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图》在人们心目中曾经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好像它真的包含着什么“天机”，预言着未来的社会变迁，而且有诗又有图，在中国大陆以外被一些人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之首，所以在我们没有见到它的时候，倒是颇能耸动一些好奇心。但是建国以来， 《推背图》一直被当成禁书，不要说市面上不能出售，就是家里收藏也是违法的。人们有一种毛病，越是不让看的东西就越是感到神秘，一来二去，不少人心里真的以为《推背图》中藏着什么天机，不然的话，为什么政府不让我们看呢?记得在“四人帮”快垮台的那年，有人就对我说过： “那伙人快完了。某县某村里有位老先生，用《推背图》推出来的。”大家现在都知道了， 《推背图》并没有关于“四人帮’’的“信息”。但当时人们可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民众对“四人帮”的灭亡已有预感，二是正因为谁都不知道《推背图》是什么东西，所以才可以用它来做“证明”。·尽管民众仇恨“四人帮”的情绪是合理的，但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终究还是不对头。事情很明显，这种谁也不知何物的《推背图》是谁都可以利用的。要破除人们对《推背图》的迷信，制止一些人利用它图谋不轨，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大家知道《推背图》究竟是什么东西。近几年国内的书摊上陆续出现了几种版本的《推背图》，大多是从港台“引进”过来的，一时很抢手，但一哄而后，便被冷落，看过的人不禁恍然：原来不过是这样!这就证明它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但是如果只是把《推背图》印出来，那还是不够的。国外已经有了专门研究《推背图》的专家，他们当然不是想从中找出什么“预言”，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我们眼下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版本的《推背图》我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想看一看了。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能“将就材料”地介绍一下《推背图》的知识，这样比单纯地用一句话把它骂倒更合情合理一些。
说起《推背图》的缘起，倒是很神秘。唐朝有个叫李淳风的术士，精通天文历算，曾经因为预感到不久将有武则天乱唐的灾难，便推算起来。他推算得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被另一位术士叫袁天罡的推了一下后背，道： “天机不可泄漏!”他这才罢手。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李淳风便把他推算的成绩，写成诗歌，又画成图画，通过袁天罡上奏给唐太宗。这种事关国家机密的东西当然是不能再让别人看的，可是不知怎么泄漏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推背图》。这《推背图》不仅把有唐数百年，而且连此后的宋辽金元明清的治乱兴衰都预测得分毫不差。真是前无诸葛亮，后无刘伯温!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它那一幅幅图画，把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外服饰也都预测出来·了，满清的花翎马褂，洋人的西服革履，全部画得维妙维肖，如果再描绘得细致一些，完全可以供时装设计师做流行色预测的根据了。 ·
但是，如果再细心地看下去，问题就会出来了。吹毛求疵的读者要问：
“满清的人穿马褂是不错的，为什么唐朝时的胡人也是顶戴花翎?这不成了唱《四郎探母》，辽国的公主和大清国的格格一样了?莫非李淳风是近视眼，千年之后洞若观火，百年之内却一塌糊涂，连自己穿什么衣服都搞不清了?”还有的读者更爱叫真儿，从地摊上买了几种，对照来看，竟然发现几种并不相同，不但图不同，诗也不同，预测的下限自然也不一样。有的预测到清朝初年，有的预测到日本侵华、八年抗战，甚至还可以找到对“**”的“预言”。据说，海湾战争打过去不久，关于海湾战争的“预言”就已经在《推背图》中发现了。 (“飞者非鸟，潜者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飞的不是鸟，是飞毛腿和战斧巡航导弹，潜的不是鸟，是核潜艇。这不就是海湾战争么!)
这结论只能有一个：这些《推背图》中未必有真，肯定有假。
心急的读者当然急于知道究竟哪一种是《推背图》的真本，可是这实在“说来话长”。但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回答，那只能说：可以说全都是真，也可以说全都是假。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李淳风实有其人，在引日唐书》、 《新唐书》中都有他的传。他是唐太宗时人，博通群书，精天文历算阴阳之学。他曾经主持铸造浑仪，编成《麟德历》以取代过时的《戊寅历》，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文学家。但他在史书中又被描写成一个预言家，在小说中更成了出阳人阴，兼判冥事的半仙(故事虽然在《西游记》中为大家所知，但最早却是见于唐人的笔记《朝野佥载》)。新旧《唐书》的《李淳风传》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它与《推背图》关系极为密切，我们把较为详细的引日唐书》的记载征引如下：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 “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 “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 “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 ： “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原文大意是：在唐太宗是时代，社会上出现了一本《秘记》，里面说： “唐代在三世之后，将有女主武王取代其天下。”太宗皇帝就召来李淳风，让他细访此事。李淳风说： “我据天象推算，此事的朕兆已经形成了，这人已经出生，而且就在陛下的宫中。从现在开始算起，不过三十年，她就要据有天下，几乎要把唐朝子孙诛杀殆尽。”太宗说： “把宫中那些可疑的人都杀了，你看如何?”李淳风说： “这既然是天意，就没有逃避的办法了。该称王的那人是死不了的，你杀的人再多，也不过是些无辜的人。而且根据天象，此人已在宫中，并且是陛下的眷属，再过三十年，她就年纪大了，那时她的心肠也软了些，即使取代唐的天下，可能对陛下下的子孙不会杀伤过烈。如果陛下现在把她杀了，上天一定会重新生出一个更年轻的。此人年轻，性情可能更为狠毒。如果这样，陛下的子孙也许就真得被杀光了。”太宗觉得此言有理，于是就罢手了。)
什么叫《秘记》?秘记又叫谶记，还有其它象谣谶、谶语、图谶、图书之类的名字，其实是一种政治性预言的抄本。它起源很早，起码不晚于春秋。它用口头形式流传时叫谣言，叫谶语，写成文字、绘成图形就叫图书、秘记。大家都熟悉的陈胜在大泽乡，往鱼肚子里塞了块帛，上面写了“陈胜王”，便是图书；而让吴广学着狐狸的声音叫出来，就是“谣言”了。唐太宗时流传的“秘记”，其实也是这类东西。 “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谣言是谁造的?已经无从考察，但总不会是武则天家族的朋友。唐太宗虽然天纵神圣，可是遇到这种江山社稷的大事，自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于是太宗皇帝就吩咐李淳风用法术去搜寻，然后杀掉以绝后患。在防止政权易手的问题上，中国历代的大政治家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然而据《唐书》所说，太宗皇帝只听了李淳风一套“天命难违”的话，就再也不追究了。于是我们便从这故事中看到了李淳风数术的高明和李世民的知天命而行仁政。但是事实似乎并没有这样简单和圆满。同样是引日唐书》，在《李君羡传》中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 “女主昌。”又有谣言： “当有女主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 “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封为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勾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
(大意：贞观初年，太白星屡屡在白天出现，太史令占测的结果是： “女主昌。”要有女皇帝兴起。当时又有谣言说： “要有女皇帝统治天下。”太宗听了很不安。当时李君羡做着左武卫将军，把守着玄武门。太宗在一次宴请武官的时候，做了一个酒令，让每人都说出自己的小名。到了李君羡，他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听了一怔，立刻想起了“女主昌”的预言。·但他旋即大笑道： “什么女子竟能如此勇猛!”下来后，太宗再根据李君羡的封邑是武连郡公，官职是左武卫将军，把守的是玄武门，再加上又叫五娘子，显然“女主武王”就是他了。于是他就硬给李君羡安个罪名，把他杀了。)
李君羡究竟是否与妖人有勾结，这本来就是疑案，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自己的江山，万岁爷怎么干都是有理的。于是防患于未然，李君羡和他的全家都丢了性命。但现在问题就来了，清代的学者赵翼一针见血地说：
唐太宗何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其术而附会之!
