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一起跳了很长时间的舞。福特让哈特曼去复查了一下，以确定“纳森是他唯一给予这个职位的人”。
9月24日，当哈特曼把纳森带到总统办公室时，总统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设像赦免尼克松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了，如果特豪斯特知道一切并且被人问及这样敏感的话题时，他会在他以前的同事面前感到尴尬或是妥协于他们吗？” 纳森回答说：“绝对不会的，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件事中潜在的矛盾，但是仍然会相信我们的判断。”最后，福特说：“我现在急需一个人不会在中途辞职的人。”
离开白宫以后，当被问起是否能够成为新闻秘书时，他回答说：“我还不清楚。”当他回到家以后，他接到了哈申的电话。他已经因为误导记者而得到了一个不顺利的开始。他应该跟他们说他还在考虑之中，任何决定都是由白宫发布的。他甚至到午夜时仍然在打电话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纳森的任命正式宣布几天以后，当他作为新闻秘书对记者们保证说他永远都不会故意欺骗白宫的记者团或是误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时，哈申居然在人群中听到有窃笑声。这位副新闻秘书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看来并不好，他以后要走的路看来会很艰难。”
纳森应该是第一个成为新闻秘书的非印刷媒体记者。杜鲁门时期的雷昂那德·雷恩斯克在还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之前就被驱逐出了白宫，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广播站工作过。看来，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伏特选择了一个与他的老朋友特豪斯特完全不同的人。特豪斯特是那样的沉着，明智，态度温和的人，而纳森则显得有些浮躁，罗嗦，傲慢自大。
纳森也是第一个在首都出生，并且在首都受教育的新闻秘书。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学就读一年以后，他因为迫不及待地想工作，就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马丁内斯堡的一家小广播站里当新闻广播员。纳森说：“我知道我必须得到学士学位，所以在工作之余，我还在谢菲尔德学院（在谢菲尔德镇附近，西维吉尼亚州）上学。”1954年，也就是在他20岁那年，他回到了华盛顿，并且成为在阿林顿的一家较大的广播站的广播员，然后在洛克威尔的一家郊区报纸工作了一年，后来又在华盛顿的合众国际社工作了六年。在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美国大学的兼职学生，后于1959年毕业。在国家广播公司工作期间，他曾经在越南战争中担任过记者，还在詹森执政时期担任驻白宫记者。
由于联邦政府公务员人数的逐年增长，新闻办公室里专业工作人员也达到17人。有五个人是总统亲点的。他们分别是：纳森，2名副秘书，6名助理新闻秘书。其他的包括：2名摄影师，2名电视顾问，3名助理，以及一名美国新闻署派驻白宫处理有关外国政策新闻的官员。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新闻办公室里的非专业工作人员增加到了56个。福特的参谋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下令要求把这个数字降低到45。4月份时，笛卡儿告诉一位记者说最多只能降到50了。私下里，助理新闻秘书对纳森说：“我认为如果有人深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其实您的团队与齐格勒的一样庞大。”
新闻秘书的行政职能已经比从前大大加强了。随着队伍的壮大，一些敏感的人事问题也浮出水面。
保罗·米尔提克是福特在众议院的新闻秘书，同时还兼任副总统。但是当尼克松的处境日益窘迫而关于福特的报道逐渐增多时，一些记者认为他不能再胜任这个工作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关于副总统麾下职员问题的文章指出：由于针对福特的报道越来越多，这位新闻秘书已经不能担负这个重任了。当新总统需要挑选一位新闻秘书时，他认为他的老助手虽然很勤奋，很有能力，但是却不能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当米尔提克得知他并没有得到这个工作机会的时候，他显得很沮丧。他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因为他的那个在明尼苏达州的妹妹已经告诉她的朋友说，他的哥哥将要成为总统的新闻秘书。后来当米尔提克得知他将继续留任助理时，他又显得很振奋。但是，在司法部的新闻主任的哈申成为副新闻秘书以后，米尔提克只得在街对面的旧行政大楼里工作了。
在纳森到来以后，米尔提克想要成为通信办公室的头，但是却从总统助理降为新闻秘书助理，帮助总统撰写一些演说稿或是准备记者招待会的有关事宜。1975年1月，纳森一直抱怨说保罗·米尔提克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而且有人建议让总统给他另找一个职位。2月份时，米尔提克接受了邮资费率委员会的任命离开了新闻办公室。
