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新论》原期融会儒佛,然彼于——有意——无意中,始终有一情见存在,即扬儒抑佛的观念。这大概是生长在理学传统的情见中,不免耳濡目染,视为当然。

由于理学传统的积习深厚,不能虚心理解完整的佛法,而只是片面的,见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即如大乘精神,《新论》以为:“虽复广大,超出劣机,然终以度尽一切众生令离生死为蕲向,但不忍独趣涅槃耳。”这意思说:结果是一切入涅槃,空空寂寂的,大乘还是出世的。不知佛家的入涅槃,本与《新论》所说不同。何况大乘——甚至声闻——不但是涅槃,而且是正觉。大乘涅槃,毕竟寂灭而悲智宛然;令一切众生成佛,即令一切众生积集无边福智资粮,利乐众生。然而,《新论》决不会见到这些,问题在胸中横梗着情见。

我们读《新论》,觉得他于般若及唯识,有所取,有所破;在修持上,还相对的同情禅宗;而即体即用以及种种圆理,是他自悟而取正于《大易》的独到处,—一从自己的心中流露出来。有人问到台、贤,他以为“至其支流,可置勿论”。而且,“天台、华严等,其渊源所自,能外于大空大有乎”?这似乎说:台、贤不出于大空大有,所以无须再说。然而,《新论》是不会误认台、贤为同于大空大有的,《新论》是有所取于台、贤的,轻轻的避开去,不是掠美,便是藏拙!

以本体的生起来说:《起信论》以众生心为本体,说“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华严家据《华严经》的性起品,说“性起”。性起品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即如来藏说。佛家的如来藏说,除少数极端的神我化而外,大抵以如来藏为心性本净与称性功德——智慧德相——不二,为一切净法的根源;杂染,由于无始来的客尘所染,隐覆真心而幻现的。天台家说“性具”:真性具足一切法而泯然无别;即性具而现为“事造”,理事不二。禅宗六祖在悟道时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台、贤、禅所说性体——或心体——的能生、能起、能现,大有接近《新论》处,与《新论》所说的大有大空,那里会无所外呢?又如《新论》即体即用的玄学,虽或依据理学者的成说,但这种思想,从何得来!我们知道:《新论》所说的“举体为用,即用为体”;“称体起用,即用显体”;“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小大无碍”;“主伴互融”;“一多相涉”等;以及“海沤”、“冰水”、“药丸”等比喻,在台、贤学者,甚至北朝地论学者,早已成为公式了。《新论》果真无所取于台、贤吗?台、贤果真不出大空大有吗?真常唯心论,在印度与婆罗门教合化的,在中国与儒道混融的,我从佛家本义的立场,是不能完全赞同;然而,这在印度是久已有之,在中国的台、贤更发挥到顶点。《新论》近于此系,也大量的融摄,然而不但默然的不加说明,还故意的抹煞,似乎有所不可!

《新论》继承理学的传统,以“寂然不动”,“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神无方而易无体”,说明儒家知道寂然的真体。此空此寂,即是佛家所见的,于是乎会通般若与禅宗。其实,佛家明空寂,彼此间也还有差别,浅深偏圆不等,那里能凭此依稀仿佛的片言只句,作为儒佛见(寂)体同一的确证!且如“寂然不动”,《系辞》原意在“以卜筮者尚其占”。不过说蓍龟是无思的、无为的、寂然不动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诚则灵”,“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如可以以此融会佛法的“无为”,那西洋学者谈本体、谈唯心,也许就是《新论》的本体与唯心了。儒家与道家,自有一番修养与体验,然修养与体验,为宗教所共有的,尤其是印度的外道,其中邪正、浅深不等,这必须从方法、成效,以及证验者的摹写如何而推定,不能即以此为彼。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学是可以解说为“觉”的,但此觉是否“反求自证相应”的仁体?《论语》中的学字还多着呢!“五十而知天命”,《新论》解说为证知本体的流行。理学家似乎太忽略墨家等批评儒者“知命”的天命了。

“天命靡常”、“天之明命”、“受命于天”等,从天说,天命即是神的意志,神的赐予,从人(物)说,即是受之于神的分定,局限性——天命之为性。充其量,也只是受于自然的分定。“赐不受命”,岂不是不甘淡泊而去经商吗?玄学者以“本体”的眼光去看时,固然无往而不是本体;但古人未必如此。而且,佛家所契证的,即悟入一切法、一切众生心的本性,是众生——其实是一切法——所同的。而儒家,无论说仁、说良知,都是人类异于禽兽的人的特性。所以,史玉池反对饥来吃饭困来眠,以为“若饥食困眠,禽兽都是这等的,以此为当下,便同于禽兽”。禅者是不像儒者缴绕于伦常圈子里的,理学家那里理会得!不过凭着会佛同儒的成见,到处以为会通而已!儒者到佛门里来,仿佛得点知见,而夷夏不可不辨,于是乎反求六经而得之——未透过佛门,为什么不知此事——。于是乎援佛入儒,又扬儒抑佛。恰好,佛教是不事学问的禅宗世界,无力分辨,这才千百年来,造成不儒不佛的思想大混沌!《新论》虽然不同情优侗、附会,可是并没有离开这套作风。我时常想:这个时代,儒者还预备混沌一辈子吗?

掠取佛教皮毛,作为自家的创见;附会到儒家的古典里。然而,如《新论》所会通的般若空寂,破除情见等,到底是儒家没有什么说明的。《新论》即以“莫须有”的辩论法来掩饰。关于仁体的空寂,《新论》说:“虽复谈到空寂,却‘不愿’在此处多所发挥;‘或者’是预防耽空滞寂的流弊,亦未可知。”“儒者在此,只是‘引而未发’。”“孔子于此方面,只是‘引而未发’,‘大概’恐人作光景玩弄。”“孔子于门弟子问仁者……不曾克就仁体上形容是如何如何——《新论》还知道如此——:一则此非言说所及;二则强形容,亦恐人作光景玩弄。孔子苦心处,后人固不识也。”关于毁皆生死,《新论》以为“孔子‘不肯’从这方面说,佛家偏要揭穿”。关于破除情见,《新论》说:“孔子境界高,‘不肯’向这方面说,应有佛家说。”《新论》的“莫须有”论法,真是妙绝千古!似是而非的片言只句,称之为“引而未发”,推想为“大概”、“或者”、“亦未可知”。毫无文证的,如以仁为体等,解说为“不肯说”、“不愿说”。玄学家的会通,妙哉!妙哉!不过,“大概”、“或者”,仅是《新论》的推想,古人何尝如此?《新论》何以知道境界高而不肯说,恐人玩弄光景而不愿说,不是在情见中头出头没,境界低而不会说,不发明此事而不知道说?老实说:不说就是不说,就是没有说过,让孔老夫子没有说过吧!莫替死人作主!《新论》说:“孔子苦心处,后人固不识也。”但《新论》这番“苦心”,总算被老僧一眼觑破了!这也许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