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内的太监基本上都是家境非常贫穷的孩子,大多数在十几岁就进了宫。这些孩子就在进宫前被送到了专门阉割太监的地方,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有两个。

南北长街会计司一个叫“毕五”的人和在鼓楼前方砖胡同一个姓刘的人

(人称“小刀刘”),他们都是祖辈从事太监阉割的。太监的阉割是将整个**割掉。在阉割的时候为了防止尿道长死,于是就在尿道上插一根麦管,等到伤口长好了以后再将麦管拿掉。进入宫里,这些孩子要拜师傅、要教给他们礼节,怎么伺候人。

太监从小在宫内生活一直到死。最后他们被埋葬到一个专门埋葬太监的地方;而他们曾经被割掉的**也被用一个假的物品代替,和他们一起埋葬。

最后的28名太监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宫时,宫内的太监是中国最后的太监。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太监制度彻底消失了。 ·· 。

后来,这些老太监聚集在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那里还有28名太监,都是六七十岁以上。他们大都哈着腰,看上去很像老太太,没有胡子,说话的声音也尖声尖气。

马超家族远徙亚关尼亚

三国时期,马腾,马超父子皆是政治斗争中的悲剧人物。东汉建安十六年(211),马超与韩遂等西北名将,联兵十万进军潼关,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曹操收买韩遂,击败马超后,即把身在中央,官任卫尉的马腾杀死,并“夷三族”。在邺都及许昌的马氏家族遭到灭门之祸。

马超辗转投靠汉中张鲁,及刘备人蜀,因见张鲁庸弱, “不足与计事”,又转奔蜀请降刘备,被封为平西将军。马超的家属留在汉中,在张鲁降附曹操时又被张鲁杀死。所以,后世常为马氏家族的厄运惋惜。

然而,当代史学家苏仲翔提出一个有关马氏家族的令人惊喜的新线索,即有一名马氏孤儿逃脱族诛之祸,且复兴马氏家族于异国。

这就是亚美尼亚古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摩西在他所著的《亚美尼亚史记》中记述的马抗。

摩西享有亚美尼亚文学之父的美誉,一般认为他生活于公元五世纪。其著《亚美尼亚史记》,是亚美尼亚历史的开山之作,其中记述在公元二世纪时有中国侨民移居亚美尼亚,被安排定居于库尔德地区。

在亚美尼亚的世族中,也有来中国的华裔,如奥尔佩利家族,其祖先据说出自中国帝系,中国皇帝自称“朕——不毂”,因此他们被称为“朕不毂家族”。

书中还记述另一出自华裔的世族,为“马米冈尼家族”,其始祖名马抗,是摩西诞生二百年前由中国迁去的。据称其父为中国帝王,名阿波格,马抗因罪出走波斯,中国向波斯追缉,马抗遂又离开当时由萨珊王朝开国之君阿尔达希一世统治的波斯,西奔至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王蒂里达特斯二世,将达隆省分封给马抗,亚美尼亚的马氏家族从此肇始。

阿尔达希一世统治时期在公元226——240年,蒂里达特斯二世统治时期在公元217——238年,都在马民族诛之后,时间相当。再参照马家姓氏,中国追缉,冒充帝王等情况,马抗之为马氏后裔,就若合符契了。

至于“阿波格”之冒名,似乎又是马抗自称“伏波么”即伏波将军马援之后裔的字音演变。

中国历史上名门巨族在政治变乱中遭到族诛之祸而终有幸运逃脱的孤儿之悲剧不一而足,民间历史演义小说中更是常有所见。

三国时期马超家族后裔远遁亚美尼亚,并保存马氏一脉于亚洲西部之说,有亚美尼亚历史典籍可作依据,或许不至流为荒诞。

民族英雄岳飞死因探秘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出身贫苦农民之家。联金灭辽时应募从军,曾在张所部任统制,并与王彦一起抗金。后随宗泽守东京,任都统。宗泽死后,他投身张浚部,并逐渐成为南宋重要的抗金将领,立下赫赫战功。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四年,大败刘豫齐军,收复襄阳等六郡,封清远军节度使,后封为武昌开国侯,联络两河义军,部署北伐。绍兴八年底,他反对高宗与秦桧的议和,并上表提出

“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绍兴十年,郾城一战,大败兀术统率的金兵主力,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重镇。在抗击金兵的战斗中,岳飞率领的

“岳家军’’常常以…·当十,勇往直前,声威大震,甚至金军中都流传着“撼

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悲叹。可是,就在收复中原即将实现的大好形势下,

宋高宗赵构却连发十二道金牌,下令收兵。岳飞挥泪含恨退兵,不久以“莫

须有”的罪名和他的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被毒死于“风波亭”。

直到孝宗即位,冤案子反,岳飞墓才迁至景色秀丽的栖霞岭下。岳飞墓前,铸有两个跪着的铁人,即当时南宋的宰相秦桧夫妇。几百年来,到此悼念岳飞的人们都要唾骂奸臣秦桧。岳飞为秦桧所害,这似乎已成为不容置疑的铁案。

但是,事实上杀害岳飞的元凶并不是秦桧,秦桧只不过是这个元凶手下的一个鹰犬!

第一,秦桧没有杀岳飞的权力。有人指出,当时秦桧虽然很受高宗的信任,但还没到摆布高宗地步,因此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恣意铲除异己。绍兴九年,秦桧正积极对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反对,并请求皇帝“斩秦桧之头挂诸街衢”;秦桧对此人恨之入骨,但也不敢任意杀害他。由此可知,对战功赫赫的岳飞,他更不可能擅自处置了。 。

第二年,金兵违背和议,一举攻占了河南地区,秦桧惶惶不可终日,深怕高宗因此迁怒于自己的议和政策,他此时惶恐不安,正是自保不足的时候,因此,他没胆子背着高宗杀害岳飞。需要说明的是,岳飞的狱案又称作“诏狱”,程序严密,外人无法插手。这样,即便秦桧权力再大,公开“矫诏”杀人也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秦桧及刑部主审岳飞一案,曾上书定岳飞、张宪死罪,但并没有定岳云死罪。可上书赵构后,岳云也没能幸免于难。由此可见生杀大权还是在高宗之手。

