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3日，当塞林格再次以新闻秘书的身份来到白宫工作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空****的办公室，就像他在34个月以前第一次踏入白宫时一样。
然而，这一次却不同，出现在他面前的这间空****的办公室是总统的，而不是新闻秘书的。总统办公室的门微微敞开着，塞林格朝里面瞥了一眼，发现所有肯尼迪的遗物都被搬走了，就像每次总统换届一样。
塞林格意识到交接过程开始了。同时他也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在约翰逊执政期间，有人拍摄了一张非常令人难忘的照片，在照片上，这位高大的德克萨斯人抓着一只小猎狗的耳朵，并且把它提了起来。这张“残忍”的照片引起了养狗爱好者的强烈抗议。约翰逊在不到两届的任期里一共更换了四位新闻秘书，显然这些新闻秘书的命运并不这只小猎狗好多少。
塞林格之后的新闻秘书是乔治·利迪，同塞林格一样，利迪总是需要别人提醒他理发或是拉直他的领带。第三位是学院派的比尔·莫尔斯，第四位是乔治·克里斯蒂安，他是得克萨斯州政治战争中的老手，他甚至让约翰逊成为他的发言人。
约翰逊总是对新闻事务亲力亲为，这使得他的新闻秘书们很难开展他们的工作。
1964年年初，在从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开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当约翰逊突然出现在新闻讲台上时，随行的记者们都感到十分吃惊。接下来就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古怪的场面。约翰逊说：“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会告诉你们所有的事情。我保证我的内阁成员知道什么，你们就知道什么……当然，我不希望你们把它们都写出来发表，但是你们确实有权利写出你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如果你们帮助我，我也会帮助你们，并且让你们成为最伟大的记者。”
但是美联社的弗兰克·考密尔却不买约翰逊的帐，他说：“总统先生，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在场的记者迟早会写出令你发疯的报道来的。”约翰逊对此回答说他从来都不会对记者发脾气，并且还敲了几下桌子以示强调。
很显然，塞林格对约翰逊的脾气把握得很到位。
他说：“这位新总统在处理新闻事务上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专横，但是它确实带有一点命令的色彩。”
从个人角度来讲，塞林格说：“约翰逊对我很不错。”他甚至被邀请到他家里吃晚饭。
约翰逊就职的数个月后，随着新总统的传统式蜜月的结束，一些从白宫传出来的诽谤性的谣言开始在新闻媒体中出现。约翰逊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起先塞林格 是少数几个可以自由出入总统办公室的助手之一。然后有一天，当他像往常一样走入时，总统秘书却告诉他今后应该事先预约才能见到总统。从那以后，他就知道他在白宫的日子长不了了。
塞林格虽然不是约翰逊总统的核心成员之一，但是几乎所有重要会议中都有他的身影。他与那些内阁成员，并连同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一起，参与解决1964年一月由于美国和巴拿马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关系而导致的巴拿马市的反美暴动。正是塞林格促成了巴拿马总统罗伯托·F·卡尔利与美国总统的对话。很显然，与肯尼迪时期的古巴危机相比，白宫新闻秘书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了更加温和的态度。
在另一方面，塞林格建立了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新体制。伯德·约翰逊女士聘请了一位在德克萨斯和华盛顿方面很有经验的记者莉斯·卡彭特，让她来管理白宫东翼的85位女记者，而这恰好是她的办公室所在地。这样一来，白宫西翼的有关国际危机的新闻简报中将不会再出现有关第一夫人的衣着问题了。
卡彭特说：“我与皮埃尔共同制定出了一个关于权力划分的方案，即：新闻秘书负责所有有关总统，柯西金，越南和戴高乐方面的新闻；而我则负责白宫东翼的琐碎新闻，诸如露西换了她名字的拼写方式，露西改信天主教徒，露西穿了耳洞，露西订婚了，露西结婚了……还有伯德女士的四十个总长为20，000英里的短途旅行。”
然而, 塞林格越来越觉得他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再继续干下去。他曾经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画面，即：让肯尼迪在电视直播中面对他的质问者们，然而约翰逊并不具备肯尼迪那样的表演才能。前新闻记者，约翰逊的助手道格拉斯·卡特，曾经建议总统废除广播新闻会议并且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那样在总统办公室中召开记者会议。而塞林格则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尽管记者们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曾经提出过这种做法。卡特补充道：“广播式的记者招待会或许可以被用在其他特殊的场合，但是，总而言之，与电视新闻记者的周期性集中会见应该可以缓和电视工业的危机。”事实上，约翰逊的记者招待会大多数都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中举行的，而且一般都是简短信息的发布。他的那次在1964年三月举行的首次电视访问广泛的被公认为是一次败笔。
