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在水门事件中的表现另人印象深刻。他称这次事件为不入流的盗窃行为，然而就在十个月以后他又不得不否认了这一说法。当被问及是否参与了这次拙劣的事件时，他曾经29次拒绝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他还把国会的弹劾听证会比喻为“非法法庭。”
在尼克松时期，新闻秘书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的。一位记者曾经说过皮埃尔·塞林格的最大特点是笑里藏刀，齐格勒却并能做到他那样圆滑。他是水门事件调查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但是，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进入白宫以后，他可以很快地掌握记者们的意图，并且成为各大报纸的风云人物。当时有很多文章都把他描述成一个拥有少年般迷人微笑的新闻秘书。
1939年，这个声音沙哑，头发黑亮的年轻人生于肯塔基州的俄亥俄河镇。在迪克西（Dixie）高中时他是一名跑步健将，后来和他最喜欢的拉拉队队长结了婚，并且赢得了辛辛那提的泽维尔大学的足球奖学金。后来，由于他的父亲得到了升职的机会，被麦格那斯金属（Magnus Metal ）公司派到洛杉矶工作，他也就跟着来到了西部。在南加州大学上学时，他曾经通过组织新闻媒体报道南加州大学小姐选拔大赛而初次接触到公共关系这一领域。而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时期，当两位候选人——民主党的肯尼迪和共和党的尼克松——进行校园巡回演讲时，他又得到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他利用三个暑假的时间在迪斯尼乐园里驾驶“丛林巡游艇”，每天要来回33次，同时，他还告诫乘客说：“岸上的土著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你们。”
当他以市场营销学这个专业从南加州大学毕业以后，他被普劳科特盖博（Procter and Gamble）公司录用，并且在销售部任职，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三周以后，他得到了一个为共和党的新闻部门工作的机会，并且在萨克拉曼多的州议会大厦里拥有一个办公室。齐格勒回忆说：“普劳科特盖博的每个人都无法相信我的做法，但事实上我确实那样做了，而且成为改变我人生的转折点。”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后来，齐格勒在洛杉矶成为共和党的新闻协调人。他的顶头上司是原来一家报社的主编赫伯·克雷恩（Herb Klein），他们在南加州大学时就已经认识了。
在尼克松惨败的1962年大选中，齐格勒还是个下级助手，只负责一些分发新闻稿等打杂性质的工作。大选结束后，他在 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洛杉矶办事处为竞选活动主管海德曼工作，他负责迪斯尼乐园和水上世界的帐目管理。当海德曼在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被调走以后，他让齐格勒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对外发言人，不过是在克雷恩的监督下。尼克松后来回忆说：“齐格勒是一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人，但却不是一个出色的筹划者。”
大选过后不久，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告诉记者说，总统不再依照传统习惯设置新闻秘书这个职位。因为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统的他认为海格蒂作为一个新闻秘书过多的干预了行政工作。他认为自己就可以担任新闻秘书。齐格勒最初被称为“总统助理”或是“发言人”但是在后来的就职典礼上，他还是被称为新闻秘书。他拥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并且每天都要做一些简短的声明。而克雷恩则被派到新成立的通讯办公室任主管。
克雷恩说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往来，与那些不在华盛顿的新闻机构打交道，他是一个总发言人，尤其是在电视上。就像厄尔利和塞林格一样，他总是随自己的心意任命官员，而且都是各信息部门的高层职位。舆论则认为实际上他是暗升明降，而且早已被踢出了决策层。后来克雷恩逐渐在白宫中失去了地位并于1973年年初提出辞职。
齐格勒是个很机灵并且迷人的新闻发言人，他很懂得怎样与记者周旋。但是他缺少新闻工作者的经验，所以他又任命杰拉德·沃伦为他的助手，沃伦是圣地亚哥联盟的助理编辑，他们是在竞选活动的行程中认识的。沃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齐格勒的发言挖掘新闻素材。他的办公室就设在新闻发布厅的外面，而且门总是开着的，齐格勒办公室的门却总是关着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说：“他是个有耐心并且很热情的人，尽管他的话并不多。”