第三,秦桧死后,赵构为秦桧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子了反,但惟独对岳飞一案不肯昭雪。而且对许多大臣申请为岳飞平反的奏折不予理睬。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赵构出于什么原因要害死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岳飞呢?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曾传下秘密誓约,规定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在北宋历朝,这条誓约执行得非常严格,赵构为何敢违约破例?这在认为赵构是杀害岳飞元凶的学者中存在着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高宗眼见岳飞一心要“迎二圣”,而徽、钦两帝一旦回来,自己的皇位就不保了。他害怕中原光复,因而杀了岳飞。

另——部分学者则认为并不是“迎二圣”。赵构杀岳飞,主要原因是怕他在外久握重兵,跋扈难制,危及自己的统治,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岳飞个性刚强, “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与人合作,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他上书奏请高宗立储: “乞皇子出阁,以定臣心。”同年,他又因守母丧,未经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职,把兵权交给张宪。这两件事犯了高宗的大忌。再加上高宗曾在金营作人质,又有从扬州南渡等惊险经历,对金兵始终心存恐惧。对战争前景,他既怕全胜,又怕大败。胜则怕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败则怕欲为临安布衣而不能。他想当个安安稳稳的太平皇帝,因此一心求和。所以,秦桧利用岳飞部下的告密来证明岳飞的跋扈,正好迎合了赵构害怕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的心理,加上岳飞又是反对和议最强烈的主战派,故而下令杀了岳飞。

民族英雄郑成功猝死之谜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骁勇善战,令殖民者闻之丧胆。但郑成功就在台湾收复后不久便去世了,年仅38岁。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仔细推敲其死因,就会发现有许多疑点。

关于郑成功的死,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伤风寒”、 “感冒风寒”,但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怎会轻易地被“风寒”夺去生命?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目前最引入注目。此说主要的依据有:

第一,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似,另外,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将药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第二,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伍远贤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极有可能是以清廷作为背景。

第三,一个重大疑点是马信神秘地死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由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那么,这起谋杀案的主谋究竟是谁呢?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的身上,特别是郑泰。郑泰长期操纵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掌握财政大权,对郑成功早存异心,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曾极力反对。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面临困境,郑泰却暗地里在日本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等到郑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郑成功的遗命对郑经诛讨,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清,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郑泰等人。他们早存夺权之心,还可能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中说,郑成功病情开始并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甚至拒绝服药。他们极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较少,因此七八天毒性才发作。最后他们又在医生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毒死。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发现郑泰在日本银行的巨款,又集中注意力追回这笔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心存侥幸,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也许这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了。

李自成兵败后的生死之谜

李白成,陕西米脂人。他家境贫寒,但有勇有谋,大仁大义。他当过驿卒,当过边兵,最后加入了反明的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不断壮大,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终于推翻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但因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军人关,李自成领兵退出北京,转战河南、陕西、湖北等地,最后不知所终。

有人说李白成在九宫山遇难。

《明史》的结论是,自成已死,尸朽莫辨。它的根据是,当时追击李白成的清朝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给朝廷的报告说,李白成兵尽力尽,仅带亲信 20人,窜人九宫山中,被村民围困,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他派人前去验尸,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了。还有一个根据是,南明王朝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报告称,他的部众已将李白成斩于九宫山下,只是丢了首级。

但是,这个“遇难”说却难以令人相信。因为李白成雄才大略,骁勇非常,一直是官府的死敌。无疑,他是清王朝或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大患,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浮夸不实,清王朝怎能相信?何腾蛟的报告简直就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也不会相信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白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况且,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的几十万大军岂能善罢甘休?九宫山能平静吗?然而,事实上,当时九宫山很平静,那几十万大军也很平静。’ 那么,为什么有“遇难”说,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据推测,这是李白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一方面,扬言李白成已死,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下一步可能联合抗清;另一方面,使清王朝以为,心腹之患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白成可东山再起。

也有人说李白成在夹山寺隐居。

据说,清朝初年,即将上任的云南同知张琼伯在赴任途中,游访石门夹山寺,与寺中方丈谈古论今,颇为投缘,相见恨晚,视为知己。几年后,他又重访夹山寺,方丈已死。悼念之中,方丈的徒弟告诉他:那方丈就是威震天下的闯王李白成。在九宫山替死的是他的部将孙某。

干隆初年,澧州知州何某亲赴夹山寺调查李白成的下落,在寺中他亲眼见过一幅李白成的画像,据称,叫“奉天玉和尚”。

1981年,在石门夹山寺发现了奉天玉大和尚墓。据考查,在一个瓷坛中盛的遗骨,与李白成身材相近。墓中陪葬物与李白成家乡陕西米脂县的习俗相同。

但这一说法仍有不同意见。

有人说,奉天玉大和尚墓等的发现,只能说明石门夹山寺确实有奉天玉大和尚这个人,并不能证明奉天玉大和尚就是李白成。又有人说,李自成生前左眼曾受箭伤失明,但李自成画像却双目炯炯有神,以此证明,奉天玉不是李白成。因而,李自成隐居于夹山寺一说,也成不了定论。

根据当时官府的缉捕能力来看,李白成如果不是死于突然的遭遇战,那他兵败逸隐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不知他的性格是怎样的,如果他侠肝义胆与部下生死与共并且认为大势已去生不如死,那就难说了。

其实,李并不是个值得称赞的人——他所谓的“起义军”比土匪还凶残,比强盗还霸道,而李本人也是个从“山村小山寨”发家上市的,等到能大量“融资”时就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不再作为了,可悲的人物。李和项羽有很多共同点:自大,能治军不能治国,目光短浅……更让人“看不起”的是项羽还无脸见江东父老,而李的士兵甚至家人都被杀被辱的时候,自己跑去做和尚逃避。如果去做和尚是真实的,真是历史上对李本人最大讽刺。

英雄就应该死在沙场,马革裹尸。

明建文帝生死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由于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年)先他而死,乃由皇太孙朱允即位,这就是建文帝,后世也称为明惠帝。然而,在惠帝刚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就夺取了帝位,以讨伐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北平(今北京),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1402年,燕兵攻陷了京师(今南京),燕王即位,‘是为成祖。就在朱棣攻人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颇多,明成祖对此总是不放心,这件事也几乎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数百年来,建文帝的下落也是——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有