肯尼迪的某些行为使塞林格感到不愉快，尤其是他喜欢在如厕时把内阁成员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召集到盥洗室。
更严重的是，那个喜欢在胡桃山上与肯尼迪一起饮酒的皮埃尔现在每天都要喝一整瓶苏格兰酒。他说：“因为我无法克服对肯尼迪的怀念而不得不离开白宫。”
他的机会来自于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于1964年选举中产生的一个空缺的参议院席位。这个席位原本是属于民主党候选人克莱尔·盎格，但是他得了脑癌并将不久于人世。这时，塞林格开始考虑参加竞选，尽管奥多奈尔当时仍然对这位白宫新闻秘书的能力有所怀疑，他告诉塞林格说：“我并不认为你已经稳操胜券了。”
3月19日，也就是申请截止日期的24小时以前，塞林格打电话给圣克里门托的帕特·布朗，告诉他他将飞往加利福尼亚并以候选人的身份提出申请。就在当天下午，他向总统提交了辞职信，并让哈切担任竞选活动中的新闻秘书。约翰逊诚恳地对他说：“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离开，” 但是后来却对一位政客抱怨说“自己对塞林格去留的意图从不关心。”
肯尼迪的光环使塞林格在初选中获胜，与此同时，就在8月份盎格死后，布朗指定他为参议员。塞林格的竞争对手是共和党人乔治·墨菲，一个电影歌舞演员，他是另一个对政治有着极大热情的演员罗纳德里甘的好朋友。墨菲利用参议院提出抗议，指责塞林格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因为他自身的情况不符合作为加州的候选人来竞选议院。但是这个新议员已经上任148天了，尽管他在11月的选举中输给了墨菲。塞林格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成功地扮演着商人，新闻记者，作家以及出版社主管的角色。
据《纽约时报》观察：“塞林格的离开是肯尼迪政府的影响力在白宫缓慢地却又是必然消失的另一个暗示。”
当约翰逊询问塞林格在肯尼迪死后是否愿意继续留下时，他拒绝了，并且说他将会与以前一起同他工作过的人更好的相处。他推荐了曾在参议院工作过的利迪，而且利迪也曾在副总统办公室工作了12年之久。在塞林格离开之后，约翰逊没有接受塞林格的建议而是把这个职位给了《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菲利普·波特，但是他拒绝了。于是总统开始考虑其他的一些资深的媒体要人，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决定由他的助手来担此重任。
利迪不想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当任命下来的时候他正在医院接受胆囊疾病的治疗。“我不仅仅在新闻事业上充当约翰逊的顾问，在劳工以及公民权利的问题上他也要听听我的意见。我知道如果我成为新闻发言人的话我们的合作就将结束了，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新闻事业的运作”尽管如此，利迪在得到医生同意的情况下还是去了白宫。并且被告之他已经当选新闻秘书。20分钟之后，他已经站在无数的闪光灯和麦克风前与众人一起讨论他的新工作。
利迪是一个满脸皱纹，经常抽着烟斗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不修边幅使喜爱洁净的约翰逊派了一名看门人在每天早晨的时候向他汇报利迪是否需要理发或者他是否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整洁的地方。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位新闻发言人就会从总统那接到一通让他打扮整齐的电话。
利迪于1917年生于芝加哥，像塞林格一样，是当年芝加哥无线电广播上报道的几个神童之一。后来他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这时正是威尔逊总统执政的全盛时期，正是这位总统把大学校园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聚集地。毕业以后，他跟随父亲进入了新闻行业并且成为了一名国会记者，他的父亲是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专门报道犯罪行为的记者。他于1951年离开了国会新闻记者团并且开始为约翰逊处理一些新闻事物及其他的一些琐事。
约翰逊总是对那些精英院校毕业的优秀学生感到不安，所以他经常对利迪出言不逊。根据一些记录显示，有一次他居然当众骂他是“婊子养的。”但是利迪却说他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那么我一定会辞职不干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意思是LBJ是个严词尖刻的人，那么我同意他们的说法，而且相当肯定。”还有一次，在约翰逊的农场，一名政客听到他在电话里把利迪称作“最令人讨厌的家伙”， 然后约翰逊却又向这位拜访者展示了他将要送给利迪的一辆昂贵的最新式的四轮马车，虽然此时利迪就在农场的会客室里，这位老谋深算的参议员多数派领袖还是对这位政客说：“你绝对不会在他处境非常好的情况下送给他礼物，只有当他身陷困境时你才应该这么做。”
