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27日，章太炎从长沙返回上海。第三天即10月30日，他在上海国民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题为《我们最后的责任》。
在这篇演讲中，章太炎大骂共产党，大骂苏俄，认为中国必将陷人新的困境。他的这个预感或许有其敏锐的一面，但其背后无疑也有一些原因和一些人的挑唆。章太炎说，国民大学的成立，原本是因为研究国学和反对复辟，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章炳麟过去主张推倒满清，所以要研究国学；因为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推翻满清。研究国学与推翻满清，表面上看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现在各位反对江亢虎的复辟阴谋，组织国民大学，这是一件很光明的事。
章太炎指出，江亢虎的复辟已成为过去，不必再说，现在所要反对的，就是那个来自苏俄的什么共产党。章太炎表示，从苏俄传来的共产主义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还在其次，问题是，现在的共产党其实并非共产党，而只是俄国人的一个支部，它们的名字不应该叫做中国共产党，而应该实事求是地称为“苏俄共产党”。这个党不过是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作为他们活动的旗帜，什么共产不共产，简直就是笑话。
很显然，章太炎对共产党有着一种天生的偏见。其实，仔细分析章太炎的批评，他的矛头好像并不是对着中国共产党，而是对着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他认为国共合作的广东政府自诩什么革命政府，发动什么民主革命，其实就是一个笑话，一个凭借着联俄路线的政府有什么资格谈民族主义、谈革命？也就是说，章太炎的忧虑与愤怒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而是因为孙中山之后的广东国民政府的政治路线有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他章炳麟素来坚持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章太炎说，广东的所谓国民政府简直就是俄属政府，这个政府借着俄国人势力，去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所以他坚定地反对借助俄国人力量去策动什么革命，他认为这种做法的最后结果一定是对中华民族的戕害，是对中国文明的摧残，所以必须反对，这就是章太炎说的“最后的责任”。
如果从传统革命史观进行观察，章太炎的这个说法无疑是反动的，是对苏俄支援中国革命的误解或不理解。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认识放到一个长时段进行考察，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这个观察也有其合理性。根据已经解密的共产国际史料，那时的中国革命确实是来自俄国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俄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帮助，不仅没有后来的共产革命，甚至也不可能有“后孙中山时代”的广东革命气象和有力量的北伐。
当然，正像许多研究者早就指出的那样，章太炎的反共、反赤言论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既有南北军政强人的煽动，也有国民党右派在其背后的指使行为。在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孙中山的左转，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持反对立场。这批人中与章太炎走得最近的有冯自由。
冯自由是冯镜如的儿子，而冯镜如是孙中山革命的最早赞助者和追随者。受乃父影响，冯自由在14岁，也就是1895年时加入了兴中会，是兴中会早期年龄最小的成员，有“革命童子”之称。所以革命成功之后，冯自由就是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党国大佬”。
十月革命之后，经历过艰难挫折的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希望，意识到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的想法与俄国政府的想法比较吻合，于是在俄国人的推动下，孙中山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建构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导的民主革命理论。
更重要的是，在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冯自由参加了这一次代表大会，但他坚定地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冯自由的反对当然无法阻止孙中山前进的步伐，由此，冯自由在国民党内逐渐边缘化、反对派化，他不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开始和国民党右派打成一片，制造国共不和。
冯自由（1882—1958）
孙中山被国民党内的左派所包围，而他个人也确实对中国共产党中的年轻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个人人品及能力赞赏有加。国共合作在热烈地进行着，但确实潜伏着相当危险的因素。孙中山去世后，这些危险的因素浮上台面，冯自由与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组合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通过一系列反共决议，为后来的国共分裂制造了理论依据。
冯自由、张继等人都是章太炎的老朋友，他们在许多政治理念上意见相近。冯自由的许多政治活动都与章太炎有过沟通和交流，在反对孙中山等问题上，章太炎很容易与冯自由达成一致。所以，当冯自由在京沪“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里发表言论，认为中国政治架构不可能也不应该全盘照搬西欧体制；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共产主义，照搬苏俄模式时，章太炎的思想与冯自由的主张产生了高度共鸣，力主“护党救国”，力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