“焚死”说和“逃亡’’说。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录,燕王朱棣发动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开进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 《太宗实录》卷九记载: “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 ‘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亮而遽至此平!’……王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仁宗朱高织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为明成祖的朱棣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

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处于何处,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

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住进西内,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朱棣登位后,感到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

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二十余年。民间流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逃到云贵地区,而且辗转到了南洋地区,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

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明史勾沉:看成绩更看籍贯

——洪武科场“南动匕榜”宅迷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末年,发生了著名的南北榜事件。考官取的都是南方人,朱元璋取的都是北方人。显然,这里面不仅是成绩在起作用。取士是按成绩还是按地域,后代统治者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明朝会试开始于洪武四年(1371),洪武十七年(1384)正地域式颁布科举章程,会试在乡试的次年,即每逢辰,戌,丑,末年举行,因为考试时间在二月,所以又称“春闱”。洪武十八年(1385)定下考官人数,主考二人,同考官八人。其他又有会试提调官,收掌试卷官,弥封官,眷录官等等,体制十分完备。唐宋两代尤其是唐代科举看重人情请托,明代虽不能根本杜绝,但已趋于相对的公正。

明处政局稳定不久,朱元璋十分重视科举考试,视它为网络天下人才,稳定天下人心的一大措施,洪武年间发生的“南北榜”事件是朱元璋这一政治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洪武十三年(1397)三月初五,是三年依次会试放榜的日期。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经过层层选拔,会试高中后,必须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人,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的象征意义重与实际意义。会试结束,按照科甲排名,新进土获得在京或在地方作官的权利。

举子们早来到张榜的地方,秦淮河北岸的贡院门前。辰己时分,考场官员手捧黄榜,在鞭炮声中高悬于辕门之前,上有五十二名贡士的名字。落榜者心中不平,—一位举子发现上榜的人全部是南方人,他的发现引起了北方举子的愤怒,人群大哗,他们向黄榜投掷石块,认为考官偏袒同乡。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考的礼部,要求与考官对质。礼部官员请来皇家警察锦衣卫弹压。,但面对群情激奋的大批士子束手无策。很快,南京的街头巷尾贴满了匿名的传单,指责主考官员只选拔南方人,其中必有隐情。考场骚乱发展成一场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事件越演越烈,礼部官员不敢隐瞒,向皇帝上了奏本,陈述此事。

会试主考,翰林学士刘三悟为学界泰斗,他负责制定明初科举章程,修订《寰宇通志》, 《礼部集要》等书籍,为人清正。本科考试取士都经过再三选拔,没有接受人情请托。他在朱元璋召见时详述经过,认为由于北方一直在元朝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民不聊生,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的文化素养上确有所不同,才会促成一榜尽是南方人的局面。朱元璋虽然同意这一解释,但要求特选几位北方举子以安定人心。刘三吾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是刘三吾被赶出宫城,副主考白信蹈被停职。朱元璋命令翰林院侍讲张信主持考卷复审。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山呼万岁,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张信领授了朱元璋的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二十余日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不得回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会试复审成为京城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四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奉天殿,听取复试结果,六部九省官员与原主考人—一起进宫听旨。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很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突然掉转语气。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尽是南人事出有因。此论处于所有人的意料,也出于朱元璋的预料。

朱元璋大怒,指责官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北方试卷送交皇帝审阅。他宣布自己将亲自评卷,以前结果一概无效。张信,刘三吾,白信蹈等人缉拿下狱,严加追问。礼部无法再从官员身上得到所要的口供,便转而施酷刑于他们的家人,罗织张信的罪名是“为胡为庸鸣冤,反叛朝廷”,刘三吾,白信蹈等人变成蓝玉余党。此时上距胡为庸之死已有十七年,蓝玉之死也有五年,朱元璋明知罪名为罗织所致,但为了打击廷臣的反对势力,安抚北方人心,仍将在案人士处以极刑。四月底,张信,白信蹈,司宪,正奢华等被凌迟处死,刘三吾年老免死,发往边疆充军。高中的陈安有行贿嫌疑,被同日处斩。

五月初,朝廷宣布复审结果,新选六十一名贡士全部是北方人,河北韩克忠居首位,第一名山东任泊安,南方举子无一人入选。历史上称为“春秋榜”。

事实上,由:厂各地区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土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朱元璋正是从政治大局作眼,采取极端措施,来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应该指出的是,元代政治中心在北方,明代的军事要地一直在北方。明初,北方士子一直观望徘徊,迟迟不愿依附明朝,用科举收伏北方土子之心是当务之急,张信等人不能体会朱元璋的用心,因此受到极刑处置。

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洪武元年(1368)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宣德,正统年间南北各让五个名额给中部地区,以取得地区间的平衡。以后虽然名额有变,但按地域取土的制度相沿不变。

南诏大理国山洞藏金瓶之谜

在一个夏季的傍晚,山里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起,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这时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要赶紧找个地方暂避风雨。大山里通常会有很多的洞穴,老汉在草丛中寻找着。果然他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口,急忙走了进去。洞中漆黑一片,地面上也坑坑洼洼,但洞里仿佛有种神奇的东西吸引着老汉向前走去。

就在火光照亮前方的时候,老汉惊呆了,山洞深处显现出一些金灿灿的东西。再定睛细看,老汉辨认出这是些黄金打造的罐子。这时,老汉好象受到亍更大的惊吓,他全然不顾外面的狂风暴雨,跌跌撞撞跑出了山洞。山洞中的黄金罐子似乎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些更加诡异的物品,竟使得老汉这般惊恐万状。

山洞被发现的时间是2001年,它的地点就在大理州东南的巍山县。

也许是因为受了惊吓和淋了雨水,老汉回家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人们都说老汉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些金瓶是属于很久以前一些国王的,里面存放的是他们的魂灵。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这个古老的说法,一个秘密的山洞里藏匿着许多国王的金瓶,但从没有人能够找到它们。随着老汉的去世,刚刚被发现的山洞也悄然消失了。