记者们把利迪看成是一个“具有极大智慧的哲学家，”詹森则认为他“太和蔼了以至于不适合做新闻秘书，”并且缺少海格蒂的高效率和塞林格的幽默。莉斯·卡彭特说：“他很受记者们的欢迎，但却更像一个学者而非新闻传递者。”
在记者招待会上，利迪在听问题的时候喜欢低头看他的桌子或是盯着某人的鞋子。在回答完问题以后，他会叼着烟斗站在一旁，继续低头听着下一个问题。如果他觉得受到了言语上的曲解，他就会睁大眼睛，眨了又眨，并且抬高他那灌木一样浓密的眉毛。
利迪上任不久以后，约翰逊就告诉他将取消记者随同总统在空军一号上的行程。因为总统说这些记者就像间谍一样总是在试图搜寻一些私人秘密。利迪则认为这个由海格蒂发起的惯例只是一个起保护作用的掩护，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这些记者在新闻发生时都在“现场”。约翰逊则认为他的新闻发言人有些天真。这次事件加剧了约翰逊和新闻媒体之间紧张关系。
后来，在一次去视察东南部水灾情况的途中，总统问道为什么飞机上没有记者团，利迪在震惊之余提醒总统说这是他自己下的命令。直到1965年11月，记者团才又重新回到空军一号上，在飞往德克萨斯的途中，约翰逊却不停的跟他们大谈自己的健康状况。
约翰逊经常与记者们在背景会议上周旋，就像他以前在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办公室里举办的会议一样。这些会议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少于两个小时，曾经有一次会议居然持续了7个小时。一名记者抱怨道约翰逊似乎是希望这些记者们去解读他的思想，以便于知道哪些该被引用哪些不该被引用。卡特希望总统能让这些记者们明白“当你们讨论一个不可被发表的主题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把它移交给政府的另一个部门来发表。” 利迪认为任何可能的事情都应该被公开发表出来，而背景信息仅仅是用来解释已经通告过了的事实。
1964年10月，利迪履行了他自认为最悲伤的职责。一个多星期以前，詹森的前参议院助手，现在的白宫参谋长，沃尔特·詹金斯因在华盛顿市区的基督教青年会上对一个60岁老翁进行性骚扰而被捕。警察局的记者在一长串被捕者的名字中没有认出他来，只是把他看成一个从德克萨斯州来的普通职员。当华盛顿的各大报纸知道了他的身份以后，他们同意了约翰逊的熟友克拉克·克里福特和阿比·弗塔斯的请求，不刊登这个消息，条件是他们必须保证其他州的报纸也不刊登此事。10月14号，美国合众国际社收到了关于这次事件的秘密消息，并且把它公诸于世。在距总统选举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事件立即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这个新闻被公布时约翰逊正准备在纽约的民主党晚宴上讲话，而利迪则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了这一事实。他颤抖得含着泪告诉记者他的这位老同事的辞职已经被接受了。
当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中而无法自拔时，新闻媒体与白宫之间的战争也随之升级，总统的新闻秘书则在这场战争中左右为难。当有记者问到关于战争升级的问题时，利迪回答说：“这是一个实战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利迪对《纽约先驱论坛报》道格拉斯·凯克的话记忆犹新，他在祝贺一位白宫记者上任时说：“欢迎加入信誉沟。”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他的报纸上，并且在1965年5月23日，由华盛顿地区主编以“信誉沟的尴尬境地."为标题撰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强烈反响居然导致了阿默斯特游戏公司在1967年以“信誉沟游戏”为广告标语来宣传他们的产品，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干预。
总统以及他的新闻发言人所做的这些陈述使新闻媒体觉得他们被欺骗了，利迪说：“我觉得这是不正当的，我以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变原先的决定，而且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总统应该具备知错就改的素质。”但是不管正当与否，这种虚伪的陈诉却仍然继续着。
1965年1月22日，也就是约翰逊就职的第二天，一位记者问道总统与副总统赫伯特·翰弗莱是否在总统当选资格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利迪回答说：“不，目前还没有。”但是几天以后，当约翰逊因呼吸道传染病而住进医院时，记者又问及此事，白宫新闻新闻秘书却回答说“两人在就职典礼之前就已经达成了一致。” 《新闻周刊》的查尔斯·罗伯茨说：“这种矛盾所导致的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就像当年海格蒂发脾气时一样，既艰涩又极具讽刺意味。”
《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称约翰逊正准备向国会申请减免40亿的消费税。利迪嘲讽说：“这个数字与已经作出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詹森提出的数字是39亿6千4百万元。
《圣路易邮报》的詹姆斯·迪肯说：“少有新闻可以连续两次出现在新闻秘书的发布会上。”许多记者认为利迪真正的麻烦是约翰逊并没有对他说实话。