既然天象已经说那“女主武王”已在宫内，为什么太宗不去狠心除掉，却去杀宫外的功臣呢?何况武媚娘姓氏俱在，比“五娘子”更能合谶呢!说透了，这其实不过是为李淳风编的神话而已。按引日唐书》所记载的李淳风故事，本事见于《感定录》，今存《太平广记》卷二一五， 引日唐书》原封不动地把“小说家言”搬进《李淳风传》，实在失之于滥。
唐太宗的诛杀功臣是有目共睹，他和李淳风的密谈谁见来? (而这两条史料中记载的预言也不相同，一条说是太史占卜的结果和民间的谣言，仅说是女人要当帝王，而另一条就更确定地说是“三世之后”了。)所以在这两件互相矛盾的事中，值得怀疑的只能是李淳风的神通了。其实真正更值得我们怀疑的是预言本身。如果社会上果真有这种宫中武氏女子将为女主的预言，熟悉历史而又不迷信文字记载的历史的读者一定应该问：唐高宗永徽六年，召集朝中大臣询问废除王皇后，策立武昭仪为后一事，那些极力反对立武昭仪的大臣如褚遂良、长孙无忌，为什么不把预言拿出来，作为阻止策立武氏的最有力的论证呢?武媚娘的运气真好，唐太宗见了她把她纳为宠妾，儿子高宗索性把她立为皇后，这父子俩把“女主武王”的预言全忘了，而且那些反对立武媚娘为皇后的大臣这时也昏了头。这是怎么回事?解释这一现象的唯一答案就是：在唐太宗至唐高宗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预言!
尧和舜真的都是圣人吗
“三皇五帝夏商周，七雄五霸斗春秋。尧舜禹汤兴大业，万古谁与圣人俦?”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尧和舜似乎一直是万世景仰的楷模，无懈可击、不可挑剔的师表，一言以蔽之曰乃是圣人——所谓“万古谁与圣人俦”是也。
把尧和舜都当成“圣人”的人，其实已于不知不觉中步人了一个误区
根据《辞海》上的解释，圣人是指“道德智能极高的人”，汉代经学家赵岐注《孟子》时认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二者的意思大体相同，说的都是圣人是无所不能，一点错误也没有的人。
尧和舜是不是真的“道德智能极高”、 “使天下化之”的人呢?
尧五舜八《论语》如是说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尧舜不仅是“传说中上古的两位帝王”，而且“也是孔子心目中的榜样” (杨伯峻先生语)。用一位海外学者的话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尧舜捧成圣人的，情况果真是如此吗?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求助于孔老夫子，看看他老人家是怎样评价尧和舜的。
要看孑L子对尧舜的评价，最可行的办法莫过于查阅他的言论集——《论语》。
在《论语》中，尧出现过五次(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词典》中认为只出现四次，不确)，舜出现过八次，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一一列举一下。
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雍也》)
这段话中尧舜并列出现，乃是孑L子回答子贡“假若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的问题的。孔子的原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哪里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
这一段话中对尧和舜还不是百分之百肯定，再一次提到尧、舜时是《泰伯》篇。孔子说道：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是： “舜和禹真是崇高得很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一点也不为自己!”
接着在《泰伯》篇中孔子又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译成白话是“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能够学习天。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是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是太美好了!”
然后又说到舜：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 (《论语·泰伯》)
接着又提到舜：
子夏曰： “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译成白话是： “子夏说：意义多么丰富的话呀!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出了皋陶，坏人就难以存在了。”这段话虽然出自子夏之口，但也代表了孔子的一贯看法。
接着又提到尧舜：
子曰：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译成现代汉语是“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老百姓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 (《论·宪问》)
接着又一次提到舜：
子曰：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孔子说： “自己从容安静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 (《论语·卫灵公》)
在《论语·尧曰》中最后一次提到尧舜：
尧曰：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说： “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着那正确吧!假若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了。”舜也对禹说了这一番话。
从，卜面的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
孑L子本人并不是对尧舜百分之百地肯定——至少在两个方面尧和舜做得还不很够，这两个方面一是圣德(“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一是修己安民(“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当然，就整体而言，孔子对他的这两位上古“朋友”还是褒多于贬的——《论语》中提到尧五次，三次肯定，提到舜八次，六次肯定，肯定的内容包括大公无私、善学习、善用人、无为而治等。由于孔子的肯定，遂使尧舜在那些专念“歪”经的泥古者那里成了圣人的化身。
“尧至晚年德衰为舜所囚”
尽管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常奉尧、舜为楷模——至少口头上是如此，但尧和舜却谁都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皇帝。这两位大名人只不过是氏族首领。
作为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尧、舜两个人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
有一部比较权威的工具书在谈到“尧”时，有这样一段话： “一说尧到了晚年，德衰，为舜所囚，其位也为舜所夺。”
这段话虽短，但它至少包括两层含意：其一是说尧并非永远正确，其二是说舜继承尧位时使用了非正当(或曰不正当)的手法。一个“夺”字令人深思?
可惜的是，这个“一说”因受工具书体例的限制，有点语焉不洋，而且，此部工具书又系现代人撰写，在“泥古”者和信古薄今者看来，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因而，也就只能是“一说”——一种说法而已!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历史的事实只能用历史的材料来澄清。
因为从汉武帝开始就“一尊儒术”，所以，要搞清尧、舜是不是圣人，只能到汉代以前去找根据。
不同的声音很快就找到了，它来自与儒、道、墨并称“显学”的法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在其巨著《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写道： “有人问儒家学者： ‘当舜去感化民众的时候，尧在哪里呢?’那人回答说： ‘尧在当天子。’既然是这样，孑L子又把尧看做圣人是什么道理呢?圣人处在天子的位置上明了一切，就应使天下不再有坏人坏事。如果种田的、打鱼的不发生争吵，陶器质量做得不错，哪里又用得着舜去感化呢?舜去那些地方补救社会风气，那就说明尧有过失。赞扬舜的贤，就会否定尧能明察一切，称颂尧是圣人，就会否定舜的德化。这两种情况不能同时成立。”
韩非的这些话因其采用了现代人常使用的“矛盾律”，因而，是颇具说服力的。而且，韩非运用的又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常常出现(因而也往往被习焉不察)的史实——舜在尧当政时代替尧去补救社会风气。为厂增强说服力，韩非接着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 “楚国有个卖盾牌和矛的人，他夸赞自己的盾牌说： ‘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刺穿。’又夸矛说： ‘我的矛非常锐利，任何东西都可以刺穿!’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将会怎样呢?”
叙述完“矛盾”的故事之后，韩非接着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 “现在尧舜两人不可以同时称颂，其道理就如同矛与盾之不能同时存在一样。”
从韩非提供的史料及他所运用的推理来看，尧和舜的“圣人”身份，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崇拜尧舜，把他们抬高到“使天下化之”的地步，使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无数中国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而最终不能自拔，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不满足于现实的人，尤其是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们能有一个可以和现实进行精神对抗的“伊甸园”，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无数有志于变革现实的仁人志士要面对“崇古”的高墙壁垒，使得无数富有才情的骚人墨客把目光投回到洪荒时代，成为消极的浪漫主义者。
这些“消极浪漫主义者”带给中国的是什么呢?
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段“诛心之沦”可谓入木三分。
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兴衰史，每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发现， 日居月诸，时序虽然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往前推移，但改革者却举步维艰，从商鞅到康有为，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所遇到的最大的精神障碍(或曰阻力)不是来自活生生的当世人，而是一些已经亡故了的魂灵。
要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对这些亡故厂的灵魂进行清理甄别是极有必要的。走出“伊甸园”，我们要解放的绝不仅是历史……
“六王毕’’真的“四海一”了吗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晚唐诗人杜牧的一篇《阿房宫赋》，不知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同时，也使难以数门‘的中国百姓误人了一个习焉不察的误区——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7月，靠不光彩手段登上皇位的秦王朝二世皇帝忽然心血**，他叫来得力亲信赵高，二人一起合谋，决定干两件大事给那些心怀观望的大臣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他是始皇帝的儿子——虎父无犬子!