齐格勒在他的办公室里铺着深品蓝色地毯，并且有沙发，舒服的座椅，书架，还有一个带银质接收器的电话。此外，他还拥有一部可视电话，他可以通过这部机器打电话给亨利·基辛格这些人，并且可以看见与他通话的人。记者们之所以要追踪他是因为他可以接近总统。但是记者们对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很在意。“齐格勒主义”和“对齐格勒说”已经成为了新闻界的专有词汇，而且后来还成为水门事件中“障碍”的同义词。他常说：“我会对真实的事件保持绝对的忠诚。”当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与约翰逊时期的乔治·利迪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喜欢研究他的桌面或是记者的鞋子一样，他也会有一些小动作，那就是他经常会缩拢着嘴唇拼命地吸着香烟。有一次，由于淋浴出现了故障，水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他愤恨的骂道：“天啊！这跟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差不多！”
新政府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上的最初几个举措之一就是试图把新闻组织从白宫中清除出去。第一个计划就是把原来的行政大楼第一层里的新闻办公室通过地道与白宫西翼连接起来。白宫新闻组织的主管，合众国际社的马里曼·史密斯说他的同事们对这一举措感到十分的愤慨。当齐格勒极不情愿的递交给史密斯关于在面向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草地上建立一个新闻办公室的建议书时，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手觉得这个建议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还提出齐格勒最好与艺术品收藏委员会协商一下。而委员会的威廉·沃尔顿则说他们是绝对不会批准这样“胡闹的行为”的。新闻办公室就设在尼克松用来接待访问者的休息室旁边，他对周围吵闹的环境十分不满。所以他就下达了一项命令，把所有的新闻工作者全部转移到白宫西翼。这个地方有一个游泳池和桑拿浴设施，三个按摩室，几个狗窝，以及一个花房，这些都是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设施。后来尼克松总统曾经带着史密斯和其他两个工作人员来参观此地。海德曼在日记中写道：“这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只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有待解决罢了。”
1973年4月2日，这个耗资50万美圆的新闻总部正式成立。他取代了罗斯福时期的9个小办公室和23张办公桌，现在他们拥有40张写字台，几个用玻璃搭建的办公室，以及12个广播室。在这些地方与新闻办公室之间有一个新闻发布室，在那里新闻发言人可以站在一个讲台上发表演说，记者们则再也不用围在他的办公桌前提问了。这个办公室中有四张米色的沙发，许多伊丽莎白时期的直背式靠椅，并且装饰着淡黄色猎号状灯。此外，室内还配备了音乐播放设备。一位学者曾经写道：“这就像是一个装饰华丽的高级太平间。”尼克松曾经想把这个房间命名为“马里曼·史密斯新闻休息室”，但是这个名字并没有被沿用下来。将来或许会有些变化，但是至少是在五个新政府执政以后。
很多新闻工作者对于搬入新居并没有太多的不满，只是对于失去了那个十分有利的“战略通道”感到有些惋惜，因为那个“通道”可以很方便的获取总统及其来访者的消息。后来，在福特担任总统时期，记者们仍然守侯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等待着总统的接见，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后来也被禁止了，因为一些官员抱怨说这些记者经常采访或是偷听他们以及他们的访客。
在新总统刚刚就职以后，一场“**”总统的好戏就上演了。因为尼克松总统是个很不善言辞的人。在上任五天以后，白宫总参谋长海德曼指示演讲稿撰写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记录下总统在与立法者的会议中任何不恰当或是不正常的言辞。四天以后，不出海德曼所料，总统便要求把所有每日新闻摘要中言辞最辛辣尖锐的报道拿给他看。
在尼克松上任第一年的7月份，他让齐格勒告诉专栏作家们，“总统现在是戴维营球戏俱乐部的常客，他的平均成绩为130分到140分，最好成绩可以达到204分。”
1969年，海德曼召开多次会议与克雷恩和齐格勒一起讨论如何改进总统的风格与形象问题。
据说，总统要求这种搜集逸事的官员参加每一个他在场的会议。然后这个“官员”就会立即把这些他搜罗到的各种消息递交给齐格勒或是沃伦，再由他们告诉记者。通常在这些报道中会包含搜集逸事的官员是怎样把消息透漏给记者的，如：在第二天与记者午餐时不小心透漏了消息。演讲稿撰写人威廉·塞泰尔作为一名出色的逸事搜集者，经常被邀请出席内阁会议和一些重大的活动。直到1973年年初，他离开白宫以后，这个计划才停止。齐格勒对这个计划越来越感到反感。海德曼则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这个计划是否值得继续做下去。