利迪认为约翰逊不理解新闻的实质，他只把报纸看成是政客们互相争斗的战场，为了在这个战场上争夺胜利，他奖励那些赞扬过他的记者而惩罚那些曾经攻击批评他的记者。利迪曾经劝他说：“那些文章之所以发表是因为事情发生了。”但这都是徒劳的。约翰逊似乎对罗斯福总统在60多年前已经领悟到的东西有所畏惧，那就是报纸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工具，而是为了争取有价新闻而激烈竞争的商业实体，亦敌亦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敌人的身份出现的。约翰逊曾经说过：“我觉得他们想伤害我。”
在德克萨斯州距离约翰逊的农场不远的丘陵地上，随行的记者们目睹了他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拿着啤酒罐以极高的速度行驶在回程的路上。当记者们报道此事后，他觉得他的好客之意被侮辱了。利迪则告诉詹森说避免这种报道的最好方法就是减慢车速。
总统在1965年心脏病发作后的康复期间，曾接受医生的建议每天晚上都去散步。在此期间，有记者报道说他曾经拜访过他的表亲奥里欧，这是一个在他的农场附近有几亩地产的老女人。合众国际社的海伦·托马斯就此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利迪看来，这是约翰逊对一个孤独的老寡妇的同情之心。然而，约翰逊却认为，这篇文章是由鲍比·肯尼迪指使的，其目的在于告诉美国人民约翰逊家族什么也不是，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贩卖烟草的家族。
在塞浦路斯访问期间，约翰逊受到了土耳其裔人的热情接待，而希腊裔人却因不满于美国的政策而对其不冷不热。利迪回忆说，约翰逊被激怒了，他们甚至还阻止他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对利迪说这些记者都是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者，他们就是想试图证明他在国外并不受欢迎。
总统与其新闻秘书的紧张关系因利迪对越战政策的质疑而更加恶化。在一次国防部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当讨论到越共伤亡情况的评估时，利迪递给了总统一张纸片，上面是反驳他们的设想的有关问题。在瞥了利迪一眼以后，詹森撕碎了那张纸片并且把它丢入垃圾桶中。利迪私下里曾告诉约翰逊说越战是场灾难，但是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
利迪说：“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我必须为自己寻找一条退路。”1965年7月8日，他因锤头状趾手术而离开了一段时间，这是一种遗传病，由于收缩的肌腱使脚趾弯曲，并且形成下压式的**。这次的离开就意味着永远的不再回来。利迪于1968年又重新回到白宫，但是已经不再接触新闻方面的事务了。后来他成了一名作家和讲师，并且在马克特（Marquette）大学的新闻学院任院长。
为了找人代替利迪，詹森考虑了三个人选：杰克·瓦伦第，赫瑞斯·巴斯比, 和比尔·莫尔斯，他们都是继詹金斯之后的白宫参谋长。在这三人当中，瓦伦第退出了这个职位的角逐。伯德·约翰逊夫人则极力游说他的丈夫让莫尔斯担任这个职位，因为她从莫尔斯还是个年轻的议院办公室实习生时就已经很喜欢他了。所以，在第一夫人的催促下，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了总统办公室里的这场对话。
约翰逊：“我认为你应当接受这个工作。”
莫尔斯：“可我不认为我能胜任这个工作。”
约翰逊：“可是，我想让你担任这个职务。”
莫尔斯（停顿了一下）：“好吧，那就让我们试试吧。”
莫尔斯的试用期为一个月，但事实上却是一年半。
莫尔斯的犹豫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白宫助手可以同时兼任参谋长和新闻发言人这两项职务。
约翰逊对他说：“首先，你必须忠于自己的国家，其次，是忠于我，最后，是终于新闻媒体。我不希望在这三者之间产生任何严重的矛盾。”莫尔斯回答说他保证绝对不会让这种矛盾出现。但是评论家说，约翰逊忽略了另一个可能性，即：莫尔斯，忠诚于自己。
莫尔斯于1934年生于俄克拉荷马州，在他还是婴儿时全家又搬到了德克萨斯州东部的马歇尔。在马歇尔，他的父亲在一家军工场做记时员，他的母亲在一家殡仪馆做事。后来他就读于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在约翰逊的办公室实习的那个夏天结束以后，伯德夫人雇佣他在她的电视台里做三个小时的助理新闻编辑，后来他就转学到了她的母校，德克萨斯大学。
后来，他收到了扶轮国际奖学金（1905年成立于美国,是一种由从事工商和自由职业的人员组成的群众性服务社团）和西南圣约翰神学院的一个学位。但是他却放弃了，为的是实现他政治上的抱负。1959年，作为一名助手，他开始为多数派领袖约翰逊工作，并且在1960年的竞选活动期间一直住在约翰逊家的地下室里。
约翰逊当选副总统以后，莫尔斯相继担任了美国和平队的副指挥和总指挥。1963年11月22日，当他在奥斯汀吃午饭时，他从一个总统代表团那听说了总统被刺事件。他派了一架飞机到达拉斯并且向新任总统传递了一个消息：“我随时等候您的召唤。”于是莫尔斯便成了一名白宫助手。
这个拥有优雅举止，戴着角质架眼镜的年轻男人很快成为白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约翰逊曾经说：“那个小子一直很卖命的为我工作而且还很忠心。”当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第文森无法得到与总统会谈的机会时，副总统翰弗莱告诉他说他最好去找一下那个30岁的莫尔斯。
