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局面因吴佩孚掌权而逼走徐世昌,请来黎元洪,换了一个天地;南方的局面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重新走上统一的曙光再现。但对于未来重新走上统一道路的中国应该实行怎样的体制,章太炎又有了新的思考和设计。他在1922年6月25口发表《大改革议》,就是要为中国的政治架构提出一个新的方案。
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对当时活跃着的政治人物及政治制度都有非难和讨论,他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坚持联省自治的立场,创建一个联省参议院,在中央政府层面实行委员制。很显然,章太炎的讨论,是准备给黎元洪的政府提供一个体制创新的范本。
章太炎指出,民国秩序陷入混乱,如果从袁世凯的帝制算起,至今已有五年时间了。直到最近,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复职,法统重光,议者犹谓于法未合,不知法虽密合,综不足以弭乱,欲定国本,则必有大改革,必须从根本体制上拿出办法才行。
那么,什么是大改革,什么是根本体制呢?这就是现行的约法,现行的国会,现行的元首制度。现行约法偏重于集权,国会倾于实力,元首定于一尊。过去这些年战乱不已,说到底,都和这三件事有关。章太炎强调,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就这三件事拿出新思路、新办法,那么战争依然不可避免,中国不可获得一日之安。根据章太炎的看法,辛亥武昌首义,原本各省各自为谋,因而导之,即为联邦之局,而现行约法却与此相反,至《天坛宪法》,虽经增订,使地方权限有所扩大,但亦依然没有联邦之文,其为集权专制之护符,彰彰可见。逆于国情,则桀骜者生心,而寡弱者致死,也就势之必然了。
章太炎说,自1920年湖南提倡自治,西南各省闻风兴起,南方军政府几年前说发起的护法运动,渐为刍狗,渐渐被南方各省所抛弃。1921年,广州国会非常会议曾纠驳湖南省宪法,湖南即有脱离约法之宣言。此事光明俊伟,允惬人意。既然你军政府不能同意我湖南地方自治,那我就离开你好了。根据湖南等省的经验,现在应该允许各省自制宪法,然后再制定联省宪法。各省宪法已成,则约法、夭坛宪法也就可以现行废弃了。一省省宪已成,则一省于宪法已可脱离,不必等待联省宪法制定完成。
至于现行国会,参众两院共有八百多名议员,文意未通,许多议员的能力也仅能写票而已,遑论其他事情。论者谓中国无共和之资格,其实主要就是指中国议会中议员太多太滥,贤愚杂沓,纷呶一堂,其间当然不能说没有优秀秉正不阿者,只是屈于多数,这些优秀之士也就毫无办法,所以议会体制不改革,议员人数不大幅度下降,这种体制害多而利少,是确定无疑的。就拿最近几年的例子来说,这种体制只能有助于独裁者,有助于政治势力绝大者。几年来的国会历史,证明了这种体制下的国会,竟然成为藏污纳垢的渊薮,国会议员竟然成为趋势善变的政治小人,这样的人,怎能担当起国家大事的重托呢?在章太炎看来,国会制度不改革,就不可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政治上的新路。
章太炎根据南北两政府议会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将议员的责任下移,制定省宪法,当由省议会或各法团任之;联省宪法,当由省议会议员任之。自此以后,乃设联省参议院,而现式可永断。一省说选不过三五人,既无贤愚杂沓之病,自少趋势善变之人,较之过去十年所实行的几种议会制度应该更为合理、更为有效。
至于民国建立以来的元首制度,章太炎认为也有很多问题。根据章太炎的分析,现行的民国元首制度,以大总统一人莅政,势必孤注,为殉权者说必争。民国仅仅10年,就发生了那么多战乱,几乎每一次战乱都与攘夺这个大位有关。即便是到了袁世凯之后实行内阁制,争夺大位和总理的战乱也一直无法平息,内阁专权与总统专权,其害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换言之,原本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竟然招来大位之争如此剧烈、如此惨烈,这与帝王专制时代争夺大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5年任期结束,必有喋血之争,这种争夺一点儿不比专制时代争夺大位缓和。民国的总统制、内阁制既然有着这样不易克复的问题,那就应该想想问题究竟在哪里。章太炎指出,不把总统、总理之类的大位彻底废除,这种争夺永远都不会结束,鱼烂及于四方,人民终究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从民国的历史看,能够夺得大位的不外乎这样三种人,一者枭鸷者,二者夸诞者,三者仁柔者。大总统之职不废,枭鸷者处之,则有威福自专之患,而联省或为所破;仁柔者处之,则有将相上逼之虑,而联省不与分忧;夸诞者处之,势稍强则或与枭蛰者同,势稍弱则又与仁柔者同。当选者不管是谁,只要有枭鸷者在,那么谁有本事与之争锋,谁又能有本事争得过他呢?
根据章太炎的分析,逻辑结论就是从体制上不再设立这样的总统或总理,不再给那些枭鸷者任何机会。这样就可以免去各种政治野心家、军事强人为争夺大位处心积虑、不顾人民死活的状况发生。
当然,章太炎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知道现代社会依然需要管理,他的建议只是废除总统、总理这类最容易集权的个人职务,而在中央政府层面以委员制替代个人集权的总统制或总理负责制。章太炎认为,以委员制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鸷者不得擅扬;集思广益,则夸诞者不容恣言,仁柔者不忧寡助。即便是到了选举的时候,则争不至于甚剧;及其履行职务,则乱不至于猝生。自是而后,兵祸消弭。如犹狃于现状,不能毅然改革,中国的政治动**仍然很难从根本上杜绝。
章太炎的这篇《大改革议》后经删润为《弭乱在去三蠹说》,以约法、国会、总统的“三蠹”,以为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没有比这三囊更厉害、更直接的了。强调黎元洪践位于北,孙中山称号于南,北京有国会,广州亦有国会,以法相稽,纷如聚讼。然仔细观察,他们都很难长久,无足深论。欲为现代中国,为中华民国弭祸乱,中国就必须进行大改革,必须重建新体制。而这种改革、这种重建,在章太炎看来就是要彻底从体制上删除三蠹存在的空间,三意不除,中国无一日之安;除了三蠹,中国或许能够进入一个长久的政治清明期。而这个政治清明期的重要支撑,就是各地的自治、联省的自治。地方议会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中央政府成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政治强人回归乡土,那么为大位而发生的政治斗争、军事冲突必将大幅度减少。