事实上，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帕特·布坎南曾经说新闻界报道的每一个花边新闻可能就与“**”总统有关。齐格勒告诉布坎南说那些传递给新闻办公室的总统逸事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尼克松是个多么有趣的人，而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助手们为了改变他的形象而做出的努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鲍伯·皮尔鲍特说：“在白宫的广播室里一共有22位设计师为白宫的全体官员设计形象。他在《华尔街》中写道：“这个**总统的计划并未起任何的作用，尼克松根本就不是一个幽默轻松的人……”
齐格勒以及他的下属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反对海德曼对新闻媒体的操纵了。齐格勒说：“我们已经好多次都拒绝了上面传达下来的指示。”
为了得到那些公开反对他的记者的名单，尼克松指示他的得力助手约翰·厄里克曼不要去理会齐格勒和克雷恩的反对。他还下令不准白宫的任何一位官员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交谈，他说：“尽管齐格勒和克雷恩会反对，但是我还是会这样做的。”由于《邮报》的一位编辑曾经得罪了他，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华盛顿邮报》仍然被排除在外。
当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杰瑞尔指责白宫在学校内部废除种族歧视的低调处理时，齐格勒告诫海德曼说不要认为杰瑞尔的观点代表了整个新闻界的态度，这其中的深层含义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齐格勒拒绝了尼克松总统关于要缩短拍照时间的建议。还反对布坎南提出的关于在记者招待会举办前几个小时才通知记者的建议。
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副总统阿格纽因发表了一次针对媒体的演说。他说新闻媒体应该具备的那种单纯的中立性质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后来，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阿格纽因所说的都是代表他自己的观点，而且总统也不会在这点上限制他。然而，他却在背后刻意颠倒阿格纽因的用意。他对海德曼说：“他的演说在语气上是防御性的，消极的，但却充满了看似合理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甚至可以用来反对整个政府以及总统本人。”他还说一个虽然有思想性，但却不具备煽动性和敌对性的演说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它并不是最根本的。他认为如果在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关系的话，则必将带来双赢的结果，并且应本着对事实负责的精神来服务于人民。海德曼说阿格纽因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是不会理会齐格勒或是克雷恩的。
霍夫·西尼在他的专栏中称尼克松在可信性方面存在问题，这主要是由他在言语上的疏忽和傲慢自大的态度引起的。这使得海德曼感到很焦虑。齐格勒对此回复道：“西尼先生是一个非常敏感，尖锐的人，而且我认为每一位白宫工作人员在读过西尼先生的文章以后都会对他刮目相看。也许我们稍微转变一下态度就会在将来消除这种诋毁总统的行为。”
这个190磅，6英尺高，并且被特务机关称为“捕鲸船”的新闻秘书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绝对地忠诚于尼克松总统。当总统想要撤掉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政府资助的命令遭到反对时，他说：“这样的怨言与美国人民所期望的生活背道而驰。”此外，他工作非常勤奋，可能比那些诋毁他的人更勤奋。杰瑞·沃伦说：“在新闻办公室工作比在任何一家报纸工作都要苛刻。每天早晨六点半，他都要从他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家中出发，跳进他从白宫车辆调配场得到的那辆黑色克莱斯勒纽约人汽车，并且读各种各样的报纸，有《华盛顿邮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总统的新闻摘要。他在汽车里看报纸，在办公室里看大约40页油印的新闻摘要，还要在一个黄色的便笺簿上做记录。他在八点十五分时参加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然后开始打电话给内阁成员和白宫的专家们，或者是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核对一些事情。他在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常都会穿兰色的套装和彩色的衬衫——这与死板的海德曼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白色衬衫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职责就是直接代表总统发言，而且我们必须保证可信性和正确性。但是很显然，在水门事件中，我们由于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失去了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政府。”