几年过去了,山洞里国王的金瓶,已被人们淡忘,谁也无法核实那些神秘的金瓶究竟是传说还是事实。

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的黎瑞财所长,却始终关注着这些山洞中的金瓶。这天他和同事来到了大理市的苍山脚下,传说这里也有一个藏匿着金瓶的山洞。

采访:很多人都说见过这个洞,还传说这个洞可以穿到苍山,达到苍山背后的漾濞县。

这里离巍山有100多公里远,同样是藏着金瓶的山洞为何会出现在两处。而山洞中的金瓶真的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存放着国王的灵魂。那些金瓶又会是属于哪个王朝的国王的。黎所长在反复查阅史料后,发现了一条线索。

采访:蛮书上记载是火葬了以后,南诏王割下双耳,处于金瓶,两个耳朵放在金瓶里面,藏进密室,到时候是,适时将出祭之。

看来,按照蛮书的记载,老汉的发现和人们的传说并不是子虚乌有,国王的金瓶的确存在。

但黎所长也清楚地知道,如果山洞是存放金瓶的地方,那就好比是国王的陵墓,它的位置一定非常秘密。

采访:皇家葬掉以后,派人(将金瓶)藏到密室里面,这个秘密只有继位的南诏王才知道,这个洞,这个密洞所在地,那么为了不让后人发现这个金瓶的所在地是什么地方,首先派第一批人把金瓶储存收藏好以后,埋好以后,后面就派第二批人,就把知道这个洞穴所在地的人杀掉,杀掉以后,这个(洞的地点)永远是个谜了。

那么如此重要秘密的山洞,能够轻易找到么?

采访:我们前后进行了两次勘察工作,但是在山坡一带没有发现任何的洞穴。

两次勘察尽管没有找到传说中的洞穴,但黎所长在对这里的地形做了细致的观察后,他发现:

采访:从它整个的形制来说,它在当时苍山的峰麓下面,前面有上下两个平台,两个平台之间有个通道。

黎所长认为这样的地形很像是个大型祭祀的场所。如果按照传说和蛮书中的记载,每到国王的忌日,从附近的洞中取出金瓶,在这里举行祭奠活动,一切似乎顺顷理成章,但因为没有发现山洞,人们始终无法证实它的存在。

考古发掘现场

2004年的冬季,在苍山脚下的一条公路边,有处考古工地悄然开工了。

1000多年前,大理地区曾有过两个地方王朝,它们的都城就建在了苍山脚下。但有关这两个王朝的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

采访:在明朝,朱元璋派当时的傅有德平云南后,记载就是把所有在官典籍都全部烧毁了。

朱元璋所毁掉的正是大理地区两个古王朝的历史文献,它们就是南诏国和大理国。这两个王朝先后存在了500多年,但灭亡已有近一千年的时间,再加上后人毁灭性的破坏,地面上已经没有了王朝的踪影,只有地下还可能埋藏着都城的废墟。如今这里的公路要扩建,人们必须先探明地下是否有古代建筑,才能动工修路。当然,考古人员更希望能够在此地发现南诏大理国的遗迹。

如果金瓶中是国王们的遗骸,它们有理由被存放在苍山脚下的某个洞穴里,因为那里曾有着古老王国的都城。但为什么在巍山县的大山中也有着神秘山洞的踪影,而这里和苍山远隔100多公里。

在巍山县的巍宝山下,有一座小小的庙宇,这里供奉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南诏国的创始人名oq细奴罗。

根据有限的历史资料,人们了解到,早在公元六百多年时,细奴罗曾是巍山地区的一个种田人。那时的大理地区只有一些部落分布在洱海一带,细奴罗就是其中一个被称为南诏的部落首领。

后来他所带领的部落在唐王朝的扶持下,打败了当时洱海一带其他的五个部落。

细奴罗统一洱海地区后,在家乡的一座山上建造了自己的都城。南诏曾有过三代国王都生活在这个叫龙于图的都城里。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把自己的归宿选在巍山,而老汉发现的那个山洞也就有可能真的存在。

九十多年后,南诏的第四代国王将都城迁到了苍山脚下,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南诏成为了云南—‘带强盛的地方王朝,历时一共两百五十多年。

当南诏国的时代过去后,大理国立国并沿用了南诏的都城。在苍山洱海一带大理国的都城又伫立了三百多年。直到公元1253年,忽必烈攻占云南地区,南诏和大理国500多年的历史才最终结束。所以在苍山脚下有着神秘山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考古工地的现场有了明显的变化。——些大大小小的土坑被专门清理了出来。人们发现在每一个土坑中都埋放着一块大石头。

黎所长和考古工地的领队,对这些土坑异常关注。他们认为土坑中的大石块呈现了一种古人特殊的建筑手段。那就是在坑中先放上石块,然后在石块上树起木柱。用这样的办法建筑房屋,正是南诏大理时期建筑的特点。

在文献中记载,历史上这一带曾是南诏大理国的都城。这次为了扩建公路而进行的保护性考古发掘,果然探察到了南诏大理国的踪迹,这时在黎所长心中也随之升起了希望,那个藏着金瓶的山洞会不会真的存在,而且也能被发现。

欧阳修是越王勾践后裔?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是越王勾践的后裔!”真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仓良修语出惊人,他最近的研究考证,将相隔1500多年的两位中国历史著名人物扯上了血缘关系。

仓良修同时还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他对中国史学史、方志学、谱牒等各方面均颇有研究,著述甚丰。此次发现就得益于他对“欧阳修在谱牒学上贡献”的研究。仓教授称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意外收获”。 “他在谱牒学上的贡献相当突出,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编修家谱的思想和主张,对元明清曾产生深远影响。”

一篇《欧阳氏谱图序》引起了仓教授的兴趣,该序分“石本”和“集本”两种本子,均收录在《欧阳修全集》中。 “序”揭示出江西名人欧阳修原祖籍浙江湖州,是春秋时期因“卧薪尝胆”而流芳百世的君主——越王勾践的后裔。

“欧阳修对他的姓氏来由在‘石本’中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了。”仓教授解释道,直截了当地讲,即越王勾践第五代孙“无疆”被楚国打败后,他的所有儿子均接受了楚国的授封,其一儿“蹄”被封到“乌程欧余山之阳”做亭侯,封号“欧阳亭侯”,至此欧阳氏产生并历代沿用。

