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不满于佛家的出世人生观，以为“佛家毕竟是出世的人生观，所以于此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乃但见为空寂而已”。“佛家语性体，绝不涉及生化”;“只是欲逆遏生化以实现其出世的理想”。《新论》虽以为佛家确是有所证见的，但终于说：“佛家原期断尽一切情见，然彼于无意中，始终有一情见存在，即出世的观念。”
佛家的空寂，确乎与出世有关；如不能出世，那里会发明非一般玄学所及的空寂!出世或者恋世，这由于时代、环境、个性不同，本是不能强同的。恋世，也许有他的长处；出世，也未必如《新论》所见的“根本差谬”。
儒家的文化，代表庸众的人生观，缺乏出世思想，局限于平凡的浅近的现实。代表庸众心境的儒家，于天地间的生生不已，虽也感到“天地不与圣人同忧”,虽然终究是不了了之——未济，但到底倾向于生之爱好，觉得宇宙间充满了生之和谐，一片生机!因此推想到拟人——有意的——的天或天地，于人有莫大的恩德，歌颂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有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于是，物种的“仁”,即被解说为道德的根源，即生生之机了。老子的观点即不如此。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的产生又灭亡，存在又毁坏，一切在如此的过程中；假定天地有心，那确乎未免残酷!老子不满现实，即有些出世思想，所以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由于不满现实而来的出世倾向，也并不稀奇，孔子在心境不顺时，也会想到“乘桴浮于海”的。
从法尔如是的缘起法界看：儒与道，可说各有所见。儒者欣赏那生生不已的生机，所以说“仁”;老子领略到灭灭不已的杀机——《阴符经》说：“天发杀机”——,所以说“不仁”。这都是经验于现实不同观感。现实即是如此：有生也有灭，有爱也有恨，有和平也有战争。歌颂生生不已而以仁为本体的理学者，可以说：有所见而有所不见。依《阿含》来谈谈佛法：在如实的自证中，世间与出世，都是闲话。在一般心境，安于现实的世间，不满现实的出世，都是情见。爱着世间是“有爱”,厌毁世间是“无有爱”。佛家从出世的情见——涅槃见——中，开发出“空相应缘起”的智见。真能有所契合，应该不但是出世，而更是入世——不是恋世——的。佛家说“缘起”、“缘生”,并不歌颂生生不息的至德；生与灭是平等观的。由于从无限时空——流转不已去观察，觉得世界是成而又毁，毁而又成；众生是生生灭灭、哭哭笑笑、忽进忽退、相爱相杀，如此这般的“恒转”下去，真是莫名其妙的大悲哀!于此有彻底的觉悟，所以生出离心，生悲愍心。这可以说：天地虽不妨无心而成化，圣人却不能不与众人同忧!
论到出离，佛家从“生者必灭”而“灭不必生”的定律，确信苦痛有彻底解脱的可能。所以说了“此生故彼生”,即反过来说“此灭故彼灭”。对于苦迫的世间，称此解脱为出世。佛家的出世，不是出家，多少在家的佛弟子，有家庭、有职业，凡有所证会的，不一样就是出世吗?也不是到天国，乘桴浮于海，解脱的圣者，还是在这人间的。也不是死后，是“现身作证”的。所以，出世并不如《新论》所想像的。是以信、戒为基，正觉甚深缘起，不但通达因果的秩然有序——法住智，而且悟入缘起的性自寂灭。由于正觉现前，情见与业习的治灭，开拓出明净心地，不为世法——苦乐等——所惑乱。有此正觉，行于世间，才能释迦那样的如莲华而不染，迦叶那样的如虚空而不著。如此的出世，似乎不可以呵毁；否则，《新论》所标揭的“自证相应”先该自动取消!