这君臣二人要干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大杀诸公子(二世皇帝的亲兄弟)立威于内，另——件是派兵统一天下以扬名于外。
这第一件事对于见惯了封建王朝血雨腥风的百姓们来说可渭司空见惯，可第二件“统一天下”云云，却很让后世一些人如坠五里雾中。
秦二世的老爸始皇帝不是早就于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扫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了吗?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是这样写着的啊，难道我们被带人了一个误区?
一点没错。
秦王朝的天下确确实实是到了二世皇帝胡亥手里，于公元前209年才彻底统一的。最后一个被秦王朝扫灭的国家是哪一个呢?
先灭于狄再灭于魏阴差阳错得复国
那个比“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庞然大国还长命十二年的国家是战国时名不见经传的卫国。
卫国别看后来名不见经传，但在受封之初可也算得上是个大国。
它的开国国君姓姬，是赫赫有名的周武王的弟弟康叔。
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即位，因其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
周公当时已被分封到鲁地，但为了辅佐幼主，姬旦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国，而自己仍留在镐京。
由于周公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他的同父兄管叔(文王第三子)、弟蔡叔(文王第五子)的嫉妒。这两个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四处散布谣言，说姬旦企图篡夺王位，谣言所至，连成王、姜太公、召公等人都将信将疑。见时机似已成熟，管、蔡拉拢被分封于殷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联络淮夷，一举起兵反叛。
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一面向太公、召公解释自己的良苦用心，一面组织力量，出师东征，讨平叛乱。
在平定叛乱的战役中，康叔始终站在四哥周公的一边，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争结束以后，论功行赏，周公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康叔，成为当时的大国，定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公元前660年，康叔的后裔中出了一位卫懿公，此公生性喜欢养鹤，爱鹤胜过爱人，把最受宠爱的鹤全都封成“将军”，而不顾人民的生死，结果被狄(又作“翟”)族所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狄族军队一拥而至时，
“动物保护主义者”卫懿公突然想到了手下的人，他请这些人出力杀贼，而这些被他平常看得连鹤都不如的人也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半认真半嘲弄地对他说： “我们又没有爵位、官衔，大王您不是把那些鹤都封为将军了吗?何不找它们为您出力呢?!”
结果，懿公被杀，卫国被灭。倘若这时没有人拉卫国一把，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陷入—二个“误区”了。
拉卫国一把的人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乃是
“春秋五霸”之一。孔夫子在《论语》中说他“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颇有推许之意。
齐桓公的确算得—亡是个人物，他亲率大军，在谋臣管仲等人的辅佐之下，挥师北上，帮助卫国复了国，卫国国君感激他，送他一程，不知不觉走出了卫国国境，深入齐国国境三十里。根据春秋时代，诸侯国君送别国国君足不出境的老规矩，姜小白立即把脚下的那块国土割给了卫国。
此时的卫国系卫文公辟疆当政，他筑都楚丘(今河南渭县)，重建卫国。 《诗·庸p风》专有一段记其事。
其后四百余年无话可表。
转眼到了公元前254年(秦昭王五十三年)，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经过马陵之战的挫折之后，力图重振雄风，于是挥师灭掉了卫国。
卫国第二次被灭。
此时， “春秋五霸”已是明日黄花，各国也鲜有什么道义可言，卫国似乎该就此寿终正寝了。
孰料“天不灭曹”，一向只肯弱肉强食的秦昭王嬴则突然动了侧隐之心，也玩了一把“仗义”，帮助卫国复了国。是为第三个卫国。
此次的卫国国都由楚丘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
秦昭王为什么会如此仗义呢?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 “(昭王)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掺(造字)伐魏。”——各国都来朝拜，独独魏国后至，这不能不使秦大为光火，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逻辑，赢则当了一把善人，帮助卫国第三次复国。
公元前221年，扫灭六国之后的秦王嬴政志得意满，以踌躇满志的口吻在咸阳宫中晓谕群臣：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那些不胜诚惶诚恐之至的马屁群臣们，借机给秦王大灌迷汤，称颂道：“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也。”
忙着改“王”号为“皇帝”，改“制令”为“诏”，请羸政专门享有“朕”这个人称代词的秦国君臣们，根本忽略了那个被昭王“兴灭继绝”的卫国。
卧榻之下十三年何以残喘得安歇?
秦始皇和他的臣子们为什么在扫平六国时没有灭掉卫国?
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别的意思?
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巨著《中国人史纲》中提及此事时，认为是卫国太小了，根本不值得秦王去灭。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前文所引秦王朝君臣对话中已有“海内为郡县”的说法，卫国虽小，也还是个附庸之国，非郡县可比。
真正的原因何在?
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灭齐后，曾有一个口谕，说明他为什么要剿灭六国，口谕中有这样一段话：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人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理由虽然不一，借口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国家都对不起秦国。
狼要吃羊，总是能找到理由的——这是伊索的名言。
秦始皇为什么不找个借口或干脆不找借口就把卫国灭掉呢?
宋太祖赵匡胤有句名言，叫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歇!”
但卫国这个蕞尔小国却偏偏能在“少恩而虎狼心”的秦王嬴政(始皇帝)的眼皮底下“安歇”了十三年，这其中必然有十分微妙的原因。综合现存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卫国在公元前254年得秦帮助复国以后，已成为秦王国的附庸国。
附庸，原本是指小城，后来引申为次于诸侯的小国封君。 《礼记·王则》： “附于诸侯曰附庸。”
崛起于西鄙的秦国，其祖先非子，曾被周孝王封为“附庸，邑之秦”，其后乃因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因而，可谓与“附庸”结下过不解之缘。秦王嬴政可能是要保留一个附庸国以纪念先祖，也可能是因为卫国是乃祖(秦昭王)一手扶植的，打狗看主人，嬴政就放了他们一马。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虽然在公元前221年扫平了六国，但却没有在这一年统一天下(附庸国虽然次于诸侯国，但毕竟还是国，不是郡县)，这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说秦始皇并没有于生前统一天下，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的伟大。因为历史与艺术不同，艺术尽量追求的是完美，而历史却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在十年动乱期间，某些人为了适应一己的需要，将秦始皇说成是完美无缺的“法家”，徒贻笑柄，现在有些人矫枉过正，把秦始皇说得一无是处，这同样不可取。
对待历史人物就应该像对待历史一样，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人生不能彩排，历史更不能按自己的好恶去篡改!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孔子的学生真有七十二个贤人吗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三千徒众立，七十二贤人。”这是出自古时家教经典之作《名贤集》中的几句话，其中“三千徒众立，七十二贤人”两句指的是孔子的弟子，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由于《名贤集》的“启蒙”地位，所以，自其在南宋时代问世以来，就广为流传，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知不觉地形成一个误区——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儒家的创始人。他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其先世是宋国贵族。孔子曾先后做过“委吏” “乘田”等工作。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五十岁时曾担任过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后又周游列国，因政治主张不能实行，遂致力于教育。这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教育家，他一生共收了多少门徒?门徒中又有多少成为知名的贤者，至今仍是个谜。
三千七十二还是——
太史公司马迁大概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人。
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这段话大概是《名贤集》之所本。
可是，同样，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又借孔子自己的话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曰： ：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认为孔子门徒中，真正的贤人一共有七十七个。
都是哪七十七个呢?