甚至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前，许多记者就已经注意到了齐格勒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用了很多诸如：“据我所知，”或者“我不会回答那个问题。”的话语。一个通讯社记者曾经说：“我并不指望从他那里能够得到什么，所以我没有失望。”另一个记者说：“考虑到他曾经做过广告，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也会让他来做我的新闻秘书。”
除了新闻记者以外，齐格勒对停车位一事也很在意。当比尔·劳伦斯先后为《纽约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工作时，他在西行政大街上拥有一个停车位，距新闻发布室只有几步之遥，这是出于对他的健康的考虑。当劳伦斯离开以后，美国广播公司把这个车位留给了健康状况良好的汤姆·杰瑞尔。哥伦比亚公司的皮尔鲍特和国家广播公司的理查德·瓦勒瑞尼只能把车停在较远的地方。对此，他们感到十分不满，并且要求拥有一样的待遇。当新闻秘书得知此事后，并不十分在意，而且，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
尼克松在他的文集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新闻媒体的态度：
“我知道，作为总统，我与新闻媒体之间最好是能够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虽然这并不容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工作者，电视新闻工作者，新闻事业主管，专栏作家以及新闻决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自由主义者，而我却不是……所以我把那些新闻媒体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多数人看作是我的对手。”
这样的一种观点反映了他对媒体的那种极端敏感的态度。当他在1969年8月访问马尼拉时，新闻记者对他的表现给予的评价是：“虽然友好，但却过于拘束，”不如1966年约翰逊访问时那样热情。尼克松后来对齐格勒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故意设下的陷阱，目的是想要羞辱他。
还有一次，海德曼让齐格勒比较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总统封面照片，并且认为美联社的编辑也想故意“整我们”。
白宫参谋长一直坚持让新闻记者参与空军一号的每一次行程，而且，尼克松也亲自批准了大约80位记者跟随他在中国的访问。在临行三个星期以前，海德曼告诉齐格勒说，在总统对随行人员的名单做最后的核实以前，不要把总统的行程透漏给任何新闻媒体。这个名单中排除了《波士顿环球时报》和《今日新闻》，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对白宫大加指责。《华盛顿邮报》则不顾总统的反对仍然参加了这次访问活动。齐格勒说，其他的报纸得以通过主要是因为他们以前并没有经常地大肆批评白宫政府或是总统本人。
尼克松在佛罗里达州的基比斯坎渡假的一个月期间，一直都很担心齐格勒是否编出了有关他多么勤奋工作的文章以做掩饰。海德曼把总统的焦虑写在了日记中，并且把它转告给了新闻秘书，但他还是不断地抱怨说报道的力度不够。他曾经核查了齐格勒一个月内的所有新闻演说稿，却只在一次演说稿中发现了赞美总统勤奋工作的暗示性言辞。约翰·厄里克曼说，事实上，总统在基比斯坎时很少讨论国家大事，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和他的朋友叙旧了。
尼克松在他就职后的22个月里一共召开了17次记者招待会，而上一届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则在同样的时间内召开了46次记者招待会。当一位记者问及原因时，他说：“我只是在公共利益出现时才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这不是仅仅出于我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新闻媒体的……我不惧怕他们，就像他们不惧怕我一样。”专业新闻机构希格马德尔他奇（ Sigma Delta Chi）的一个委员说：“尼克松的记者招待会对激发公众义务的信心起不到一点作用。”
当《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个批评白宫的记者招待会的专栏时，齐格勒接到指示，要求他把这个专栏在新闻发布室里贴出来，然后观察一下媒体的反映。但他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大多数的讨论都是围绕在是谁在新闻发布室里张贴了这篇文章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1970年年末，随着尼克松在新闻媒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大大减弱，他不得不求助于记者协会来改善他的记者招待会。它的回答切中要害，那就是：“增加举办次数。”但是，在整个1971年，他也只是召开了9次而已，而前25年里的任何一位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平均次数为24到36次。
