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里根总统与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商议裁减核武器时，白宫发言人拉里·斯宾克斯担心戈尔巴乔夫在媒体面前占了上风。
总统的发言稿当然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手笔，但却都是他的署名。演讲稿撰写人为他起草演说词，各级官员为他发布否决决议，外交官为他处理国际事务。而他们的意见也最终会被总统采纳。记者报道说，基于新闻秘书的权威，总统甚至可以对他的讲话内容一无所知。如果斯宾克斯没有在他的文集中对此事大肆渲染的话，那么这些发言稿就会载入史册，而不是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了。矛盾并不是出自新闻秘书对媒体的义务和他对国家利益和生命安全的责任之间，而是出自于他对媒体的义务和维护总统的形象之间。
斯宾克斯时期的新闻办公室与30年前海格蒂时期的相比，已大不一样了。保守一点估计的话，华盛顿的记者团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三倍。共有4500名记者可以出入白宫，还有1700百人拥有附有照片的通行证。
随着电视的普及，“新闻”已经变成了“媒体”，并且以华盛顿为中心。出版物大量采用分析性文章，并不只是一味的报道政府的各项声明。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启发下，新一代的记者们意识到他们不只是局外的观察者，而是事件的参与者。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的许多复杂问题需要以更多分析性的方法来解决。评论家认为社会中关于公正的旧秩序正在瓦解。
《时代》杂志的新闻媒体记者托马斯·格里菲斯写道：“专栏作家们需要尽可能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在卡特当政时期，鲍威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当他坐在办公室里向外望时，总能看见电视新闻记者们为晚间报道中的新闻而忙碌着，他知道他们都想尽力让美国人民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对于这些事情，我们都心知度明，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这些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单纯的知道而已。
针对这样的情况，里根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这些声明在他的支持者们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反对他的人则认为它们过于简单。为了寻找一位可以解释他的政策的发言人，他的助手们试探了多位新闻记者，并且公开宣布总统可能会有4位官方发言人，而不只是一位。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只任命了一位发言人，他就是在国会以及行政大楼的葡萄园里断断续续地工作了20年的前政府教师吉姆·布雷迪。
与皮埃尔·塞林格一样，布雷迪是一个乐观的，不被重视的局外人。他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时，是里根的竞争对手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的新闻秘书。当康纳利放弃竞选后，他便加入到了里根的竞选委员会中。里根的长期支持者，来自加州的莱恩·诺弗齐格是当时的新闻秘书，而布雷迪的头衔是公共事务研究主任。在竞选活动初期，里根引用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观点，称树木是引起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后来，当竞选委员会的飞机飞过路易斯安那州的森林大火时，布雷迪喊到：“树木是凶手，树木是凶手。”里根的高级助手们感觉十分难堪。他们还指责他向新闻媒体泄露消息，尽管记者们称并不是他泄露的消息。
里根在大选中获胜后，布雷迪被任命为过渡政府的发言人。但是里根集团的内部官员公开表示要寻找一位新闻秘书，并且拒绝提供给布雷迪需要的用来维持他正常工作的消息。由于不能回答记者们关于内阁选举进程的问题，这位临时发言人戏虐地说道，美国国内税局提出了一项新的规定，那就是“与我共进午餐的支出将不再被报销了，因为他们从我这儿得不到任何消息。”
布雷迪于1961年结束了他在南伊利诺斯大学的执教及攻读博士学位的生涯来到了华盛顿，起初，他作为一名下级助手为来自他家乡的共和党议员艾弗里特·德克森工作。在离开德克森以后，他为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一些行政官员工作，然后又转到国会任特拉华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鲍斯的行政助理。