司马迁的记载是：
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仲弓父、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颛孙师(宇子张)、曾参(字子舆)、淡台灭明(字子羽)、宓不齐(字子贱)、原宪(字子思)、公冶长(字子长)、南宫括(字子容)、公晰哀(字季次)、曾葳
(字晰)、颜无繇(字路)、商瞿(字子木)、高柴(字子羔)、漆雕开
(字子开)、公伯僚(字子周)、司马耕(字子牛)、樊须(字子迟)、有若、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施(字子旗)、梁69(字叔鱼)、颜幸(字子柳)、冉孺(字子鲁)、曹恤(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孙龙(字子石)、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
(字子敛)、颜高(字子骄)、漆雕徒父、壤驷赤(字子徒)、商泽、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齐(字选)、公良孺(字子正)、后处(字子里)、秦冉(字开)、公夏首(字乘)、奚容箴(字子晰)、公肩定(字子中)、颜祖(字襄)、邱单(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党(宇周)、颜之仆(字叔)、荣纾旃(字子祈)、县成(字子棋)、左人郢(宇行)、燕仅(字思)、郑国(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颜哙(字子声)、乐叔乘(字子车)、原亢籍、乐咳(字子声)、廉絮(字庸)、叔仲会(字子期)、颜何(字冉)、狄黑(字)、邦巽(字子敛)、孔忠、公西与如(字子上)、公西葳(字子上)。
“弟子三千”看来没有多少问题，但成为贤人的究竟是七十二个，还是七十七个呢?
明末清初人程允升在其所著《幼学琼林》 “新增文”一章中又称： “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孑L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
于是乎，七十二、七十七之外，又出了个七十，究竟孰是孰非?
有名有姓七十七，真正的大贤整卜个。
程允升的《幼学琼林》中说孔子弟子“贤人七十”，是为了与上句“前授生徒”在字数上统一，不足为训。
七十二贤人及七十七贤人中根据孔子的原意应取后者。
这七十七位贤人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大贤的只有三十五个人。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 “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孑L子的七十七名大弟子中，真正有名有姓有年龄事迹的只有三十五人。
这三十五人是：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仲弓父、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颛孙师(字子张)、曾参(字子舆)、淡台灭明(字子羽)、宓不齐(字子贱)、原宪
(字子思)、公冶长(字子长)、南宫括(字子容)、公晰哀(字季次)、曾葳(字晰)、颜无繇(字路)、商瞿(字子木)、高柴(字子羔)、漆雕开(字子开)、公伯僚(字子周)、司马耕(宇子牛)、樊须(字子迟)、有若、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施(字子旗)、梁鳢(字叔鱼)、颜幸(字子柳)、冉孺(字子鲁)、曹恤(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孙龙(字子石)。这三十五人中的佼佼者有：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孔子认为他们有德行。
冉有、季路——孔子认为他们善于处理政事。
宰我、子贡——孔子认为他们善长外交辞令。
子游、子夏——孔子认为他们精通中国古代文献。
除了这十个人以外，其余的孔门大弟子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用孔子的话说)，颛孙师偏激、曾参迟钝、高柴愚腐、仲由粗鲁(原文是“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因此，综合太史公《史记》和孔子《论语》中的有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孔门弟子中“受业身通”的是七十七人，而孔子特意把他们的特立卓行拿出来予以褒扬的却只有十个人。
这当然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不管怎么说，仅凭《名贤集》的一家之言，就下结论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未免有些失之武断。
俗话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把人培养成贤人更是难上加难，以孔子之大才大德，倾毕生精力才成效如斯，那些有了一点点成绩就迫不及待地在自己的头上加个“家”字头衔的人得无愧乎?
焚书坑儒之谜
“公元前213年，嬴政为了控制思想，采纳李斯的建议，将秦国的历史、医药、卜筮和植树以外的书下令焚毁。第二年，方士卢生和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施刑罚。嬴政闻知后派人追缉，侯生、卢生逃跑。嬴政大怒，将有牵连的四百六十多位儒生全部活埋。这两件事，史称‘焚书坑儒’。”——这段引自《中国历代帝王录》的话，仿佛只是向人们陈述了发生在秦代的一些史实，实际上却因用词不当而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引入了一个陈陈相因的误区——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也是一个最有争议的皇帝。贬之者认为他“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长着马蜂鼻子、长眼睛、像挚鸟一样的胸，说起话来和豺狼差不多，对人少恩惠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也有人说他是吕不韦与其母赵氏的私生子。
赞之者则认为他“振长策以御宇内”，统一了天下、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
无论是贬之者、还是赞之者，大家似乎都在一件事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他搞过“焚书坑儒”。
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据字面上的意思，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认为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一种误解。误解和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
周青臣与淳于越论争李斯插了一杠子
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这一年为了庆贺秦王朝筑长城及得南越地，嬴政“置酒咸阳宫”——在咸阳皇宫里摆下酒宴，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意思无非是说，以往的时候，秦国很小，亏得陛下您(始皇)大展神威，平定天下，改诸侯分封为郡县制，使人民得以久享太平。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基本上也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这位官拜博士(按，此“博士”系指学官名。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说“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及汉初，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学位之一种的“博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著者)之职的淳于越是个厚古薄今的专家，他与周青臣本没有什么矛盾，但当他听周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奋然而起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意思是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一旦有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出现，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这场争论，在后代的人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文人相轻嘛!
不料时任丞相之职的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做，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 《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 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李斯的话哕里哕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有人根据“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句话认为李斯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这是一种误解。
好在太史公在《史记》的另一篇文章“李斯传”中又提到了此事，我们不妨录之以供读者比较。司马迁在李斯传中转引李斯的话说： “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 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文中最重要的词语是“蠲除去之”。
何为“蠲除”? 《辞海》： “蠲除，免除。”所引例句为《史记·太史公自序》 “蠲除肉刑”。
将“蠲除”与上文“去之”合起来解释是“免除去之”，是个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李斯当然不是肯定那些诗书百家语，但也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 “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这句话明显地透示出“去”诗书百家语，只为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愚天下。
联系到《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何(萧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我们不难看出，李斯插过来的这一杠子，只不过是使秦始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使之皆遭火焚之灾。所以，到了汉代，才能“存亡继绝”，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 “坑儒”就更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坑杀儒生”了。
《史记》中并无“坑儒”字样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
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突然发现“丞相车骑甚众”——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丞相是朋友，为’了友谊，他把皂帝对丞相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事为始皇所知，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
当时，有两个方士，一个名叫侯生，一个名卢生，他们两个聚在一起议论说： “始皇帝这个人，天性乖戾，刚愎自用。白以为起于诸侯，而兼并天下，古往今来，概莫能过之，所以就专门任用狱吏，使狱吏受到重用，而掌通古今的博士官虽有七十人之多，但也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丞相与文武大臣都墨守成规，皇上又非常愿意用刑罚来施威于天下，使人不敢尽忠。秦国虽然有三百多位占星家，但这些人也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畏忌阿谀，不敢直言皇上之过，事无大小，全都取决于皇上的裁决，皇上本人也恃才傲物，贪于权势，这样的人怎么能帮他求来仙药呢?”