利兹·卡朋特回忆说：“莫尔斯，这个思路清晰，精明谨慎的人，变成了专栏作家的宠儿。”对电视新闻评论员查特·汉特雷来说，他是整个白宫中最有趣的人，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在他任期结束的三个半月后，《时代》评价他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新闻秘书。”
但在白宫内部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莫尔斯的一位同事写道：“他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了另一个白宫，里面充斥着忠于他的官员，这一定会导致政府内部紧张关系的加剧。”另一个不太热衷于他的同事说道：“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好的新闻秘书，我指的是，对他自己而言。”
在莫尔斯成为白宫新闻发言人以后，他对国内外的政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仍然陪同总统一起参加为讨论国外政策而举办的星期二午宴。此外，国家安全顾问，以及他的两个秘书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也在随行人员之列。
每天上午11点以前的十分钟，他都会打电话给约翰逊询问最后的指示。在4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他会一直让他办公室的门开着，以便于记者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为了准备下午4点的新闻发布会，莫尔斯都是自己准备发言搞，他是一个不错的打字员，可以以每分钟100个字的速度打出一篇干净整洁的发言搞。
与其他的新闻发言人一样，莫尔斯有时候也会在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一些准备过的问题。而在利迪任新闻发言人期间，约翰逊曾经建议所有在广播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及其答案都应该事先写出来，利迪则认为这种做法“十分荒唐”，并且建议詹森不要这么做。1965年8月25日，就在莫尔斯上任的一个多月以后，詹森的愿望就在白宫的东厅里实现了。在随后的日子里，总统在十个问题上公开发表了准备过的声明，从哥伦比亚特区的自治问题到太空的法治法规问题。这些都引起了记者的许多疑问。第一个发问者问道总统对钢铁工人罢工的威胁有何看法。很自然地，他做了回答，当然是事先准备过的。当被问到共和党指责他在越战中的行为存在不正当的党派偏见时，他从容地回答说战争与和平问题绝对凌驾于个人或是党派之间的纷争。这样的表演是在一个巨大的兰色幕布前以及一个新置的照明系统下进行的，这样的场景被一个作家讽喻为戏院化妆室里围绕在明星的镜子上的灯泡。专栏作家罗兰德·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说：“这整个过程就像是百老汇的一出精心准备过的戏剧表演。”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那篇关于载人驾驶轨道运行实验成了头版头条新闻。但是媒体却对这个实验持嘲讽的态度。《华盛顿邮报》的卡莫斯·罗伯茨把它称作“一个艺术品鉴赏家眼中的会议表演”。这个实验最终也没能实现。后来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被提起。
同时，白宫也在试图监视记者们。1966年1月，莫尔斯不得不承认，在总统助理马文·沃森的命令下，电话接线员把每一位打电话给政府工作人员的记者的名字都记录了下来。新闻发言人对此事解释说，这个检查是为了评估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但是记者吉姆·迪肯却认为这种检查应该只需记录下电话打入的次数而不应该连名字也记录下来。国务院的官员则被要求提交每周与记者会见的记录。
尽管莫尔斯在接受这个职务时表现出了为难的神态，但是他似乎还是很喜欢这个任命的。卡朋特说：“他是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的。”但是没过多久，“信誉沟”又成了聚光灯的焦点。
1966年11月3日，当莫尔斯被问及总统的健康状况时，他正在看白宫医生乔治·波克雷的检查结果，结果表明总统的身体情况非常好。于是莫尔斯就告诉记者总统的身体没问题。但是他隐瞒了检查结果的后半部分，医生认为总统还应该再做一个一年前的胆囊手术。就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当波克雷公开发布总统的检查结果时，莫尔斯把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解释成是纯粹的巧合，但是他后来承认道“我只是想把这个秘密再多保留一会儿。”
有的时候，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与公开的官方文件内容自相矛盾。有一次，约翰逊告诉记者说立法者“已经卷入”到了散布内阁成员辞职的谣言中。而白宫的官方文件中则说“这只是一种可能。”记者们当然不满意于这样的解释。