现在，在他40岁的时候，布雷迪成了总统的新闻秘书，并且提出了对白宫新闻事务的改革方案。首先，他想要削减白宫记者团的人数，因为在1700多人当中，只有200多人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布雷迪发现，自卡特政府以来，在法院的庇护下，由于安全原因解除记者的信任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华盛顿地区法院于1977年规定，即使是特工处在涉及到安全问题时也要提供详细的原因并且“需要出具可供反驳的机会和布告，以及一份书面决议……因为对任何一个方案的否决都潜在地违反了第一修正法案。
由于裁员计划受阻，所以布雷迪试图进行另一项改革，即，为记者团建立一套穿衣服的制度。尤其是针对那些与电视有关的工作人员，据说曾经有一名这样的工作人员穿着体恤衫在总统办公室里问道：“您今天穿制服了吗？”布雷迪的一名助手说布雷迪的制服是介于白衬衫和体恤之间的一种衣服。由于摄影师等技术人员不可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操纵他们的机器，结果这次改革又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以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总是争着抢着站起来提问，而布雷迪则稍稍利用了一下“礼貌”的观念而使整个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他建议记者们在提出问题以前举手示意总统，再由总统指定人选。但是如果当总统指向某一个方向时，总有5，6个记者一齐站起来。总统手上有一份座次表，但是他仍然总是指错方向。有一次，当他叫到赫斯特报系的鲍伯·汤普森时，他正在家里看记者招待会的电视转播。在里根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布雷迪曾试图以抓阄的方式让记者提问，但是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提议，最后这位新闻秘书只得说：“我看我们还是以举手的方式提问吧。”
当布雷迪提议让里根总统每周都接见一个小型记者团时，白宫的内阁成员否决了这个提议。他们希望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经济方面的头版新闻，而不是总统对苏联的指责以及卡特时期的人质事件。据一名白宫助手说，内阁成员警告布雷迪不准再做这样的安排。没有人能解释布雷迪是怎样操作整个白宫内部的新闻事务的。
尽管布雷迪看起来并没有取得里根的信任，但是这位喜欢称自己为“熊”的新闻秘书却对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并且赢得了记者们的尊重。他同样对他的上司，也就是总统保持绝对的忠心。然而，另人难过的是，他的职业生涯被1981年3月30日的那次暗杀事件终止了。那天，当他和里根从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里出来时，被突然其来的子弹打中了，里根只是受了点轻伤，并且很快痊愈了，而布雷迪却因此而瘫痪了。事后，里根宣布“只要我还活着，布雷迪就永远都是白宫的新闻秘书。”
约瑟夫·斯比尔在研究总统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如果不是因为他过度劳累的话，布雷迪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白宫发言人。”这只“熊”反对里根的内阁成员限制新闻办公室的常规声明，并且特意派了一名高级助手去向他们解释。白宫的一位高级通信助手说：“布雷迪绝不是一个软弱的新闻秘书，他担心他的阵地……他一直都在不停的探索。”暗杀时间以后，他仍然没有停止工作。他与妻子萨拉一起成为全国限制枪支运动的领导者，并且促使国会通过了名为“布雷迪·比尔”的枪支注册条例。
在暗杀事件的那天中午，当时的副新闻秘书拉里·斯宾克斯在白宫的餐厅里与布雷迪一起吃午餐。他问布雷迪是想自己陪总统去希尔顿，还是让他的副手去。他回答说：“我想我自己会去的。”后来，斯宾克斯就接到了新闻助理戴维·普罗斯派瑞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有人开枪了，布雷迪被击中了，总统的情况我还不知道。”没过多久，他们就得知了总统的情况，他正被送往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斯宾克斯与其他白宫高级助理也向那个医院赶去。
在探视了里根和布雷迪的伤势以后，斯宾克斯返回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被大批的记者围住。由于过于拥挤，他建议记者们都到新闻发布室去。他告诉记者总统正在接受手术，而且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记者们仍然穷追不舍。
“美国军方是否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个我不太清楚……”
“副总统乔治·布什是否会暂时承担起总统的职责，或者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分工？”
“我对此不太清楚，这些事情我们还没有商议过……”
“那么现在由谁来负责国家的日常事务呢？如果总统仍处于昏迷状态的话，布什会成为代理总统吗？”