两个人越说越觉得没劲，想也没想就逃走了，
他们这一逃，使得同类遭了殃。
有人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一听卜分生气，他怒不可遏地说：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把矛头直指方术之十。
然后，嬴政亲自下令，命御史“案问诸生”——审问在咸阳的方术之士， “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个人都是些什么人？
从汉代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骗秦
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徐——即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市，如诽滂秦始皇的侯生、卢生也极有可能是方士，秦始皇干吗单拿儒生泄愤呢?退一万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这一点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那么，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其实，关于“公元前212年咸阳杀人案所杀的不是儒生，或不全是儒生’’这个观点并非笔者的发明，而实在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专利”，因为《史记·儒林列传》叙及这段史实时用的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者，方术之士也。
什么是方士呢? 《辞海》上说： “方士，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近海地区。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等方术来骗取统治者的信任。如秦始皇时‘人海求仙’的徐；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能‘通神’的栾大；三国曹操时善于‘辟谷’的左慈等皆是。”
说秦始皇“坑儒”的人，还有一个理由，他们认为太史公虽然没有点名所坑者是儒者，但却点明其为“生”，而“儒者皆号生”，所以， “生’’即“儒者”。
这也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司马迁《史记》索引中说： “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的，最有名的是秦始皇时的“安期生”。
《辞源》： “安期生，秦琅琊人。卖药海上，号抱朴子。始皇与语三日夜，赐金璧，皆置去，留书以别。谓后千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遣徐生、卢生人海求之。”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只焚了书，并没有坑儒，至少他在咸阳活埋的那四百六十多人中有三百多人是方术之上。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残暴，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身上。
是他干的，他赖不掉，不是他干的，就应该还他一个清白。
从秦始皇我不由想到秦桧。
要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几个骂名远扬的人，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可能会异口同声地选出秦桧——因为他设计陷害抗金名将岳飞而遭人唾弃，按照好人绝对地好、坏人绝对坏的逻辑，无论是童稚未脱的娃娃，还是应当具备正常思维能力的成人，肯定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秦太师他——定是一件好事也没做过。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秦桧一向被人认为是主和派、卖国贼，可有谁能够想到他也曾有过主战的光荣历史呢?不信请看历史。
《宋史·奸臣传》： “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索三镇。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诡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人门，及引上殿。”——从这四点奏议中我们看不出一点汉奸或主和的影子。
接着秦桧又断然拒绝了朝廷派他前往金国充任割地使者的指令。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2月，金人扶立大汉奸张邦昌当了儿皇帝，秦桧力排众议，上书坚决反对。
他在上书中说：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辩，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佞，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在这段大义凛然的诤言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忠于故国、不因有杀身之祸而避之的爱国者形象。
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常常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却不能也不应该以一种几近定式的道德尺度来评价历史。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任何人都无权按照自己的好恶去“净化”历史。面对战乱频仍的世界，我们当然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面对赤地千里，我们当然希望五谷丰登，人人无衣食之虞；面对丑恶，我们当然希望永远是正义；面对疾病，我们当然希望从来就没有苦痛，可希望仅仅只能是希望，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正义与邪恶并存”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般也都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所谓坏人，不过是他身上的魔鬼属性比较多一些而已，恶贯满盈如希特勒，他的第一声啼哭恐也不是狼吼。
相比之下，我们的先人们不乏目光独到者，司马迁不因为韩信后来谋反而把他打人“另册”， 《史记》因之生辉，有识者加以称好，看来，是该到了走出“误区”，突破思维定式的时候了!
历史上真的有貂蝉这个人吗
“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是《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的一段诗。诗中的“红裙”指的是一个有名的奇女子貂蝉。大文豪金圣叹评曰： “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对貂蝉评价极高。大多数中国人往往都从金圣叹的评论中或《三国演义》的正文中了解这段历史，于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误区——
大约在清代雍正年间，有一个名叫吕安世的人写了一部《二十四史演义》 (原名《纲鉴演义》)，在这部书第十六回“二百年曹操起汉室三分”中有这样一段话：
董卓凶恶日甚，选民间美女八百人为侍妾，车服僭于天子。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中郎将吕布，膂力过人，卓爱信之，拜为义子，出入扈卫。王允有义女貂蝉，其颜色之美丽，冠绝一时，兼之聪明歌舞，巧会人意，而才更过之。允因设谋，以貂蝉先许吕布，后许董卓，竟送貂蝉归卓，卓宠爱貂蝉，貂蝉复与布私，于中取事，使布与卓成仇隙。一日，吕布戏貂蝉于凤仪亭，卓见之，掷戟杀布，布避得免。允结布为内应，布曰： “如父子何?”允曰： “君自姓吕，本非骨肉，掷戟时岂有父子情耶?”布遂许之。
这段话出自号称“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闻”的书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读过这段话的人，再将它拿去与《三国演义》相印证，定会觉得貂蝉并非虚构。其实不然。
正史上没有貂蝉其人的记载
貂蝉的事迹，按照《三国演义》的“演义”，涉及到王允、吕布、董卓三人，我们为了证明问题，不妨来个顺藤摸瓜。
先看《后汉书·王允传》：
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为仆射，瓒为尚书。二年，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士孙瑞说允曰： “夫执谦守约，存乎其时，公与董太师并位俱封，而独崇高节，岂和光之道耶?”允纳其言，乃受二千户。三年春，连雨六十余日，允与士孙瑞、杨瓒登台请霁复结前谋。瑞曰： “自岁末以来，太阳不照，霖雨积时，月犯执法，慧孛仍见，昼阴夜阳，雾气交侵，此期应促，尽内发者胜，机不可后。公其图之!”允然其言，乃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人贺，吕布因刺杀之。语在《卓传》。
从这段记载中，看不到一点貂蝉的影子。也没有貂蝉与吕布、董卓二人“三角恋”的任何记载。
我们再来看看《后汉书·董卓传》：
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曰： “虏欲反耶?”孚大言曰： “恨不得磔裂肝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
“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 “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人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密。令吕布等捍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重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 “吕布何在?”布曰： “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 “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
这段记载中同样没有“貂蝉”。
这也没有貂蝉，那也没有貂蝉，那么貂蝉是怎样“冒”出来的呢?
“貂蝉”所由何来
中国古代一些有名的美人，其事迹虽然被“演义”得有些出神人化，但毕竟还是有真人作基础，如西施、王昭君等，莫不如此。
貂蝉其人，作为《三国演义》中塑造的一个重要人物，其事迹纯属子虚，这已成定论，其人有无所本呢?
《后汉书·吕布传》有这样一段话：
董卓诱布杀(丁)原，而并其兵。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
(布)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布)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土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 “如父子何?”允曰： “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耶?”布遂许之，乃于门刺杀卓。事已见《卓传》。
《三国志·魏·吕布臧洪传》中也有大略相同的记载：
(董)卓性刚而偏，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这两部史书都提到吕布与董卓的一个女人私通而反目成仇。
这个女人恐怕就是后世好事者和小说家笔下附会出来的貂蝉之所本。
但这个女人细究起来，却绝非貂蝉。
理由是：
(1)她只是董卓的——个侍女(婢)，而非《三国演义》等书中所说的如夫人(妾)。
(2)此女与工允无任何渊源，并非如——部，工具：朽中所说，是“司徒工允家的歌妓。为了帮助王允为国除奸，自己献身”。
(3)此女正史只载其姓氏(傅)，并无其名，并非“名貂蝉”。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貂蝉”一词倒非罗贯中所创，宋代大诗人陆游《草堂拜少陵遗像》中就有“长安貂蝉多，死去谁复还?”的诗句，不过那个
“貂蝉”并非二八佳人，而是喻指达官贵人。
中国古代男女地位并不平等。大男人主义者在阐释历史事件时，常常把男性的失误归结到女性身上，所谓“红颜祸水”是也。这是一种十分浅薄的说法。
虚构出一个“貂蝉”，并对她在诛杀董卓，扫**邪佞中所起的作用加以不着边际的渲染，这看起来似乎是对“女人祸水”论的一种“反动”
(Reaction)，好像是对女性地位的一种尊重。实则不然， “貂蝉”所做之事，根据正史，全系吕布、王允等人所为，罗贯中等人把她拉来，无非是像现在坊间的某些四流导演拍电影时“一斤情节等于八两打斗加上二两私情”一样，起个“调味”的作用，一如某些不走正路的公司重薪聘清几个“三围”达标准的丽人以招徕顾客一样，实际上仍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我们帮助读者搞清“史无貂蝉其人”的目的一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二来也是希望读者诸君能以平常、平等的心态去看待女性，把她们看成与男性一样，对她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既不抹煞，也不夸大。
一位思想家说过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话：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也不信姐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责。但向来的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人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没有出息的男人。”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意义……
诸葛亮在西城摆过空城计吗
“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十五万人回马处，士人指点到今疑。”这段出自《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中的诗句，被后人改编成京剧、晋剧、徽剧，冠以《空城计》的名字广为流传，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欣赏之余，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误区——罗贯中《三国演义》有这样一段话： “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孑L明传令，教： ‘将旌旗尽皆藏匿’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尘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
这段话就是所谓“空城计”之所本。
历史上的诸葛亮是否真的在西城凭三尺瑶琴，空城退敌过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孔明吓退司马懿“关公战秦琼”的喜剧
有一个传统相声名叫《关公战秦琼》，说的是山东军阀韩复榘的老爹为了摆山东人的派头，硬让生于山东的隋朝人秦琼去与生于山西的三国时人关公(关羽) “战”上一回，弄得贻笑于人。
听过这个相声的人倘若接着再去看一场京剧《空城计》，不知他们是否还能笑得出来，因为后者同样是一出“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
街亭之役，魏方主帅是张邰，而非司马懿，孔明根本无法以“空城计”吓退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司马懿。
君若不信，有史为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鄙，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兵，据箕谷；帝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军郧。帝身率大军攻祁山，戎阵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关中响震，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 ‘亮障山为固，今者自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破亮必也。’乃勒兵马步骑五万，遣右将军张邰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长安。初，越郡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汉昭烈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淡论，自昼过夜。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邰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邰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三国志·蜀·诸葛亮传》： “(后主建兴)六年春， (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郧，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L山，戎阵整齐，赏罚严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邰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从这两段权威性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 (1)街亭之战时，蜀军主帅是诸葛亮，魏军主帅则是张邰。 (2)诸葛亮只是“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并未搞过什么“空城计”。
也许有的读者要问：魏军主帅是张邰，那司马懿在哪里?