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召开了一系列关于运用电视手段，而不是白宫的新闻组织，来提高总统的形象。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同意与4位广播电视网的记者进行一个对话节目，因为他以前曾经做过一次这样的节目，这似乎与约翰逊曾经做过的节目有些相似。有人建议总统在他自己选的这四个问题上各花十分钟，然后再留下20分钟各抒己见的时间。记者们似乎很喜欢这个建议，而尼克松却不喜欢。
接下来的就是国家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丝主持的“今日要闻”。她为了这次采访已经缠了齐格勒好几个月了，并最终在3月15日成功地采访到了总统先生。一个星期以后，尼克松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霍华德·K·史密斯的电视采访，史密斯是与总统关系较好的几个电视新闻记者之一，虽然他曾经在尼克松竞选加州州长失败以后写过他的政治讣告。
民意调查显示尼克松总统每参加完一次电视采访后，他的支持率就会骤然上升。1971年12月6日，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了一个名为“总统的一天”的特别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总统在7点40离开他的卧室，从桌子上拿起报纸快速的翻看，然后进入总统办公室进行一系列的会议。制定好的时间表显示12点10分将有一位总统的老朋友来访，他们互相握手并且拍照。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被要求在“自发的”会议上递交一份总统需要的备忘录，这其实是在拍摄之前刻意安排的。创作人员把“剧本”的最后一部分做了改动，那就是让总统家的塞特种猎狗在晚上而不是在早晨与总统一起回到住处，也就是说总统是在晚上才出去溜狗的。
在白宫的东翼，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的主管兼新闻秘书康斯特斯·斯图尔特在每周一和周四举行新闻发布会，并且放宽了对参加晚宴的记者们的限制。笔记本是可以带入场内的，录音机确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总统方面的官员还是出了问题。1970年春天，白宫下达命令：在今后的三个月内，美联社，《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将不被邀请参加白宫的任何社交活动。齐格勒希望斯图尔特女士能够在不影响她进行社交活动改革的情况下以任何方式对这些新闻机构施加压力。海德曼曾经建议说可以让记者们站在天鹅绒立柱后面参加晚宴，但是却被第一夫人驳回。1972年圣诞节期间，华盛顿邮报记者多萝西·麦克卡德被禁止出席白宫的社交活动，尽管在这之前《华盛顿邮报》从来都没有被排斥在外的情况。齐格勒否认这是个报复行为，但是邮报指出这是因为他们的报纸披露了共和党人潜入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总部的行窃行为。
1972年6月16日，齐格勒与尼克松一起在基比斯坎时，有五个人试图闯进华盛顿的晚会筹划办公室制造麻烦。两天以后，警方说他们中的两个人已经被捕，并且在他们的家中搜出一个地址簿，上面写有中央情报局的霍华德·亨特的家庭电话，并且在旁边注有“白宫”或是“W.H.”的标记。白宫人事部办公室证实说亨特是一个在旧行政大楼里拥有独立办公室的顾问。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齐格勒说：“我不会对这种下三流的盗窃行为发表任何看法，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齐格勒被问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与水门事件有关。他们敦促尼克松说，如果被问起是否对白宫没有卷入此事而感到庆幸时，他只能回答说“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查明，而且它还减弱了我对下属的信心。”尼克松认为“记者们会千方百计地在我的回答中找破绽，所以……我必须很清楚地回答他们我没有参与此事。”他跟齐格勒说过此事。后来齐格勒和帕特·布坎南建议他对此事不要发表任何评论。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经历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水门事件不断升级。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委员会雇佣了一个西海岸的律师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尼克松告诉齐格勒说停止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纠缠不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否认一切。几天以后，在飞往佛罗里达州的飞机上，他告诉齐格勒说这些记者都是他的敌人，他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寻求到任何帮助。