不是这番出世的人生观，《新论》从那里去发见空空寂寂的穷于赞叹!儒家能有此一著吗?至于无余涅槃，是“离欲、灭、息没已，有亦不应说，无亦不应说，有无亦不应说，非有非无亦不应说”;“生亦不然，不生亦不然”;但说“甚深广大无量无数皆悉寂灭”。这是迥绝思议的，《阿含经》从不说个什么,如此如彼。龙树《中观论》,抉择得最为了当。《新论》解说为“入无余涅槃时，以惑尽故，得出离人间世或生死海；而个体的生命，乃与寂然真体契合为一”。这样的无余涅槃，不过是自以为然。涅槃是什么?还有世间可出离的；还有什么生命去与涅槃冥合的?这些，出佛道之外，到有点与神教的“神我离系独存”,或“小我与大梵合一”相像。这可能是“新的佛家”!《新论》在论到天地毁坏时说：“染污不得为碍，戏论于兹永熄。”这虽然意许不同，而说明的方便，倒有点与涅槃近似。
佛家的毁訾生死，是觑破这生生不已的“恒转”,有解脱可能而不知解脱，醉生梦死的扮演着愚昧的悲剧。佛家要起来揭穿他，否则将永久的迷醉于现实。这如见到社会困苦、政治昏愦，即不能不起来揭破，否则是不会革命、不会改善的。生生不已的根源，即是爱：“顾恋过去，耽着现在，希乐未来”,或是我，或是我所，深深的系缚着。这些，本是庸常的心境，平常不过，又切实不过，因为是一般“人同此心”的。佛家见到这流转不已的悲哀，即生出离心与悲愍心。如未能出世的，教他信三宝，知因果，行布施，持戒，修慈(悲喜舍)定——以慈悲心而入定，类于儒家的“三月不违仁”——,即是人天法，与儒家的精神相近。有出世倾向的，如以“己利”——即自证得解脱——为先的，即声闻法。如悲心增上，“未能自度先度人”的，以无限悲愿、无限精进，不急求自证而行利他的难行，即是菩萨。等到福智具足，悲智相应而妙觉圆证，即是佛。大乘精神，类于儒家而不同儒家，《新论》也有所见。如说：“大乘不舍众生，似有接近儒家的人生观之可能；然毕竟未离出世思想的根菱，终与儒家异辙。”《新论》以“出世”为错谬，而不知大乘的不同儒家，即以出世的空慧，扫尽世欲仁爱的情见，而使之化为不碍真智的大悲。《新论》也知道“谈生生真几，恶知其不以惑取势力为生命耶”?但自以为儒家的“仁”即是空空寂寂的，无需乎出世空慧的融冶；其实，儒家何处说仁是空寂的?赞美空寂而怕说出世，即是《新论》的根本情见!空寂，在《新论》中不过是点缀儒门，庄严玄学，何曾理会空寂来!
如依《新论》一二三的方式来说：庸众的爱乐的人生观，是———正。生死的毁皆，否定我爱根源的生生不已，是二—反。出世，不但是否定、破坏，而更是革新、完成。行于世间而不染，既利己更利他，精进不已，是三——合。这即是出世的真义，真出世即是入世的。出世，不仅是否定，而富于肯定的建设性。除身心修养不谈，除大乘不谈，在原始教团的生活中，也充分的表现出来。家庭，可说人伦的根本，也可说罪恶的渊薮。因家庭的私爱而出现的私产制，佛家否定他，建设起十方僧——群众——物的“利和同均”。因血统偏爱而此起的种族不平等，佛家反对他，唱道四姓平等。不仅是种族的平等，也即是职业层——教化、军政、农(商)、工人——的平等。佛教僧团中，没有特权者，没有统治者，以僧和合的羯磨——会议，推行一切。佛教的出家，不是隐士式的，是过着集体的、精严的生活，平等的、自由的生活。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中，只能做到如此，但不是等待“大道之行”于将来，而是当下去建设自己的。时代的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统文明保护者；老庄出世，仅是清谈、玄学的个人主义；释迦是婆罗门教——传统的——的反对者，宣言自觉自证的宗教革命者，集团生活的实行者。儒与道的文化，自有他的价值；佛家的出世人生观，也别有他彻天彻地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