《晋书·宣帝纪》上没有明确记载，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上则言之甚详： “(就在街亭之战爆发的)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斩孟达。申仪久在魏兴，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执之，归于洛阳。”
原来，当诸葛亮率众与张邰拒战于街亭之时，司马懿远在数千里以外的洛阳，除非那时候有一种“洲际导弹”，二人才能“战”上一场。
诸葛亮既然没有摆过“空城计”，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没有用“空城计”以退敌兵的人了呢?
从文聘到邓俞“空城计”所由何来
空城计在历史上倒并非子虚乌有。
(魏略)上记载，魏国大将文聘守石阳时， “孙权尝亲自将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 ‘北方以此人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载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十一月甲午日：
魏兵攻济南，济南大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郾兵，开城门。众曰： “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承之曰： “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唐朝大将张守圭守瓜州时，吐蕃进犯，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圭曰： “创痍之余，讵天矢石相确，须权以胜之。”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圭纵兵击败之。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末明初，邓愈(初名友德，朱元璋手下大将)率军驻守徽州，苗军来攻， “城中守兵甚少。苗军奄至，邓愈乃激励将士，大开四门以待之，苗军疑不敢人”。
《明史·马其传》载马其在马莲堡迎敌，因堡垒突然倒塌，敌兵奄至，
“开堡四门，偃旗鼓，寂若无人。比暮，野烧烛天，器呼达旦。其卧，日中不起，敌骑窥者相属，莫测所为。明日，其蹶然起乘城。……勒兵追击，大破之(贼)”。
明代使用“空城计”以退敌的还有张臣、王仪等人。据《明史》记载：
王仪为山西右参政，分守冀宁。寇抵清源城，仪洞开城门，寇疑引去。……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张)臣。臣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登。臣夜决围出，取他道以归。
如果说上述所引诸人所使的“空城计”或与诸葛亮不同时，或同时而不同国的话，那么，我们倒也不妨举出一位与诸葛亮同时而又同国的人。
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
据(三国志·蜀·关张马黄赵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 “曹公争汉
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
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
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公军散，已复合，云陷
敌，还趣围，其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
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
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坠汉
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 ‘子龙一身是胆
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大概是觉得把“空城计”的发明权交给赵子龙这员武将有些不太过瘾，所以，就来了个“移花接木”，把它归到了诸葛亮的头上。小说家的创作采取虚构手法，这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我们若是真的把小说当成信史，认为诸葛亮摆过“空城计”吓走司马懿，那可就是咄咄怪事了。
“驸马’’真的等于帝王的女婿吗
“驸马，又作副马。中国古代帝王女婿的专称。”——这段摘自某本专门介绍宫廷知识的工具书上的解释，话虽不长，但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
“驸马”这个词的全部认知，使得他们不知不觉中步人了一个误区——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在《归田录》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附马都尉，故谓之附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丈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这段话代表了宋朝人对“驸马”一词的认知，那么宋代以前以及宋代以后呢?那时候的皇女之夫也叫驸马吗?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追叙一下“驸马”的由来。
从西汉到东汉“驸马”与帝婿无关
据权威典籍所载， “驸马”一词系由“驸马都尉”演化而来。
驸马都尉一作副马都尉，顾名思义，是掌副车之马的一种官职。
什么是副车呢?
其义有二。一是指古代帝王外出时的从车。 《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张良为给韩国报仇，不惜重金收买了一个壮士，命他用大铁锤“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副车之数有多少呢?司马迁的《史记》索引认为有三十六乘，这么多车子需要有一个头领统管，所以，要置副车(马)都尉。副车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清代的分试副榜贡生。 《称谓录》： “今以举人为公车，其以副车称副榜，固其所也。”
与驸马有关的“副车”显然用的是其第一种含义。
在西汉时，驸马都尉一职多由宗室、外戚及公侯之子孙担任，鲜有由帝婿担任者。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两汉的公主及其丈夫官职罗列如下，以便说明：
西汉：
鲁元公主，其夫张敖，赵王世子；馆陶公主，其夫陈午，党邑侯陈婴孙；昌平公主，其夫周胜之，绛侯周勃子；平阳公主，先嫁曹寿(官平阳侯)，后嫁卫青(官大将军)；南宫公主，其夫彭申，封张侯；鄂邑公主，其夫王充，封盖侯；卫长公主，其夫乐大，封五利将军；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均早夭，无夫；夷安公主其夫姓名不可考，封昭平君；江都公主，其夫岑娶，封乌孙王；汉公主(楚主)，其夫有三，①岑娶、②翁靡、③狂生，均封乌孙王；敬武公主先嫁张临，后嫁薛宜，张临封富平侯，薛宣封高阳侯；阳邑公主，其夫张建，封博成侯；平阳公主，其夫夏侯颇，无职。
东汉：
新野公主，其夫邓展，无职；湖阳公主，其夫胡珍，封骑都尉；宁平公主，其夫李通，封固始侯；舞阳公主，其夫梁松，封延陵侯；阳公主，其夫窦固，封显亲侯；馆陶公主，其夫韩光，无职；洧阳公主，其夫郭璜，封阳安侯；郦邑公主，其夫阴丰，无职；获嘉公主，其夫冯柱，无职；平阳公主，其夫冯顺，封大鸿胪；隆虑公主，其夫耿袭，封牟平侯；沁水公主，其夫邓干，封高密侯；平皋公主，其夫邓藩，封昌安侯；浚仪公主，其夫王度，封鞅侯；武安公主，其夫来棱，封征羌侯；鲁阳、乐平、成安、武德四公主未嫁；平邑公主，其夫冯由，封黄门侍郎；阴安、修武、共邑三公主未嫁；，临颖公主，其夫贾建，封即墨侯；闻喜公主未嫁；舞阳公主，其夫邓褒，封少府；阴城公主未嫁；濮阳公主，其夫耿良，封好畴侯；平氏公主，其夫来定，封虎贲中郎将；阳公主，其夫岑熙，封细阳侯；舞阳、冠军、汝阳三公主未嫁；长社公主，其夫耿援，封好畴侯；阳安公主，其夫伏完，封不其侯；沭阳公主，其夫窦勋，无职；内黄公主，其夫宝穆，无职。
公主887位“驸马”11人。
两汉以后，皇室的权力时轻时重，各个封建王朝立国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公主的名称也经历过几种流变——大部分朝代仍称公主，但宋代七任帝哲宗赵煦时公主与“帝姬”并称，八任帝至十二任帝公主专称为“帝姬”，十三任帝开始又称公主；清代除在公主前面加上“和硕”或“固伦”之外，还称那些早夭的公主为“皇X X女”。这些公主也好，帝姬也好， “皇X X女”也好，不管其是高寿，还是早卒，加起来总共有多少呢?