对于欧阳修所述的真实性,仓教授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最为关键的是,他从《史记‘越世家》中找到了与欧阳修所述欧阳氏受封得姓文字完全相吻合的记载, “欧阳修并无任何虚构”。此外,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91也以“专家身份”对此予以承认和记载: “昔越王无疆之子蹄,封于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子孙因以为氏。”

破千古之迷“和氏璧”再现杭州

蔺相如“完璧归赵”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和氏璧”被秦王制成玉玺,历经20余个大小王朝的10余位皇帝争夺后神秘失踪,失传至今已有1065年。那么,用“和氏璧”制作成的传国玺究竟是什么模样?欣慰的是,在杭州中国建设银行的保险箱里,我们有幸一睹这珍贵玉玺的风采。

以变彩拉长石为原料制成的玉玺呈宝塔式的正方形,上雕螭虎纽。神奇的是,在,阳光的折射下,墨绿色玉玺周身会散透出点点晶莹的蓝光,玺底刻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此玺是已故国际著名地质学家、宝玉石和观赏石专家袁奎荣教授经多年研究复制而成的,袁教授在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和宝石学基础上考定了“和氏璧”玉玺的原料、形状和玺文,重现了千年古玺的本来面目。

西博会上,这块玉玺参展于杭州中华石景园,在2007年11月6日开幕的“中国观赏石博览会”上再次吸引人们的目光。

奇货可居——秦始皇身世之谜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时代的第一位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皇帝。六国养尊处优的君主嫔妃、王孙公主、皇亲国戚无一不胆战心惊地揖首跪地、俯首称臣。然而,傲视天下的秦始皇内心却是异常脆弱,因为他对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予子楚,被封为王后。那么,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人争议不休。

《史记》中记载秦国丞相吕不韦本为河南濮阳的巨富,是远近闻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满足这种拥有万贯家私的地位和生活,野心勃勃,对王权垂涎三尺。

于是,吕不韦打点行装,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精心策划一个大阴谋,将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王的孙子异人,想法过继给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转瞬之间,异人被立为嫡嗣,更名为子楚。

不久,国事生变。秦昭王、孝文王相继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之后,吕不韦将自己的爱姬赵姬献给子楚,生下嬴政,被封为皇后,不料子楚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儿子嬴政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吕不韦认为嬴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嬴政喊自己为“仲父”,自己则掌管全国政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吕不韦在邯郸的秘计实现了。

认定吕不韦和秦始皇有父子关系的说法,其原因是:

其一,这样可以说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反对秦始皇的人就找到了很好的造反理由。

其二,是吕不韦采取的一种战胜长信侯的政治斗争的策略,企图以父子亲情,取得秦始皇的支持,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

其三,解秦灭六国之恨。 “六国”之人吕不韦不动一兵一卒,运用计谋,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秦国的王位,夺其江山,因此,灭国之愤就可消除。

其四,汉代以后的资料多认为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王内宫如此污秽,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后世人也有认为上述传说并不能成立的。

其一,从子楚方面看,既使有吕不韦的阴谋,但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为秦昭王在位时,未必一定将王位传于子楚,更不能设想到子楚未来的儿子身上。

其二,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虑,假若赵姬在进宫前已经怀孕,秦始皇一定会不及期而生,子楚对此不会不知道。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

其三,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她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做异人之妻呢?这样,就不会存在赵姬肚子里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身世之谜也只有留于后人去推测了,而“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却由此流传于世。

千古功过任人评

——武则天无字碑宅谜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她从一个才人一步步爬上皇后宝座,直到最后建立大周朝。登上帝位之后,武皇一方面消灭异己,一方面却也励精图治。在她统治时期,整个社会倒也安定,而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民间有很多。武则天本人也从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即使死了,也要留下一块无字碑,千百年来引得人们纷纷猜测。’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干陵位于西安市西北80公顷的干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的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座则用骏马饮水、雄狮、云纹等线刻画而成。如此精细的雕刻,在历代墓碑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大政绩。可惜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武皇是抢了大唐江山,是叛臣逆贼,对于她的功劳视而不见。因而,武则天要把自己的功劳让后人去评述、去记载,于是就有了无字碑。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有的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唐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恰恰相反。武则天对自己一生还是颇感自豪的。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武则天要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就是要让后人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评价。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很有道理,至于哪一种说法是她的本意,现已无从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以后,人们开始在无字碑上面添补题识,现在上面共有13段文字。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字中还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能识别。这种早已废绝的少数民族文字,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视为“20世纪之谜”。经考证,金太宗的弟弟于1134年在无字碑上刻了《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简称《郎君行记》),且在旁边配有汉字译文。这种失传了的文字并不是金文,但究竟是什么文字呢?明代金石学家赵山函在《石墨镌华》中说: “(《郎君行记》)碑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字刻干陵无字碑上。”这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发现辽代帝后的墓志,才将这一谜团解开。原来这些文字和墓志上的字相同,是早期的契丹文字。契丹文字始创于公元920年,但随着国家的灭亡很快消亡,到了元代已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了明代则彻底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了。这一失传的文字作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被保留下来,却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的一大贡献。

乾隆帝六下江南探望亲生父母之谜

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是当时雍亲王胤稹的第四个儿子,雍正十三年九月25岁时继位登基为君,嘉庆元年正月禅位于皇十五子颐琰 (y6nW6n),当太上皇帝,四年正月初三日病逝,享年89岁。

根据《清实录》等官方书籍档案的记载,乾隆皇帝弘历的父亲是雍正帝胤稹,母亲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但是,很早以来,尤其是清亡之后的一段时间,野史、文人评述和民间传说,不少是说乾隆并非雍正帝妃的儿子,而是汉人汉女之子。最为流行的一种传说是雍和宫法轮殿说,弘历是汉官陈阁老陈世倌的儿子。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家常有来往。有一年,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在同一天生下了孩子,雍亲王让陈阁老家把夫人生的男孩抱进王府看看。陈家把男孩送去,当天王府把孩子送出来,陈阁老回到家中一看,自己原来的那个男孩已经变成了女孩,陈阁老知道事关身家性命,不敢声张。那个抱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后来的干隆皇帝弘历。弘历即位为帝以后,知道了真相,便六下江南,探望亲生父母,并且六次南巡之时,有四次住在陈阁老家的安澜园,以便和父母相聚。