当水门事件日益严重时，那场受尽指责的越南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1973年，1月4日，总统告诉齐格勒说这个极其敏感的谈判正在巴黎进行而他将对提出的一切问题都不予以回答。1月9日，双方在协议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总统指示他的新闻发言人一定要表现得十分镇静而且不能露出丝毫的乐观态度。他说他会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协商并且召开背景会议，“迫使他不要与新闻媒体对话，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全力让人们相信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巴黎发生过。” 海德曼后来又说：“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误导他们。”
1月23日，也就是基辛格飞往巴黎的当天，总统指示齐格勒把协议将在星期五签定的消息透漏给《华盛顿邮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雷泽。就在那天，国防部部长马尔文·拉尔德则暗示说协议在星期三时就应该签定了。而事实上，协议在星期二时就已经签定了。
由于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加快了调查的进度，为了避免造成海德曼所说的“困境”，齐格勒极力阻止白宫的高级工作人员被送往国会作证。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对尼克松说他十分赞同齐格勒的建议。但是到了最后，行政特权被宣布无效，那些白宫高级工作人员还是在国会作了证。此时，齐格勒本人似乎还没有成为讨论的敏感话题。3月23日，在齐格勒刚刚离开总统办公室去发布新闻演说之后，总统与海德曼就对过去的策略进行了回顾。在那个月里，齐格勒得到了478个针对水门事件的提问。他对那些公开指责他的记者们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冲着我傻笑。”
1973年，4月17日，尼克松宣布由于“这种严重的控诉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他已经开始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
齐格勒告诉记者说这才是真正有效的声明。
《纽约时报》的记者于是问道：“这么说，以前的声明都是无效的了？”他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肯定的。
在听到这样的回答时，新闻发布室里死一般的安静，这样的回答也加剧了媒体对新闻办公室的谴责。康纳利，拉尔德，和亚历山大·黑格都认为齐格勒应该被撤职，然而，尼克松也同样忠实于这个对他忠心耿耿的人。结果就是齐格勒被“晋升”为总统助理。沃伦则接管了一切新闻部的工作。齐格勒虽然仍保留着新闻秘书的头衔，但已经退居幕后了。尼克松原本不想让海格蒂当他的助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是当了他的助手。
在齐格勒发表那个“无效的“声明以后第三天，他与尼克松一起去了基比斯坎渡周末。在邀请总统在他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度假时，他对总统说他认为海德曼和厄里克曼应该辞职。尼克松让他打电话给正在戴维营度周末的海德曼，并且把这个想法转告给他。后来，齐格勒告诉总统说海德曼在接到这个消息时显得很镇定。
4月23日，星期一，尼克松决定让他的这两个助手辞职。齐格勒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窗外。当他在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海德曼时，他的情绪十分激动。事实上，他也只是依照总统的吩咐的去做事。海德曼和厄里克曼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如果他们不辞职的话，他们便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们必须离开。
齐格勒仍然坚持反对海德曼和厄里克曼的辞职，但是总统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在复活节过后的星期日，这两个人被召集到戴维营。当他们乘直升飞机抵达以后，齐格勒把他们带到了马里兰的藏身之处，这是此地比较大的一间房间之一。当厄里克曼到另一个屋子里准备声明时，齐格勒邀请海德曼一起去橡树林里散散步。他告诉这位老朋友兼上司说，尼克松告诉他说他也要辞职了——这是在他真正辞职的一年多前说的。海德曼则告诉齐格勒说：“被想了，他只是说说而已。”
在海德曼和厄里克曼提交了辞职信以后，总统告诉齐格勒说：“一切都结束了，你知道吗？”
“不，先生。” 齐格勒说。