根据笔者的统计，计有887位。
这887位公主中，享寿最久的是明朝的含山公主，她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韩妃所生，其夫尹清，官封掌后府都督事。含山公主活了82岁，年纪最小的是南宋宁宗皇帝赵扩之女祁国公主，她生来六个月就不幸夭折了。
887位公主中所受封爵最多的是宋太宗赵光义的杨国公主和荆国公主，前者先后被封为：宜慈、鲁国、韩国、魏国、徐国、福国、邓国、晋国公主，后者先后被封为万寿、隋国、赵国、宿国、邓国、冀国、魏国、齐国公主。887位公主中丈夫当了皇帝的有12位，她们是：汉赵五任帝刘曜之女安定公主，其夫石虎为后赵三任帝；后秦二任帝高祖姚兴之女西平公主，其夫拓跋嗣，为北魏二任帝；北凉太祖沮渠蒙逊之女兴平公主，其夫拓跋焘为北魏三任帝；北魏十五任帝元修之妹平原公主，其夫为北周文帝；北魏十六任帝元宝炬之女晋安公主，其夫为北周一任帝；北齐高祖高欢的二公主和三公主，其夫分别为北魏十五任帝和北魏十六任帝；隋高祖杨坚之女乐平公主，其夫为北周四任帝；后唐琼华公主(李克用之女)其夫为后蜀一任帝；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女晋国公主，其夫为后晋一任帝；辽兴宗之女兴平公主，其夫为西夏一任帝；辽天祚帝之女成安公主，其夫为西夏四任帝；887位公主中，其丈夫成了亲王、可汗、公、侯、将军者更是俯拾皆是，举不胜举。
最有意思，也最意味深长的是，这617位公主的丈夫中竟然只有11人的官衔上有“驸马”或“驸马都尉”的字样，这11个人是：
北魏长乐公主之夫穆正国，官拜附马都尉；南齐长城公主之夫何敬容，官拜驸马都尉；南梁富阳公主之夫张缵，官拜驸马都尉；元朝郓国公主(太祖女)之夫赤窟，官拜驸马都尉；元太宗女鲁国公主之夫纳合，官拜驸马；元太子拖雷女鲁国公主之夫斡陈，官拜驸马；元太子拖雷女赵国公主之夫察忽，官拜驸马；元世祖女昌国公主之夫孛花，官拜驸马；元世祖女昌国公主之夫帖监干，官拜驸马；元世祖女荣寿公主之夫秃满答儿，官拜驸马；元顺宗之女鲁国公主之夫碉阿不拉，官拜驸马。
看来，欧阳修老先生所说的“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其实，就像民国以前各个朝代的中国人一般都不自称“中国人”一样，各个朝代的帝王之婿大多也都不称驸马，不拜驸马之职，不妨举唐代为证。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翻看一下最能反映唐代名物制度的《全唐诗》。 《全唐诗》共收唐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是研究唐代风土人情的重要佐证。
今人范之麟、吴庚舜编写了一部《全唐诗典故辞典》，把近五万首唐诗中所提到的典故全部条陈出来，加以阐释。
根据这部辞典，我们发现，有唐一代，称帝王之婿绝不用“驸马”或“驸马都尉”，而是用“禁脔”这个词语。
较有名的例子有：
“君为禁脔婿，争取玉人游。”——李颀《赠别张兵曹》； “禁脔去东床，趋庭赴北堂。”——杜甫《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阆州贤子余与主簿平章郑氏女子垂欲纳郑氏伯父京书至女子已许他族亲事遂停》
按“禁脔”一词，本系戏称。 《世说新语·排调》： “孝武属王殉求女婿，曰： ‘王敦、桓温、磊硐之流，既不可复得， 巳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殉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与谢婚，王曰： ‘卿莫近禁脔。’”禁脔什么意思呢?
‘‘脔’’者，肉也。 《晋书·谢安传》附《谢?昆传》载： “初，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卜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
“禁脔’’即皇上所食之肉，王是用该词来比喻皇卜的爱女，后世由皇上的爱女转义为皇上的爱婿。
至于“驸马”一词，那是通俗演义小说和话本、戏曲中的用法。
《穆天子传》的真伪
《穆天子传》是一部记录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著作，书中洋载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率师南征北战的盛况，有日月町寻。名为传，实际上届于编年，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同。所以， 《隋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起居注门。关于《穆天子传》的真伪问题，几经争辩，仍是个不解之谜。
其实， 《穆天天传》之所以能够画世，必定有学者认为其真。西晋年间，著作佐郎郭璞第一个替《穆天子传》作注，此风一开，不下十数家，大多注者据后世情状释三代山川部落，使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周穆王的戎马生涯。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及注本的诠释，周穆王曾经西征犬戎于陇西，入河伯之邦并礼河于兰州一带，观昆仑丘、舂山于青海湖头，补仟、重黎、巨蔸等部落于武威地区，会西王母于张掖南山，休猎于疏勒河、北山地区，涉流沙于居延海、巴丹吉林大漠，涉黄渡济，浪游太行、漳水、滹沱河，雁门口，进而驱驰于阴LLl、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葱岭、中亚，共计行程十九万里(周里比今里小)，其内容极为丰富。西晋韧的荀勖在《穆天子传目录》写道：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郡县民不准(人名)盗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王隐修《晋书》于东晋元帝大兴初年，在《束皙传》中提到此《穆大子传》，也云： “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有《周庄游行》五卷，说周穆上游行天下事，今谓《穆天子传》。”山此看来， 《穆天子传》原名为《周王游行》，民间有传本，似乎可避伪书之嫌了。
然而，历代许多学者对于《穆天子传》汜载周穆寸：的远游行程抱怀疑态度，对《穆天子传》的町靠性提出质疑。清代学者姚际恒是力主《穆天子传》为伪书的代表。经过考证，他认为《穆天子传》源出《左传》、 《史记》，多用《1U海经》语，体例则类似起居注，应当是汉朝以后好事者的伪作。一些疑古派文献学者，则进一步断定其为晋人的伪造。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并非指周穆王，而足指秦穆公，故《穆大子传》与《山海经》一样，属于荒诞之书，毫无史料价值。
可是，这桩公案并没有了结。今学者常征旧题新作，意欲推倒《穆太子传》为伪书的成说。原来，常征曾读过橐渺邮闲注本《穆大子传》，竟发现书中所记载山川村落都可一一考出。又与《水经注》对照，有郦道元据《穆天子传》注释有关山川的明显痕迹。惊讶之余，他用力研究，逐条加以排比训释，终于在1977年完成《穆天子传新注》一书，力证其书不伪，并且明确指出： “《穆大子传》者，西晋所出汲冢周书也，非晋人伪造，非汉人伪文，亦非战国n寸人作”，而是“身髓周穆王征巡四海的周史官作的先秦占籍之一”。
关于《穆天子传》真伪问题的讨沦，经历丁真——伪——真的过程。然而，仍然不能认为争沦已经结束了。
兵马俑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30年前，兵马俑博物馆还是——片田地，1974年3月29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秦俑的陶片，从此，这里便发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总理希拉克参观后说： “出：界卜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
30年过去了，可是这里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陕西省骊LU北麓，茂密的林木掩映着一组规模宏大、外观别致的建筑，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兵马俑坑发现于1974年，位于秦始皇陵以东1．5公里处，经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大规模钻探及研究考证，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之陵园中一处大型从葬坑。从此，这块曾是乱石堆积，偏僻冷寂的荒漠田野热闹起来。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前不久，记者又一次重访这里。
奇迹制造三十年未解2谜
如果把兵马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放在一起，可能看不出兵马俑在艺术方面的精美，兵马俑胜在“奇”上。它究竟是怎样的奇法?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先生曾经说过， “为什么说兵马俑是个奇迹?我总结出了三个字：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兵马俑真人一样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发生一定变化，它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兵马俑 1、2、3号坑出土的秦俑达到8000多件，仅1号坑就有6000多件，大气磅礴，邓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了’。”
记者了解到，从兵马俑发现开始，袁馆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地方，别看挖出来的文物有8000多件。可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得很具体。他介绍说： “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我初步统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有87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些徒弟，我推算一下，一个老师傅带着10个徒弟，就是870个人。我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由于制作的人很多，一个人一种风格，有中央宫廷的工匠，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一般人看兵马俑觉得都差不多，由于我们搞的时间长，能看出是什么人做的，宫廷工匠制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高矮胖瘦都有，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从整体看，宫廷工匠的技艺水平高一些，比较熟练一些。民间工匠水平有高有低，这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比例上，比如胳膊的长短不一，手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从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所以，希拉克提出了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