“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将由谁来决定副总统是否可以成为代理总统？”
“我不清楚这件事的细节问题。”
后来，由于斯宾克斯在“国难时的出色表现“使他赢得了国家政府通讯员协会的赞扬。
然而，坐在楼下的局势研究室里观看电视的亚历山大·黑格却因为斯宾克斯回答不出任何问题而感到十分懊恼。里根的那位脾气暴躁的国务卿已经召集了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到白宫的地下办公室里商议此事。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坐在长桌子一边的中间位置上主持会议。在桌子的另一边，黑格单独坐在另一边的尽头，与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之间隔了几张空椅子。温伯格与斯宾克斯一样，被问到了相同的问题，即，军方是否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黑格后面的那堵墙里有一台小型的彩色电视机。后来黑格说他注意到艾伦一直用一种惊愕的眼光盯着电视机，并且不停地在他的座椅里晃来晃去。在听完斯宾克斯的那些可以理解的回答以后，黑格说：“我们应该让他停止了。”然后他们两人就离开了地下办公室。一路飞奔到新闻办公室。而此时，斯宾克斯也收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到局势研究室里来。”当他来到新闻办公室的门口时，他被气喘吁吁的黑格搁到了一旁。
在地下办公室里，坐在艾伦左边的国内政策顾问马丁·安德森并没有注意到艾伦和黑格的离开。安德森记得有人问：“艾伦去哪了？”然后，就听见有人说；“哦，天那！他在那！”艾伦此刻正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告诉记者们，军方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布什正在从德克萨斯州赶回华盛顿的路上。然后，又有人问到现在谁是政府的负责人。他回答说：“先生们，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以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这样的顺序来讲，当总统认为有必要转交权利时，他会那样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那样做。在副总统回来之前，将暂时由我控制这里的情况。如果出现任何情况，我会和副总统一起商议解决。
当地下办公室里的人听到“由我控制这里的情况”时，有人说：“那绝对是个错误。”参加这次会议的总统秘书海伦·文·戴特姆觉得在听到艾伦的话以后，温伯格看起来好象很吃惊的样子。
黑格回到地下办公室以后，温伯格对他说这是个错误的举动。但是他却说他是在核实过宪法以后才这么做的。
起初，宪法规定国务卿是排在总统和副总统之后的，但是国会在60年代中期时把参、众两院的议长排在了国务卿之前。但是，在军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之下，国防部长是被排在副总统之后的。温伯格认为黑格利用了过时的法律条文。黑格后来说，他在此事上“用词不当”，但是他只是想表明他现在是内阁高级官员。白宫参谋詹姆斯·贝克说，他曾经告诉过黑格，如果出现任何情况而需要采取行动时，他就是那个可以代表白宫说话的人。
当斯宾克斯在局势研究室里与那些高级官员商议之后，他就被告之在副总统回来以后，他需要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将由谁来代替受伤的布雷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诺夫齐格此刻正在医院里，但是贝克让斯宾克斯来接替这个职务。诺夫齐格则对贝克说他根本就不想担任这个职务。斯宾克斯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破布雷迪已经死了的谣言。斯宾克斯暂时还不想搬进布雷迪的办公室，因为那会让他觉得不舒服，所以他还是在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工作。两个月以后，贝克告诉斯宾克斯说他可以搬到布雷迪的办公室了，因为布雷迪已经无法再回来工作了。总统下令说，他不能担任新闻秘书之职，但是他可以成为首席副新闻秘书。事实上，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从那以后，他就突然成为了总统的发言人。
这位实质上的“新闻秘书”，时年41岁，在密西西比州的梅里戈尔德长大。他为当地的中学报纸写文章，而且还是克里夫兰的周报在梅里戈尔德的兼职通讯员。
在密西西比大学上学期间，他是《孟菲斯商业呼声报》的校园通讯员。在暑假期间，他为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驻孟斐斯办事处工作，他还为杰克逊（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的StatesTimes工作。在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离开了学校，开始投入到一系列的工作当中。他为密西西比的周报写社论，并且兼职卖一些办公用品。