这个传说虽然最为流行,但是毕竟不是事实,至少有四个无法解答的疑问。

疑问之一,陈世倌曾不止一次地遭到乾隆帝谴责和处罚。陈世倌为人廉俭纯笃,每在皇帝面前谈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复陈述,甚至流泪泣诉,乾隆深受感动,说: “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因《平安春信图》此图存在二说:一是画面中为雍正、乾隆父子,二是反映乾隆皇帝不同时期的形象。

而加以信任和提升。雍正五年陈世倌以督修水利工程迟误被革职,在家闲居八九年,乾隆即位后委任其为左副都御史,后历任仓场侍郎、户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乾隆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土,升迁不为不快,但一旦有违上意,则予严惩。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云南巡抚图尔炳阿疏参赵州知州樊广德亏空。按照定例,巡抚参劾属员,应由总督审拟,而内阁却错误地拟为由巡抚审拟。乾隆发现其误,即予痛斥,命将大学士陈世倌、史贻直交部严查议奏。部议应革职。乾隆降旨批示说:陈世倌自补授大学士以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著照部议革职。随即他又就陈世倌的“卑琐之节”加以具体化,下谕说:朕前谓陈世倌多卑琐之节,并非泛论。例如,陈系浙江人,乃伊因与孔府有交往,便于山东兖州私置田产, “冀分其余润,此岂大臣所为”?谕命山东巡抚,不准陈世倌居住兖州。按常理说,既为人之子,岂能骂父亲“多卑琐之节”,而且具体引例为证,还谕命革其官职不准住居兖州。自诩以孝治天下的乾隆帝,怎能如此斥责亲生父亲,还要罢其官职?

疑问之二,所谓乾隆南巡是为了探望亲生父母,四次皆住陈家,可是,陈世倌自十六年蒙恩复官以后,二十二年便以老病奏准解任养老,二十三年二月陛辞,还未成行,于四月病故。而乾隆于十六年一下江南,二十二年再下江南,都没有到海宁,雍正皇帝朝服像第三次南巡起,到六下江南,才去到海宁,视察海塘工程,并住在陈世倌家的隅园,这时陈已故去。乾隆之住陈府,并将隅园赐名为安澜园,显然是为了修建海塘,防御海潮侵袭。

疑问之三,雍亲王如果要抱养别人之子为己子,并且是抱养汉人之子,这严重违犯了满汉不能过继的法令,更是混淆天潢贵胄的大罪,一旦被争夺皇位的政敌发现,雍亲王便会削爵下狱,永世不能翻身。心思细密疑心特重的雍亲王,他会行此冒天下大不韪之事吗?

疑问之四,退一万步说,雍亲王即使胆比天大,敢于做出这等危险万分的事,可是,有这个必要吗?除非他是断子绝孙,并且不能生育,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这样行事的。可是,雍亲王并非断子绝孙之人,此时他才34岁,已有了3个王子,虽然其中两个王子已早殇,但第三个王子弘时已经8岁,并且弘历生下之日,还有一个已经怀孕六七个月的王妃,在这样条件下,雍亲王怎会抱养汉人之子为自己的儿子呢?可见,弘历是陈阁老之子的传说,是无法成立的,不是事实。

另一种说法是,弘历是雍亲王胤稹的儿子,可是却非钮祜禄氏所生,弘历的生母不是满人,而是汉女。这种说法说,雍亲王在热河打猎时,射中一头梅花鹿,雍亲王喝了鹿血后欲火中烧,难以忍耐,附近又无王妃妾媵

(yln9),就抓住山庄中的一个汉人女子上了床,后来这个汉女生下了弘历。这个故事虽然生动,但一则这是野史所云,传说所述,并且这些野史、传说还是清亡以后形成出来的。既是时间很晚的野史、传说,如果找不出早年的文献碑刻档案等等可靠的史料予以佐证,是不能当作事实来对待的,难以令人信服。再则,避暑山庄/}天子所居,规画之密,守御之严,禁令之多,山庄之内及其周围,岂容民女进入?更不可能让民女在此长期居住,耕田过活,这个汉女从何而来?

还有一些传说,也与此类似,时间晚,破绽多,难以相信。

不过,有几条史料,对于乾隆的生母钮枯禄氏的记述,不尽一致。 《玉牒》载:

乾隆为孝圣太后打造的金发塔世宗宪皇帝(雍正帝)第四子高宗纯皇帝 (干隆帝),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于雍和宫。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载: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遵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成书于乾隆六年的《清世宗实录》卷四却在熹妃的记述上有了差异。它写道:

甲子(二月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

成书于乾隆十七年的《永宪录》卷二,对熹妃的记述与《谕旨汇编》基本相同,时间却有差异。它写道:

雍正元年—卜二月丁卯(二十二日),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为什么《汉文谕旨》把受封熹妃的人写为格格钱氏,而《清世宗实录》却写为格格钮祜禄氏, 《玉牒》也写为干隆之母钮祜禄氏?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一些野史、传说与某些近人的评述,给乾隆帝弘历找了另外的人当作他的生父生母,但都无确凿可靠的史料为证,难以令人信服。所以,我认为还是《清实录》等官方文书档案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乾隆帝弘历的亲生父亲是雍正帝胤稹,亲生母亲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

秦人的起源

公元前221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权诞生,嬴姓的秦人建立了这一大帝国。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来说,秦原是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部族。周平王元年(前770)因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才跻身于诸侯之列。齐桓公称霸时,仍被拒绝参预会盟。这样一个落后部族,最终却在战国诸雄中卓然成功,完成统一大业,这就使历史学家对秦人的早期情况,特别是起源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秦人早期历史的材料十分缺乏,直到秦文公十三年.(前753),才“初有史以纪事”。有关其起源问题,只能靠《史记》中有关资料来推测,于是就产生许多歧异。大致有秦人“东来说”和“西来说”。