在1966年国会选举的中期，白宫中传出了一则消息，说詹森计划在他访问太平洋七国的行程结束后，将用4天的时间在15个州进行竞选演说。波士顿动用了1100名警察来保卫总统的安全。孟斐斯，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官员们则搭建了看台并且租用了乐队。在记者的催促下，莫尔斯在从亚洲访问回来的路上抽时间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总统的这次行程。然而，约翰逊一回到白宫以后就发表声明，说他只是回到了他的农场做手术后的恢复治疗。至于那个竞选演说活动，他则推托说是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自己编造出来的而已。总统在否定了尴尬的莫尔斯的解释后说：“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所以当你没有任何计划时，你就不可能去取消什么计划。”据传闻说，是总统改变了主意，之所以没有告诉莫尔斯是因为“比尔可能会把消息透漏给新闻媒体。”据说约翰逊对莫尔斯透漏背景信息的事情也感到十分恼火。
在1967年新年的那个周末，德克萨斯州的代理新闻秘书罗伯特·弗莱明对记者说近期内没有任何有关超音速飞机的声明。但是就在第二天，联邦航空署就宣布波音公司为投资方。
专栏作家查尔斯·罗伯茨在1966年12月份的《新闻周刊》上写道：“政府对媒体的搪塞，谎言，隐瞒以及误导几乎与它所获得的成就一样多。”此外，罗伯茨还援引了政府的另一个失败之举。即：北越曾经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出和平建议，但是美国却并没有接受。起先，美国国务院否认曾经收到过吴丹转述的北越和平建议，但是后来又说这些建议的内容很模糊所以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还说，当吴丹就此和平建议发表正式演说时，他们才知道此事。
在罗伯茨的文章发表几天以后，国家安全顾问沃特·罗斯特对一位驻白宫的《新闻周刊》记者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一群爱说谎的家伙。这篇文章似乎是更倾向于共产主义……你们的杂志，作为共和党的一部分，是不是正在试图使本党在1968年的大选中获胜？” 他还说，吴丹所传达的建议只不过是越共以前就曾经提出过的“四点要求”。
与利迪一样，越南战争问题恶化了总统与新闻秘书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亲密得如同父子一样。一家报纸形容莫尔斯是“一条鱼腥了一锅汤，他不会给越南战争带来任何和平解决的希望，相反的，他会使政府变得更加地好战。”其他的一些报道称，他已经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了一个可以随意支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系统组织，这样他就可以对政府在战争方面的任何行动施加压力。
约翰逊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莫尔斯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过于密切。一位与肯尼迪关系密切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巴特来特说：“他是胡桃山小组的一员，而且他觉得肯尼迪将会是未来的总统。”在白宫的晚宴上，总统开始对莫尔斯频繁与肯尼迪接触表示不满。然而约翰逊夫人仍然对莫尔斯充满信任，她认为莫尔斯是一个“思维敏捷的，并且非常聪明的人。”但是约翰逊夫人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而是继续保持沉默。
约翰逊还知道莫尔斯曾经与威廉·曼切斯特谈过话，他在他的书中指责了詹森在肯尼迪遇刺后的那段危机时期的行为。约翰逊告诉莫尔斯说：“我相信曼切斯特和总统竞选活动年代记编者西奥多·怀特都想毁掉我，我憎恨他们利用我的朋友来做这件事情，而事实上，他们正在这样做。”还有，曼切斯特曾经指出约翰逊居然称呼杰奎琳·肯尼迪为“亲爱的”。约翰逊对此事尤其憎恨。当莫尔斯建议约翰逊否认此事时，他被彻底的激怒了：“哦，不，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莫尔斯逐渐膨胀的权力欲望也是导致他离开的原因之一。专栏作家巴特莱特与莫尔斯吃完午饭后，也就是莫尔斯刚刚离开白宫以后，他觉得莫尔斯似乎试图参与外交政策的决议。“我认为约翰逊已经发现了莫尔斯并不是在为他卖命的工作，而是为了他自己。”
莫尔斯自己说：“如果我能继续在政府的执行部门工作的话，那么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国防部任职。”约翰逊说莫尔斯的离开是因为他想当国务卿，而我不认为他具备这样的能力。一位与莫尔斯关系比较密切的记者詹姆斯·罗斯顿说这位新闻秘书想以大使的身份进军国务院。
在1965年年末，莫尔斯曾经询问过三位白宫电视新闻记者，问他们是否对新闻秘书的工作感兴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罗伯特·皮尔鲍特和美国广播公司的威廉·劳伦斯拒绝了，而国家广播公司的雷·斯克勒的态度则不是很明朗。当这件事情于1966年1月在媒体上曝光以后，莫尔斯却笑着回答说他并没有在寻找继任者。
在坚持了将近一年以后，他于1966年12月辞职并且出任《纽约日报》的发行人，他当时的年薪是担任新闻秘书时的三倍，即90，000美圆。后来他又成了电视节目上的常客。