当时的SPEAKES还是镇民防系统的一个官员。他利用空余的时间在《孟菲斯商业呼声报》做兼职通讯员，还在一家镇音乐电视台做广播员，每天播报两次新闻。1968年，他作为民主党人詹姆斯·易斯兰德的新闻秘书来到了华盛顿。
他以前曾经来过一次华盛顿，那是高中时候的事了。当时他与同学们一起参观了资深参议员易斯兰德的办公室，并且还在这位参议员的会客室里坐了一会，就在那个地方，斯宾克斯决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采访这位议员。现在，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但是没过多久，他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有一天，他要成为白宫的新闻秘书。
在肯·克劳森的帮助下，斯宾克斯开始准备实现他的这个目标了。克劳森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期间深得易斯兰德的喜爱。现在，作为尼克松的通信办公室主任，克劳森给斯宾克斯谋得了一份下级新闻助理的工作，并且在旧行政办公大楼的角落里给他配备了一间办公室。几个月以后，他成为波士顿律师詹姆斯·辛克莱尔的新闻秘书，在水门事件时期，辛克莱尔和斯宾克斯对尼克松报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那些录音带曝光以后，辛克莱尔意识到总统欺骗了他。斯宾克斯在他的文集中写道，当尼克松离开白宫时，他就发誓绝不为他不信任的人工作。
当特豪斯特成为福特的新闻秘书时，他让斯宾克斯担任新闻助理的职务。当初那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高中男生终于在白宫里拥有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斯宾克斯为福特的竞选伙伴，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杜尔工作。在1980年的竞选中，他以兼职的形式，在福特和里根的竞选委员会之间担任联络员的角色。在竞选期间，他成为华盛顿一家名为“希尔和诺顿”的公共关系公司的副总裁。在里根获胜以后，他成为过渡政府的一员。
当布雷迪被任命为新闻秘书时，他对斯宾克斯说想让他担任副新闻秘书之职。斯宾克斯心想：“上帝啊！我又回到白宫了。”
尽管布雷迪的受伤事件把斯宾克斯推倒了新闻秘书的职位上，但是通信办公室主任戴维·哲根却要与他一起分担这个职务。斯宾克斯每周的一，三，五当值，哲根则在每周的二，四当值。由于他并不擅长回答问题，所以在1982年年初，贝克决定让斯宾克斯全权负责新闻发布会的事情，而让哲根退居幕后。后来，考虑到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斯宾克斯拒绝了贝克的提议。无论是在级别上，还是在薪金标准上，斯宾克斯都屈居于哲根之下，所以他一直不懈地为升职而努力，终于，在1983年8月，他被提升为总统的首席助理。当哲根于1984年离开白宫去哈佛大学教书以后，新闻办公室就赢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斯宾克斯把他的办公室用密西西比三角洲带来的原始艺术品和梅里戈尔德的手工壁画来装饰。他态度和气地对记者们说：“告诉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他还把他家里的电话列入了白宫的电话薄里。一名记者在1982年时为斯宾克斯写了一篇小自传，这篇自传表明他在白宫记者团中的口碑极好。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提供的消息都是毫无新闻价值的。华盛顿邮报的露·凯侬在1983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拉里的能力被低估了，事实上，他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而且他还很诚实。”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凯侬在评价里根政府时，他直截了当的写道，白宫记者团根本就不信任斯宾克斯。
与所有总统的新闻秘书一样，斯宾客司的工作很艰巨。他每天早上都要听华盛顿WETA报道的新闻。在看华盛顿邮报的同时，他还要准备一张黄色的纸，在不同的标题下把各种新闻分类，这些标题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那些记录下来的文章是他认为可能被提问的内容。7点30分到达白宫以后，他还要看一下《纽约时报》和白宫的新闻摘要。然后在召开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之前，参加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接下来，他会与总统商议一些事情，在局势研究室里看国外发来的电报，或者还会去参加内阁会议。然后在11点30左右回到他的办公室，准备他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
在哲根离开四天以后，被人们称之为“今日要闻”的会议被纳入到例行公事中来。这个会议在每天早晨由白宫副参谋兼首席形象设计迈克尔·迪弗主持。这位总统助理的工作就是决定哪些会议可以向记者公开，哪些不可以。