当然，出土文物在证实一些史实的同时，也同样给专家学者带来更多的问题，兵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量之大，它制造出的未解之谜也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物。这些谜团涉及到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
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后佛教传人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上，可以看到，这些剑出土时候都非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常规整，经过检测，它表面上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1937年发明，美国在1950年发明，但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和铬矿石加在一起加热，加热到800度，变成**，涂在剑的表面。有人还用蓝宝石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上。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三千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而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要浇铸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记者了解到，兵马俑的制作也是个问题，这么大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现在做都是分节做的，烧出来之后堆在一起的。那时候是整个烧出来的，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泥巴，掺和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依然没有搞清楚。
发现“奇迹”，富了周围农民
在兵马俑博物馆的西侧，有两个村子，一个是西杨村，一个是下河村。兵马俑发现30年后，现如今的西杨村由于兵马俑的发现和兴建秦陵遗址公园，已经“缩水”得所剩无几，不少农民搬到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东侧居住。记者在这两个村子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耕地不多，据村民介绍，原来耕地有很多，虽然现在每家都有耕地，但面积比以前少多了，大部分农民都借助兵马俑和秦皇陵一带的旅游景点做起了生意，有开饭馆的，有开车的，有做建筑工的，有做导游的，有卖纪念品的。总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跟当地的旅游有关。靠着旅游业，农民逐渐富裕了。
在秦陵遗址公园看管树木的西杨村农民杨钰告诉记者说： “兵马俑没有发现前，这里很穷，农民一天的工分是7分，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这里年年都没粮食吃，而且还极度缺水。”3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两个村子发生了巨变，有的农民买了两辆汽车，村里所有人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在村子里，记者遇见一位老太太，她在缝制手工艺品，她说一天能缝5个，一个可以卖5元钱，而且这个工艺品很好卖。 “买的全是外地人，还有许多高鼻梁的外国人呢。”老太太笑眯眯地比划着告诉记者。
兵马俑所处的秦陵镇农民如今绝大多数都在博物馆附近做生意，他们谁都会说上几句外语，靠旅游吃饭使很多农民确实富起来了。
究竟是谁发现了兵马俑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参观兵马俑时，说了一句话： “兵马俑很了不起，发现兵马俑的人也了不起。”到兵马俑参观的外国元首有很多，但是像克林顿这样指名道姓要见发现人还是头一次。于是，当年兵马俑发现人之一的杨志发有幸见到了克林顿。关于兵马俑的发现人问题，时隔 30年，依然有多种不一的说法。
当时发现兵马俑是什么情况呢?据兵马俑袁馆长回忆，1974年3月，西杨村打井，当时在场的有三个生产组，每个组两个人，西杨村农民杨新满当时是政治队长。陶俑挖出来之后，他们也不认识，到处乱丢，后来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农民用架子车拉回去。当时送到县文化馆的农民就有杨新满。在此之前，当地农民曾三十多次看到过陶俑，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974年还是这个情况，村里的老太太还烧香磕头，说是瘟神，把俑头敲碎了，有的放到田地里当成稻草人赶鸟。老袁当时去的时候，从马路边上、垃圾堆里拣出很多陶俑残片，从废品收购站里收回了很多铜箭头。
兵马俑博物馆一位女讲解员告诉记者， “这么多年来，人们比较认可的兵马俑发现者就是西杨村的农民杨志发。”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她的带领下，找到了正在兵马俑博物馆签名售书，如今已71岁的杨志发，当记者提出要对他进行采访时，没想到被他摇头拒绝。问他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老人家只嘟囔着说了一个字： “烦”。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烦心呢?显然当地其他农民竟相争夺发现权让他感到了不快。有人提议，与他一起照相。他一口答应，不过照一次相，要收50元人民币。尽管老杨要收钱，可要与他合影的游客仍然不少。记者从侧面了解到，除了克林顿接见过他，日本NHK电视台还曾把他请到日本，专门讲述当年发现兵马俑的过程。但由于其他农民对发现人的异议，让这位整天坐在博物馆商品部悠闲地签名售书的老人如今变得有些不安。
记者随后又在秦陵国家遗址公园找到了杨新满，67岁的他如今在一位私人老板开的玉器店里签名卖书，老板一个月给他1000块钱，记者见到他时，他的面前除了摆着临潼县(今临潼区)文化馆给他颁发的一张发现兵马俑证明书外，还在旁边墙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他和兵马俑的合成像，这位老人同样表示出不满，他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一共有9人，现在只剩下4个了，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杨新满想得到的是什么。结果?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现人”这么看重?陕西省文物局负责人说： “还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号坑当年打井的地方标明发现人的名字。颁发发现认证书，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补偿。对此，兵马俑博物馆的负责人强调说： “我们只能说，是农民当年打井时集体发现的，别的什么都不会做，而且国家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先例!”
“发现人”之利，搅乱旅游市场
记者在兵马俑博物馆采访时发现， “发现人”签名售书已经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但也常常因此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比如在采访杨新满的时候，由于签名问题，导致游客与玉器店的服务员争执起来，引起众人围观，严重影响西安的形象。还有就是在兵马俑博物馆，一些“野导” (即没有经过培训考核和颁发上岗证的导游)利用种种欺骗和暗示手段让游客去买杨志发签名的书。在博物馆内，记者跟随在一个旅行团的后面，听到导游如此介绍： “这里就是当年农民打井发现兵马俑的地方，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现在只剩下杨志发一个人了，他现在已经退休，是咱们馆的名誉馆长，享受馆长的待遇。杨先生平时特别忙，要参加学术活动和接见外宾，偶尔到馆里签签名，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其实杨志发差不多天天都在)，我们一会儿到后面看看。”之后“野导”删繁就简，没一会儿就把游客带到了杨志发签名的地方，一进来就惊呼： “你们今天真幸运，他在这里。”之后“野导”介绍，杨志发面前摆的关于兵马俑的画册只印了3000本，马上就卖光了。实际上，这本没有标出定价的画册在西安的旅游点到处都是，而且每个地方定价都不一样。记者从兵马俑博物馆了解到，博物馆迄今只有袁仲一一个名菅馆长。按理说，杨志发作为兵马俑的发现的人之一，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馆里签名售书。但是经过一些“野导”的蛊惑，这里面便多少有了一些欺骗的成分，因为每卖出一本书，导游有数额不等的回扣。
在这里，不仅是“野导”在吃“发现人”，就是正宗的导游，也参与其中。如此抢吃“发现人”，让好多热心的游客大呼上当!
不知所终的史可法
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大举南干，明督师史可法与军民固守扬州孤城，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兵破城而人，大肆屠杀十天。关于明将史可法的下落，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 “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有的说，史可法于城破时出城逃生。具体出逃过程又有异辞。一为缒城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日：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即攻击明军。史可法于城上见此状况，知无可挽回，即拔剑自刎，左右相救，遂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二是跨骡出城，干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言，城被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