约翰逊在挑选他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人时，并没有起用任何莫尔斯推荐的新闻界名人，而是任命奥斯汀的那位低调的，言辞温和的政治公共关系专家乔治·克里斯蒂安。他于1927年出生在一个丘陵地区，约翰逊在后来的国会演说中曾提到此地。他的父亲是一位检查官，以未来的总统候选人闻名，他父亲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出席法院的判决会。在奥斯汀的国际通讯社担任了七年的记者以后，克里斯蒂安成为民主党官员普莱斯·丹尼尔和他的继任者约翰·康纳利的新闻秘书。1966年他进入白宫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与利迪，莫尔斯以及塞林格不同的是，克里斯蒂安在接受这个工作以前，与约翰逊并不熟悉。
此外，他对于约翰逊的任命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也是他与旁人的不同之处。当詹森问道他是否愿意成为他的新闻秘书，并且每天都要与其他助手一起在他的卧室里召开早会时，他的回答很坚决。当总统问道：“你认为你能胜任这项工作吗？”他回答到：“我觉得我可以。”于是克里斯蒂安就在当天被任命为新闻发言人。他的任期为两年，是前几任新闻秘书中时间最长的。
约翰逊告诉克里斯蒂安说白宫中有太多随意的言论，很多事情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克里斯蒂安觉得约翰逊认为莫尔斯透漏了太多的事情，这使约翰逊大为不满，而且想制止这种事情的继续发生。他只希望总统本人与新闻秘书直接与媒体对话。但是克里斯蒂安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建立起了一个系统，要求每一位在白宫工作的官员都要向他汇报他们与媒体对话的内容。然后他再把这些转述给总统。克里斯蒂安后来说：“他们并不总是讲实话，而我对他们所讲的东西也不是很在意。”
约翰逊还认为很多被随意放在秘书办公桌上的机密消息很容易被记者看到。一天晚上，他从总统办公室走到新闻秘书办公室，并且在走廊上用步子量出了一块空间，想要把它变成一个秘书接待室。克里斯蒂安说：“他就那样自作主张地给我创造了另一个办公室。”
总统给了克里斯蒂安最大的宽限。“他说当他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以上的人，而他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是可以进去的，如果他不想让我呆在那里，他可以随时让我出去。”实际上，克里斯蒂安经常往总统办公室里递条子询问总统是否愿意让他进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可以进入办公室的，而且从来没有被赶出来过。
约翰逊还告诉这位新闻秘书，只要他愿意，便可以经常到总统的卧室里来，因为总统经常在这里完成大量的工作。他说：“他喜欢让我很早的时候就到达他的卧室，而我有时却不能在他要求的时间内到达。”事实上，克里斯蒂安并不喜欢到那里。
由于新闻媒体队伍的不断壮大，约翰逊建议在鱼屋（Fish Room）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之所以叫它鱼屋是因为罗斯福总统曾经在这个屋子里存放过他钓的鱼。在约翰逊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克里斯蒂安第一次使记者可以坐在座位上向新闻秘书提出问题。
在白宫内部，克里斯蒂安成功地协调了各部门新闻办公室的职责，使他们都尽量地只去管理自己部门内部的事务。他还鼓励约翰逊召开未经准备过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我在尽量降低我发言的价值，我是故意那样做的，因为我想让总统自己来发表重要的声明，而不是我。”
当利兹·卡朋特与塞林格一同制定的“分权原则”遭受到威胁时，克里斯蒂安说：“利兹觉得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已经屡次对她的事务进行干涉，但是如果约翰逊觉得他不满于白宫东翼的所作所为时，他就会命令我采取一些行动。”
1967年5月，在白宫的一次社交活动上，总统及其夫人被一些攻击性的问题惹恼了。而卡朋特在回答总统夫人的要求时说，自从杜鲁门执政时期起，记者们就被允许在这样的场合里自由走动。从肯尼迪时期起，记者们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收到邀请函的记者，另一部分是那些被指派来的记者。卡朋特说她不可能每次都有效地阻止那些被指派来的记者抓住总统不放。那些被邀请来的记者也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在这里做做客而已。卡朋特希望第一夫人对此要小心对待。
几个星期以后，在总统的指示下，克里斯蒂安告诉卡朋特说那些被邀请来的记者最好只是以客人的身份来出席这样的社交活动，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同时，他还建议那些来报道此事的记者们，不要整晚都逗留在白宫里。
但是卡朋特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她与克里斯蒂安共同制定了一个备忘录，并且指出“如果对白宫的这种长时间的社交活动做突然的，或是太过彻底的改变将会对总统造成不利的影响。”备忘录指定了20家新闻媒体，他们包括华盛顿地区的出版社，外国媒体，社论，广播，新闻单位以及华盛顿地区以外的广播，新闻单位。两人指出采访记者可以一直逗留在活动现场，但是如果他们一旦对总统或是他的客人们提出问题的话，他们将被清除出场。
克里斯蒂安对卡朋特说：“他只会邀请那些他想要邀请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同意保留一小部分可以提问的记者，尽管他不喜欢这样。”