然而，记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办事原则，而且他们也很少遵守白宫的规定。1982年2月，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来访。这次访问的最大新闻是有关苏联向古巴运送了一批苏联制造的米格23战斗机。在总统办公室进行拍照的时间里，美国广播公司的山姆·多纳德森问到了这个问题。斯宾克斯曾下令不准任何记者在有外国元首出席的会议上提出问题，而且还威胁说将取消拍照期间里的一切问题。但这似乎并没有起作用，也许是因为里根似乎很喜欢与记者们周旋。
当里根与国会议员们一起出现在新闻发布室里宣布关于MX导弹的妥协方案时，记者们被要求只准提问相关的问题。当新闻媒体被允许进入总统办公室参加即兴的记者招待会时，斯宾克斯警告说：“是你们把这个机会毁了，我保证这种事情将再也不会发生了……”斯宾克斯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温和，但是却让人感到不安。
1982年10月12日，斯宾克斯在新闻发布室里对记者们说：“你们不用告诉我们该怎样发布新闻，而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们该怎样报道新闻。”这番话引起了记者们的愤怒，而斯宾克斯却很得意于他的这番话。
由于越来越多的新闻是由电视的形式来报道的，所以在一次会议上，一名新闻助理让各大报纸和广播公司的记者们往后站，这样就可以为电视新闻记者让出前面的地方。而且只有他们可以得到提问的机会。
在里根上任的第一年里，他的记者招待会通常是被安排在下午举行。为了给记者们一些时间来研究他的那些不好琢磨的声明，助理们决定把记者招待会安排在晚上举行。他在1982年3也31日召开的那次记者招待会被认为是他担任总统以来最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
在斯宾克斯任新闻秘书的初期，他都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早间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在新闻发布室召开中午的另一次发布会。后来，在重新装修了新闻发布室以后，他就把召开早间新闻发布会的地点改在了新闻发布室。一位名叫詹姆斯·迪肯的记者说，现在，当总统的新闻秘书发表声明时，记者们都要像绅士和小姐一样，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因为新闻发布室里的座位上都写有各个新闻机构的名称。新闻发布室的重新装修以及新闻总部的地板维修一共花去了166，000美圆。
新闻办公室每周都要与电视联播节目商量由哪些政府官员接受星期日的采访节目。斯宾克斯说：“这并不是由白宫指定的，而是由双方共同商议决定的。”但是他承认曾经阻挠过内阁成员出现在节目中，因为“节目中的话题并不是我们想要谈及的。”
斯宾克斯仍然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之外，如：星期一午餐会议。1982年年2月在戴维营召开的战略会议，以及在隔街的布莱尔大厦里召开的通信助理的常规会议。
1983年10月24日，斯宾克斯获得信息的渠道问题突然变得严重了。哥伦比亚公司的比尔·普兰特得到一条可靠的消息，说美国计划入侵格林纳达，那个地方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起义。普兰特对此有些怀疑，他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打算从加勒比岛上疏散一组美国医学学生所引起的误会。当他就此事问斯宾克斯时，这位新闻秘书命令他的外交事物代表鲍伯·斯密斯与副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恩戴克斯德核实一下此事。波恩戴克斯德对斯密斯说这是无稽之谈。
斯宾克斯把波恩戴克斯德转告给斯密斯的话告诉了普兰特。普兰特又把这些话转告了他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同事，于是他们就没有报道此事。但是12个小时以后，美国的海，陆军开始入侵格林纳达。从那时起，一旦斯宾克斯从波恩戴克斯德得到任何消息，他都以波恩戴克斯德的名字传达下去。但是大多数的记者们还是认为这是斯宾克斯的过错。
里根在几个月的康复治疗之后，来到了位于马里兰东海岸的黑水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此时，白宫刚刚任命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律师安·波福特为环境问题顾问委员会的一员。这个委员会倒是不值得一提，但是波福特的背景却很有看头。首先，作为科罗拉多州的一名立法者，她曾经尖锐的批评过环境保护局。其次，里根曾经指定她为这个她所轻视的环境保护局的局长。再次，她因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强烈批评而辞职。当里根在听完一个有关老鹰的演讲之后，记者们开始针对这个新任命的影响提出问题。斯宾克斯急忙命令关闭所有电视上的灯。由于他们撤离的速度不够快，斯宾克斯只得张开手臂挡住摄影机的镜头。里根说：“我的保镖不准我讲话。”但是记者们仍然穷追不舍，于是，这位一向和气的总统还是说话了：“我不认为这个任命会产生什么坏的影响。”然后，所有的灯就突然都灭了。这整个过程都在电视上直播了，包括那双张开的手，里根的回答，以及后来的一片黑暗。这并不是白宫形象设计师们想要的效果。南希·里根对此尤其感到气愤。