人们过去普遍认为,秦是西北地区的部族成员。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指出: “秦之祖先,起于戎狄。”而戎狄一般聚居于酋北地区。蒙文通根据《史记·秦本纪》中申侯所说“昔我先骊山(今属陕西,古骊戎居此)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谲(秦人祖先)”之语推测,胥轩为戎,当非华族,此秦之父系应为戎;申侯之先为骊山之女,亦当为戎,则秦之母系亦为戎,父母系皆为戎,则秦人为戎族可确定无疑。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如一些先秦典籍中称秦人为“狄”或“戎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诸国将秦当戎狄看待;商、周时代秦人一直在西方活动,没有迹象表明此前曾有——次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湖北枝江出土的铜钟铭文写有“救秦戎”的字样,等等。总之,秦人起于戎狄,活动于西北地区。此说为较普遍的观点,有限的文献资料似已证明了这一论断。

现代有些学者提出秦人与殷人同出东方的看法。认为殷人也曾被称为

“殷戎”,因而“秦戎”、 “狄秦”之类称呼,不足以证明秦人是戎狄。在殷商时期,秦人是从属于殷商的——个部族,殷商亡后被迁到今陕西地区,成为周人的奴隶。周成王时,秦人参加反周大叛乱,失败后再次西迁,成为后来秦国人的祖先。此说也有一些史实可以证明,如秦人与殷人均以燕为图腾,共奉“玄鸟”为祖先;都是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界限分明,而在七个秦公陵,园二十二座大墓中,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绝无亚字形墓,说明秦的墓葬形式循殷制。秦人与殷人的祖先关系如此密切,而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既已是不争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也应生活在我国的东方。据此,这些学者还进一步推断秦人的发祥地在今山东境内的莱芜、泰安一带。

秦始皇死因成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一路劳顿,到平原津 (今山东平原附近)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 “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送出,秦始皇就死在沙丘行宫(今河北广宗附近)了。

赵高是个宦官。他的父母都是秦国的罪人,赵父受秦宫刑,母亲是官奴婢。赵母在秦宫中生下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而为奴。后来秦始皇听说赵高身强力壮,懂点“狱法”,提拔他作中车府令,是专管宫廷乘舆车与印信、墨书的宦官头儿。秦始皇还命令赵高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学习法律。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

秦始皇这次出巡,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为皇帝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还祷山川”。这可能是赵高的计谋。因蒙恬当时正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一族。赵高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个绊脚石。

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人经过一番密谋,就假造秦始皇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指责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消息以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为了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鱼装在车上以乱其臭,迷惑大家。到了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总管宫殿大小门户,可以把秦二世控制在手。

赵高阴谋得逞后,又开始实行他的新计谋。他向秦二世谗言,陷害蒙氏兄弟,诛杀诸公子;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的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不但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投狱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由于他是宦者,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

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坐在皇帝的宝座上,而他不能像后来支配秦二世那样支配活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一步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缺页。所以“沙丘疑案”是一个未解之谜。

三顾茅庐是真是假

“三顾茅庐”这个成语典故的出处妇孺皆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辅助他成就帝业的故事,将刘备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写得栩栩如生,把刘备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关羽、张飞的居功自傲描绘得惟妙惟肖,人木三分,这段“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加以艺术构思而创作的。但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究竟是不是“三顾茅庐”?学术界各有说法。

《三国演义》中关于这第一次见面的记载是:刘备带领军队驻扎新野时,徐庶对刘备说: “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愿见他吗?”刘备说:

“你带他一起来吧。”徐庶说: “可以主动登门去见此人,但不能让他来拜

见您。”可见,刘备亲自到诸葛亮那里去请求拜见、赐教。共三次前往,才

得以相见。但没有写关公、张飞同往,也没有说明是在茅庐中相见。

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也说: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几句话,证据确凿。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

《隆中对》,对刘备三次往访以及诸葛亮论天下形势的内容记载得更为详细。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当作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典范。刘备当时困难重重,急需人才,从情理上看, “三顾茅庐”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历代没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有过怀疑。

但现在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三顾茅庐”的记载难以令人相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当然正合其意,他岂能大摆架子,而不抓住这个可能失去的机会?当时的诸葛亮只有27岁,刘备则是个有声望的政治家,对诸葛亮怎能那样低声下气地苦求?虽然前一种说法中以

《隆中对》作为证据,但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 《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 “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三国人鱼豢写的《魏略》中,也提到了刘、诸葛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情景。 《魏略》中说刘备屯兵于樊城时,曹操方已统一黄河以北,诸葛亮预见曹操马上就要对荆州发动进攻。荆州刘表性情懦弱,不晓军事,难以抵抗。诸葛亮于是北行见刘备。刘备因为诸葛亮年纪小,根本不重视他。诸葛亮通过谈论对当今政局的对策,才使刘备逐渐信任他。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记载也大同小异。

从诸葛亮本身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来看, 《魏略》、 《九州春秋》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有人则调和了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樊城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再次相见,才逐渐有了很深的感情。并指出:在建安十二年初见,再次相见是在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后来非常感激,因而记入了《出师表》中。

诸葛亮与刘备究竟是“一见”,是“再见”,还是“三见”,这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 “三请诸葛亮”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吸引了无数人。

三星堆.千古来解之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预计一年时间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

“杂交文明”。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 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 “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 《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五: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

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砍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2007年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还现场直播发掘工作。

结果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咖平方米。余秋雨看过三星堆后说: “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

三星堆的七大“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沙和尚为何戴九颗骷髅项链

如今,你若问任何一个人,沙和尚脖项上挂的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佛念珠呀!”其实,在吴承恩的小说中,沙僧脖颈上起初戴的并不是什么念珠,而是用九颗人头骷髅穿起来的项链。

小说第二十二回对此有清楚的描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西游记》,卷首有古干绘制的《西游记图像》,其中第一页为《取经四圣》,而位于左上的第一幅就是沙僧肩挑担、手握月牙铲、项挂骷髅的形象,尤其正中间那具骷髅被刻意加大、突出。吴承恩为什么要给沙僧设计这样一个可怕的道具呢?近日,中山大学古代戏曲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康保成的一篇论文最终揭开了谜底。