1967年11月17日，克里斯蒂安与他的代表，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地区总编辑弗莱明一起，筹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与两年前八月份的那出闹剧截然相反。新闻办公室的很多人都认为约翰逊应该从演讲台的后面走出来。其中的一个人说：“当他站在演讲台后面的时候，就像是屠宰场里的新鲜肉食。”。克里斯蒂安说：“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演讲台放置在东厅里，并把它吊起来，他就可以从演讲台的后面走出来。”这样，约翰逊就可以拿着麦克风在屋子里随意走动。新闻周刊对此做了一番描述，“他拍着巴掌以示强调，挫着手掌，挤压着他的手指并且做着很夸张的姿势，这就像现场直播中，从国会的衣帽间里走出来的约翰逊一样。”
一个半月以后，也就是在与媒体决裂的四年以后，约翰逊又重新与媒体进行对话，而且仍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他坐在他的摇椅上告诉采访者说他喜欢走来走去，就像在东厅里一样。但是他这样的行为却被广播电视网一名工作者所劝阻，他说：“总统先生，如果您再继续这样摇晃下去的话，摄像机的镜头就无法容纳您了。”因此，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再也没有那样做过了。克里斯蒂安说：“我觉得那只是单纯的固执，他不喜欢用嘲弄性的记者招待会来吸引注意力。”
克里斯蒂安与约翰逊一样，都无法摆脱记者们所谓的信誉沟。当他在一次广播访问中说道：“约翰逊是一个诚实的人，并且很喜欢与新闻媒体和公众一起分享他的想法。”大多数人都对此嗤之以鼻。
1967年9月，约翰逊在他的农场里对克里斯蒂安说不想再参加下届的总统竞选。并且让他的新闻发言人与康纳利一起起草一份有关的声明。
10月3日，约翰逊在内阁会议上将他的想法告诉了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其他与会成员。他想在一月份时把这项声明附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并且让赫利斯·巴斯比开始准备这份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不应该寻求——更何况我并不想接受——我的党派的提名，继任下一届总统。”
后来，伯德夫人建议把“我不想接受”改成“我不会接受”。以便强调这个声明的语气。约翰逊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让他的妻子自己写一份这样的声明。
同时，他又让克里斯蒂安结合新闻秘书和巴斯比的草稿再写一份声明。克里斯蒂安于国会日的中午将其送至白宫。约翰逊夫人在她的日记写道：“约翰逊与往常一样保持着平静安详的神态，但是他仍然不能确定是否要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公诸于众，他一直在我们这些与他亲近的人当中寻找一个答案，但是却没有找到。”事实上，只有他自己可以做这个决定。
在国会大厦的那个晚上，克里斯蒂安一直等待着总统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那份声明。但是詹森却一直没有那样做。他甚至没有把它带在身上。后来他告诉克里斯蒂安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可能告诉他们说：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顺便说一下，我马上就要离任了。”
1968年年初，总统告诉他的助手约瑟夫·卡里费侬说：“只有鲍伯·麦克纳马拉和乔治·克里斯蒂安知道我将不会参加下届的竞选。”3月份时，他让巴斯比重新拟定一份声明。3月30日，他拿到了正式的声明稿，当时他正在内阁会议室里演练他将在晚上发表的关于停止轰炸北越的演说。他读了一遍以后便把它递给了克里斯蒂安。与往常一样，当总统读到“我不应该寻求——更何况我不会接受——我的党派的提名，继任下一届总统”时，克里斯蒂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天晚上在总统办公室里，代理新闻秘书弗莱明正在指导9点的广播，当他看到讲词提示机上的最后几个字时，詹森从他的脸上察觉到了惊讶的神色。同时他还注意到那些由克里斯蒂安带到办公室门口的记者们也是一脸诧异的表情。
演说结束以后，詹森回到了白宫的起居室。在将近11点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带来了大约35位记者，于是詹森就在白宫的黄色房间（Yellow Room）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对克里斯蒂安说：“乔治，你最好去给自己弄点喝的。”招待会结束以后，他们来到西大厅，一起看新闻以及对约翰逊的那篇爆炸性声明的种种分析。
对林登·约翰逊和乔治·克里斯蒂安来说，他们在白宫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在第二年的一月份，詹森回到了他的农场，而克里斯蒂安则如他以前经常说的那样，回到了奥斯汀，在那里他成了一家公共关系公司的股东。
利兹·卡朋特说：“克里斯蒂安时期与莫尔斯时期相比，显得过于压抑和沉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生的事情越少，那么所犯的错误也会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