此外，还有约翰·麦克拉夫林和前华盛顿邮报记者肯·克劳森，他们都曾为尼克松工作过。特豪斯特说：“他们或许为艾尔·黑格工作，或许为共和党工作，或许是为别的什么人工作，但是他们……，与白宫新闻办公室扯上关系则是为了那份不菲的薪水。”在8月24日的备忘录中，他们两人都被列在了任期不明人员的名单上，用哈特曼那种不太正式的官方强调来说就是：“他们拒绝被辞退。”
9月4日，特豪斯特下令让麦克拉夫林辞职，并于9月30日生效，在特豪斯特离任的第二天，哈申说麦克拉夫林也准备离开，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9月30日那天，纳森在一份人事备忘录上写道：“在我的团队中，没有任何适合麦克拉夫林的位置，所以他必须尽快离开。”两天以后，麦克拉夫林同意在10月14日离开。后来他成为了一名非常著名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至于克劳森，纳森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这个上届政府的通讯办公室主任在不久的将来会离开。”黑格曾经告诉他，他或许可以在2月9号之前一直追随尼克松，或者在12月1日前继续留在白宫。10月7日，在与纳森商谈之后，克劳森同意放假一个月，然后在11月份正式提出辞职。
电视制片人希拉·维登弗德是贝蒂·福特的新闻秘书，她与纳森的关系很牢靠。在维登弗德使白宫东翼的新闻办公室也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以后，她们的关系就更近了一步。除此之外，她还增加了两名新的“成员”，一个是装在办公室里的扩音器，这样人们就不会匆忙的往返于两翼之间参加新闻发布会；另一个就是房间服务部，这会方便工作人员用餐。
尽管有149个人拿到了新闻发布会的文件复本，但是其他办公室的人却很难得知新闻发布会的有关内容，即使是总统的那些助理们，当然新闻办公室除外。令人担忧的是记者们可能会违反规定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利用他们所听到的来编写文章。纳森指出了这点，并且希望她可以派人参加他的新闻发布会。然而，维登弗德却没有听从纳森的指示，并且还开创了一个先例。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他认为希拉实在没必要再增加两个人。此外，他还补充道：“人越多，伤害也就越多。”他让参谋迪克·切尼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以反对维登弗德的要求，因为“当她的要求被不公正的驳回时，她就会变得格外的愤怒。”
1975年7月，在福特宣布官方记者招待会将会对他们关闭以后，白宫记者协会绕过维登弗德直接找到了总统的新闻秘书。他们要求纳森转交给总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海伦·托马斯抱怨说，如果真的采取这项措施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消息将会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三手资料，这显然是十分不合理的。纳森争辩说，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让记者们以宾客的身份参加各种正式的活动。他还说：“总统至少应该拥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没有记者打扰的情况下私下里与朋友聊聊天。”福特指示纳森安排一个记者团在一个实验基地召开招待会，规定不准携带录音机和笔记本，并且告诉记者们最好尊敬别人的隐私权。
脾气火暴的纳森与记者们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在总统那里，他却是个大红人。与内阁成员一起开会时，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白宫内部的记者”，记录着会议的各项内容，从过长的原棉问题到反托拉斯立法，以及将在第二天的会议文件中引用的冗长的例证。
纳森在对外政策上知之甚少。他参加的大多数会议都是跟国内政策有关。尽管已经符合了必须的安全条件，他还是很少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1974年11月， 纳森陪同福特总统进行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福特总统远东之行的最后一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他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签定了军备控制协定。会议结束后，基辛格对纳森说福特总统在与苏联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要比尼克松的表现强一些。在去机场的火车上，喝了一些伏特加以后，纳森把基辛格的话解释为：“给理查德·尼克松五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达成这个协议，而伏特总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搞定了此事。”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各大报纸把他的这个言论评价为“过分热情的”和“过度吹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国大使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打电报给切尼强烈建议福特总统致电尼克松，并且说明纳森的话只是代表他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总统本人。