“可是，确实如此，一切都结束了。”
4月30日，尼克松通过电视宣布海德曼, 厄里克曼和白宫顾问约翰·迪恩已经辞职。他说三月份的调查结果使他相信的确存在着那样一种可能，即：在他的竞选活动委员会中确实有人卷入了此事。
5月3日，在强迫他们辞职的第四天，总统单独召见了齐格勒31分钟。厄里克曼说：“总统需要有个人来听他讲话，而齐格勒正是合适的人选。”齐格勒认为那些磁带应该被销毁。 而律师们则想保留这些磁带，并且保证会使这些磁带变得更加逼真。他们一直坚持到底。
8月份，当尼克松正在准备另一份水门事件的声明时，基辛格表现出了后悔的态度。齐格勒说：“后悔是没有用的，我们不需要道歉。”曾经在1964年大选中获胜的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巴利·古德沃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尼克松会听从于齐格勒……他根本就不懂政治。”
尽管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尼克松还是对齐格勒纵容记者在公众场合下任意提问的行为感到不满。当总统抵达新奥尔良的一个礼堂准备与参加美国入侵柬埔寨战争的老兵们谈话时，他发现他的新闻秘书领了一大帮记者跟在了他们的后面。他重重地推了齐格勒一下，并且大喊道：“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喜欢让记者跟着我。”这个情景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慢镜头的方式重复播放了两遍。后来，尼克松向齐格勒道歉，白宫方面则对此解释说总统现在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
10月20日，星期六，晚上8点25分，齐格勒表情严肃的出现在新闻发布室，宣布尼克松已经将政府雇来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查官考克斯解雇了。司法部长埃里奥特·里查森和他的助手威廉·拉克尔肖斯也辞职了。特别检查官的办公室则被取消了。这次事件在后来被称为。尼克松并没有料到这一举动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映。电视新闻中把他描述成一个疯狂的，近乎歇斯底里的人。
1974年，4月29日，尼克松公开发表了司法委员会找到的编辑过的录音剪辑。尽管其中的恶毒言语已经被删除，但是剪辑中生硬的谈话仍然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随后，尼克松就被要求自动辞职。齐格勒在得到尼克松的批准后，发表了一项声明。上面说：“总统是不会辞职的，在已经被推到战争边缘的情况下，他将继续战斗下去，不只是为他自己，也为维护宪法而战。”然而，尼克松曾与齐格勒和黑格多次谈到辞职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他们将坚持到底。
在国会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任命新的特别检查官里昂·杰沃斯德，他要求总统交出那64次对话记录。7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要求那些录音磁带必须转交给地区法官约翰·色瑞卡。两天以后，司法委员会以27票对11票通过了起诉尼克松阻碍司法公正的弹劾案。齐格勒立即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圣克莱门特的尼克松，当时，他正在沙滩更衣室里换衣服。星期日，当尼克松飞回华盛顿时，黑格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们说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总统会考虑辞职的。
7月31日，黑格在看了1972年7月23日的磁带里录下的内容以后，对总统说:“真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度过这个难关，如果这盘磁带中的内容被公开了的话，我们就完了。”这些磁带中记录了尼克松命令海德曼指示中央情报局插手此事并且阻止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齐格勒在这天下午也听了这盘磁带并且看了它的内容抄本。尼克松说：“我想，他现在也意识到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无法挽回了。”
第二天，在旧行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尼克松告诉齐格勒他已经决定辞职了。他说他想立刻发表声明宣布辞职，但是齐格勒劝他最好还是准备一下。
8月8日，中午12点30分，齐格勒在新闻发布室里几乎带着哭腔颤抖地说：“今晚，东部时间9点整，美国总统将在总统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美国人民宣布辞职。”
在发表这个声明之前，齐格勒打电话告诉副总统福特的参谋鲍伯·哈特曼说福特将在明天成为美国总统。当副总统阿格纽因逃避所得税而辞职时，尼克松就已经选定了福特来接替总统之职。
哈特曼后来说：“我从不在意齐格勒这个人，但是当时我却低语道：‘齐格勒，我为你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