然而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了一次。在里根成功地接受了结肠癌手术十天之后，在他的鼻子上又长了一个皮肤瘤。里根夫人担心新闻媒体会把这个小病与比较严重的结肠癌相混淆，所以她一直试图保密此事。但是在里根参加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记者们注意到了他鼻子上的伤疤。在第一夫人的指示下，斯宾克斯对记者们说这是由于手术造成的。当有记者问那是否是检验癌症的测试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那只是个例行检查，如果你们的脸上少了什么东西的话，也会那样做的。”在记者的逼问下，斯宾克斯不得不承认那确实是个活组织切片检查。
后来，斯宾克斯给里根夫人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否则情况会更糟。”他建议公开发表声明，指出总统确实得了早期皮肤癌，但是与结肠癌没有关系，而且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治疗。第一夫人对此种说法并不满意。她建议在声明中说，被感染的组织已经交到医院进行传染病方面的研究了，而且总统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治疗。这项声明是以“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的署名发表的，而不是以斯宾克斯的名字发表。
当里根从戴维营回来的那天，也就是星期一，他开始重新接管政府事务。他邀请了6名记者到他的办公室，当其中的一名记者问到鼻子的问题时，他说那是一个无害的基细胞肿瘤，已经被切除了。第二天，在新闻发布室里，记者们都在质问斯宾克斯是否对他们说了谎。海伦·托马斯则一针见血：“或许是因为遗漏的缘故，你的发言中有个很大的漏洞。”里根夫人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应该让拉里那么做。”
里根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在召开记者招待会之前都要做一番演练。演练是在总统的家庭剧院里进行的，因为有许多的白宫助手认为他们的出席至关重要，所以演练场地就显得异常拥挤。曾经有一次，斯宾克斯对记者说，他们的问题会使总统立刻精神起来，并且会随时接受新闻媒体的挑战。
1986年11月19日，当里根被问到关于向伊朗输送武器的问题时，他有些底气不足。在里根的两次演练过程中，就有人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每次他都说不，波恩戴克斯德只得一遍一遍的纠正。政府官员已经承认以色列向伊朗输送武器。为了让伊朗方面尽快释放人质，美国许诺帮助以色列扩充军备。尽管如此，当比尔·普兰特问到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武器输送问题时，里根回答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都不能允许武器输送事件的出现。”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宾克斯和，波恩戴克斯德已经准备好针对总统刚才的发言做一番澄清，即，还有一个第三国也参与了此事。之后，尴尬的里根证实了澄清过的声明。
关于武器输送事件的日期和其他细节问题，斯宾克斯对此完全不知情。他说他需要跟这件事有关的消息，以便他能掌握真实的情况，并且不把它们泄露给记者。此时已晋升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波恩戴克斯德却否决了他的提议。一名助理说这一定会使斯宾克斯大受打击。记者招待会之后的第五天，这个交易就以“反伊朗事件”的名目而被曝光，这笔交易中的收益被用来资助反尼加拉瓜左翼政府的斗争中。
斯宾克斯于1987年1月末离开白宫。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告别演说上，他强烈要求白宫遵守对新闻媒体公开一切事实的原则。
他说：“我们不要再写那些用于电视采访的‘剧本’了，也不要为了播报晚间新闻而刻意地去制造一些事件，让新闻成为真正的新闻……如果政府想要以戏剧性的方式来传递新闻的话，那么当电视以连环漫画的形式报道新闻时，请不要责怪它。”
1988年，当他的白宫回忆录出版以后，他以前说过的那些话就显得很虚伪。因为他的回忆录揭露了他曾经两次伪造了总统的声明，第一次是在日内瓦城，第二次是在苏联飞机击落了一架朝鲜喷气式客机之后。在这次事故中，共有269人丧生。斯宾克斯把对此事的评论归于里根的名下，而实际上，这些评论是由继黑格成为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所做的。
斯宾克斯的欺骗行为被揭露了以后，他的继任者马林·费兹沃特把他的行为称为“无耻的暴行。”里根说他并不知道这些声明是伪造的，而且他不喜欢看这些无聊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