亨利·基辛格也建议纳森收回此前他所讲的话。福特说他很满意纳森的说法，但是几天以后他说：“我认为那是个草率的，并且过于单纯的说法，我的意思是那项协议的签定是这么多年来两国间互相磋商的最后结果。”这样的说法刚好符合基辛格对待记者的习惯，即：强调深层的背景问题，而不是归因于某个人。然而一些记者却曲解了国务卿的意思，认为福特总统似乎更愿意以这种方式来打击那个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对手。。在这些报道的逼迫下，基辛格以公务的名义赶往圣克莱门特向前任总统赔罪。纳森则说：“基辛格很善于利用新闻报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纳森很快就意识到他的那些言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只是在圣克莱门特。在1975年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以后，纳森的国家安全助手莱斯·詹卡告诉他说，他已经把美国进一步干涉越南的大门关闭了。纳森则并不认为河内会对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做的演说有什么反应。詹卡说：“哦，是的，北越人民可是听到了您在发布会上的演说了。”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北越外交部长黎德寿就曾经引用了齐格勒的一个经典回答。
1975年4月1日，当总统在加州的棕榈泉渡假时，纳森告诉记者们说，福特总统在那天早晨曾经提到政府正在进行南，北越之间的外交斡旋。国务卿基辛格在读到路透社关于这个声明的紧急报道以后，大叫道：“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然后他马上给他的副手，也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特·斯科克劳福特打电话问道：“难道罗纳德·纳森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纳森说在听到总统的讲话以后，他曾经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闻助理玛格丽特·文德亥核实过这个消息。而她却说她是被误解了。这使得纳森感到十分愤怒，他马上打电话给基辛格和斯科克劳福特，希望得到他们的批准再发表一篇声明。这位新闻秘书对记者说：“今天，我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误导了，因此，你们从我这儿得到的信息也是错误的。”
4月16日，据说纳森在一次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说基辛格可能会失去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尼克松时期的副新闻秘书，后来又被纳森委以相同职位的杰拉德·沃伦劝戒他说：“如果这话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于是纳森在新闻发布会上变得更加谨慎，只是说总统正在扩大他的智囊团。这个声明是由现任白宫参谋拉姆斯菲尔德批准的。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鲍伯·斯基弗问这是否意味着基辛格将失宠于白宫时，纳森肯定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上午，斯基弗就在广播上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在那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又否认了这个消息。午饭以后，斯基弗告诉纳森的助手路易斯·汤普森说，这个消息是纳森自己给他的。
第二天晚上，在国会演讲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嘿，亨利，谁会接替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 基辛格回答说：“我想可能是罗纳德·纳森。”可想而知，纳森当时是多么的尴尬。（事实上，福特确实在1975年11月解除了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多年以后，这位前总统说纳森在此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此事，他怎么可能走漏消息呢。）
4月11日，纳森将汤普森解雇了，因为他的重组任务已经结束了，而且他还告诉基辛格，关于走漏消息的事情也已经解决了。汤普森告诉《得梅因论坛报》说：“我是个替罪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是纳森走漏的消息。斯基弗告诉美联社说，他不能说出是谁走漏的消息，但他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汤普森。
尽管纳森确实怀疑汤普森走漏了消息，但是后来他又说；“我对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感到遗憾。”与此同时，关于纳森将被他的副手威廉·格林纳代替的谣言又传播开来。难怪演讲稿撰写人约翰·卡色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时间搞阴谋。”