皈依前,沙和尚项下的骷髅是他吃人的见证,也是他炫耀战功的一种方式。

康保成认为,沙和尚项下挂着的骷髅,是他生吃活人的见证,这在小说中交代得清清楚楚。第八回,沙和尚被观音菩萨降伏,情愿皈依正果,主动讲道: “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玩耍。”

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说法,沙僧的原型深沙脖子上那串骷髅是三藏法师的前身,据说唐僧曾两度被深沙神吃掉。在元人《西游记》杂剧中,深沙已变成沙和尚,他脖项上挂着九个骷髅头,据说唐僧“九世为僧”,被沙和尚“吃他九遭”。如此说来,将骷髅头挂在项上原本并不是菩萨的发明,而是沙僧炫耀战功的资本。

这种用人头骨来炫耀战功的方式其实源于古代原始部落。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普遍存在猎首、食人并以人的头骨做装饰的习俗。在非洲原始部族中,战俘往往被吃掉,‘而头骨则成为被炫耀的战利品。

据英国人类学家海顿的介绍,在澳洲土著中,人头骨是战利品,是勇敢的标志。小伙子要娶妻,没有人头骨姑娘就不喜欢,找不到老婆。

一个敌人被杀,就砍下头,用藤索穿人下颚骨携回家中。人头被悬挂在房屋的正柱上作装饰,犹如“一束束葡萄,或‘串串葱头”。

猎头习俗,往往和头颅崇拜相联系。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中多处记载了原始部族的猎头习俗,几乎无一不是把头颅当做神灵崇拜的。例如,在西非的原始部族中,国王逝世后,他的心要被新国王吃掉,但他的头,则被供起来当做神物。我国史前时代也有猎头习俗。 《山海经》中的刑天,就是一位被砍了头的英雄。根据史书记载,直到汉代,还保留着以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作为军人论功行赏的凭据的制度。蔡琰《悲愤诗》中“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诗句,是北方少数民族以人头炫耀战功的真实记录。

吴承恩的骷髅项链描写,并非闲来之笔,其实有着很深的佛教渊源。

在《西游记》第二十二回,沙僧皈依之后,遵照菩萨的指令,取下脖子上挂的九个骷髅,用绳子一穿,又把观音菩萨的红葫芦拴在当中,放在河里,骷髅和红葫芦立刻变成一只小船,将唐僧等人载过。到了岸上,木叉行者收起了红葫芦,那些骷髅立刻化成九股阴风,一会儿就不见了。流沙河是鹅毛都俘不起来的弱水,为何那些骷髅和观音的菩萨的葫芦一起,就能成为渡水的宝筏?

康保成说,沙和尚项上的骷髅,不是普通的骷髅,它本是得道高僧(唐僧)的头骨。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都有骷髅装饰品,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戴骷髅璎珞(项链)。例如,怖畏金刚身佩 50颗鲜人头,遍体挂人骨珠串。据说佩戴人骨、骷髅一方面象征世事无常,另一方面象征战胜恶魔和死亡。

藏密中骷髅装饰来自印度。八世纪时,莲花生大师所创立的西藏金刚舞

(即羌姆),最初就带有印度密宗仪式的显著特点。在印度佛教那里,一般人的骷髅与得道高僧的骷髅价值完全不同。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杂剧《西游记》都说沙和尚项上的骷髅是唐僧的前身。这唐僧可不是——般的和尚,而是佛祖如来弟子金蝉子转世、十世修行的罗汉,吃他一块肉便可长生不老。既然唐僧浑身上下都是宝,将他前身的头骨摆成九宫形状,再加上菩萨的宝葫芦居中,得以顺利渡过弱水便不难理解。

沙和尚原本——直戴骷髅项链,只是到了元代,骷髅项链才逐渐变成了一串念珠。

康保成认为,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中的密宗还不正宗。后来密宗的势力不仅很快在印度本土发展起来,而且迅速传到我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三大士” (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翻译密宗经典,并在各地建曼茶罗坛场,密宗才在我国传播开来。 《西游中》中沙僧形象的前身——密宗护法神深沙神信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据佛典记载,深沙与俘丘本是两个恶鬼的名字,到唐朝时合而为一,成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了。公元839年,日本和尚常晓将中土的深沙神王像带到了日本。他带去的深沙神像就身挂骷髅装饰品。

其实,从中唐到宋,内地的深沙神信仰十分兴盛,这从一些禅宗语录中也看得出来。到了元代初,随着统治者对密宗的信奉,一种戴骷髅头表演的十六天魔舞也在宫廷中演出,但很快受到禁止。据《元史·顺帝纪记载,到至正十四年(1354年),十六天魔舞仍在宫廷中演出,但四天王与骷髅头装饰都没有了,表演者变成了十六名妙龄宫女。可以推测,至元时之所以禁演十六天魔,很可能是由于骷髅头装饰的缘故。

元蒙统治者尚对骷髅装饰心怀不悦,到了明代,汉人更不可能让一个已经皈依正果的僧人始终挂着令人恐怖的死人头骨装饰品了。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沙和尚项上应当换成一串念经咒时计数用的念珠。于是沙僧真的成为慈悲的和尚,变得和蔼可亲了。

沈阳发现特大“太岁”

怪异肉球举世罕见

200少年7月30日,北票市文管部门携带不久前发现的7公斤重怪异肉球(俗称太岁)赶赴吉林,求助科研部门对大肉球进行成分鉴定。

据北票市交管所赵志伟所长向记者介绍,这块特大怪异肉球于6月28日在黑城子镇挖地基槽时被发现,其高20厘米,径宽25厘米,重7公斤。此物俗称“太岁”,在一些古籍中有记载。而如此大的太岁是十分罕见的,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当微生物研究所同志观后解释说,此肉球为粘细菌,介于原生物与真菌之间,这种粘细菌分布于土壤里,在土中粘细菌很多时,就容易形成个体较大的粘细菌,其生命力极强,此生物体是自然界非常稀有的大型粘细菌复合体,对遗传学、生物体系、细胞等诸多生命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北票有关方面决定将此怪异“肉球”提供给吉林某科研部门,对其成分、成因做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