白宫的阴谋一向就很多。即使是在纳森就职以前，哈特曼还想把新闻秘书纳入他的控制之下，他建议福特说：“总统先生，您最好告诉他，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应该对他进行一些指导。”福特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还提醒他说纳森与他的工作一样，都是负责撰写新闻稿件，但是哈特曼仍然在某中程度上监视着纳森。哈特曼由于没有成为白宫参谋而感到很失望，但是得到这个职位的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却对严密地监视着新闻秘书。
新闻办公室与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继续升温。1975年6月，在华盛顿的一名负责处理外国新闻的助理新闻秘书辞职了，他引用纳森的话说：“他这样一种低下的职位导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他进行任何有关外交工作的报道。”
纳森的总体策略就是只有在被问到问题时，他才会提供有关的信息。但是他说，他被问到的次数太少了，少得有些过分。他每天都带着200多页的演讲稿进入新闻发布室，上面都是一些准备好了答案的问题。他每天都要在他的办公室里与助手们一起演练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在发布会上被问到过。而问题中最多的却是有关前总统尼克松的。根据一项统计结果显示，在纳森担任新闻秘书之职的第一个月里，被问到的1074个问题中，就有477个是有关尼克松以及他的党徒的。8个月以后，他抱怨道：“在我上任的前6个月时间里，我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充斥着水门事件的遗留问题，那个时候，这儿简直就像是个疯人院。”在1975年6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指责记者们 “偏激的思维方式”和“盲目的，非理性的不信任态度”。
在与记者们进行了多次“交战”以后，这位新闻秘书被称为一个十足的说谎者，并且还被指控掩盖新闻事实。新闻撰稿人卡色利说：“纳森实在是没有必要与记者作对……是他自己给自己找来的这些麻烦。”一名记者在一次十分激烈的，持续了55分钟的会议结束后问道：“当你今天从这儿走出去的时候，是否预料到你会卷入这场混战？” 纳森大喊着回答道：“什么，你觉得我没有准备好……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是什么意思？”这位新闻秘书后来说他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
记者招待会的筹划也是在新闻办公室进行的。包括那个包含各种问题以及答案的新闻稿也是由新闻办公室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为了准备1975年11月26日的这次记者招待会，福特准备了一份长达78页的发言稿，那上面包括各种问题及其答案，新闻发布会内容的抄本，备忘录，总统声明，各个议题的概况。
1975年年末，纳森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总统访问中国期间，记者们抱怨道，这位新闻秘书经常缺席新闻发布会，而且表现也非常不好。有些人甚至说，他们还不如依靠中国方面提供的消息。卡色利说：“自从纳森称记者们为‘无知的自大狂’之后的几个月里，记者们对这位新闻秘书就已经不理不睬了。可是现在他们又都开始关注起他来。” 露·凯侬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说：“纳森最大的缺点就是他喜欢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的发动主观能动性，而事实上，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起到任何帮助的作用。”
但是纳森对此并不理睬，他还是照样我行我素。1976年，在选举结果公布的那个晚上，当纳森得知卡特获胜而福特落选时，他立即向白宫参谋迪克·切尼的办公室冲去，但是他却被告之切尼已经去了福特的住处。当纳森见到福特时，便知道他已经收到了这个坏消息。
11月22日，卡特与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见了面。对纳森来说，那是漫长而又伤感的一天，因为福特的离开也意味着他的离开。他几乎要崩溃了。两天以后，他第一次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因为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1977年，就在新任美国总统就职的那天，在他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美联社的弗朗西斯·莱文向他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还有什么事吗？”纳森站在演说台上犹豫了片刻以后回答说没有了。他原以为他们会祝他好运甚至为他鼓掌，但是台下却一片寂静。
后来，纳森继续担任《相互广播新闻》驻华盛顿地区主编，他还在一个贸易组织任公共关系部主任。
当被问到如果是他，而不是特豪斯特，因不赞成总统的决定而受到媒体的指责时，他回答说：“我不会像特豪斯特那样做的，因为那是他的决定，不管我是否同意，我的工作只是负责向媒体传达他这么做的理由。新闻秘书并不是一个政府官员，从许多方面来讲，它更像是一个信息传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